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似一重云：清末童生（仇祥泰）（古紫阳书院会课）筒子页精残标本二通十面：“冬字一号”题目“十手所指其严乎”出自《大学》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暑字七号”题目“管氏而知礼”出自《论语》：“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亦有圈批，文右至左，文书颜体小楷，内含筋骨，挺拔秀丽，令人叹服。此卷取第上等第三名。此二帧对考证明清时期（古紫阳书院）治学经典以及对封建教育制度研究等皆有重要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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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代 仇祥泰
年代清代 (1645-1911)
页数10页
尺寸26.5 × 13 cm
上书时间2021-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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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年久老伤。味道佳。精残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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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年久老伤。味道佳。精残标本。
尺寸：长：26.5厘米
宽：13厘米
此二帧精残，小二初见即喜。
是清末时期（古紫阳书院）童生（仇祥泰）的梦笔生花；
是古人“飞蛾与我捻熄灯，笔砚共我书半生。”；
是长路漫漫、风风雨雨的百转千回后的执着坚守；
是繁华落尽，妙笔眷恋锁清秋的那一份珍藏。
1:以下写（古紫阳书院）美文，颇值一读：
在歙县，其实有两座紫阳书院，并且长期同时存在！
司马狂/文
早几年，就有人问过我，紫阳书院究竟在何处。彼时只知在歙县中学附近，而实际位置一直未曾前往。后，又在相关史料中获悉，渔梁过紫阳桥，入得紫阳山，那才是紫阳书院的旧址。初时，想当然的以为，紫阳山为紫阳书院的旧址，歙县中学的为后迁之址。直至前段时间，亲自前往歙县中学的紫阳书院旧址，回头翻阅资料才发觉，大错特错。
紫阳书院是为纪念朱熹而建，朱子生于福建，祖籍婺源，自称“新安朱熹”，外祖父乃“祝半州”。朱子生前三度返回梓里讲学，乡人对其推崇备至。南宋淳祐六年（1246年），在朱熹去世快半个世纪的时候，时任徽州郡守韩补在府城南门外（今水电局一带）创建紫阳书院。之所以命名为紫阳书院，源自朱熹父亲朱松有一枚印章上刻有“紫阳书堂”，朱熹为纪念乃父，以“紫阳书堂”命名自家厅堂，后世尊称朱熹为“紫阳夫子”。朱松的紫阳书堂，应该是源自歙城的紫阳山。这座紫阳书院朝着的也正是紫阳山，这便是紫阳书院最初的来历。
南宋灭亡以后，紫阳书院也毁于兵燹。元时，改府城南门内的江东道院（今新安宾馆附近）复建紫阳书院。明正统九年（1444年），又迁至县学（今歙县中学）右之射圃，自此一直就未曾再搬离。从这个脉络不难看出，歙县中学的这座紫阳书院，是延续着南宋紫阳书院的血脉。那么，缘何紫阳山又另有一座紫阳书院呢？那是因为在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徽州知府张芹认为紫阳有山，却无书院，缺了些文脉，于是便在紫阳山上又建一座紫阳书院。从这个时候开始，徽州歙县境内便有两座紫阳书院并存，一直持续到太平天国之乱，战后只修复了歙县中学的紫阳书院，而没有重修紫阳山的紫阳书院。
入得歙县中学，那座“古紫阳书院”的山门坊，隐逸在竹林间。金乌的光芒透过竹林的缝隙，洒在石头上，见证了岁月痕迹的青苔似乎瞬间苏醒过来，悠悠述说着往昔的故事。曹文埴手书的“古紫阳书院”字迹依旧清晰，落款和印章使得后世之人，都能回忆起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在曹公的奔走下，众多徽商慷慨解囊，复建古紫阳书院的往事。门坊上的石葫芦，也不知道见证了多少莘莘学子的勤奋与刻苦。
按照古图，山门坊后，便是进入紫阳书院的山门，只可惜，岁月更迭，如今早已没了当年的模样。原本山门坊后有一小门，推开门就能穿过马路前往书院，现在小门也已然封闭。若要前往书院，就得绕出歙县中学，由上路街方向右转，沿山坡而上。坡下有一井，名曰“文公泉”，凿于明代正统年间，井沿圆形，而井身为方形。至今周边的乡人依旧来此浣洗。
文公泉边上石板铺就的道路，蜿蜒而上，草已漫过路磅，爬上石板路。人行其中，似乎依旧能听到，科举时代，士子们摇头晃脑背诵四书五经，相互切磋着八股文心得的声响。书院的院落并不以宏伟的气势而惊人，却因坐落于坡上，拾级而上的时候，抬头仰望，反倒觉着异常雄伟。也许，这也代表着读书人对于此间的向往之情，毕竟高中状元的唐皋就曾求学于紫阳书院，毕竟唐仲实父子、姚琏、汪宗沂这样的歙县文坛翘楚都是紫阳书院的山长，连桐城派的领袖姚鼐也大老远的来紫阳书院做过山长。
山坡上，紫阳书院显然近期又有过修葺，只是奈何铁将军把门，无法入内。绕着偌大的书院外墙一圈，感受着，这仅剩下的古紫阳书院院落，破败感萦绕不去。残垣断瓦，外露的电线，罕见的人迹，时不时听闻的犬吠声，没了山门坊那边的静谧与古朴，多了些落寞的尘世烟火气息。悠悠的过堂风吹过，没来由的打个冷颤，不知道何时古紫阳书院才能恢复往昔的喧嚣，让人步入此间就感觉生机盎然呢？
附录：本文参考文献有《歙县志》、《歙县教育志》，另黄山书社出版有《紫阳书院志》一书，此书在歙县斗山书局有售，有兴趣的可以去书局看看，不过听老板说，他这书不打算出售，哎，也是任性啊。
2:详解清代科举中的童试，以及应试者必须遵守的五项基本原则:
清代前中期是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读书人要想赢得功名，将平生所学货于帝王家，就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在童试、乡试、会试、殿试中过关斩将，方能立足于朝堂。之前关于乡试、会试、殿试的内容介绍过许多，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阅历史记录。本文将着重介绍一下的清代的童试。
何为童试？
童试不能从字面意思去理解，并非是读书人童年时期的考试。童试在民间称为考秀才，也是读书人科举之路上的第一次考试。凡未曾入学、身无功名的读书人，不论年龄大小，统称为“童生”。
童生应试有一个基本原则，必须是以州县为单位，非本州县的童生不得报考本州县的童试。且对童生的应试资格有着严格的规定，只有本身无刑伤过犯，又非贱籍，且不是优倡皂隶之子孙，方能在州县衙门登记报考。
顺治二年规定： “童生有籍贯冒假者，尽行褫夺。如祖、父籍在二十年以上，坟墓、田宅俱有确据，方准应试”。此后，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几代帝王，又对童生应试有了更加完善的规定。至此，确立童生应试的五项基本原则，即出身清白、本籍报考、无匿丧之举、无枪替之弊、廪生保结。下面具体来讲。
一、童生应试出身要清白
身家清白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可以理解为政治审查。这指的是童生的父祖三代都不能有污点，童生本人也无刑犯过错，其祖上三代亦不能是贱民贱役。
古代社会民分四等，即士、农、工、商。士的地位最高，因此清政府认为 “士为读圣贤之书，为乡人法则也”。因此雍正帝提出，童生 “必敦品励学，谨言慎行，能为人表率，方可选取入学。”清初时期，由于社会风气不正，很多生员出身者，不顾名节，或出入官署，包揽词讼；或武断乡曲，欺压平民；或违抗钱粮，蔑视国法，影响极为恶劣。
因此，清初统治者尤其重视生员的道德品质，对应试的童生进行了严格的试前筛选。至道光四年（1824年），针对有意抗粮纳租的行为，清政府特别规定： “嗣后凡有拖欠粮租，在官告追未结者，本人及子孙不准应试。每届考试之年，责成地方官衙门仔细查核，粮租完清后，方可照准赴考。”
从实际的执行情况来看，虽然清政府对应试者的品德要求很高，但在报名应试的过程中，各省官员能够真正掌握的还是童生有无过犯这一条。
所谓的贱籍，指的是乐户、丐户，以及锣夫、吹手、剃头夫、修脚夫、喜娘、轿夫之类的，还有是在衙门当差的，如粮差、衙役等，他们的子孙均不得应试。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因为封建时代例有封赠之例。比如清代时一品大员可以封赠三代，二三品可封赠二代。假如被封赠的祖、父为贱民，那么就会被认为是玷污朝廷科名。
如此以身家清白为应试的硬性规定，无疑会将很多应试者拒之门外，当然也就会有很多有学问的读书人将无缘于科举。为了规避这一问题，就出现了很多地方隐匿身份，冒籍参考，这也是清代历年科举中经常发生的事情。
二、童生应试须在本籍报考
清代沿袭明制，将全国府州县分为不同的等级，和赋税多寡一样，府州县学同样也有固定的录取名额，官方称谓为“学额”。学额的标准主要取决于当地的科教发展程度以及人口多寡。比如像江浙地区，因为人数较多且文化发达，所以学额相对较多，再如云贵地区，因文化落后，人口较少，固学额较少。
这样也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比如江浙两省由于竞争激烈，往往是数百上千人争夺一个学额，而云贵偏远地区则是几人或十余人争取一个名额。这样就导致了一些文化发达地区的应试者冒籍到偏远地区，挤占当地的份额。
冒籍跨考是制度所不允许的，尽管清政府对此有着严格的规定，又出台了相关的措施进行防范。但有清一代，冒籍现象还是禁而不止，十分普遍。
冒籍现象屡禁不止和清政府的户口管理问题也是密不可分的，防止冒籍首先就得解决好应试者的入籍问题。乾隆三年（1738年）明确界定入籍条件： “定例入籍二十年以上方准应试，系指无籍可归者而言。如本有应考之原籍而以寄籍地方有田庐可据，希图两处考试者，断不可行。”
这里所说的寄籍是指考生现居住地，这种情况十分常见，因此在清初中期，成为官府的棘手问题之一。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应试者往往不被当地官府所接收，导致了入籍困难重重。嘉庆三年，对于入籍问题进一步做出规定：凡生童具呈入籍，寄籍地方官限十日内核办，原籍地方官只须据文立案，亦于十日内回复。至此，应试者入籍程序才趋于完善。
三、童生在居丧期间不得应试
古代社会，最讲究万事以孝为先。清代入主中原后，提倡以孝治天下，具体反映在百姓身上，就是要孝敬父母、祖父母。而封建时代又尤其讲究“守制”。按照传统礼教，凡遇父母、祖父母之丧，子孙（这里指的是长房长孙）要谢绝人事，为官者须解除职务，在家守孝二十七个月，称为丁忧。
历代科举考试都规定，守制期间士子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清沿明制，规定士子应试，不论是童试、乡试、会试、殿试，也不论文科还是武科，甚至是旗人的各种科举科目，如遇守丧之期，皆不准参加考试。
雍正七年（1729年），朝廷议定：童生遇父母之丧， “不许应府州县及院试，有隐匿敢进者，照匿丧治罪”。乾隆元年（1736年）规定：嗣后童生遇试期， “照旧取具并未匿丧甘结。如仍有匿丧应试者，除本人严行查究外，其扶同冒结之人一体治罪”。
尽管朝廷对居丧应试者有着严格的限制措施，但每次童试都会出现隐匿者。到了嘉庆以后，政策有所放宽，对违反规定参与应试者的处罚减轻，但其居丧不应试还是作为其原则性的政策，直至清末废除科举为止。
四、童生应试过程中无作弊行为
雇枪手代考，是科举制度创立后衍生的附属产品，历朝历代屡禁不止。宋代以后，科场条例中就明确规定严禁枪替，以保证公平取士。清制，童生应试须本人至州县衙门，当堂填写年龄、体貌，考试时必点名入场，以防止枪替之弊。
雍正十一年（1733年），针对地方官徇私舞弊，不肯点名的情况，再次重申：县考必须点名，核对身份入场，如违法规定，造成假冒枪替之弊，照例严惩。十三年又定惩罚之细则：嗣后凡有代笔之枪手，照诓骗举监生员人等财物例，枷号三月，发烟瘴之地充军；其代笔之人亦发烟瘴之地充军；知情不报者，杖一百；失察之官员，分别严加议处。
作弊行为一旦发现，立即取消应试资格，获得秀才功名的学子，亦剥夺政治权力，终生不得参加考试，且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条例规定不可谓不严，但有清一代，枪替屡屡发生，且在童试这一级别的考试中最为常见。因为，乡试、会试相对更为严格，此类现象出现的反而不多。
五、童生应试须廪生出具保结
“保结”是指担保，“廪生”是指府州县学的生员，是秀才中考列的一等者，可享受朝廷的各项补助待遇。按清制，童生应试须有本州县的廪生保结，以担保该童生符合报考资格的各项规定。
雍正元年（1723年）规定：保结廪生不得擅保品行不端之士。六年规定：童生如有冒籍等弊，保结廪生斥革，一并治罪。乾隆八年（1743年）重申：童生有冒籍、匿丧、枪替等弊，保结之廪生知情同罪。
保结制度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童生应试出现的各种弊端，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廪生同样会承担着很高的风险。很多廪生就有由于被蒙骗，事发后遭到了严厉的惩罚。因为保结是硬性规定，所以应试的童生就必须要找到保结之人，由于廪生对被保之人往往是出于乡情，又或是出于情面，不得不保，但对被保之人又缺乏相应的了解，致使因此而受害。
但整体而言，廪生保结这个规定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作弊的发生。毕竟参加童试的作弊是少数，大部分读书人都是凭着真才实学而考取生员的。
清代的童试自康熙十二年（1673年）以后，实行的是三年两考，其后形成定制。又童试分为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只有在通过院试后才能获得科举考试中的第一个功名——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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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君书院静，莎覆藓阶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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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解读：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子曰：“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大意：孔子说：“管仲的器量小啊！”有人说：“管仲节俭吗？”孔子说：“管仲收市租，他手下的人都不兼职，怎么能叫节俭呢？”那人又说：“管仲知礼吗？”孔子说：“国君在大门内立照壁，管仲也立照壁；国君为了跟邻邦友好，大厅里有放酒杯的设备，管仲也有同样的设备。管仲都知礼，那谁还不知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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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大意；曾子说：“独处的时候其实也有无数人的眼睛注视着你，无数人的手指着你，这难道不严峻吗？” 【讲解】这是门人引曾子平日的言语，以发明上文之意。严，是可畏的意思。曾子说：“那幽独去处所干的事，人只说无人看见，无人指摘，可以苟且，岂知天下之事，有迹必露，无微不彰，那为善的，虽不必求知，毕竟人自然晓得，那为恶的，虽要遮盖，毕竟也被人识破，一些掩不得，莫说无人看见，乃十目之所共视也，莫说无人指摘，乃十手之所共指也。幽独之中不可掩，一至于此，岂不甚可畏乎。”知其可畏，则慎独之功，自不容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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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科考，除童试和殿试为考生亲笔书写、考官直接阅卷外，乡试和会试均采取试卷誊录制度，由专人誊抄，以防止考生作弊。试卷以行楷恭录，呈给主考官通览，而不至窥出笔迹，刻意庇护。所有考试，均要求考生精通八股文。其内容取自四书五经，文体必须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须用古人语气，绝不允许自由发挥，且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都要相对成文，字数也有限制。行文也充分符合八股文特点。毋庸置疑，八股文将读书人的毕生精力都限定在几本书上，严重束缚了他们的思想，势必将科举制度引向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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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主 衔蝉 以古为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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