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录
全新原封未拆，宋本朱子语录
￥ 89 4.5折 ￥ 198 九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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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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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李道传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198元
上书时间2021-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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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语录》是以宋刻《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及明刻《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合编而成，《朱子语录》保存了朱熹讲学时的语言原貌，《朱子语录》是了解和研究朱子思想和古白话的重要文献。
内容简介
朱熹弟子多有记录师说笔记者，晦庵生前已互相传阅，朱子亦有手定。朱熹殁后，门人弟子和私淑后学搜集传写，于是朱子讲学笔记逐渐流传。嘉定八年，李道传持节池阳，将其所收集的廖明德、辅广等多家笔记委托朱子及门弟子整理刊误，编为《朱子语录》四十三卷，简称“池录”。之后，黄士毅又以《池录》为底本，将各家所记朱熹语录按照理气、鬼神等分为二十六类，编为《朱子语类》一百三十七卷。可见《池录》是研究朱子学的一部承上启下的重要文献。
作者简介
徐时仪，男，1953年生，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和汉语史，《汉语大词典》主要编纂人，《古文字诂林》编委。著有《慧琳音义研究》、《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玄应众经音义研究》、《汉语白话发展史》和《佛经音义研究通论》等，校注有《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
潘牧天，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目 录
前言
整理说明
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卷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卷五
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卷六
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卷十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卷十三
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卷二十七
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卷二十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卷二十九
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卷三十
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卷三十一
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卷三十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卷三十三
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卷三十七
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卷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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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言
在中國儒學發展史上，朱熹以博學多聞的才識，結合宋代社會的實際情況，融儒、釋、道于一體，潛心探索道德性命之理，提倡明義理、經世務，論學著述皆以聖賢之道爲宗，修己治人爲要，形成了獨特而嚴密的理學思想體系，把居中國文化主導地位的儒家文化發展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朱熹的理學思想體系宏闊，統治我國思想界達七百多年，不僅對中國文化結構、政治生活、倫理思想、價值取向、思維方式、風俗習慣、理想人格等方面都産生了十分重大的影響，而且還跨越民族和地域的界線，遠播海外，在十五世紀影響朝鮮，十六世紀影響日本，對日本、韓國以及越南等東、南亞各國的思想文化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在朝鮮和日本曾被視爲國學。十七世紀又隨東學西漸傳至歐洲，一七一四年在歐洲翻譯出版了朱子全書，漸發展成爲東方文化主流的朱子學。朱子講學語録的内容博大精深，關乎朱子著述的詮釋和朱子的經學、文學、史學、自然學、書院文化以及朱子後學的研究等，既是朱子學研究的重要文獻，也是哲學、文獻學、語言學、辭書學等學科研究的重要文獻。
一、 語録體與朱熹講學語録
傳統哲學著述的特點是多爲語録體，起源于講學時師生的問答對話。講學必然運用大量的口語，一般語句簡短，多用問答形式，隨事記録，不避俚俗，而隨事問答與辯難則没有充裕的時間去斟酌措辭，修飾文藻。這就如同考試時筆試與口試的不同，前者須於解答辨析中見出文辭之美及行文佈局之功，後者則重在應對之便捷與精神意藴之領會。語録體常常採取點悟式的話語表達方式，點到即止，不作長篇大論的引申發揮，具有一種精煉簡約、片言百意的表達效果，往往寥寥數語就能刻畫出人物的精神風貌，闡明事理的是非曲直，帶有濃厚的時代氣息。
春秋時，由孔門後學記録整理的孔子講學語録論語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語録體著作。論語可以説是孔子與其弟子門徒問學論道探討社會人生的真實而傳神的實録，雖然經過整理，但大致與當時口語不會相差太遠。沿至宋代，在疑古思潮的影響下，宋儒不再墨守前人陳説，而敢於標新立異，提出異議，講學之風大盛。宋儒多在書院解説儒家經典，遂有其講學或談話的記録，即宋儒語録。如朱熹輯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程子門人所記程顥和程頤講學答問之詞。又如近思録是南宋朱熹、吕祖謙二人精選北宋理學大家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的語録而成的一部理學入門書，又是學習四書的階梯。
儒家承孔子用白話口語講學論道，至朱子語録可謂集大成。朱熹的講學語録内容廣博，自天地萬物之源，至一草一木之微，從自然界到人類本身，無所不及，且皆爲師生間往復詰難、相互研討學問時的隨問隨答，氣氛比較自由，不像著書立説那樣嚴肅鄭重，態度比較真切，往往更注重實情。其中不乏思想火花的即興迸發，評述時事的真情流露，往往揮灑自如，生動活潑，一顰一蹙，纖悉詳現，在朱子之學中猶如畫龍點睛，讀之有破壁飛騰之感。值得指出的是朱熹不同時期不同場合的講學内容由來自不同地域的一百多位門生記録，同一内容的表述用詞不盡相同，門人弟子所記又各有側重，或詳或略，有同有異，而同一門人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記録同一内容，不同的門人在同一時間同一場合記録同一内容，不同的門人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記録同一内容，同一門人前後所記或有不同，來自同一地域的不同門人所記也或有不同，來自不同地域的門人更難免有同有異，而朱子語録中往往注明各家所記語録的異同，據其所注内容及各本異文可探具體講學時間，還原出朱子講學内容原貌，知人論世，從中可見朱子的人格人品和門人的人格人品及學習態度，考探其時同門聽講的弟子有哪些和彼此間的交往及朱熹對這些門人的評價，‘聽’到朱子的經國之謀，濟民之政，出處之義，交際之道，‘看’到當時師生問答的鮮活場景，尤其是慶元黨禁時的人情世態和朱子的心態，可以説更爲真實地反映了一代理學大師朱熹的思想演變脈絡和南宋當時的社會生活及語言使用狀況。
二、 文白轉型與朱熹講學語録
漢語的文白轉型深刻廣泛地影響了我們整個民族的思維和演説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正體現了不同文化和不同階層的人們使用同一種語言的必然發展趨向，即精英文化與平民文化以及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雅俗相融互補、既求雅又從俗的價值取向。據我們近年來的研究，漢語的文白演變不僅是一種語言現象，也是一種文化現象，涉及到社會的發展和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以及價值觀念的更新等諸多方面。一般而言，書面語多崇尚典雅，往往排斥口語，而朱子的講學語録直記當時言語則使一大批昔日難登書面語大雅之堂的口語進入書面語中，保存了大量的方俗口語材料，可以説最能反映當時的語言實録。今傳各本朱子語録行文簡潔而不避俚俗，句式靈活而用語多變，根據表達的需要變换文雅語體和白話語體，既有講學時引經注的雅言舊詞與朱熹解説所用白話口語的歷時層次差異和歷代記録修訂的差異，也包含有不同地域、不同階層門生弟子各自慣用方俗詞語的差異，充滿了各種性質和各種層次的言語成分，文白相間，雅俗共存，新舊質素交融，舊義的延續和新義的誕生共存於同一平面，形成了絶對動態演變、相對静態聚集，多源而一統、同處而異彩的語言淵藪，相當於一個立體的網路，疊置著從歷史上各個時期傳承下來的不同歷史層次的詞語和宋代産生的新詞新義，從整體上看是一種既非純粹口語又非一般文言的文人口語體，介於便俗語體和典雅語體間，具有文白並用和雅俗交融的多元語言特色，［一］可以説是書面形式的口語，客觀上如實反映了當時宋以前漢語原有單音詞和唐宋以來新産生的複音詞並存的語言事實和上古漢語和近代漢語新舊質素交融的演變概貌，有裨于探討朱熹和門人弟子在課堂討論中所用文言雅詞與通俗白話相融合的價值取向，闡析一些理學詞彙的義理内涵，考察言語與語言間意義生成、制約的互動機制，研究漢語文白新舊質素的興替和演變過程，考索漢語文白演變和典雅的精英文化與通俗的平民文化以及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相融合的發展趨勢，揭示精英文化和平民文化在社會交際中趨雅趨俗相融互補、由古典形態走向現代形態的新舊交替規律。
三、 現代文明與朱熹講學語録
偉大的哲學家或思想家是以他思考問題的分量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來定位的，而這問題必然具有歷史的規律與超歷史的意義之雙重性，同時又牽連著當下時代的弊病與難題，關乎人類命運的希望與福祉。在我國歷史上，宋代是儒家學者們覺醒的時期，當時絶大多數的儒學家們都在努力于振興儒學，要使儒家學派的地位重新居於佛道兩家之上，改變長期以來佛道兩家的聲勢都淩駕於儒家之上的狀態。學者們由不信漢唐注疏，進而大膽懷疑古代儒家經典，並且從當時的社會政治需要出發，或明或暗地吸收和汲引釋道兩家的心性義理之學，重新解釋經書，提出新的見解。理學大師朱熹則以其博學多聞的才識，融儒釋道於一體，在講學中表達了其對傳統文化的價值評估和意義理解，提出了他對當時文化的建構藍圖，深刻地介入了時代的文化繼承和再創造。
任何民族都有維繫社會秩序的精神支柱，即倫理道德。在中國儒學史上，朱熹融合儒、釋、道而集理學之大成，建立起一個貫穿天、地、人的理學思想體系，涵括了人生、社會、自然等領域，折射著那個時代的人們對民族主體精神的追求和人類文化價值走向的關切，尤其是强調以天下爲己任的歷史自覺性，充分體現了張載所説‘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的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理想境界。這一理想境界貫穿著儒家的人文精神和理性傳統，適應了近世中國社會的文化需要，確立了那一時期倫理道德的價值規範，而弘揚朱子學倫理價值體系中的精華，揚棄過時的糟粕，凝聚成中華文明‘人皆可以爲堯舜’的認同，將個人情感和利益等融入群體共同理想和價值，在全社會、全人類培壅出新型的社會良知與生存範式，由此轉變爲巨大的群體動力，導向人文化成的和諧境界，這不僅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邁向現代化的客觀需要，而且對維護社會的安定有序和精神文明的建設更有不可忽視和不容低估的巨大作用，在根治現今道德意識漸趨淡漠的價值取向危機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方面無疑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如朱子認爲誠信是人立身處世的根本，誠信也是立國之本和爲政之方。我們不可能奢求人人都成爲彬彬有禮的仁人、義士和智者，但我們却不能不要求所有社會成員都應具備誠實守信這一爲人處世的最基本的品德。近年來中華民族正在走向偉大的復興，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經濟的高速發展成爲世界奇迹，而如果要有可持續的良性發展，那麽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還必須高度重視文化的傳承和復興。我們應該有與時俱進的哲學、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新論點新貢獻，我們應該有更高端、更富有文化含量和學術含量的出版物，而不是一大堆鄙陋的八卦與破碎的段子。只有物質的富裕，是没有辦法給人們帶來真正幸福的。我們的國民不僅僅能買得起LV箱包等高級奢侈品，而且更應有誠信的品質、良好的舉止、文明的修養，更應有足以與中國文化相匹配的氣質。在某種意義上，文化決定著人們生活的品質與民族的命運。只想著搞笑搞樂，只想著惡搞解構，只想著利潤的最大化，只能無奈地以調侃聊以度日，消磨寶貴的時光，這樣的文化，弄不好是文化的萎靡甚至墮落，也是民族的悲哀。
據現代生命科學，人類基因有99%與動物靈長類相同，那麽人類與動物差别何在？即孟子所説‘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可貴的不同只是1%或再略多一點點，這1%或再略多一點點就在於人類有倫理道德意識，也就是荀子所説‘人之異於禽獸者’。朱熹的倫理思想與道德理論建立在以理制欲和以義導利的基礎上，重視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注重修養上的自律和内省，提高人的素質，完善人的品格。朱子學的人文精神表現在：提倡‘心統性情’，强調身體、心知、靈性與情感的融會貫通，用心、性、氣的相互作用來解讀四德五常的社會功能；重視格物致知的功夫，建立道德理性，提出道心與人心、天道與人道、自然與人類的和諧統一；力主重民、貴民、安民、愛民、恤民；敬重古道熱腸，敬祖積善，崇文尚禮，忠厚仁義，中庸和諧，勤儉重農，樂生進取，自强不息，厚德載物；主張把個人價值融入社會價值之中，通過存天理去私慾，達到個人與社會的良性互動。英諺云：寧可失去英倫三島，不可失去莎士比亞。原因在於，莎士比亞代表的英國文化是英國的人心、英國的品性與風格、英國人的驕傲與向心力，而朱子學的這些人文價值可以説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華所在，也是世界多元文明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爲東亞及世界文明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今天電腦的迅速發展已將人類引入了一個全新的信息化社會，宇航技術的發展又使人類的空間視野拓伸至浩淼的星際世界。尤其令人欣喜的是隨著基因的破譯，人類對生命奥秘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新世紀伊始，人類已拉開了克隆和納米時代的序幕。然而，高科技的發展在創造物質文明的同時，也迫切地呼唤著精神文明的建設。現代科技帶來的巨大變革不僅給人們提供了新的時空觀和對自然界的新表述，還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精神世界，衝擊著人文領域中的一些傳統學科。人們在歡呼‘生物學世紀’到來之時也不無憂心忡忡地看到科學技術的雙刃作用，尋求著物我合一回歸自然的化境。隨著人類諸多幻想的美夢成真，生態環境的保護、貧富兩極的分化、轉基因生物的利弊等正引起有識之士極大的關注。衆所周知，和平與發展是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發展的主旋律，也是當今人類社會的共同要求。人類面臨著一系列全球性的共同問題，諸如地球生態破壞、環境污染、人口膨脹、戰争威脅、家庭倫理破壞等。一九九九年十月，國際聯合教科文組織（UNESCO）發表了二十一世紀倫理的共同架構一文，其内容包括（一） 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二） 自由施行個人的權利與義務以達成個人的自我實現；（三） 個人與共同體之間的相成相補；（四） 通過正義，維持和平。朱熹一生都在從事學術的研討、傳授和著述，講學在朱熹的生涯中佔有重要地位。從朱子語録中的記載可以看到朱熹思想中的精華與國際聯合教科文組織提出的二十一世紀倫理的共同架構也有相通之處，對根治現今社會的種種弊病也具有現實意義。朱熹的講學是以修身與窮理並重，主旨在於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在家庭生活中父慈子孝，在社會交往中仁義誠信，在公幹私誼中履責守義。因而對朱子學及其影響進行現代審視和分析評價，探討朱子學對現代社會的影響及其與現代社會發展的關係，闡析朱子學的東方文化意義，有裨于發掘繼承其超越時代的精粹合理成分，回應時代的挑戰，以其深厚的人文傳統來治理現代文明所帶來的一些弊病，爲新時代提供健康文明的啟示。
歷史啟示我們，任何文明的傳承都建立在經典文獻的傳承基礎之上，任何文明的光大也離不開經典文獻的啟迪，而任何經典文獻都需要在一代一代人們的不斷解釋中弘揚其生命價值，從而介入當時的文化傳承和再造，推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朱子講學語録的内容涉及自然現象、生産勞動、物質文明、社會關係、日常生活、意識形態、禮儀習俗等各個方面，不僅從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反映了中華文明所倡人際和諧與天人和諧的價值取向，而且對時下抵禦外物誘惑而重振道德良知仍能起到砥柱中流的作用。當今社會物質相對豐裕，而信仰迷茫也伴之而來，道德約束力下降導致誠信危機。因而以朱子語録爲中心探討朱子集理學之大成的思想演變線索以及朱子學的承傳與創新，夯實朱熹講學語録的堅實文獻和語言基礎，由朱子語録的研究拓展至朱子學研究的方方面面，以文本可靠的語料和確詁的詞義從哲理層面來探索朱子出佛入儒的思想發展歷程，闡發朱子語録所藴含朱子學倫理價值體系的豐厚思想文化内涵，鑒古以知今，弘揚朱子學的精華，闡發朱子學中與時俱進且具有永恒生命力的人文精神，從而使今天的讀者能更加深刻地瞭解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凝聚成中華文明‘人皆可以爲堯舜’的認同，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質，在全社會、全人類培壅出新型的社會良知與生存範式，導向人文化成的和諧境界，形成世界上多元文明多向度雅俗交融的發展趨勢和價值取向，這不僅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邁向現代化和進一步完善精神文明建設的客觀需要，而且對維護社會的安定有序和不同文明的共存互補、平等發展也有不可忽視和不容低估的巨大作用。
四、 宋本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
朱熹門人弟子從師受學多有記録師説的筆記，朱熹生前已互相傳閲，朱熹且親手改定輔廣所録，並編定與蔡元定（字季通）論學之語爲翁季録。［二］朱熹逝世後，門人弟子和私淑後學搜集傳寫，朱子講學筆記漸漸流傳到社會上，但因黨禁而未能刊印。嘉泰二年弛黨禁，各家語録遂刊行，種類之多也是前所未有。考魏了翁眉州刊朱子語類序云：‘開禧中，予始識輔漢卿於都城。漢卿從朱文公最久，盡得公平生語言文字，每過予，相與熟復誦味，輒移晷弗去。予既補外，漢卿悉舉以相畀。嘉定元年（1208），予留成都，度周卿請刻本以幸後學。’‘後數年，竟從予乞本，刊諸青衣。彼不過余所藏十之二三耳。’‘其後，李貫之刊于江東，則已十之六七。’據魏了翁所説，他與輔廣（字漢卿）最早整理朱熹講學語録，度正（字周卿）則于嘉定初（1211～1214）率先編刊了朱熹語録。李道傳（字貫之）於嘉定八年（1215）持節池陽，又將其收集到的廖德明、輔廣等三十三位朱熹門人所記筆記委託給朱熹的及門弟子潘時舉和葉賀孫加以整理，削其重複，正其訛誤，編爲朱子語録四十三卷，簡稱池録。［三］池録刊行後，流傳甚廣。嘉定十二年（1219）黄士毅以池録爲底本，又收集了三十八位朱熹弟子記録的筆記，將各家所記的朱熹語録按講學内容分爲理氣、鬼神、性理、學等二十六類，編爲朱子語類一百三十七卷，嘉定十三年（1220）刊於眉州，簡稱蜀類。蜀類刊行後，嘉熙二年（1238）李性傳在其兄道傳所編池録基礎上又于饒州刊印朱子語續録，收録何鎬、程端蒙、周謨、潘柄、魏椿、吴必大、楊若海等人所記録的受學筆記，共分四十六卷，簡稱饒録。［四］淳祐九年（1249），蔡杭也于饒州刊印朱子語後録，［五］收録包揚、楊方、劉炎、劉子寰、邵浩、劉砥、李輝、陳芝、黄灝、黄卓、汪德輔等人所記録的筆記，共分二十六卷，簡稱饒後録。嘉熙、淳祐年間，王佖在徽州刊印有婺録。淳祐九年（1249）至十二年（1252）洪君勳、張文虎和魏克愚又翻刻蜀類，增補饒録九家爲徽類一百三十八卷。淳祐十二年（1252），王佖又在婺録的基礎上增加新獲部分，按黄士毅語類門目於徽州刊印朱子語續類，收録黄士毅等人所記筆記，共分四十卷，簡稱徽續類。景定四年（1263），黎靖德根據黄士毅所訂的類目，糅合諸家刊印的朱熹語録，編爲朱子語類大全。咸淳元年（1265），吴堅在建安刊印朱子語别録二十卷，簡稱建别録。諸家彙編朱熹門人筆記的刊本大致分爲‘語録’和‘語類’兩個系統，語録是按所記録的人編排，語類是按講學内容的類編排，而在每條之下注明記録者的姓名。咸淳六年（1270），黎靖德又據建别録修訂其所編的朱子語類大全，綜合了朱熹弟子記録的筆記，削其重複，總諸家刊本之大成，編爲現在的通行本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六］卷首的朱子語録姓氏列舉朱熹門人弟子的姓名，每人名下又注明記録的年代及其在諸家原刊本中的卷數。
一般而言，傳世的文獻語料有同時資料和後時資料之分，現傳存的語料大部分是後時資料，後時資料很有可能經過後人的改動，因而研究朱子語録的首要工作就是文獻語料的鑒别和選擇。文獻語料如果不可靠，研究也就失去了基礎。就朱熹門人所記朱熹講學内容而言，從最初各家所記‘語録’到彙編爲‘語類’，其中各本異文錯綜複雜，後世刊印的傳本也多有不同，既有同一版本不同門人記録的異文，又有不同版本同一門人記録的異文，還有不同版本不同門人記録的異文，更有彙編者或後世傳抄刊刻者改動形成的異文。其中有書寫形式的多樣、輾轉傳抄刻寫導致的訛誤、不理解文意而妄改的異文，也有一些有目的有依據的改動、受上下文或行文習慣影響而形成的異文。學界以往研究多依據通行的明成化年間刊刻的黎靖德編朱子語類或清人張伯行所輯八卷本朱子語類輯略，而朱子語録的早期傳本尚存有李道傳編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葉士龍編晦庵先生語録類要、楊與立編朱子語略和黄士毅編朱子語類校正本等數種，尤其是臺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刻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七卷和明抄宋刻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十一卷，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晦庵先生語録大綱領十卷，日本九州大學藏朝鮮古寫寶祐二年再校徽州本朱子語類皆爲孤本，其中有不少内容不見於今通行本，且與朱熹的論著也有異同，從中可見未經删削改易的大量原始記録，保存了朱熹門人所記講學語録的原貌，而宋至明清各本在編排和内容上的異同又形成互補和參證，可供考察池録和蜀類的編纂體例，探討黄士毅和黎靖德分類彙編所成朱子語類的通例和取捨異同，還原池録和蜀類的原貌，尋究各家所記語録的承傳淵源，考斠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今傳各本編排的異同，考探朱子語録的流傳線索和朱子學在東亞的傳播。
池録收録廖德明、輔廣等三十三人所記語録，［七］共四十三卷，各弟子下以記録時間爲序編排。今存宋刻本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有卷二十七至三十一、卷三十七、三十八共七卷，分别爲黄義剛、淵、襲蓋卿、廖謙、孫自修、曾祖道、沈僩所記語録。六册一函，左右雙邊，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頁心爲白口雙魚尾。上象鼻有大小不一的數字，下象鼻有不同刻工的名字，依稀可識别的刻工有蔡浩、王辰等人。書中卷首標題下等處鈐有‘金菊子’藏印。每卷卷首有卷數，如‘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卷二十七’；次行空三格題記録者，如‘黄義剛録’；卷數和記録者之下或有記録的時間，如‘甲寅所聞’、‘丁巳所聞’、‘戊午所聞’；有的還記有地點如‘臨安’。該書版框高18.8公分，寬13.9公分。［八］避諱止于光宗，‘玄’、‘畜’、‘殷’、‘恒’、‘貞’、‘慎’、‘徵’、‘匡’都有缺筆或改字。凡正文提及‘高宗’、‘神宗’、‘太宗’、‘孝宗’、‘真宗’、‘本朝’、‘今天子’等字眼，均空兩到四個字的位置以表敬，而不避寧宗以後的宋諱。［九］宋刻本池録兼具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藝術代表性，校勘極精，幾未見錯訛。惜僅存七卷，且卷二十七殘破不堪，多有不能辨識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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