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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生天地远行客：乾隆举人（黄洽）壬子年（1792）书（皇清大贡元际兴薛先生暨配李孺人合葬墓志铭）老拓精品经折装十一页一册全：墓志铭前述（薛际兴）暨配李氏生平和生卒，后铭文；全篇皆当时名流而就。赐进士出身候选知县（陈玢）撰文至简温煦、恭谨淡远；古绛县举人（黄洽）书丹，用笔丰厚遒美，腴润沉稳，颇具颜鲁公之气。乾隆名臣《曹慕堂先生碑铭志传逸事册》亦由（黄洽）楷书十七页，足见其书之重。一纸幽绝，几回慕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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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天地远行客：乾隆举人（黄洽）壬子年（1792）书（皇清大贡元际兴薛先生暨配李孺人合葬墓志铭）老拓精品经折装十一页一册全：墓志铭前述（薛际兴）暨配李氏生平和生卒，后铭文；全篇皆当时名流而就。赐进士出身候选知县（陈玢）撰文至简温煦、恭谨淡远；古绛县举人（黄洽）书丹，用笔丰厚遒美，腴润沉稳，颇具颜鲁公之气。乾隆名臣《曹慕堂先生碑铭志传逸事册》亦由（黄洽）楷书十七页，足见其书之重。一纸幽绝，几回慕贤。

￥ 8000 七品

仅1件

河南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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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古绛 黄洽

传拓年代乾隆五十七年 (壬子1792)

纸张其他

装帧其他

尺寸31 × 17 cm

数量1册

上书时间2020-07-28

怯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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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身应共山林老：清民佚名墨虎精品大幅镜片一帧：虎为百兽王，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历代画家笔下继往开来，生生不息。此幅画家构图奇巧，半边卧虎入图，通过墨色粗细浓淡、明暗变化、间隙留白等工笔细描整体，间写虎纹与风竹，呈现出吊睛白额山君傲笑山河的纵情豪迈。是画家表现作为自然生态中一种生命本性的威严，更是其精神寄托，直抒胸臆的物我两忘。
此身应共山林老：清民佚名墨虎精品大幅镜片一帧：虎为百兽王，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历代画家笔下继往开来，生生不息。此幅画家构图奇巧，半边卧虎入图，通过墨色粗细浓淡、明暗变化、间隙留白等工笔细描整体，间写虎纹与风竹，呈现出吊睛白额山君傲笑山河的纵情豪迈。是画家表现作为自然生态中一种生命本性的威严，更是其精神寄托，直抒胸臆的物我两忘。 ¥4500.00
朵朵花开淡墨痕：清民时期（竹仙逸史）（潇江春色）水墨精作一帧：长期以来（水墨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是组成中国画体系元素之一。此幅画家佚名，生平虽无考，但其胸有墨澜，下笔不俗，苍劲秀润，动静相宜：遒劲龙枝香，悦耳灵雀徉。汇成一幅和谐祥瑞的迎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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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生苦海到彼岸：云南秀贤（毕有年）庚申年（1940）泥金小楷《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精品立轴一幅：“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名简释“打开智慧方法”。佛说八万四千法门中，般若法门最为殊胜。《心经》整篇只有一卷260字，相对很多经书篇幅最短，却是《大藏经》里重中之重。而此幅小楷亦颇耐玩味。民国学人视书法为余事,但其学富五车，传奇经历、开阔视野、不凡气度、救国忧民胸襟,使他们书法充盈着从容和自信,具大家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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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亦雄豪：民国大尺寸“四君子”雅照精品一帧：陈丹青说“民国人的精神、气节、面貌、习性、礼仪，因之而带有“民国范儿”，既便在老相片中发黄，仍一望可知”。此物极具如此。原汁原味，大幅品佳，少见难得。摄影师才高温厚，独具慧眼，记录了民国四位青年才俊庭院雅聚的风流瞬间。一窥当年事，慨然慕贤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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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般颜色做将来：晚清瓷绘名家（汪永顺）粉彩婴戏故事图大罐精品一只：（粉彩）是中国国画在瓷器上的一种演变形式，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其诞生即预巅峰。此器形端饱满，硕大庄重，釉质莹润坚细；彩料亮丽，起伏质感，随岁温厚；上下如意万寿纹，主体精绘十童子，身着彩衣，嬉笑玩闹，形态各异，生动传神，寓意吉祥；名家（汪永顺）绘瓷，前人惜古，冲线铜锔，精修牢固，虽残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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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春山远：民国细路青绿山水风景瓷板画一帧：瓷板画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秦汉，清中期随瓷艺迅猛发展成重要商品瓷。瓷板画既是瓷、又是画，它是陶瓷艺术摆脱纯工艺装饰、融入文人绘画而形成的陶瓷新门类。此帧品佳釉润，绘工细腻，设色清雅，意境深远。装实木框摆赏最为适宜。想起明代于谦之句：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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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流水情：晚清御窖画师浅绛名家（高心田）山水高士镶锡锯钉笔筒一只：高心田，生卒不详，名鉴明，字心田。创作活跃期1889年（光绪十五年）到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室号倚竹轩、昌江之倚竹轩。其山水、花鸟、人物皆能，山水最佳。其山水清淡明雅，勾勒简然流畅，深受当时海派画风影响。同时作为当时绘瓷名家，对晚清、民国早期绘瓷界有着重大影响。其对青绿运用别具一格，所作个性鲜明，此物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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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纸云烟：嘉庆进士 周昌褀 精品书札 --------书法高妙 蝇头小字可见笔锋使转游丝变化 今人惟有叹服仰之 先贤已乘黄鹤去 笔精墨妙今人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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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花烂漫碧水流，追逐嬉戏清风悠--------陈石濑 精品力作 金鱼双嬉图。蜚声画坛近六十年 著名画家 文物鉴定及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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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正药自真：清代中医（汪藕生）方笺精品一组五页：（中医方笺）是医家为病人服务所留书证实物。此组五页日期分为：元宵日、春月、秋月和总结。其书法温和淡雅，雄健潇洒；案语简练，以法统方，用药灵韵，配伍有序。汪氏所书特选红笺，似为病者祝送康复喜讯，别有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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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炉鸣琴广陵客：明（龙泉窑）青釉（琴炉）精品一只：“琴炉”是供文人雅士抚琴焚香，从而营造雅致氛围及计时所用。此物唇口鼓腹，弦纹玉璧底，圈足火石红；通施龙泉青釉，自然流淌至底。浓呈青翠釉色，浅露厚密胎骨。 整体古朴稳重、小器大样，实乃清供陈设佳品。宋人（陈与义）诗云：明窗延静昼，默坐息诸缘。聊将无穷意，寓此一炷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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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蝶若知人：民国皖籍著名画家（高慰农）花蝶图绢本团扇精品一只：画家（高慰农）天资聪颖，家学渊源，为人或丹青不落俗套，自成一家。本品绢本细腻，金属包锦扇框，柄为烤竹，形制古朴；设色淡雅，布白巧妙，没骨法精绘，质感生动。缤纷花香间，彩蝶上下飞，姿态逼真，立体感十足，有呼之欲出之态，最得自然之真趣。翩翩儒雅，悦人心目。八月蝴蝶来，双飞西园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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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坐幽篁里：清同治九年（少伯）款寿山冻印章精品一枚：此老坑寿山冻石，半透明纹理如水墨画般瑰丽变化，五色影弥；良工依材俏雕一吸水神兽，四足劲健张力，威目圆睁，戏水纳福；印文“苦篁斋”方寸间见天地，是自古文人墨客茂林修竹间书斋人生之诗意寄托和虚怀若谷精神写照；“少伯刻印于同治九年”跋款于章体温润老辣侧面，逆光下如见岁云飞扬。如此一枚，雅致静谧，令人翩然：古人爱修竹，潇洒临幽轩。劲节有高致，清声无俗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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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七品
注：有传世老损缺。无伤其韵。
商品描述
注：有传世老损缺。无伤其韵。

此物由一线地皮仁兄地户所收，应为此拓有关之后人所出。小二一眼极喜，速入囊中。

此墓志铭距今已有二百多年。世事无常，沧海桑田。前人点滴于此拓似乎一下子穿越时空的鲜活。令人感慨不已。

1:墓志铭：

    用于埋葬死者时，刻在石上，埋于墓中。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死者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赞扬死者功业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铭的。可以是自己生前写的（偶尔），也可以是别人写的（大多）。主要是对死者一生的评价。

    墓志铭在写作上要求是叙事概要，语言温和，文字简约。撰写墓志铭，有两大特点不可忽视，一是概括性，二是独创性。墓志铭因受墓碑空间限制，篇幅不能冗长，再说简洁明了的文字，也便于读者阅读与记忆。因此，不论用什么文章样式来撰写墓志铭，均要求作者有很强概括力。汉朝大将韩信墓联为：“生死一知已；存亡两妇人。”寥寥十个字，高度概括出韩信一生重大经历。（节选自《应用写作》月刊1996年第6期《墓志铭写作摭谈》）

曾巩说:“夫铭志之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韩愈善写墓志铭，李汉《昌黎先生集序》载韩愈计有碑志75篇。韩愈文名日盛，达官贵人常求其为先人撰墓志铭，润笔甚高，韩愈亦来者不拒。其友刘叉甚觉眼红，取其黄金数斤而去，云：“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欧阳修也写过《范文正公神道碑》、《尹师鲁墓志》、《杜祁公墓志》，但其子孙皆不满意欧的文章[。曾巩曾对欧阳修为其祖父作墓碑铭深表谢意说“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苏轼本人则少作行状、碑志。不过苏轼还是代张方平作〈故龙图阁学士滕公墓志铭〉，这是由于张方平当时已病故。

历史名作：
明 文渊阁大学士 孔贞运
【录者小引：明大司马袁可立（1562--1633），字礼卿，号节寰，睢州（今河南省睢县）人，中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以子枢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
天启二年为登莱巡抚，主持辽务多年，参与并指挥明清战争。以智取策反收降努尔哈赤姻婿刘爱塔，在任上为毛文龙请饷募兵，后因指斥毛文龙贪功冒饷又为毛所嫉恨。可立去，毛文龙无人能御。天启末起袁可立兵部左侍郎，极力反对袁崇焕与后金议和，注重加强海防建设，与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轻沿海”的战略短视形成鲜明对比。三年后袁崇焕因此获罪而遭杀身，然毛文龙被杀，袁可立苦心经营的海上防线的牵制形势已荡然不存，致满人敢倾国中之力大举犯明，至此国事日非，足见袁可立先见之明。黄道周曰：“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

    明末朝鲜归登抚节制。天启三年，属国朝鲜弑君篡权，袁可立严词质责，并牵及朝鲜勾通倭寇等旧事。五十年后倘为朝鲜君臣所忌恨，在清朝开馆延修《明史》之时曾派专使来中国在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永宪录》和《池北偶谈·朝鲜疏》都有记载。终清一朝整个史界对袁可立十分忌惮，所有传记史料均被删削，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因载有董其昌所撰《节寰袁公行状》险遭毁版和杀头之灾。袁可立正直敢言，是晚明少见的干练之才。二十八岁弹劾炙手可热的应天巡抚李涞，平反苏州太守石昆玉冤案。以御史巡视西城，惩办权贵；因直谏触帝怒，削职为民二十六年，史称“震门之冤”。泰昌立，起袁可立自民间，官拜兵部左侍郎，廷推南都户部尚书，改兵部，因公开反对魏忠贤再遭罢官。皇帝念可立登莱劳，授兵部尚书，特准驰驿乘传归。

    天启四年春，登州巡抚即将离任，作《观海市》诗，描述海市生动真实，为海天增色。晚年崇道，在睢州建袁家山，《道藏辑要》所记最详，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善诗文，受清朝文字狱所累，多所毁失。

    《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文出自明崇祯年间首辅孔贞运，字为明末著名书法家大学士门生王铎书丹，工部尚书靳于中篆盖，内容十分详实可考，能补清人修撰《明史》之偏见和不足，为明清史研究者不可多得之资料。另见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倪元璐《袁节寰大司马像赞》等，可作更全面之考研。

著名作品：
韩愈：《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柳子厚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皇甫湜：《昌黎韩先生墓志铭》
欧阳修：《泷冈阡表》
孔贞运：《节寰袁公墓志铭》

2:

 墓志铭和碑文的区别

“墓志铭”一词被普遍误用和滥用，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关于墓志铭，《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得很清楚：“墓志：放在墓里刻有死者生平事迹的石刻。也指墓志上的文字。有的有韵语结尾的铭，也叫墓志铭。”当今的误用者和滥用者，他们并不知道墓志铭是放在墓里的，墓外的人是根本看不到的，而把地面上的墓碑及碑文错称为“墓志铭”。近读《禅绕着的墓志铭》、《人生的休止符——西方名人墓志铭和墓地》等图书，书名本身就弄错了，因为这些书中介绍的众多历史名人的所谓“墓志铭”，实际上几乎都是这些人墓碑上的碑文。如莎士比亚的墓碑上刻着他的遗言：“看在耶稣的分上，朋友，切莫动底下的这黄土。让我安息者上天保佑，移我尸骨者永受诅咒。”再如里尔克的墓碑上也刻着他的遗言：“玫瑰，啊，纯粹的矛盾，希望不是像任何一人那样睡去，在这么多的眼睑下。”这些墓碑迄今仍然被完好地安置在他们的墓外，碑上刻的名言从来就不是什么“墓志铭”。读近年十分畅销的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发现这位著名的学者和翻译家竟也误解了“墓志铭”的意思：“济慈的epitaph(墓志铭)是他死以前为自己写的，非常有名，即：‘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ten in water.(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在这里，何先生将epitaph译为“墓志铭”，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王尔德在《济慈墓》一文中明确说过，是济慈自己在临终之际要求把这句话刻在他的墓碑(tomb-stone)上的。好在很多种英汉词典的编者头脑还是清醒的，他们对epitaph都提供了两种释义：“墓志铭;碑文。”这样做，至少能给人们以正确选择的机会。

    “墓志铭”一词被滥用，与很多人不了解它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一种文化载体有关。东汉末年，曹操严令禁碑，魏晋两代亦因循此令。然而世人追念亡者之情仍望有所寄托，于是产生了将地表刻石埋入墓中的墓志铭形式。墓志铭的前一部分是“志”，即简述死者生平;后一部分是“铭”，即用韵语概括前一部分内容，并加以褒扬和悼念之意。墓志铭又称“埋铭”“圹铭”“圹志”“葬志”等，由这些称谓也可看出它确实是埋在地下的。至北魏时，方形墓志成为定制，即为两块等大之正方形石板，上下重叠，刻铭文者在下为底，刻碑额者在上为盖。禁碑令废除后，此风仍不改，从而造成墓碑矗于地上而墓志藏于地下的格局。墓志铭大行于隋唐时期，以唐代最为繁盛，出土的数量远胜北朝。宋元以后，墓志铭数量锐减。近代以来，西式葬法逐渐推行，碑墓合一之制日盛，墓志铭之作渐衰。解放后，实行丧葬改革，丧事从简，并推行火葬，墓志铭失去了物质载体，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至于启功先生那篇著名的以“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开头的《自撰墓志铭》，其实是他生前以韵语形式表达的心迹，后来镌刻在他墓碑前的一方巨石上，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墓志铭”。
     前些年报上曾刊载《中山陵为何没有墓志铭》一文，提到“孙中山陵墓竣工后，树立墓志铭……这在当时是一件很必要的事情”，“中山陵建成之后，碑亭虽在，却没有墓志铭”。吴小如先生曾在《文汇读书周报》撰文批评，指出该作者“缺乏常识，故行文不免讹舛”，“墓志铭虽刻在石上，却是埋藏在地下的，凡立于地面之上的碑文是从不称为‘墓志铭’的。今传世的历代墓志铭，都属于出土文物。如果在地面上撰文树碑，应称‘碑文’，若篇末加韵语，则称‘碑铭’……立在碑亭中的应是‘碑铭’，而绝非‘墓志铭’”。吴先生的纠错言犹在耳，但是报刊图书上的误用和滥用依然不断出现，实在令人无可奈何。

3:　　古绛（黄洽）书丹《曹慕堂先生碑铭志传逸事册》十七页。

在此了解一下：

一、乾隆名臣曹慕堂

　　曹学闵(1709-1787年)，字孝如，号慕堂，山西汾阳人。

　　曹学闵13岁时，父即谢世。他勤苦自立，力学不倦，乾隆十九年(1754年)取为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6年后授官职。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改河南道御史，又5年进为刑科给事中，次年转吏科掌印给事中。他专司纠察建言之职前后达8年之久，所上奏章，敷陈时事，都是关于政治得失、剔弊革新、有益于人民生产及生活等事宜。由此乾隆皇帝很赏识他的政见，对他所陈意见，屡批答可。后又被提升内阁侍读学士、宗人府府丞等。

　　曹学闵在朝任职30年，两次担任纂修官，三次巡试，两充同考官，端品励行，为官清慎，深为乾隆信任。颇好施财行善，在京曾修山右三忠祠、三晋会馆、杨椒山先生祠、义园、永定门外掩骼会等，都是捐己薪俸，详细计划，亲身督理。平生酷爱山水，严寒盛暑从不惮跋涉之苦，往往乐而忘返。晚年讲求养性之道。诗文多抒写性情，著有《紫云山房诗文抄》行世。

　　据记载，乾隆嘉庆间，自曹慕堂始，曹氏家族多出举人、进士等，在朝野传为美谈。

　　二、《曹慕堂先生碑铭志传逸事册》概况及规模

　　《曹慕堂先生碑铭志传逸事册》封面、内文、封底共94页，6549字。初始，自嘉庆元年至嘉庆五年(1796-1800年)，由翁方纲题笺及内文(碑、铭、传、家传、逸事)和五人跋文共87页5941字，书写在13×20厘米的宣纸上，共为一册。后至光绪二十八年间(1902年)被装裱在26.8×42.5厘米的宣纸中下端，上端留白12厘米，下端留白9厘米。封面由张之洞题笺，并于扉页题记，后又有光绪朝三人题跋。

　　1、涉及名人大家

　　全册涉及乾嘉年间15人(翁方纲、朱珪、【黄洽】、钱大昕、何元??、何道生、邵晋涵、韩克均、纪昀、李銮宣、王杰、张若??、王昶、王肇嘉、董诰);光绪、宣统间6人(张之洞、端方、侯汝承、李葆恂、吴广沛、褚德仪;民国至现代1人(李宗桐)。以上22人均系清代命官和民国人物中精于书法、诗画、金石之学及史学的名家。

　　2、涉及书体书法三种

　　① 馆阁体书法共69页4412字(黄洽17页、何元??20页、何道生7页、韩克均15页、李銮宣10页);

　　② 隶书体书法4页291字(翁方纲1页、王肇嘉3页);

　　③ 行书体书法19页1846字(翁方纲8页、王杰2页、张若??2页、董诰2页、李葆恂3页、吴广沛1页、褚德仪1页)。

　　3、涉及印鉴印模十人二十方

　　① 翁方纲：“苏洲”、“翁方纲”、“覃溪”(“侯汝承观”)

　　② 李銮宣：“銮宣印”、“李氏石农”

　　③ 王杰：“葆淳”、“王杰之印”

　　④ 张若??：“张若??印”、“简叟”、“东龙眠山人”

　　⑤ 王昶：“述庵”

　　⑥ 董诰：“董诰”、“柘林”(张之洞“孝达审定”)

　　⑦ 张之洞：“臣张之洞”、“壹公”、“孝达审定”

　　⑧ 侯汝承：“侯汝承观”

　　⑨ 吴广沛：“剑华”

　　⑩ 褚德仪：“义州”、“褚仪”

　　基于以上情况，此册是一有规模有档次的书法大册。

　　三、形成及传承

　　山西汾阳曹慕堂，出仕任官至乾隆朝宗人府丞，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冬去世，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十月葬于家乡。此间，朱??撰“曹慕堂墓志铭”、钱大昕撰“曹公神道碑”、翁方纲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撰“慕堂先生传”、邵晋涵撰“曹公家传”、纪昀(晓岚)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撰“曹宗丞逸事”。以上为六年多时间内先后形成的祭祀追思原始撰文，足见曹慕堂在当时任官为人的名望。

　　1、《慕堂先生碑铭志传逸事册》的形成。

　　在五则原始撰文完成后年余，即嘉庆元年(1796年)曹慕堂长子受子(锡龄)、三子申子(祝龄)邀山西同朝任官的五位同僚，将碑铭志传逸事重书为册：

　　古绛黄洽书朱??撰“曹慕堂墓志铭”、灵石何元??书钱大昕撰“曹慕堂神道碑”、灵石何道生书翁方纲撰“曹慕堂先生家传”、汾阳韩克均书邵晋涵撰“曹公家传”、静乐李銮宣书纪昀撰“曹宗丞逸事”。

　　至七月重书成册后，求翁方纲撰书后，延至十二月二十三日撰成“慕堂先生碑铭志传逸事册书后”，并为此册题《慕堂先生碑铭志传逸事》之名笺。

　　随后，锡龄、祝龄兄弟又邀在朝京官大员文人学士为之题跋：

　　陕西韩城王杰嘉庆二年(1797年)年题跋、安徽桐城张若??嘉庆二年(1797年)题跋、上海王昶嘉庆四年(1799年)题跋王肇嘉书、浙江富阳董诰嘉庆五年(1800年)题跋。

　　至此，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至嘉庆五年(1800年)围绕曹慕堂先生去世后，这一有意义的结集历时13年终成一册。这时的册还是13×20厘米的宣纸小册，被曹氏兄弟珍藏。

　　2、光绪朝转归张之洞收藏。

　　时光流转，间隔102年后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之洞获得该册，精心装裱制封，题笺为《曹慕堂先生碑铭志传逸事册》，并郑重钤印“壹公”名章。同时，在扉页署：“光绪壬寅三月既望南皮张之洞观于抱冰堂”，钤印两方，并在董诰跋文之后，钤“孝达审定”印一方。可见张之洞对此册珍爱有加。经装裱制封的新册已成为大册，即现在所见，26.8×42.5厘米的大册。

　　3、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前归于端方。

　　事有凑巧，张之洞获得此册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三月间，时任湖广总督，不久因朝事离任，由端方代理湖广总督。端方为好贤爱古大家，竟然从张之洞手中接藏了此册，此册有幸，又得端方三位高足题跋，从跋文中可知其端倪：

　　当年七月十五日李葆恂跋文中即称：“犹幸恰遇好贤爱古如我公者而藏之”;十二月二日褚德仪跋文中称：“??斋尚书以先生志传合装册见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吴广沛跋文称：“公尚书珍赏而表彰之，尤胜私家藏守矣。”

　　此间，或在张之洞手中时，又引起侯汝承关注，并在翁方纲书后认真地钤“侯汝承观”印一方。

　　4、民国初归藏“高阳李氏”。

　　端方先生命运不舛，身为满人，随宣统三年清政府的完结，被哗变新军刀劈断命，此册辗转归藏高阳李氏李宗桐。也属奇缘，李宗桐洽是张之洞兄长张之万的曾外孙，历经三代，此册收藏情缘未了，又出现了轮回。

　　李宗桐于1966年先后在台湾《大陆杂志》发表此册中三篇跋文：

　　1966年3月第32卷第5期发表《翁方纲〈曹慕堂先生碑铭志传逸事册书后〉真迹跋》;1966年4月第32卷第7期发表《王文端(杰)〈曹慕堂先生碑铭志传逸事册〉跋》;1966年4月第32卷第8期发表《董文恭(诰)〈曹慕堂先生碑铭志传逸事册〉跋》。

　　2011年中华书局(微博)出版发行《李宗桐文史论集》亦将上述三篇收录其中。

　　李宗桐在董诰跋文前言中言及：“慕堂官至宗人府中丞，殁于乾隆五十二年。有二子皆为翰林，而与之交往者，亦皆为当代名人，故死后有许多人为之作神道碑，墓志铭，诸子将之抄录成册，另请名人题跋，此册后为端方所有。”

　　网络上在介绍王杰跋文后注明：高阳李氏所藏清文献之一。

　　1974年李宗桐在台湾仙逝，时隔30年之后，《曹慕堂先生碑铭志传逸事册》又回流大陆，成为盛事。

　　注：《曹慕堂先生碑铭志传逸事册》涉及乾隆、嘉庆、光绪、宣统及民国人物22位，皆系当朝名家大腕，文献资料翔尽，这里不作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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