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本大同：古贤大幅写经一纸：写经，就是抄录经书。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佛经须通过手工抄写来复制和流传，许多寺院皆供养职业抄经人按照一定格式规范来抄录佛经。此物采用上等黄麻纸，自然古旧，墨色如漆，如魏晋人写经独特面貌范式,淳朴自然、圆融天真，彰显古时民间艺术生活的生生不息。前人沐手而书的一页虔诚，折射出世界“真如佛性，非是凡形，烦恼尘垢，本来无相”的率真大同。
￥ 4500 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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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古代佚名
年代不详
页数1页
尺寸26 × 7.6 cm
上书时间2020-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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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相描述：七品
- 因年久蛀洞、边缘老缺。整体品相尚可，瑕不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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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年久蛀洞、边缘老缺。整体品相尚可，瑕不掩瑜。
尺寸：长：26厘米
宽: 7.6厘米。
由此精美嘉物引申以下：
1:古代写经：
是以佛教的信仰崇拜为心理基础，以寺院为集散中心的一种全社会投入的活动。无论官署、民间，还是僧侣、他们用抄写佛经的这种形式，来表示皈依、虔诚。虽然它是从实用开始，但依旧走向对美的追求。例如人类文明早期的陶器、象形文字都是实用功能为先，却早就包含了审美功能。从甲骨文开始，文字已经包含了美学规则，到现在都没有变。
1900年，敦煌藏经洞无意被开启，敦煌学也随之兴起。敦煌藏经洞所出文书，学界一般称为“敦煌文书”或“敦煌遗书”。在敦煌文书中，九成左右的文书属于佛教文献，种类繁多，数量可观。这些丰富的材料记载了敦煌地区轰轰烈烈的抄经历史。
佛教诞生于古印度，但是为何抄经活动能够在千里之外的古代中国社会经久不坠，这是值得深思和探讨的问题。口耳相传是古印度文化传承的主要手段，而文字书写的意识较为薄弱。佛教诞生后，佛法“皆口口相传”，不立文字。此种传法手段导致佛经大量流失，教团内部也因记诵差异而出现分歧，并加速了教团分裂。与此相反，我国古人却有“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的认识。因此，当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之后，信众积极传译书写。此外，古代中国文字的统一和纸张的使用又是印度社会难以比拟的。古印度小邦林立，语言各异，佛经不易广泛流传，而古印度书写所使用的贝叶也不利于广泛使用。因此，我国古代社会拥有抄经活动轰轰烈烈展开的思想认识和物质基础。而真正刺激民众抄经活动的是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和“功德回向”思想。在佛教的宣扬下，民众逐渐接受抄写佛经是一种善事的观点，认为抄经行为是“胜因”“功德”“善根”“福”“善果”“胜业”“福善”“福田”。而末法思想是民众热衷抄写佛经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最迟到北凉时期，已有人相信中国进入末法时期。末法时期，经像俱毁。笼罩在末法恐惧下的民众积极书写佛经，“存经以备法灭”，著名的房山石经便是在此种思想影响下形成的。
对于敦煌地区的抄经活动，必须站在历史大坐标轴中，以更宽阔的视野加以审视，才能辨别敦煌与中原地区文化的异同，考察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同时，因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须综合应用宗教学和历史学方法多方面考察，以便从有限的材料中获得更为饱满的信息。
官府和寺院的抄经活动
敦煌写经中，一部分经文是由官府和寺院组织抄写的。寺院和官府组建的写经道场是如何运行的？史书阙载，无从得知。幸运的是，敦煌文献中保存有抄经道场遗留下来的《抄经历》《配纸历》《勘误历》《抄经名册》等各种原始记录。这些史家眼中的“边角料”，成为今人了解古代道场抄经运行模式的宝贵资料，也为我们清除一块史学盲区提供了可能。
敦煌抄经道场的抄经生和校对者一部分由寺院僧人充当，一部分由世俗社会中的衙牙担任，在吐蕃时期部落百姓也成为抄经大军中的重要力量。出于虔诚和阅读的方便，楷书是道场规定使用的字体，抄经者在抄经之前要熟读经文，熟练掌握生僻字的写法。古代物质匮乏，为确保纸张不被抄经者偷盗和浪费，道场制定了严格的纸张使用制度。抄经生所用纸张是道场按照《经录》一次性发放的，如果抄经生抄写有误，需要以废换新，并登记在案。所抄写的佛经，一般经过两至三次校对，才可以入藏。吐蕃时期多则达到九次，这与当时抄写者水平不高有很大关系。如果校对者发现抄写有误，抄经者必须重新书写。校对出的错误和书写的错误，均记录在役工册中，是校对者和书写者日后取得报酬的重要依据。抄经道场有严格的抄经制式：“散说一十七字为行；偈颂二等：四、五言则四句为行，七言偈则二句为行。”抄经制式的执行为检校佛经提供了方便。抄写合格的经文才可以归入寺院经藏，并由经藏“所由”（即经藏的管理者）负责经文的日常护理和借阅。
敦煌文书中保存了一批武后为其父母祈福而抄写的《金刚经》和《妙法莲华经》，在佛经尾部有抄经列位信息，记载了抄经时间、抄经生及抄经生所属机构、校阅人及校阅人所属寺院、抄经使和抄经判官、装潢人。武后发愿抄写的经文，由左春坊、秘书省、弘文馆、门下省楷书手担任，所抄佛经经过“三次校对”“四次审阅”，其中校阅者由当时长安、太原等地的高僧大德担任。抄经使和抄经判官，负责抄经质量和抄经物资所需。武后抄经所留存的实物，是今人打开古代皇室抄经历史的一把钥匙。
信众的抄经活动
与寺院和官府大规模的抄经活动不同，民众一般抄写小部头的佛经，抄写完毕后通常在佛经尾部书写一段“题记”，用以记述抄经者身份、抄经时间、场合、缘由、祈愿内容、抄经经过等信息，所记内容丰富多彩，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抄经题记体现了民众的佛教信仰以及对佛法的理解，从中不难窥探佛教思想融入中国社会的历程。其次，传世文献中记载民众生活的内容少之又少，史官们更关注的是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和维护长幼尊卑的礼乐纲常，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往往惜墨如金、阙而不载。然而，普通民众的历史才是有血有肉的历史。幸运的是，抄经题记弥补了这种缺失，淹没在历史迷雾中的民生影像借此越来越清晰地展现于世人面前。抄经题记记录的并不是古人生活内容的全部，却是现知材料中最为直接观察古人生活世界的“窗口”。从抄经题记可以看到古人种种世俗诉求和民生所向，如：延寿愈疾（S.6230）、分娩平安（P.2900）、护国安民（P.2312）、转为男身（书道博物馆藏）、合家团圆（S.2360）、早归故土（S.2605）、消除牢狱之灾（BD05671）、风调雨顺（北0686）、两国和好（S.1963）、仕途通顺（S.87），等等。
参与抄经活动的人物涉及社会各阶层，总体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皇室贵胄；其次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而为数最多的是走卒贩夫、工农兵学等芸芸众生。抄经者抄写佛经时，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趋向性，即一般在佛教神圣的日子中抄写，他们将本来均质的时间分割成神圣和非神圣两部分，认为在适宜的时间内书写佛经，功效大于平日，更为灵验可感。在佛教上报“四重恩”思想的影响下，父母、眷属、师僧、国主是抄经者主要的祈愿对象。
佛教一直强调善恶果报的必然性。信众也坚信写经是善因，会带来好的果报，而结果却并非信众所期待的那样。按此逻辑推理，信众的抄经活动应该昙花一现，不可能在历史上久行不坠。以何种心态理解这种有悖常理的行为呢？这与佛教三报论思想的传播有很大关系。抄经者同意将福报延迟至下世或者扩展到眷属身上。同时抄经者通过虔诚的抄经行为，如刺血写经、书写重要典籍，来优化福报结果。随着佛教信众增多，以盈利为目的的抄经坊和抄经生产生，“买福卖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抄经供养完全世俗化。可以说，在抄经市场中，俗众抄经是在世俗利益标尺下所做的宗教信仰行为，书写佛经是其获得福报的手段之一。
通过对敦煌写经的研究，可以看到：敦煌藏经洞所出文献因特殊的历史遭遇，反映同一历史事件的文书散藏于中、英、法、日、俄等世界各地。如果孤立地分析某地所收藏的文献，其历史信息是非常有限的，据此难以把握文书本来的性质。但如果采用综合研究的方法，将反映同一事件的、散藏于不同机构的文献搜集起来，犹如将历史的片段缀合起来，最终可获得完整的历史全景。此外，在解读抄经题记时，既要避免过度解释，又必须将其放在整个大的历史背景中，这是解读所有抄经题记时必须要遵循的原则之一。如此才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抄经题记所蕴藏的历史信息，抄经题记的内容才可以变得更为饱满。而对于抄经题记中所表现的今人难以接受的行为，今人应以同情的态度加以审视，而不可一味地将其贬为愚昧无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更为贴近古人的生活，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事原则。
（作者：赵青山，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6—10世纪敦煌地区抄经史”负责人、兰州大学副教授）
2:写经大类：
六朝写经：处于写经的发展时期，字体多变，风格还未定型，有类似隶书的字体，比较推荐隋人写经，接近唐人写经，但是又不像唐人写经那么成熟，所以别有一番意趣。
唐人写经：我们说写经，一般是指唐人写经，风格已经完全成熟，与现代人审美吻合，格调很高。最为推荐。
宋人写经：现存数量不多，比较优秀的当属金粟山大藏经，但是由于宋人写经趋近于雕版印刷风格。
元朝以后写经：代表人物赵孟頫，文征明。其实这一类写经已经归类已经比较模糊了，气息与唐人写经相去甚远，一般习惯分类在小楷里。而清朝以后小楷多是馆阁体，印刷体为主。
日本古写经：日本写经是一个独特分支，很好地传承了中国写经，并有所发展，独特的大字写经体系，很值得学习。
大字写经是指字径2.0cm以上的，一般写经字径在0.8~1.8之间。
3:较个真！敦煌古代写经手的报酬到底是多少？
旃檀佛艺
2019-12-02
也论敦煌古代写经手的报酬
并及中古时期农民生计问题
文/申尧
不久前，拜读赵声良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敦煌古代写经手的报酬》，文采斐然，功力深湛，让后辈受教匪浅。先生文后有读者提出了一点疑问，质疑赵先生提出的日写经两千字的观点。敝人对赵先生文章内容既佩服、赞同，又稍存疑惑，故据此议论。既为赵先生辩护，又提出一点不同的意见，以备来者拍之。
先生涉笔关注的，便是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2912号文书，现引如下：
“写《大般若经》一部，施银盘子叁枚，共卅五两。麦壹百硕、粟五十硕、粉肆斤。右施上件物写经，谨请炫和上收掌货卖充写经直，纸墨笔自供足，谨疏。四月八日弟子康秀华”。
这是央视纪录片频道播放的《汉字五千年》第六集当中出现的镜头，“电视节目中讲，当时的写经手日子还是过得很富足。因为经专家们计算，施舍的这些物品，按当时的价格来算，相当于3000斤小麦。”
赵先生据此进行了详细的剖析，有兴趣者可以阅读原文。最后结论是“当时的这点报酬，对于抄经手来说，实在是太低了，连勉强糊口都很成问题。电视节目讲抄经手‘过得很富足’，显然是错误的。”
真的是这样吗？以下不揣浅陋，本着不认真不舒服“斯基”的精神试着分析一下。
1、“卅五两”是价值还是重量
“施银盘子叁枚，共卅五两”，这蕴含什么信息呢？35之数并不能被三整除，可见不是同样规格，按照此前考古信息，一般银盘子也就是500克左右，下文另证。
赵先生文中说“这是中国的斤，折算成625克”，这大致不差，但要注意的是，在唐代，是大斤的概念。
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庄出土记有重量唐银器7件，推算平均每两42.8克，合斤684.8克。又1979年山西平鲁出土“金铤”，自记重二十两，重807.8克，则每斤约646克；同出土“员外同正铤”，自记二十两，重283克，合斤重226.4克。按此每斤有折合约665（大）、约 226（小）克之分。而且，大重恰好是小重的三倍。则古书上说北周、隋以古斗三合并为一，是确实的。并且，考古资料也证明，在唐代，显然大小计重办法是并用的。
回到敦煌文书，三个银盘子如果作价35两，则总重或约为1456克，或为495克。显然前者为是，敦煌文书记录的银盘子系采用大斤换算，平均除以三，也证明一个银盘子可能就是重500克左右。
按照考古资料，此处35两应系记重，而非价值，并且银盘为银制品，比银本身价值高。又可见当时施主的体贴和“如法”，经云饮食、卧具、医药、衣服四种供养之说，四供合于法度，不过是了“四”这个数。经文中的四供养是刚需，而此时供养者仅略供食物意思一下，可见当时物价不算腾贵。
除了银盘子，算上其他供养，实际上的破费还要多。供养物还有麦子、小米和面粉，以及纸张、笔墨等，唯独没有钱，这又是为什么？这或许遵守“不捉金钱”的佛家戒律，供养银器则或是因循以金银等七宝供养的规矩。施主并未提供黄金，或者当时黄金并不易得。再者由于粮食不多，不是“货卖”主体，焦点自然在银器。
文中请和尚“收掌货卖充写经直”，则又可玩味一番，这就牵涉到所有供养在当时大致的物价水平。文书没有记录时代，则我们按照唐代以前的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脉络，假定为唐初，大致梳理一下。
2、唐及以前人民生计及购买力问题
按吕思勉先生《两晋南北朝史》，战国李悝尽地力之教曰：“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这是古代记载农民生计最古、最清晰的分析报告。
吕思勉先生论此曰：“不足四百五十，合粟十五石；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假亦以粟十五石计；则五人终岁，当得粟百八十石，乃可勉支，此为至俭之率矣。”
按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史（上）》：汉代1石=2市斗，1市斗=13.5斤，1石=27市斤。汉代1石为20000毫升，1斗为2000毫升，即秦汉时期1斗禾重2.7斤,这也是以实物测量所得数据。”
因此，秦汉时期一石粮食，重约27斤，五口之家全部收入约4050斤，而实际“勉支”还需要800斤。
按李悝所言，一夫月食40.5斤粮食才勉强果腹，每天1.35斤，这点干粮，不可谓不苦。赵先生也说：“一个人平均每天可以有1.25斤小麦……恐怕还不够抄经手的基本生活。”
李悝时代（公元前五世纪）战国时期粮价45钱购27斤，合1.67钱一斤。农民年岁收入6750钱。纳税675钱、吃饭4050钱、平日祭祀过节费300钱、穿衣服1500钱，这就6525钱了，余下225钱，还不算求医问药等支出，怎么能不穷困呢？
随着垦殖技术和经济发展，到了汉代，亩产增加，税收也相应增加，魏晋时代到了三七开的惊人税率。所以人民温饱常常出问题，年谷不登，便要忍饥挨饿，甚至到处流浪，易子而食，死填沟壑。
隋承北周，度量之器合古代三斗为一斗，一斗8斤左右（又见以下大小斤之别）。按《资治通鉴》，隋大业七年，米一斗卖至数百钱。其后，据《太平广记》，米斛万钱，即每斗一千文。再后，隋恭帝义宁元年，米价更高到三千文一斗。《通鉴》云义宁元年十二月乙未东都米斗三千，人饿死者十二三。
按照上述物价体系，从三四十钱/斤，125钱/斤，不断攀升到375钱/斤……难怪饿死人。
到了唐代贞观年间，物价非常低廉。就米价来说，每斗只卖钱四五文，或甚至两三文。《贞观政要》“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以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需要注意的是，三斗为一，则此时物价约0.4-0.5钱/斤，比唐初隋末便宜几十倍、上百倍，不愧贞观之治。
在唐代米的最高价格约四百文一斗，大部分时间约一百文一斗。故可知一两银最多可以换粮2000斤，最低可换80斤。35两银子可换2800斤至11200斤。所以《报酬》一文认为大约值3000斤粮食在通货膨胀水平上是可靠的，但如果是丰年，那可就远不只这些了。按照银器加工“半工半料”的规矩，三千斤就要翻一倍，这三个银盘子的价值六千斤粮食打不住。
3、供养内容的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记录当中还有“麦壹百硕、粟五十硕、粉肆斤”这句话，可见施主所施并不全是银器，还包括粮食。三种粮食价值大约是相等的，不然不必写得这么详细，实际上面粉贵于小米，小米贵于麦子今天也是正常的。可见当时西北地区主要以种植小麦为主；又可见当时麦粟与面粉的价差。
供养之费并未全换成粮食，应是当时较为富足。
如果照“硕”就是斗或者升的概念，100硕小麦就是800斤或者80斤，小米则有400或者40斤。20斤麦子或者10斤小米换一斤面粉应也不差，所以硕为升的概念或更接近事实。这些粮食显然不太多，似为供养之名而设，非其实。则可见银器实为供养大端。按上述麦子换面粉比例，可见当时粮食加工费用颇高（这也不是歉年所为），如果这样，人民食不厌精，宁可花费二十斤麦子换一斤面粉者，银器加工费必甚奢，35两值六七十两银钱，甚至更多，则能换6000斤以上乃至万斤粮食。笔墨纸张另外提供，亦可见另有价值，一万多张的费用必不在少。
加上面粉、多余（或者）可能“截留”的纸笔墨，则写经收入多于6000斤粮食（小麦、米面之供合麦240斤），合粮231石。按赵先生分析，单人抄写2400天算，则每天两斤六两粮食。若按照下文说的抄写速度，而又两三倍于此，当然是不少的一笔钱，养活十个人没有太大问题。
4、南北朝时期写经人收入记录的分析
《魏书·刘芳传》言：“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则侔于谷四百余斛。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按照当时的购买力，则刘氏写经收入很惊人。因为按《魏书·薛虎子传》：在镇之兵，资粮之绢，人十二匹，盖月得一匹。匹以钱二百，谷以斛五十计，月得谷四斛，岁得谷四十八斛。
刘芳写一卷值一匹（古人亦谓匹为缣），一年能收入一百多匹，相当于四百多石粮食。则刘芳可以养兵三四十人之多。怎么说不富足呢？又按军饷每人月合粮食4×27得108斤，大致高于普通农民三分之一的收入，按农人月须3石计，则刘氏收入足以养民四五十人。刘氏收入这么高，难怪“赖以颇振”，大约是书法名家，得以留名青史。
所以当时在印刷技术不发达的时代，写经抄书收入颇丰，从业者当然也就不少。
《魏书·术艺传》云著名的大匠师蒋少游亦曾“佣书为业”。《梁书·文学传》言：袁峻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孝行传》：沈崇傃佣书以养母。
这类记载很多，大约在当时算一个热门的行业吧。至于说写经佣书不足以糊口，这样的记录在史书上并不多见，笔者未见。所以既然如此，也反证了供养银盘子为主要供物、粮食为形式的逻辑；反证了这份文书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属于承平之世。不然供养内容必重实（粮）而贱银也。
5、工作量问题
每天写经两千字，这是可能的吗？是的，这有根据。
按赵先生所说：“《大般若经》共600卷，则一卷大约8000字，需要17张纸才能抄完一卷，整部佛经则需要一万零两百张纸。”则工日“需要2400天”。看到微信评论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个速度太慢。先生提出抄写质量、校对时间、工作配合等问题，也举出四库全书限每日书写工作量以佐证。这里我既要支持先生，反对的声音也有道理，双方在这里并没有矛盾。
卷后注文：
“咸亨五年（674）八月二日左春坊楷书萧敬写。
用纸十九张，装潢手解集。初校福林寺僧智彦，
再校西明寺僧行轨、三校西明寺僧怀瓒，
详阅太原寺僧大德神符、嘉尚、寺主慧立、上座道成，
判官司农寺上林署令李善德，
使太中大夫守工部侍郎永兴县开国公虞旭监。”
此为当时档次较高的正规之写经，
故可以看出各工序分工明确，
由专业佣写经文的作坊完成，
且由官员主持，僧人进行详细校对。
按先生意见，日写两千字，一夫克功六年七个月。按上文刘芳事迹“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则他一年能写一百卷以上的经书，一百卷什么概念？按赵先生所说《大般若经》共600卷，那就是需要五六年的时间了，这样看，赵先生所说确实有道理。
然而如上述袁峻事迹，“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如果此处纸张大小与抄经相当，按照赵先生说的“一张纸可以抄476字”，则袁氏每日抄写476×50，约23800字之多。
似劣者，笔迹潦草，书写也一定较快。
卷后多不注明写经者姓名，偶也有粗俗之名。
还好，我自己有过实践，或许可以聊备一说。
笔者也喜欢临摹敦煌写经书法，按实践来说，笨手笨脚一个小时能写128个以上的字，且两厘米见方，古人才一厘米左右，且古人熟稔，心境不一，工速当不止五倍，甚至更多，我觉得写得快的十倍也有可能，则一小时600至800字没有问题，甚至1000字也有可能。据测算如果抄写8小时以上，当不止这个数。如按照袁氏速度，一天写两万字又似太多（但也有可能，毕竟是抄写），可是我等一天写文章可能达到万字，古人如果日书万字（写文章也有思考时间，折抵古人具笔墨时间，又笔墨是否为抄经人本人所备、抑或统一配备），那么480万字的经书，一个人一年零四个月就写完了，算上放假时间20%，则同时576天，合一年零七个月的工时。另外，如果将古人用毛笔和如今我们用硬笔写字速度对比，日常所习，熟练程度，应该不差太多。何况古人也有使用硬笔的现象，如今硬笔之例，一小时写一千甚至更多字也是没问题的，昼夜抄写两万多字，似乎又变得可以理解了。
如果这样计算，一般而言日抄写一万字，工资11斤粮食（按照6400斤粮食总量、576天计算），一个人赚十个农民的钱，也是没什么问题的，而事实上或许用不了这许多天。
况河西富庶，史有明载。例如晋范粲为武威太守，史载郡壤富实，珍玩充积。这样的记录不胜枚举，抄经之人岂能“连勉强糊口都很成问题”？
如果抄经佣书这个职业不能糊口，历史上的记载又为何多不然此？事实上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职业。
如果按照上述刘芳事迹，其写经“侔于谷四百余斛”，则年收入（算400石、27斤/石）10800斤，每天29.59斤粮，相当于一般写经人接近三倍的收入。可见并不是写经人生活窘迫，而是供养人康秀华所出亦非靡费。
但正如赵先生所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们简出刘芳这条史料为赵先生文章做一点补充证明，确实，在当时存在一天书写两千字的情况，或因郑重、或因虔诚、或因校勘、或因其他，但这种情况的资费并不少，反而甚奢。一般人佣书抄经必求多快好省，讲究效率，其收入亦侪中产之家。
因上所述，根据历史资料和这份康秀华于佛诞日（四月八日）书写的供养清单说明，要之：
1.中古时期写经人收入不少，一般水平的经生所入约可当两户人家收入；水平高如刘芳的又可相当于三个普通经生收入。
2.此时熟练的抄经佣书之人，书写速度必不在每小时1000字之下。而出于虔诚、名家声望等因素，亦存在日书两千字左右之现象。
3.“卅五两”不是指银盘价值，而是重量，其价值当在35两银之上。考虑到供养资费、工作量与写经速度的关系，康秀华文雇佣的经生为普通写手。
4.文书所反映的内容证明为经济社会平稳状态下的信仰诉求。
笔者数学能力一般，所引据、列举、分析的资料和数据也未必准确，如有错漏，欢迎指正。但就二重证据而言，既有考古出土的文物，又有相关史料的记载，据此妄议一番，亦为赵先生作证，想不至于历史事实隔若霄壤。
另外，刘芳是受雇于僧人，则僧人接受施主供养写经，也不一定是亲力亲为，还是充当了“转包”的角色。按照经济规律来说，僧人有可能“剥削”了经生的剩余劳动力，但如果遵从宗教道德，这种事情僧人宁可少收费用，也要完成宗教仪式。这大约也是赵先生说的斤斤计较吧，在这里笔者也是赵先生所说缺乏了“佛性”的人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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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楷的练习才是书法基础功夫，越小证明功夫越强大，就如写经体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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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缺与虫蛀是其年代久远和传世痕迹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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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残纸、简牍、敦煌遗书、吐鲁番遗书，她们美学特征是鲜活的，毫无矫饰，是最古朴反映。20世纪以来，一批书法家从写经中发现了与经典书法系统大相径庭的用笔、结构特点和审美趣味，将之吸纳进入自己书法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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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虚灵，照而常寂，德者心用，纯善无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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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主 衔蝉 倾情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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