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韫珠光堪作鉴：清道光精绘大人物故事广彩文缸美品一只：深受欧洲皇室贵族喜欢的“广彩”以色彩艳丽、构图严谨、绘工精细著称；利用各颜色和金银水钩、描、织、填，如无数金银彩丝织于白玉之上，光彩夺目、富丽堂皇。此器挺拔型端，釉质润泽坚白；绘师笔触细腻、色彩缤纷，局部真金描；满工通景连贯人物故事，每面独立成画，可随心情转位摆赏，似有四时感知皆画图意境。越岁流金中老物是先贤之于今人良苦用心智慧的启迪庇佑。
￥ 5000 九五品
仅1件
河南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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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者清代道光
年代道光 (1821-1850)
尺寸8 × 8 × 7.7 cm
上书时间202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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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全品。
口径：8厘米
高：7.7厘米
底径：5.5厘米
广彩瓷器的分期及其特点：
（原作者：黄静）
“广彩”全称为“广州织金彩瓷”，是清代出现的一个专门为外销而生产的釉上彩瓷品种。它是将景德镇所烧的白釉瓷坯运到广州后，根据外商的需求，加以彩绘，再经700—750℃烘烤而成。“广彩”出现于清代康熙末年至雍正时期，融会五彩、粉彩等各种彩瓷的技法而产生，盛于乾隆、嘉庆，发展于道光至光绪时期，终清一代不绝。民国时期受各种因素影响，一度陷入低谷。新中国成立后又重新焕发光彩。
“广彩”瓷艺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广州作为对外贸易港口的得天独厚的条件。18—19世纪，广彩瓷器远销欧美和亚非各地，备受赏识及追崇。广彩瓷器的常见器形主要有陈设用器及日常用器。纹饰题材有徽章纹、人物纹、花鸟纹、风景纹、动物纹等，其艺术风格跟18世纪欧洲社会的洛可可风尚有着密切关系，体现出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特征。本文以广彩瓷器的发展历程为线索，希望通过对广彩瓷器的分期，阐述广彩各个时期的特点。
康熙中晚期至雍正时期：应运而生的初创期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解除海禁，次年下令于广东广州、江苏松江，浙江宁波、福建厦门设置粤海关、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等四个海关，作为对外贸易港口。此为中国历史上正式建立海关的开始。至此，中国海禁结束，海外贸易进入海关管理时期。此时外国来华贸易的商船随之增多。外国人重华瓷，在广州订货或来样加工，因而促进了广彩瓷器的生产和发展。
康熙中晚期至雍正时期，是广彩的初创阶段，国内流传下来的实物很少。此时无论是工匠、颜料、素瓷胎都来自景德镇，大多依照景德镇彩瓷纹样绘制，仍带有较多的景德镇彩瓷的痕迹，色彩的对比度不像后来那么强烈，来样加工的器物较少。定制的餐具和茶具、咖啡具以单件或零星几件的为多，成套定制的极少。因为在当时欧洲贵族阶层中仍以使用全套的银制器具为主，定制的单件餐具或茶具、咖啡具，是与他们原有的银制器具混合使用。定制的纹章瓷数量也不多。
此时广彩自身的特色还不太明显。器形主要有瓶、盘、碗等。用彩主要有西红、干大红、法蓝、茄紫、大绿、二绿、麻色、金彩、黑彩等。纹饰有风景、花卉、纹章、人物等。人物有明装人物和清装人物（欧洲人称之为“满大人”）。绘画人物的技法此时还是以“设色人物”为主，即先勾勒出边线再填彩。花卉中以传统中国花卉为主，即题材上以牡丹、菊花、海棠等中国常见花卉为主，画法是借鉴中国画中的没骨法，但已引入西洋画的技法，在彩料的渲染中初步体现出明暗关系和立体感。风景多为中国风景。西洋人物、西洋花卉、西洋风景此时还没有出现。
乾隆、嘉庆时期：岁无定样的成熟期
在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乾隆、嘉庆时期），广彩瓷已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广窑仿洋瓷烧者，甚绚彩华丽”的基本特征已有记载。此时的广彩瓷器多销往欧洲：“海通之初，西商之来中国者先至澳门，后则迳越广州。清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埠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清·刘子芬《竹园陶说》）。
色料方面，与前期差不多，鹤春、粉绿等过渡色使用自如，使画面更加多姿多彩，色彩的对比较前期强烈。开始少量使用黄彩。黄色釉彩在明清瓷器中本来是皇家御用的颜色，民窑器是不能使用的。但广彩作为专供外销的瓷器品种，在客户需要的情况下，也稍有使用，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清末。在绘画技法上，除了延续中国传统画法外，也引入西洋绘画技法，尤其是深受西方油画的影响，用彩厚重。
欧洲定制的纹章瓷在此期最为大量。人物、花卉、庭院风景等纹饰既有西式的，也有中式的。
中式人物仍然分别有明装人物和清装人物，但以“满大人”的图案更为多见。人物绘画技法除了前期的“设色人物”外，开始出现“长行人物”，即人物的头部、衣领、袖口等个别关键部位用黑彩描出边线，其余部位不描边线，直接用彩料写出。这种技法对画师的技术要求更高，并成为广彩独特的技法而流传至今。人物纹饰的内容多为轻松欢愉、充满亲情的庭院生活，不一定有什么典故或故事。
花卉纹饰在此期除了原有的中式花卉，还出现了大量的西式花卉。描绘中式花卉称为“挞花头”，即用水或油调色，不勾勒轮廓线，以彩料的浓淡和笔触的轻重点染出花瓣的阴阳面，使花卉表现出立体感，借鉴的是中国画中的没骨画法。之所以
用“挞”字，是表现用笔的快速和灵活。此时的花卉纹饰有的只是淡雅的折枝花卉，有的是繁花似锦，但总体风格还是比较雅致，不像道光以后的花、蝶、虫、果绘于一体般热闹。中式花卉通常绘日常生活常见的月季、芙蓉、海棠、菊花等。其中有一种纹饰称八宝花，从乾隆晚期开始流行，极具时代特色。通常绘四组中式花卉，花卉下面以丝带连结八宝，多绘于盘子，也有的绘于茶具和瓶子。这种纹饰有广彩的，也有景德镇青花的。这种纹饰在景德镇瓷业和广彩中又称为Fitzhugh（菲次休）。据说它的设计者是Thomas Fitzhugh——18世纪6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常驻广州管理会主任（Council Chief），并且他常常喜欢定做这种纹饰的中国瓷器。菲次休纹饰盛行于18世纪80—90年代至19世纪，主要销往美国。西洋花卉则用工笔画出，用细致的线条表现出花卉的明暗效果和立体感，通常画的是我们叫不出名字的花卉，清新淡雅。
在这一时期，西洋花卉、西洋人物、西式风景（包括山水和庭院）等纹饰都前所未有地大量出现，其中绝大部分应该是西方来样稿定制的产品。
这一时期的广彩，风格多样。除了纹饰上有上述的或中或西、或中西合璧的多种形式外，纹饰布局也是有的繁密，有的疏朗。此时整套定制的餐具、茶具、咖啡具增多；还出现了三个盖罐（或盖瓶）加两个瓶的五件一套的组合器物，用于摆放在壁炉上陈设装饰。瓶的形式除圆形外，还流行花瓣形扁瓶，也有方形瓶。瓶的造型也丰富多样，有长颈瓶、观音瓶、双耳瓶（龙耳、螭耳、鱼耳等）、小天球瓶等。有的成对，有的单件。但瓶的体型以中小形为主，大瓶较少。大酒碗（潘趣碗）纹饰有绘开光的，也有通景的，最有时代特色的纹饰是“十三行”（同样是开光、通景均有）。“十三行”是当时专门从事外贸的具有半官方性质的民间机构：鸦片战争以前，外国人到中国做生意，必须通过政府特许从事外贸的行商进行交易。行商的对外贸易，必须个人提出申请，由官府审核批准后才能进行。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广东巡抚李士桢协同两广总督吴兴祚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把广州从事国内贸易的“金丝行”和从事外贸的“洋货行”区别开来，分别收税。“洋货行”简称洋行，又称“十三行”或“十三夷馆”。十三并非固定数目，多时达几十家，最少时仅四家。其行商代表清政府管理海路邦交和对外贸易，对官府负有承保和交纳外洋税饷、规范礼仪、传达政令及管理外洋商务人员等义务；同时也享有对外贸易特权。广东“十三行”最早的设于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签订于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的《南京条约》规定清朝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口通商，并规定“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口贸易者，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由此废止了“十三行”独揽中国对外贸易的特权，“十三行”从此日趋没落。因此广彩中描绘“十三行”纹饰的器物出现于18世纪后半期，也就是“十三行”最为兴盛的时期，常见的有大碗、大盘，一般绘六或七面国旗。在此前和此后都没有此类纹饰出现。（原作者：黄静）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广彩制作最为精美，用彩最为丰富、明艳而不俗，产品种类也比较繁多，以“式多奇巧，岁无定样”（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二）来形容最为贴切不过了。而且这一时期（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期）也是广彩瓷器出口量最大的时期。《中国陶瓷史》在清代瓷器输出一节中谈到：“美国旅行者William Hickey于1786年（乾隆三十四年）参观广州珠江南岸的广彩加工工场后描述说：‘在一间长厅里，约二百人正忙着描绘瓷器上的图案，并润饰各种装饰，有老年人，也有六七岁的童工。’这种工场当时竟有一百多个，这也说明外销瓷数量之大。”
道光至光绪时期：绚彩华丽的发展期
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道光至光绪时期），广彩进入了另一个发展阶段——色彩绚丽、形式逐步程式化的阶段。
1710年左右德国麦森瓷厂成功生产出优质瓷器以后，欧洲自产的瓷器逐步开始与中国竞争市场，导致中国瓷器对欧洲的外销自18世纪后期开始渐减。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中国皇后”号的首航成功，标志着广州一北美洲航线的成功开通：从纽约启航，绕过南非好望角，穿过印度洋，到达澳门后再沿珠江而上，最后到达广州黄埔港。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美国商人又开通了美国至广州的太平洋航线：从纽约港出发，绕过南美洲最南端的合恩角，穿越太平洋直达广州。广州至北美的航线开通后，广彩的销售市场主要转向美国。与欧洲以社会上层为主要消费对象不同，广彩瓷器在美国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美利坚民族热情奔放的性格，以及当时美国广为流行的金色调装饰风尚，导致了广彩瓷器以浓烈的大红、大绿、大金为装饰的风格转变，尤其是金彩的使用空前突出。这种装饰风格构图丰满、色彩绚丽、繁花似绵，成为广彩的典型特色而延续至今。广彩的“式多奇巧，岁无定样”成为过去，逐步代之以程式化的风貌。在经历道光时期短暂的过渡之后，同治、光绪时期广彩已完全进入程式化的阶段。
在用彩方面，这一时期主要使用西红、干大红、绿彩、金彩、蓝彩、麻色等。金彩的使用更为大量；蓝彩是粉蓝的颜色，掺入了较多的玻璃白，与前期的法蓝（水青）有所不同；茄紫色已基本不见；麻色仍然是单用和与其他颜色搭配使用的都有。
在纹饰方面，纹章图案较前期大为减少，其中主要是美国定制的纹章瓷。人物纹、花鸟纹、山水风景纹仍是这时的主要纹饰题材。但西洋花卉、西洋人物、西洋风景等纹样已逐步消失，基本上以中国特色纹样为主。这说明除了少量的纹章瓷是来样定制的以外，其他来样定制的瓷器较之前期数量大为减少，而以看样或选样定制的瓷器为主。绘画水平明显较前期逊色。
人物纹饰方面，此时可能是由于清朝在国际上的地位下降，已不见“满大人”的纹样。而乾隆、嘉庆时期欧洲人来定制西洋人物纹样瓷器的兴盛阶段也已过去，因此西洋人的纹饰也极为少见。此时基本上都是绘明装人物，流行人物众多、场面喜庆的家庭生活或庭院生活图案。清晚期出现了少量的历史故事题材，其他的主要还是反映没有具体故事或典故的、轻松愉快的家庭或家族聚会的生活情景。此时人物的画法更多地使用“折色人物”，“长行人物”较少。
花鸟纹广彩行话称“散花雀”，包括有花有鸟、有花无鸟等形式，并且以花果和昆虫融为一体最具时代特色。荔枝、佛手瓜等岭南特有的瓜果与花卉相融合，并加入蜜蜂、蜻蜓、蝉、蝴蝶、小鸟等常见的昆虫和鸟类，使画面充满生机，体现出岭南四季如春、花果常盛的地方特色。有的还加入龙、风、孔雀、鹤、鸡等吉祥鸟类，寓意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此时花卉画法基本上是“挞花头”的传统手法，西式花卉的纹样和画法已消失。
风景纹在道光时期仍有一定数量，但在同治、光绪时期则较少。
同、光时期流行花鸟与人物相结合的纹样，以连续的“C”字形曲线画出分隔的开光边饰（广彩俗称“开斗方”），根据不同器形的需要，通常是四开光或六个、八个开光，人物与花鸟图案相对应地分布。这种就是广彩程式化的典型风格，一直影响至今。
晚清时期，广彩虽然在纹饰上比不上前期丰富多彩，并且显现出程式化的单调和僵硬，但在器形上却有进一步的发展。除了之前的瓶、罐等陈设器，以及成套的餐具、茶具、咖啡具等实用器继续生产外，一些盥洗室用器，如盖盒（粉盒、肥皂或香皂盒）、盖瓶（用于乘水）等也被大量定制外销。还有烛台等，有西式和中式造型，形式多样。陈设用的瓶子大多体型较大，多在颈部附双耳（龙、凤、象、鹤、虺形等），在肩部附双蟠虺，均涂金彩。瓶的高度多超过50厘米，有的超过100厘米。
清末至民国时期：低迷期
清末至民国初期，广彩瓷器在延续传统风格的同时，因岭南画派画家们的介入而出现了另外一种风格——在瓷器彩绘画中融入中国画的技法，使广彩画面中出现了类似浅绛彩和新彩的特点。绘画题材有的暗寓了政治性。这种短暂的探索为广彩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民国中期以后，因战乱等原因，广彩瓷器的生产大受冲击，多移至港澳。此时广彩瓷器的风格又回复到传统之中。
清末至民国初年，以二高一陈（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为代表的岭南画派的部分先驱，在日本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回到广州后，他们与一些知识分子组成“广东博物商会”，并在广州珠江南岸宝岗附近宝贤大街的一间旧式大屋设置画室，表面上从事彩瓷绘画工作，实际上是作为支援民主革命活动的掩护。之所以取名“博物”，意指学习西方变革维新、开启民智。这些作品一改同、光以来广彩瓷器大红、大绿、大金的传统，在用彩上虽然仍以墨彩、绿彩、黄彩、红彩（主要用干大红，基本不见西红）、黄彩等为主，但用彩完全从浓烈转变为清新淡雅。在绘画技法上，使用中国文人画的画法，而完全摈弃了传统广彩的画法，因而画面呈现出浅绛彩和新彩瓷器的特点。题材上，有文人隐士图，如谢灵运游山图、高士烹茶图等；有山水图、动物图等；还有暗讽政治现状、针砭时弊的题材，如“冷月栖篁”图、“商量国贼要颅头”图等。有的带有底款，用红彩书写“广东博物商会制”，或中英文的“羊城芳村化观瓷画室”等。“广东博物商会”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在1912年民国政府建立后，它的使命便告结束，画瓷活动也随之结束。高剑父是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后，于1908年回到广州，任同盟会广东分会会长，随后创办“广东博物商会”的，因而这类瓷器的生产时间较短，当在1908年至1911年底之间，留下来的产品数量也不多。广东博物商会除了绘制带有政治寓意的作品外，也从其他瓷庄承接外销订单。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类彩绘瓷与广彩是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它们只是与晚清程式化的传统广彩并存的另一种风格的产品。但其彩绘风格对传统广彩或多或少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原作者：黄静）民国中期，在“二战”爆发之前，广彩仍保持在较为繁盛的状态，主要出口地是南北美洲。用彩、纹饰等方面仍延续清代晚期的特点，平稳发展，乏善可陈。
上世纪20年代，广彩瓷业开始逐步向港澳地区发展。抗战爆发后，广州于1938年沦陷，广州的广彩瓷业受到致命的打击，大部分迁往港澳。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广州的广彩业才缓慢复苏。在这个阶段，广彩瓷器的风格主要有两种：销往欧美的，仍以晚清延续下来的传统风格为主；销往省内及东南亚的，多模仿景德镇彩瓷和日本彩瓷的风格。
在清末至民国时期，广彩所用的白瓷胎选用日本胎的逐步增多，釉色更为洁白。用彩方面，绿彩在这个时期的使用更为广泛，大绿、二绿、水绿、鹤春等，层次非常丰富。红彩的使用相对减少。纹饰题材以人物和花鸟、龙风等吉祥图案为主。“绿白菜”是此时多见的新创纹饰。动物纹饰也较之前增多，除龙、凤、鹤等传统吉祥题材外，还出现了鹿、鸡、鹰等纹饰，多为写实风格。此时还出现了在瓷塑人物上加绘广彩，这在传统广彩中是极为少见的。在彩绘工艺上，逐步出现了胶印和贴纸。胶印即用刻有纹饰边线的橡胶模板在瓷胎上印出图案，再以人工在图案上填彩。贴纸即把印好的已完成彩绘纹样的纸样贴在瓷胎上，使纹饰印在瓷胎上后，直接进炉烘烤。这两种方法适用于大批量生产的一般产品。，
新中国成立后：再创辉煌的创新发展期
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扶持下，从港、澳回穗参加祖国建设的广彩技术人员和内地的技术人员一起，共同创造了广彩瓷器的新辉煌，在继承传统的同时，采取多元化及变革之路：一是内容题材较之传统更为丰富，人物故事、山水风景、花果鸟虫等都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拓展；二是在装饰技法上出现了多重性装饰，出现了色上色、色上描金、堆彩、堆金、多种色地描花等新技法；三是彩绘技法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更加与其他艺术形式融会贯通；四是实现了产品的转型——从实用瓷逐步向陈设瓷、艺术瓷过渡。同时市场也在不断扩大，不但外销，也有内销。外销地除了欧美，也销往东南亚、中东及非洲等地。器形仍以传统的瓶、碗、盘或成套的餐具、茶具、咖啡具为主。
新中国成立后广彩的发展，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的复兴期、60-70年代的低迷期、80年代至今的兴盛发展期。在这个阶段，广彩的彩料因原来进口的珐琅彩料逐渐用完，因而逐步以自主研发的彩料代替，色彩较之传统的更为鲜亮，彩料的中间色、过渡色更为丰富。80年代后又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成功研制出低铅彩料。彩绘技法为手工绘制与胶印、贴纸相结合，通常高档品为全手工绘制，一般产品为胶印和贴纸绘制。绘画技法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所突破，更多地与景德镇彩瓷和中国画技法相融合。纹饰题材更加丰富。总体纹饰布局则大部分保留了繁密而不凌乱的传统风格。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州市政府从港澳召回部分广彩老艺人，又从城乡四周招聘了部分年轻工人，由老艺人带徒授艺，培养广彩设计与彩绘的人才，使广彩技艺在20世纪50-60年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纹饰多为花鸟、古装人物（包括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古典小说情景等）、龙凤等传统题材。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禁止进口中国货，广州生产的广彩无法外销美国，香港生产的广彩瓷也必须全部改用日本白瓷胎，并在器物底部用红彩印上“JAPANESE PORCELAIN WARES
HAND DECORATETD IN HONG KONG”（日本瓷器，在香港手绘）字样才能销往美国。后来美国更进一步规定香港销往美国的产品必须附有产地来源证明才能进入。
上世纪60-70年代，受到“文革”的冲击，传统人物题材中的“才子佳人”被视为“四旧”而不能生产，纹饰中出现了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如反映工农兵、社会主义新农村、少数民族的题材等等，但这些题材的产品无法出口。花鸟纹还是保留了传统的特色。因而这一时期广彩的出口量大减，生产严重受挫，有的厂家转而生产电子产品。
上世纪80-90年代，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广彩进入了多元发展的时期。此时政府大力扶持广彩的恢复和生产。80年代初期，广彩的出口地主要是美国，题材主要是花鸟与古装人物相结合的所谓仿古瓷。此时因受到彩料中铅含量问题的困扰，广彩厂家一方面自主研发出低铅彩料，另一方面，也必须在产品底部印上红彩的“Paint contain lead，may poison food，for decoration only”（彩料含铅，会毒染食物，只能作陈设用）字样，方能出口。从80年代中期开始，除了原有的国营企业外，私营广彩企业也迅速发展，业主主要为原广彩厂出来的业务骨干。这时的广彩，纹饰题材已不受政治上的限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局面。每年的外销活动，厂家都利用广州春秋两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直接与外商接洽，因而器形与纹饰也更贴近市场需求。90年代以来，因广彩的主要外销地中东地区战乱，广彩外销备受挫击。
进入21世纪，国家与各级地方政府都加大了对传统工艺美术保护与发展的力度。2004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把广彩列入了《广东省传统工艺美术保护规定》，并颁行了《广东省传统工艺美术保护规定实施方案》，其中把广彩列为“近期需保护、抢救的重点传统工艺美术品种”之一。2008年，广彩成功入围“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将更有利于对广彩瓷烧制技艺的保护、传承和弘扬。而当今的广彩，也不断地从国内外的其他艺术领域中汲取营养，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广彩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个外销瓷品种，因而形成了独特的个性和魅力。它一方面因中国元素而吸引了追逐中国趣味的西方人，另一方面又融入西洋元素来迎合西方品味。它成为中西文化互动和交流的载体，兼容了中西文化的内涵，体现出人类文化与审美的多样化。广彩瓷器无疑为中国古代陶瓷史增添了亮丽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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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早期广彩，却是如此精美绝伦。更重要的是，广彩意义在于它曾承载着传播中国文化重任。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在照相术未发明之前，除了部分绘画，广彩是最为重要载体，是中国清朝对外交流最为亮丽名片之一。特别在18世纪欧洲，广彩更是贵族宠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早期精美广彩就是“外销官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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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清雍正年间，杨快和曹钧两位江西人，从景德镇买入白胎瓷器，在广州开设作坊授徒加彩烘烧后转售外国，逐渐形成广彩瓷雏形，至今已有300余年历史，是广州独具特色彩瓷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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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彩瓷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大量吸收景德镇五彩、粉彩和海外传入的珐琅彩技艺，同时，受海外客户需求影响，广彩艺人学习西洋油画、水彩画等技法，融汇中西，进而发展出一套独具特色广彩用料和技艺，这使得广彩瓷在中国陶瓷中具有明显辨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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