新公共行政（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
本书是西方新公共行政学派的领军人物弗雷德里克森的一部代表作，作者在书中以西方新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和理论脉络为研究对象，系统而简要地梳理了西方公共行政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公共行政理论，全面地展现了西方行政学各思想流派发展的轨迹，对新公共行政的历史、起源、代表人物、主要理论观点、理论价值等进行了详细介绍与评述，强调公共行政应更多地关注社会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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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 H.乔治·弗雷德里克森（H. George Fre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132679
出版时间2011-02
版次1
印刷时间2011-02
印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页数124页
字数160千字
定价48元
上书时间2023-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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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西方新公共行政学派的领军人物弗雷德里克森的一部代表作，作者在书中以西方新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和理论脉络为研究对象，系统而简要地梳理了西方公共行政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公共行政理论，全面地展现了西方行政学各思想流派发展的轨迹，对新公共行政的历史、起源、代表人物、主要理论观点、理论价值等进行了详细介绍与评述，强调公共行政应更多地关注社会公平正义。本书最大的特色在于，在国内外首次对新公共行政思想进行总结和评价。本书对于建立中国特色的行政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借鉴意义。
作者介绍：
H·乔治·弗雷德里克森（H. George Frederickson），美国当代著名的公共行政学家、西方新公共行政学派的领军人物，堪萨斯大学埃德温·斯滕尼公共行政专业特聘教授。他曾担任美国公共行政学会会长、东华盛顿大学校长、密苏里大学公共与社区服务学院院长和印第安纳大学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副院长，并曾任教于雪城大学、南加州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和马里兰大学。
弗雷德里克森教授是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学术期刊《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主编，著有《新公共行政》《公共行政的精神》等多部享有盛誉的公共行政学专著，1990年荣获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和全美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学院联合会颁发的特别研究奖，1992年荣获美国公共行政学会颁发的德怀特·沃尔多奖。
目录：
第1章 导论
1.1何谓公共行政？
1.2社会公平
1.3不平等
1.4有价值无涉的公共行政吗？
1.5变革
1.6参与
第2章 新公共行政的时代背景
2.1政治学
2.2新公共行政的五个模型
第3章 社会公平与公共行政
3.1理论和定义
3.2内在公平
第4章 公共行政的静态与动态
4.1变革与回应
4.2理性
4.3其实不然
4.4管理方—员工之间的关系、管理方—公民之间的关系
4.5总结与结论
第5章 公共行政的版图
5.1正统观念
5.2正统观念的衰落
5.3对一种新正统观念的探寻
5.4走向公共行政的结构动力学
第6章 教育与公共行政
6.1公共行政教育——规模、类型、结构
6.2公共行政教育、高等教育的其他领域与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
6.3结语
精彩样章：
《新公共行政》一书是我一直以来都想译介的一本西方公共行政学经典著作，遗憾的是因为近年来总是杂事缠身而未能及早如愿。
我之所以很希望译介这本著作，其原因不仅在于西方新公共行政学派的领军人物弗雷德里克森教授在本书中系统而简要地梳理了在西方公共行政学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公共行政理论，更在于他在本书中所阐发的诸如强调公共行政应更多地关注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等许多新公共行政思想对于当下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具有重要的价值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新公共行政”产生的时代背景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社会、经济与政治危机，政府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传统的行政学说面临着严峻挑战。对此，西方行政学界做出了积极且有力的回应。它们反观传统公共行政的固有缺陷，开始用全新的视角、全新的理性价值审视和研究公共行政的今天以及未来的发展，从而引发了新公共行政运动，并形成了一个新的公共行政学流派——新公共行政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曾担任过美国公共行政学会会长的著名行政学家、本书的作者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教授。
众所周知，当人类进入20世纪后半叶时，整个世界几乎处在一种急剧变革和纷扰不安的状态，科技的迅猛发展，不仅使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不断提高，而且也导致了全球文化的日益普遍化和理性化，所有这些既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例如，科学研究的态度促使人类原有的终极信仰转变为对客观知识和工具理性的 信仰，导致意义的沦丧，形成现代人内在的空虚感，促使人类社会更加世俗化、功利化；科技的发展还造成当代规范系统的混乱——原有的价值规范丧失权威，而新的价值规范系统尚未确立，于是便导致现代人对价值无所适从。
面对社会出现的种种变化，现代政府的确已无法再用过去的管理模式来控制局势和解决问题，因为传统行政理论是实证科学的产物，它自然也就无法指导行政实践，应付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造成的各种危机。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1968年，新公共行政高举“社会公平”的旗帜应运而生，它倡导关注意义和价值、着重建立规范理论，以期促使未来人类社会绽放出一线曙光。
（二）“新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
“新公共行政”是相对于“传统公共行政”而言的，在弗雷德里克森看来，传统公共行政所追求的是一个有效、经济和协调的行政系统，它往往把研究的重点放在高层管理机构以及政府重要的职能部门中，如城市管理、国家预算、宏观计划、人事及组织结构等方面。而新公共行政则不然，它不仅认为公共行政应当以经济、有效的方式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而且更强调把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所追求的目标。“传统的公共行政试图找出下列两个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1)我们怎样才能够利用可以利用的资源来提供更多的或更好的服务(效率)？(2）我们怎样才能够花费更少的资金来保持我们的服务水平(经济)？而新公共行政则增加了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服务是否增进了社会公平？”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行政管理人员不能是价值中立的，他们应当担负起对社会的责任，把出色的政府管理与社会公平作为一种新公共行政的基本原理、应履行的必要职责和应遵循的社会准则，而且社会公平准则本身又赋予了新公共行政新的使命：它有责任改革那些在制度、功能、效果上妨碍社会公平的政策与影响实现社会公平目标的政府行政体制，换言之，新公共行政的使命是对影响和削弱社会公平、出色管理、经济和有效率的各种因素和组织结构进行变革。
“效率”是一个既十分重要又颇具歧义的概念。19世纪末期，效率的特定意义只应用于工程方面，自20世纪初起，效率便开始应用于经济和企业界，由于政府资源有限而且人民的需求日益增长，效率观念也逐渐在公共行政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得到广泛应用。然而，即使是在公共行政领域，人们对效率也有不同理解，对效率的解释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基本类型：
（1）机械性效率。指可以用具体数字表示的投入与产出之比率，它强调的是以最少投入取得最大产出。这种效率亦称“技术效率”或“生产效率”。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观大致就属于此类。
（2）社会性效率。指以社会价值观念为目标，规范地予以衡量的效率，也就是说，效率必须与公共利益、个人价值、平等自由等价值目标结合起来才有意义。新公共行政的兴起即代表着这类效率观的发展。
（三）“新公共行政”对传统公共行政的反思和超越
新公共行政正是在不断对传统公共行政所谓“效率至上”原则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对传统公共行政“效率至上”原则的反思和批判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的。
从理论方面看，新公共行政主张公共行政不仅仅是执行政策的工具，而且还是对广大民众生活各方面都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重要因素，它担负着广泛的社会责任。传统公共行政将效率当作基本价值，强调非人性化和客观化的所谓理性效率，促使组织对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采取机械性控制，个人只是惯性地服从并专注于生产或工作过程，人与人之间变成了工具般地相互操纵，以追求有效率地完成组织目标；而个人则失去了自我反思和自我了解的意识，缺乏创造精神和人格的健康发展，甚至造成组织成员与服务对象之间的疏远和隔离，进而失去了组织应该表现出的社会价值和责任。鉴于传统公共行政“效率至上”原则固有的缺陷，新公共行政采取解释学和批判理论的模式进行研究，以期超越传统公共行政的所谓“理性模式”，它主张行政组织通过“了解”和理想情境的沟通对话来促使公共行政与其服务对象——人民——产生诚挚的互动，以通过增加其对民众的需求做出积极反应来抵消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下的无效率观，引导社会价值，进而实现公共行政的民主政治责任与义务。也就是说，与传统公共行政不同，新公共行政强调建立规范价值，关注人民需要，提高社会性效率，以改善人类生活，实现行政工作的最终目标。
从行政实践方面看，首先，新公共行政认为，公共行政最重要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类幸福，然而，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所强调的指挥统一、层级节制等原则虽然促进了效率，但却面临发展的困境，而且由于社会急剧变迁，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与实际之间的鸿沟愈来愈大，它无法担负起社会责任，更缺乏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自然也就谈不上有效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了。其次，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观也促使一些公共行政学者以机械性效率为标准来评估公共服务绩效。这些公共行政学者被训练得如同专业经济学家，专注于本利分析，并且被假定为“国家意志”的先知者，成为怀特早期对公共行政所下定义的典型例证，即成为“政府目标完成过程中的管理者和材料”。而如此定义下的公共行政，其实践成果又怎么样呢？新公共行政学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奥斯特罗姆以美国胡佛委员会所提出的PPB 预算法案为例对此作了回答。他说，1969年由胡佛委员会所提出的PPB预算法案，经由国会通过，它以产出作为决策的基础，即假定某一方案的选择要基于对资源的有效利用，然而事实上，这种所谓完全科学的假设根本站不住脚，在他看来，PPB预算法案犯了根本性错误，而且它导致了总体上的无效率。最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过分迷信效率，造成了长远性缺乏效率并且已明显造成了更多问题。尽管它强调的行政原则为罗斯福执政时期强化行政权力以及集权控制联邦行政系统提供了依据，但是，这种强调“指挥统一”的效率行政设计也导致了尼克松执政时期著名的“水门事件”成为公共行政领域的一大丑闻。可见，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者认为，效率虽然在某种层次上有其积极作用，但在公共问题的解决上却一筹莫展，究其原因，正是由于按照传统行政学理论设计的政治制度并未表达公共利益，而只是考虑机械性的量化概念，它未曾顾及社会性的公平分配，其结果往往促使社会上有组织者、有权势者以及既得利益者受益最多，而造成越来越多且差距日益增大的不公平、不平等现象。
如前所述，传统公共行政把利用有限资源提供更多更好服务的“效率”和花费更少资金保持和提高服务水平的“经济”作为公共行政的两个基本原则，在传统公共行政的视野中，经济特别是效率无疑是公共行政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弗雷德里克森则提出了新公共行政对此的不同看法，他认为，实现以较少投入换取较大产出即经济和效率目标固然是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和目标之一，但绝不是其核心价值，更不是唯一的价值准则和终极目标。传统的行政机关在执行立法和提出计划时常以牺牲社会平等来强调效率和节约，与其说它照顾一般利益，倒不如说它照顾特殊利益，它以献身于争取公众福利和民众的面貌出现，但实际上却反其道而行之。而新公共行政则强调，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在于社会公平，在于促进公民社会所拥有的、以社会公平为核心的基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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