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粮食问题:improvement and strategic reserve of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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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食问题:improvement and strategic reserve of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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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立祥,廖允成主编

出版社阳光出版社

ISBN9787552501575

出版时间2013-03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388元

货号8031533

上书时间2024-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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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目录
前言
农业——无可替代的永恒的产业
粮食——发展中国家的弱势产业,发达国家的战略武器
中国应予直面的粮食战线
新的亿吨级增量——发展中的我国对粮食产量的期盼
应予特别关注的粮食生产能力的战略储备
《中国粮食问题——中国粮食生产能力提升及战略储备》主旨与架构
总论篇
1 历史时期中国粮食生产能力的追溯
一、历史时期中国的粮食生产水平
(一)粮食作物单产提升缓慢
(二)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明显扩大
(三)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先升后降
二、历史时期粮食生产能力提升要素
(一)农区拓展,粮田扩大
(二)技术进步,领先于世
(三)治水改土,改善条件
(四)重农思想,农政推行
三、历史时期粮食生产能力提升的制约因素
(一)灾害危害深重
(二)战乱影响深远
(三)人口快速增加
四、粮食生产的历史启示
(一)稳定的环境有利于粮食生产
(二)合理的政策有利于粮食生产
(三)加大科技投入,促进粮食生产
2 新中国近60年间的粮食生产能力提升
一、近60年间中国粮食生产能力提升的成效
(一)粮食总产量显著增加,成为世界第一粮食大国
(二)单产迅速攀升,实现世界水平的赶超
(三)人均粮食占有数量逐步增长,逼近并达到世界水平
(四)粮食安全稳步推进,有效供给得到保障
二、新中国近60年间粮食生产能力提升的依托
(一)生产关系变革与不断完善,使粮食生产能力提升成为可能
(二)科学技术进步,使粮食生产得以持续增进
(三)国家财政投入增加,促进粮食生产能力提升
三、60年间我国粮食生产能力提升的轨迹及发展中的预期
(一)粮食总量的4个亿吨级增量轨迹及发展预期
(二)粮食单产的4个吨级增量的提升轨迹及发展预期
(三)粮食人均占有量的4个50公斤增量提升轨迹及发展预期
(四)60年间我国粮食生产三次超常型波动及发展中的应对
3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粮食生产格局变动
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粮食生产能力的提升及变动
(一)各省、市、自治区粮食产量及占全国总量份额变动
(二)全国l5个产粮大省(区)的位序变动
(三)各省、市、自治区粮食自给能力的变动
二、“南粮北调”与“北粮南运”格局的变动
(一)南方粮食生产不断下滑
(二)北方粮食生产持续增长
(三) “南粮北调”与“北粮南运”的辨析
三、 “东粮西走”与“中粮东出”格局的变动
(一)东部地区粮食从富余转入短缺
(二)中部地区粮食生产持续增长
(三)西部地区粮食从短缺到自给的变动
(四) “东粮西走”与“中粮东出”格局变动的警示
四、我国民族地区的粮食生产格局
(一)民族地区的粮食生产形势好过预期
(二)民族地区粮食自给程度“北方”高过“南方
(三)我国陆边地区粮食生产形势看好
区域篇
作物篇
后语

内容摘要
2009年在粮食自给程度不足100%的16个省、市、自治区中,以上海16.0%最低,北京(18.1%)、天津(32.5%)、浙江(38.3%)、广东(34.9%)、福建(46.1%)、青海(48.6%)等均不足50%;2009年粮食短缺最大的是广东(2518万吨),缺口逾千万吨的还有浙江(1271万吨);缺口逾500万吨的有上海(630万吨)、北京(566万吨)、福建(778万吨)3个省、市;缺口逾300万吨的有山西(357万吨)、天津(325万吨)、广西(377万吨)和陕西(300万吨)4个省、市、自治区。2009年16个省、市、自治区总共约短缺粮食7458万吨,需要调剂。
  改革开放的30年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粮食自给能力的变动,最为突出的莫过于以下几点:①能够自给和自给有余的省区从9个增加到15个,自给的粮食数量标准从316.6公斤提升到385公斤;②黑龙江、吉林两省从昔日的北大荒,成为今日国家粮食安全十分倚重的北大仓,2009年两省供国家调剂的粮食占全国42%之多;③内蒙古、河南和安徽的粮食从紧缺迅速发展跃升为国家商品粮生产大省,2009年3省占有全国约35%的粮食商品量;④绿洲农业区的新疆和宁夏虽不属粮食大省行列,难能可贵地成为自给程度较高,并具有数百万吨商品粮输出能力的民族自治区;⑤原本位居粮食大省行列,并有相当数量的粮食富余的浙江和广东,却成为今日国内粮食缺口最大的主销区,2009年两省需要调剂3789万吨粮食,约占国内调剂量的半数以上。
  二、“南粮北调”与“北粮南运”格局的变动
  受制于自然和历史等的多重原因,我国“南粮北调”古已有之。起始于隋代南北大运河的开通,不单纯是为满足中央政权的南下巡察以及达官贵人的游乐的需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把丰足的南方所产的粮食,通过运河的“漕运”北调,以济北方军需民食之不足。自隋以后,历经唐、宋,直到元定都北京数百年,为强化南粮北调及西运的需要,大运河工程体系因此不断完善。历代的中央政权为确保漕运之粮的安全,特组建护粮武装——漕军,足见历史时期的南方粮食对维护社会稳定、繁荣北方经济和增强边防的重要作用。
  (一)南方粮食生产不断下滑
  我国南方改革开放起步早、发展快,基于粮食低下的比较效益,南方粮食产区的粮田不断地大量移作他用。表3—1所示,2009年我国南方10省、市、自治区的粮田面积,比1978年减少1118.5万公顷、减幅22.5%,几近全国粮田面积的10%,以上海减幅最大(62.2%),依次为浙江(61.5%)、广东(49.6%)、福建‘(44.4%)、湖北(27.6%)、湖南(17.6%)、江苏(16.5%)、四川(15.4%)、江西(5.7%),只有安徽增加6.8%。
  20世纪90年代前,除上海、浙江外,其余8省的粮食单产增幅都高过粮田面积减幅,成为南方粮食的总量得以保持增长势头的原因所在。1978年的15464万吨、1984年的20953万吨、1989年的20790万吨,一直使南方粮食占全国份额保持在51%上下的水平,虽未增加但也平稳。1996年全国粮食大幅增长达到5亿吨级水平,南方粮食虽有增加但未相应,致使南粮占全国份额不增反减,降到43.9%,此后由于整个南方粮食产区的单产增幅难以弥补面积减幅,粮食产量一路走低。2009年的产量只相当于l984年的水平,因此占全国粮食份额跌破40%,仅为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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