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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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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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光远
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6-03
版次1
印刷时间1996-04
印次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纸张胶版纸
页数170页
上书时间2024-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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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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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干校时期就有一位同志向我建议，由于过去自己的熟人都搬了家，回北京后遇到熟人，都要留下他们的地址，并且从他们哪里打听共同熟人的状况（那时候这些人都没有电话）。在文革前期和中期，人们都失去了联系，而一个人要在社会上活动，要做工作，没有“熟人”是绝对不行的。我认为这一位同志的主意很好，在熟人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在那个时候的确很有必要。回北京后我真的注意在上街时口袋里带上小本子和笔，随时记下来。有些朋友家里我去坐坐。人们也来看我，这样半载一年下来，许多熟人通过各种机遇有了联系，在来往中沟通了彼此的观点，了解了许多这几年中不知道的事情。陈伯达说的那句“于光远么！在延安时就是我的老对头嘛!”就是这时候在路上碰到一位大学同学告诉我的。
在文革前期，我在市区内上街活动是个“三车阶层”，——骑自行车，搭公共汽车和问司机要车。后来国家科委给我配了一部车。文革开始，专车没有了，也没有要车出门的资格，出门只能使用前面的两种车辆。不过文革初期在北京时我并不出门，除非叫出去批斗。参加批斗会时，我不是走就是骑自行车，偶然坐过两次公共汽车。只有两次例外，一次就是我在前面第一部分写的两派争夺斗争对象，我坐在一派的小轿车里被另外一派小轿车猛追。还有一次是我同张子意到西郊，在去温泉的路上的林学院挨斗，从市内到那儿路程实在太远了，而且是夜间，不得已让我坐过一次轿车。不过我毕竟在文革前常常骑自行车和乘坐公共汽车。因此并没有感到什么不便。
关于同熟人的交往有几个小故事可以说一说。一次薛暮桥到家里来看我，这个时候他也已经“出门无车”了。我们聊了一阵子，他回家的时候，我陪他到南小街24路公共汽车禄米仓站送他上车。我没有想到，他不拉着车门的把手，像上台阶那样跨上了一步。这时司机把门一关就要开车，而他还有一只脚被门夹住了，这个真的把我急坏了，大声喊叫。幸亏司机听到了，没有把车开动，重新打开了门，免除了一场灾难。那时他大概刚过七十岁。
那时许涤新也住在南小街，我有时候到他那里去，他也来看我。他在挨整那几年同薛暮桥一样都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书籍。薛暮桥是把他在文革前的观点整理成一本书的书稿，许涤新系统地研究了一下，重读了《资本论》三卷，写成几十万字的笔记。看样子他们读书和写作的条件比我好一些。我在干校三年时间内对于经济学研究和写作抓得不够紧。
李昌、冯兰瑞那时住在水碓子，不算近，但是因为是老朋友，来往也比较密。有一次李昌舌头上长了一个东西，医生初步诊断是恶性的，我知道了，告诉他绝对不要轻易动手术。我利用了文革前当国家科委副主任管过一个时期医药卫生科技局时建立的老关系，找到了北医口腔科的专家王大琬教授。北医口腔科的水平很高，很快就否定了舌头长癌的诊断。这时我想幸亏注意与熟人建立联系，知道文革前科委十局局长田野的地址，如果没有这个联系，我就无法通过他找到王大琬。万一由于误诊把舌头截去一段，那就太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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