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原寸复制1475年铜版画《背负十字架的基督》
￥ 1800 八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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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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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者查理·阿芒·杜兰德
年代1925-01
类别铜版
印制方式黑白
材质纸本
尺寸62.3 × 42.7 cm
货号C—6
上书时间2024-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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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62.3×42.7cm；版框：43.7×29.2cm；画芯：41.5×27.5cm。右侧有一道浅淡的折痕，正面几乎看不出。
1475年前后完成的《背负十字架的基/督》，是马丁·施恩高尔版画中最大、最具绘画性的一幅。 这幅描绘基/督向髑髅地行进途中的版画，是施恩高尔画面最复杂的视觉作品与杰作。 通过阴影线密度的变化，创造出从白色到灰色再到黑色的一系列色调。作品的灵感来自扬·范·艾克的一幅同主题画作，这幅画现已失传。
马丁·施恩告尔是第一位在作品上署名的铜版画大师，同时也是一名多产的画家，但他的画作遗存极少。施恩告尔是丢勒以前北欧最著名的艺术家，无可匹敌的铜版画大师。毕生创作的115种铜版画为这一艺术媒介带来了全新和更为丰富的色调，并在表面和纹理的表现上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技巧。施恩告尔将铜版画提高到一种与传统艺术形式分庭抗礼的地位上，弥合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审美观念之间的分歧。他的作品影响了整个欧洲，在版画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存的米开朗基罗的第一幅画作，是临摹施恩告尔铜版画的《圣安东尼的诱惑》。
版画来源与深度解读：
《背负十字架的基/督》，来自《古代大师的铜版画与木刻版画》系列1925年起陆续发行的再版本，是该系列的第三次再版，右下角有普鲁士鹰头与帝国印刷局铭文组合的盲印。
照相凹版是影协术的起源，在1860年前后的成熟期中出现了“伍德伯里照相凹版”“铂金照相版”等高品质成像的技术，还有专门复制版画的照相凹版术。阿芒·杜兰德是法国铜版画师，19世纪五十年代起醉心于修复古代版画的印版，以及复制古代版画。“杜兰德照相凹版”既是复制铜版画的首创技术，也是品质的终结者。因此，用以复制版画的照相凹版，出道既天花板。经高精仪器测定，杜兰德复制的伦勃朗版画与原作之间仅存在极个别细节1：1000毫米的差异。这项技术在20世纪二十年代以前失传，攻克杜兰德配方谜题的努力从未间歇，迄今为止仍未完全揭开面纱。杜兰德的伦勃朗专辑初版本，其价格早已与大众收藏分道扬镳，国内市场中所见者均为再版本。
复制古代版画的照相凹版工艺步骤，是将拍摄的版画画面转移到铜板上，经过腐蚀的凹版还须经手工完善。说穿了，就是重新制作一块版画印版。杜兰德的复制打破了版画收藏的清规戒律，很多人就此放弃画质极差的“幽灵”印本真迹，改而收藏杜兰德。
版画收藏与艺术家创作版画的历史几乎一样漫长，那些历史上著名的作坊以及工作室，通常也是出版社与版画画廊。顾客能同时见到作者、出版社社长以及发行公司董事长。18世纪各国君主纷纷派遣代理人到处物色古版画，版画商到处搜罗古版画的印版。版画造假随之猖獗，摹刻与臆造古版画的人不在个别。一个世纪后，杜兰德为赝品市场提供了躺赢的办法。除了艺术类杂志中的印本，杜兰德所有专辑的初版本，其形制均为卡纸衬。每张版画纸的背面，都盖有一枚“永不褪色墨水”戳——他的姓名首字母花押。不仅如此，那些一个版面上有两种或以上版画的，每幅画面背后都盖有这枚戳。还有一种是更加高级的 “中式裱褙”印本，版画纸背与衬纸粘连，但背面也盖戳。今天我们可以从那些衬纸脱落的印本背面，欣赏到这枚仍然没有褪色的印戳。
“永不褪色墨水戳”的用途是显而易见的，其一是纳入商标保护，再者凭借“一画一戳” 避免与真迹混淆，防止别有用心者拿去当真迹坑人。知法犯法者应对杜兰德戳的技术的手段是漂白，但氯化水容易破坏纤维，漂白后及时喷洒6%的纤维素溶液，能恢复纸张的纤维结构。不懂化学的友友，直接用刀片将印戳刮去。在法兰西政府收缴到的赝品中，有些通过背光或双筒望远镜可以发现印戳位置纸张变薄了。
《古代大师的铜版画与木刻版画》是原寸复制，既画面大小与真迹一致。每幅画面背后，也有一枚“永不褪色油墨”戳。在1928年的《帝国印刷局图像印刷品索引》第三期中，“柏林国家博物馆铜版画室”策展人埃尔弗里德·博克博士喜忧参半地说道：这些都是印刷艺术真正的奇迹，经得起持极度怀疑态度者拿去和原作比较。与此同时，此类高质量的艺术复制品存在风险， 它们经常作为真迹在市场中流通， 即使是优秀的鉴赏家也被欺骗了。博克教授还坦陈，“帝国印刷局”的艺术印刷品已被许多人视为赝品，但他没在文中提及区分这些复制品与真迹的方法。
“帝国印刷局”便是今天德国的“联邦印刷局”。18世纪时， 格奥尔格·雅各布·德克尔将他的印刷厂从瑞士搬到德国，普鲁士国君弗雷德里克二世授权他替宫廷印刷律令等公文。 “普鲁士枢密院印刷局”诞生了，它是“联邦印刷局”第一个前身。19世纪七十年代末，“普鲁士枢密院印刷局”与“皇家普鲁士国家印刷局”合并，年号是“帝国印刷局”。1945—1951年间年号变成“柏林国家印刷局”，1951年启用新年号“联邦印刷局”。
将这些朗朗上口的年号谨记在心，不仅能填补历史知识的空白，对于收藏《古代大师的铜版画与木刻版画》（以下简称《版画》）也大有裨益。《版画》戳的三大变体，正是“柏林帝国印刷所忠实复制”“柏林国家印刷局忠实复制”和“柏林联邦印刷局忠实复制”。变体勾勒出的，是版本的大致轮廓。从“帝国印刷局”到“联邦印刷局”，期间出品的艺术印刷品有很多。最好与最受欢迎的只有三种，一是邮票，一是《版画》，一是人人需要的钞票。兼之古代精珍版画真迹对于不少友友而言，因各种原因导致情深缘浅。因此，我们的介绍有必要稍作展开，以备收藏选购时参照。
《版画》的内容是“柏林国家博物馆铜版画室”的藏品，博物馆前身是腓特烈·威廉三世兴建的普鲁士“皇家博物馆”。作者是“柏林国家博物馆铜版画室”主任（策展人）、艺术史家弗里德里希·李普曼。《版画》中铜版画部份的复制技术，是通过李普曼的穿针引线，从柏林艺术印刷与出版商舒斯特那里买来的照相凹版专利使用权。木刻版画的复制技术，是凸版和化学镌版术，纸背均有印痕凸起。李普曼在《版画》成品之初，请来了包括日本浮世绘在内的各路神仙以求斧正，与会者异口同声“乱真”。《版画》这一炮，一下便打响了“帝国印刷局”的声名。随后在1929年 “巴塞罗那世界印刷博览会”上脱颖而出，一举夺得最高奖项——大奖。
《版画》从1890年起以分辑方式，由柏林的“赫罗特塞书店与出版社”陆续发行。1895年起 ，艺术品经销商与出版商“阿姆斯勒和鲁思哈公司”获得分销权，并于1899—1900年间发行全集。这种版本有染色卡纸衬，有些是一个版面上几幅版画，每幅画面背后均有“柏林帝国印局忠实复制”戳。官方明确申明印戳的作用之一，是为避免与真迹混淆。
1899—1900年 “国际版画协会”在伦敦发行《版画》全集，是为英国版。德国版与英国版这两种初版本都是大开本。英国版没有卡纸衬，画面外的文字内容也与德国版不尽相同，但都有“巴奇”编号（《巴奇目录》是第一种版画目录，迄今为止仍是版画总目体系之一）。背面也是“一画一戳”，铭文是“忠实复制”。另有一枚“李普曼，铜版画与木刻版画”字样的墨水戳，有些印本漏盖这枚戳。英国版的版样，目前是“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藏品。
《版画》于1910年代初首都再版，包括其后所有的再版本在内，都不再是统一的大开本，而是根据画面大小量身定制，一画一纸，没有卡纸衬。有些四口天然毛边，有些则是全开纸张裁成需要的尺寸。总之，画面大纸也大，画面小纸也小。但大小有规律，全开、对开、4开、8开……。这种再版本在发行过程中的某个时间节点起，正面左下角多了枚出版编号墨水戳。出版编号也是以后所有再版本都具备的元素，在1928年的《帝国印刷局概述》中有总目。这种再版本部份品种的背面多了一枚“阿姆斯勒和鲁思哈公司独家发售”戳，这枚戳有变体。第一个再版的发行权，是该公司的独家。
1921年起，“帝国印刷局”收回了炙手可热的《版画》发行权，改由自家旗下的艺术出版公司发行。1921—1924年间发行的，是《版画》的又一种再版本。自这一版起，正面左下角出现了出版编号。这一版在编号边上，添了一枚“帝国印刷局”铭文的盲印。
1925年起发行的再版，盲印被挪到了右下角，同时变成由“普鲁士鹰头”图案与铭文的组合。“普鲁士鹰头”的增加，既是作为商标的补充，也是进一步明确艺术印刷品的来源。期间一度为偷懒而裁汰盲印这道工序，将皮球一脚踢给造纸厂。于是，出现了一批以与盲印一模一样的水印，在相同位置取代盲印的印本。这版背后的“柏林帝国印刷所忠实复制”戳有一种变体，更换了一个单词，但意思不变。这种变体的本身，还有一种艺术字体的变体。
1945—1951年间再版的《版画》，盲印是“普鲁士鹰头”图案与“柏林国家印刷局”铭文的组合。1951年起，改为“普鲁士鹰头”图案与“联邦印刷局”铭文的搭配。“帝国印刷局”遭遇过两次劫难，先是1919年“帝国印刷局”厂房被“斯巴达克主义”份子占领，再者1945年的“柏林会战”。后一次被洗劫一空，超过50%被毁。因此在 “柏林国家印刷局”和“柏林联邦印刷局”的版本中，很多是以前期印本为底本重新制版。《版画》的每次再版，或多或少都有新品增加。1930年代初，石版画与钢版画被吸收进入体系。此外的扩容是油画、水彩画和粉彩，当代作品也鱼贯而入。但绘画与铜版画部份相比，确实不足挂齿。
关于印戳的变化还有，比如颜色与字体。我们只抓印戳在版本中的关键特征，忽略次要。
1990年代以前大学图书馆尤其是艺术院校，《版画》频繁被师生们用来“描红”拷贝导致破旧。自此以后各学府纷纷杜绝了这条求知与教学的捷径，《版画》从此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
最后公布一下当年旁门左道去除《版画》盲印的作案手段，是用蒸汽熨斗来回反复熨烫，熨到盲印消失为止。仔细看，盲印处的纤维会略显粗糙。简单粗暴者，将底端有印戳部份裁掉完事。当作真迹进入市场的照相凹版版画复制品中，最多的是《版画》，是其它的整数倍。关于《版画》以真迹混入市场流通的历史，提及的著作有埃尔伯特·纽伯格的《真或假？》、弗兰克·阿瑙的《伪造者的艺术》、乔希姆·戈尔的《艺术品伪造者》、海因茨·埃图法的《假+研究》、阿诺尔多·蒙达多里的《真的是假的》、阿尔布斯塔特画廊编辑的《真实的谎言》、托马斯·阿尔梅罗斯的《艺术品与古董的赝品》、阿德里亚斯·贝克的《真迹赝品？艺术品鉴定的成像方法》、冈瑟·科赫的《市场上的艺术品和书籍： 拍卖 、假货 、价格以及它们教会你的那些》，克劳斯·阿伦斯与冈特·汉德劳腾合著的《真钱换假艺术品》等等，此外是古斯塔夫·舒伯特的《柏林的帝国印刷局》、联邦印刷局的《联邦印刷局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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