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暖流光：近现代著名满族学者（金梁）癸酉年（1933年）（光宣小记）一册整：大开本。内述光宣掌故轶事，探奇如恍。有前学者（杨墨）留名跋文，亦清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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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梁
出版人金梁
年代民国22年 (1933)
纸张白纸
刻印方式铅印
装帧其他
尺寸26 × 16 cm
册数1册
上书时间2018-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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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原藏家（杨墨）墨笔题跋。清奇爽致。
金梁：
（息侯）是一个书画家，但又是一个孤臣孽子、史学奇才、僻行磊举的名士；开风气之先的事，做了一大堆，但却一辈子不“落个好”。比如随手拈来，就有如下数事可举——以旧臣不落民国的好；以忠言不落慈禧的好；以新政不落伪满的好；以《清史稿》不落士林的好。
忠君一世 不折不挠
金梁是杭州驻防旗人，属满洲瓜尔佳氏，大清开国第一功臣费英东之后，龙子龙孙一族，出生于杭营新龙巷之新衙，光绪戊寅寅月寅日寅时生。每逢有人问他是哪儿人，必说北方黑龙江人，忠于大清，矢志不渝，坚决不忘祖宗。
他是个神童，七岁能诗，九岁读完《十三经》（似乎言过其实？）。光绪二十七年（1901）中举。后赴北京博取功名，三年后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内阁中书，大学堂提调，监察御史，奉天旗务处总办。还给光绪皇帝上万言书。沈曾植称他“三上万言书，以忠直名海内”。
他以万言书开罪过慈禧，伏阙上书请杀大学士荣禄，“指斥宫闱，且直诋时相（即荣禄）请杀之以谢天下，万口喧传”。慈禧大怒，斥其狂悖；后来慈禧因他事又召见金梁，再提起往事时仍忿忿，“怒目以对”。
他学问深湛，才华横溢，著述一出，即为天下传扬。多有与清宫关连者。如《清帝外记》《清宫史略》《清后外传》《光宣小记》《满洲秘档》《辛亥殉难记》《近世人物志》《清史三补》《清史补补》《清遗逸传稿》《奉天通志》《黑龙江省通志纲要》《内府统秘图》等等。与我们书画有关的，是著名的《盛京故宫书画录》。
他忠君一世，不折不挠。据传建国后60年代溥仪被特赦出狱，去看望当年在伪满时的内务府旧臣、年已80多岁的金梁；其时他一贫如洗，缠绵病榻，但当见到昔日皇上，不顾老病挣扎而起，滚下床来叩头伏地口颂“万岁爷”。一副忠君到死的顽固姿态，寒室凄惨，直到1963年寂寞去世。
力图改革 创办博物馆
在伪满追随逊帝溥仪时，他竟然因为身为改革派而成为众矢之的。身为内务府大臣，与绍英、耆龄、宝熙、荣源等一起为溥仪办差，却因为目睹小朝廷勾心斗角、腐败盛行、毫无规矩；又与首班内务府大臣郑孝胥、罗振玉等近臣宠宦格格不入，因了旗人的身份优势，他遵旨拟出条陈要改革内务府、整顿小朝廷的腐败，但因为金梁提出让溥仪父亲载沣退出掌管内务府，载沣大怒，触及了皇族利益而只能遵溥仪旨意请辞，铩羽而归。
他又主持过《满文老档》的汉译工作。清末时金梁曾任职盛京内务府主管，借职权之便在盛京宫殿之崇谟阁，阅读了清太祖太宗两朝史事老档文献（原档四十册，以老满文写成，无圈点）。并录出副本。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虎次郎）进入奉天之盛京故宫，发现了崇谟阁老档，将之全部拍照后携回日本，准备译出并组织研究。金梁闻此大惊，立即着手《满文老档》的汉译工作，两年后的1916年完成，分装百册，选刊缩编为上下两编，出版《满文老档秘录》。当时百废未举，以国人而占得先机，乃是清代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
在辛亥之前，他就建议开办“皇室博物馆”，但当时南方已有引进西方“博物馆”的风气，北方尚未有这种开放思维，尤其是事涉皇室收藏，更是禁忌丛生。1908年之际，他任奉天旗务处总办，统管盛京故宫内务诸事，而盛京（今沈阳故宫）是清代三大皇家文物宝库之一。古瓷、书画、宫廷陈设近十万件，于是在清点造册时，有意依种类作精品陈列，先设瓷器展室，当时即受到沈阳各界参观者的交口称颂。其后则鉴于藏品丰富，遂征得东三省总督锡良许可，逐次展出文物古董。宣统二年（1910）并以锡良的名义上奏折，奏请在盛京故宫文溯阁前，专设“皇室博物馆”。但辛亥革命将起，海内大乱，朝廷自顾不暇，其事遂寝。但揆诸时势，这样开放的思路，当时在汉大臣中也没有几个，满大臣中，唯他与端方二人，堪称冠绝。直至近二十年后，奉天省政府又拟筹建“东三省博物馆”，请金梁出山，担任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当时委员会中有教育厅长、沈阳市长，金梁是以奉天政务厅长的身份介入和领导。经过细心擘画，1929年4月，“东三省博物馆”正式开放，规模赫然，旧藏銮驾、祭器、乐器、文房、武备等，均陈设于崇政殿、清宁宫各处，东北人文荟萃之所首在盛京故宫，而金梁主持馆务，直到9·18事变离开沈阳赴天津时才告终止。传闻他曾以满人旧臣而为张作霖所眷顾，还曾是张学良的老师，我想与大帅府交往，应该就是在这一段时间。
修订史籍 触犯众怒
最有意思的，是他与《清史稿》那些扯不清的瓜葛。
清社既覆，民国三年（1914）年设“清史馆”，1926年张大帅掌京时才正式开馆。首任“清史馆”馆长为赵尔巽，金梁被荐；但不被赵看重，只充任校对而已。赵去世后由柯劭忞代馆长。金梁能力强，实掌全权，诸臣工凡成稿后随校随刻，不作审读校改。先印完《清史稿》前50册，后来革命军战火已燃至北京，他又在自己的住处迅速印完后81册。而在兵荒马乱无人问津之时，他却将原稿多处进行增改，重调体例卷首名目，还自署“总阅”，连馆长柯劭忞亦不知晓。当时共印了1100部。待到1928年“清史馆”由故宫接收，才发现印成的《清史稿》有诸多破绽不吻之处，遂又找到原稿原撰再行核实严校，抽换伪本，重行刊刻。1100部中700部存于故宫，遂得订改完善；而先期运往东北的400部已无法抽换伪页。遂有《清史稿》“关内本”、“关外本”之差别。金梁后来又根据众家批评及订正，重新修改了“关外本”并重印面世，号为“关外二次本”。一部《清史稿》竟有“关内本”“关外本”“关外二次本”三种版本，如此混乱，实在也是拜金梁所赐。
《清史稿》修订版既由故宫面世，那么“关外本”“关外二次本”的命运又如何呢？据说一则前清遗老遗少和撰稿诸词臣强烈反对金梁塞入私货，二则新朝国民政府看了其中大量复辟皇权诋毁反清志士的内容也难以容忍，最后被南京国民政府以“藐视先烈罪”“反革命罪”各罪名计19项，而判定永久禁止发行。于金梁而言，不惜代价忙碌终日，乃有此结局，直可谓是黄粱一梦耳。不过，他虽然因此而沦为孤家寡人、众矢之的；但却满不在乎，仍以子虚乌有的“总阅”自命：“余既负校刻之责，又兼总阅撰稿，误者正之，阙者补之”——难道有何不妥？
综观金梁金息侯的一生，旗人出身却有如此的汉学功底，忠君一世追随溥仪始终不渝，是谓清末忠臣中的绝品。年少时上奏请诛权相荣禄又开罪慈禧太后，一时名震天下。致力于汉译《满文老档》，独占先机，当为史学功臣。倡办“皇室博物馆”，而后又创办“东三省博物馆”，为满人意识之文明开化先导，虽年资较后但足可与贵族大臣端方相雁行，造福东北文化有功匪浅。最有趣的是关于《清史稿》的公案，以金梁的才气横溢，既不耐烦于清末那些颟顸迂阔之末代庸碌士绅；又更对立于革命党的反清而示之以死忠，于是大改前稿，师心自用，桀骜不驯，目空一切，遂引得士林公愤，中年以后直至晚景凄凉，直到1963年87岁时才谢世，仔细想来，实在是跌宕起伏、风云激荡不平凡的一生，以才盛，亦以才衰，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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