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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古代地图！清同治三年（1864）刊《青海全图》作为人类的一项重要文化遗产，蕴涵着丰富的历史人文和自然地理信息，对研究中国行政区划流源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15000 八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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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无

出版人崇文书局

年代同治三年 (甲子1864)

纸张白纸

刻印方式木刻

装帧其他

四部分类子部>天文算法>算书

尺寸110.8 × 59.8 × 0.1 cm

册数1册

上书时间2024-10-22

古籍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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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八五品

商品描述: 珍惜古代地图！清同治三年（1864）刊本《青海全图》为《皇朝直省地舆全图套图26图之一》开本长宽：101×80cm厘米。拍品为清代青海省地图，图右下方有全图解说，图中有朱笔朱笔补绘。
青海为位于中国西部，雄踞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东北部。是中国青藏高原上的重要省份之一，简称青，省会为西宁。据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公报显示，青海省东西长约1200公里，南北宽800公里，面积为72.10万平方公里。境内山脉高耸，地形多样，河流纵横，湖泊棋布。昆仑山横贯中部，唐古拉山峙立于南，祁连山矗立于北，茫茫草原起伏绵延，柴达木盆地浩瀚无限。长江、黄河之源头在青海，中国最大的内陆高原咸水湖也在青海，因此而得名“青海”。青海与甘肃、四川、西藏、新疆接壤，辖西宁市、海东市两个地级市和玉树藏族自治州、海西州、海北州、海南州、黄南州、果洛州等6个民族自治州，共48县级行政单位。青海省有藏族、回族、蒙古族、土族、撒拉族等43个少数民族，全省共有常住人口[2]5923957人青海有着“世界屋脊”的美称。青海东部素有“天河锁钥”、“海藏咽喉”、“金城屏障”、“西域之冲”和“玉塞咽喉”等称谓，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被誉为“三江源”、“江河源头”、“中华水塔”。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青海的地形大势是盆地、高山和河谷相间分布的高原。它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一部分。青海是我国幅员面积最大的省；是人口密度最小的省；是海拔最高的省；是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最高的省。青海与甘肃、四川、西藏、新疆毗邻，是联结西藏、新疆与内地的纽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拍品对研究中国行政区划流源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地图是人类表达世界认知和反映客观世界的工具，是人类的第三语言。无论西方，还是东亚文化圈，都产生了悠久而且自成体系的地图文化。我们一般将历史时期产生的地图叫做古地图。古地图作为人类的一项重要文化遗产，蕴涵着丰富的历史人文和自然地理信息，也承载了不同文明的世界观，其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逐渐被认识。本文通过对古地图价值的梳理，试图多角度、系统地阐述古地图资源的挖掘和利用。
古地图的价值
描述空间地理信息的重要工具
地图是人类描述空间地理信息的重要工具，从发掘于土耳其安纳托利亚的、绘制于公元前6200年左右的城镇平面图，到出土于河北省平山县三汲村战国中山王墓、刻绘于公元前315年前后的《中山王陵兆窆图》（又称《兆域图》），再到清康熙年间实测绘制完成的《皇舆全览图》，再到南太平洋许多岛屿上的岛民利用树枝和贝壳编织而成的航海地图，最后到今天Google地图，无不描述着人类所生存的世界，记录着地表的信息。因而，历史时期绘制的古地图保存了许多古代的地理信息。古地图呈现了历史时期的疆域范围、山川形势、城市结构、聚落分布、行政区划、海陆交通等地理信息，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地理信息，是文字之外的、对许多学科的学术研究都有很重要价值的另一种载体。古地图为治理江河提供宝贵依据。明代万历十八年（1590年）潘季驯编绘的《河防一览图》是现存绘制年代最早的一幅大型黄河、运河两河全图。全图以黄河为主，将东西流向的黄河与南北流向的运河并排地组合在一个画面上，使人能一目了然地了解到两河全部的河工水利情形。该图的绘制者潘季驯是明代著名的治河专家，反映了明万历十六年至十八年（1588—1590年）3年间潘季驯在河南、山东、南直隶（今江苏、安徽）治理黄河和大运河的情况，对万历年间的河患、地势险情及河防须注意的问题均有详细的说明，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幅古代治黄和治运工程图，对于我们今天治理黄河、运河和了解两河河道变迁提供了宝贵的依据。金沙江是清代西南地区重要的水路，两岸矿产丰富，战略位置和经济地位重要。清朝以前未对金沙江进行疏竣和开发，至清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皇帝下诏疏通和治理金沙江，疏浚金沙江航运。为此，清朝官员多次踏勘，并绘制出《金沙江全图》。《金沙江全图》共分5幅，拼接而成全长约74米，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长的中国古代地图，是一部金沙江疏治工程图，实为研究金沙江航道工程史的珍贵资料。
古代地图为建筑史、城市史的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从实测的角度，中国古代城市地图的准确性相对较差，中国古代城市地图大多采用平立面结合的形象画法，突出和放大官府及文教机构，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城市地图并不追求地理空间的精确，重在表达权力和秩序。但这些古代城市地图仍可以反映出城市的选址、形态布局和功能分区，城市的大致街道网络形态可以从中得到体现。比如日本宫城县东北大学图书馆藏有一幅明嘉靖年间绘制的《北京城宫殿之图》，该图采用形象画法，描绘了当时的北京内城，突出表现紫禁城的宫殿、内城的衙署、城垣及主要街道，是一幅明代民绘本的北京内城宫殿布局示意图。图中所绘从海子湖（今积水潭）流入北沟沿的河道，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对研究北京城水道变迁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①在西方，最有名的城市地图集当属乔治·布劳（Georg Braun）和弗朗茨·霍根伯格（Franz Hogenberg）于16世纪下半页到17世纪初陆续编制和出版的《寰宇城市志》（Civitates Orbis Terrarun）。7卷本的《寰宇城市志》囊括了全世界546个城市，以鸟瞰图的形式呈现了当时世界各地的城市形态。17世纪，在西方，地图始被用于城市规划。1666年的伦敦大火烧毁了伦敦五分之四的城区。为重建这座城市，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在灾后几天内就绘制出了一幅富有远见的城市规划图。历史时期，无论何种情境下绘制的城市地图，都为今人了解昔日的城市形态、空间布局提供了可能和线索。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认为，中国传统城镇的构成有着独特的美学原则，他以一幅清代福州地图为例，对中国传统城市的美学原则及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进而去寻找失去的东方城市设计传统。②可见，城市古地图对复原不同文化体系下的城市传统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古地图作为珍贵的文物，还是历史的见证,为维护我国领土主权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1562年，明朝浙江提督胡宗宪编纂的《筹海图编》一书中，绘有《沿海山沙图》，上面标明了中国福建沿海各岛，其中就有“钓鱼屿（钓鱼岛）”“黄毛山（黄尾屿）”“赤屿（赤尾屿）”等岛屿。这些古地图资料和明清两代档案有关我国和琉球疆界的文字记录,可有力地证明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屿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古地图在领土主权的维护上可以起到直接和直观的证明作用，是其它文献难以替代的历史证据。
根据内容分类，古地图中除了河渠图、城市图，还有疆域图、行政区划图、交通图、边防图、海防图等，其内容涉及诸多方面，记录和反映了历史时期多方面的地理信息，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视觉呈现的独特艺术
视觉呈现的独特艺术地图是传递信息的工具，不同于文字，地图主要通过符号、线条与色彩来传递信息。各种空间信息不是隐藏在字里行间，而是潜入到线条上、躲藏在符号里、融入色彩中。线条、符号与色彩三者按照一定的逻辑进行组合，然后将空间信息层次地、有序地传递到读者，这就是地图的信息传递方式。从读者或制图者的角度，地图是一门视觉艺术，是一门空间信息呈现的视觉艺术。因而，地图首先呈现给大家的是视觉上的效果与冲击，然后是空间地理信息。所以，地图在设计上讲究线条如何绘制、符号怎样设计以及色彩的运用。当这些图面上的设计工作完成后，还要进行整幅图的整饰。地图的设计过程有点类似作画，但又不同于绘画。地图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幅经过创作的“图画”，因而，地图具有美感和艺术属性，是一种视觉呈现的独特艺术。
从地图的绘制实践来说，中西方的古地图有着各自的艺术特性。中国古地图与中国传统绘画有着密切联系，受到传统绘画的影响，中国古代地图上的地物常以形象画法绘制，充满了山水画的风格。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有一幅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绘制的《大河两岸南北地舆图》，该图纸本彩绘，装裱后折装成册，采用对景法绘制，绘出了山西、河南两省之间黄河两岸的地形以及城邑、关隘、古迹、道路、驻军营地、炮台等地理要素。同时，我们也可以在该幅图上看到用斧劈皴法绘制的山体、写意的小舟和林木，整幅地图的画面旷远，地图上面有大片留白，中国山水画的表现手法和意境在这幅地图上体现得十分明显。如若除去这幅地图上相关的地理说明文字，它就是一轴长卷山水画。在西方，古地图的装饰性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无论在16世纪的制图中心低地国家（相当于今天荷兰、卢森堡与比利时三个国家），还是在17世纪的制图中心荷兰，制图家和地图出版商为提高地图的吸引力，一方面是在地图上补充最新的地理知识，另一方面是强化地图的美观感受。他们或通过在地图图框的四周画出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和《圣经》中的故事，或运用花体字，或运用比较鲜艳的色彩以达到美化地图的目的。因而，这些古地图往往像一幅幅艺术品，具有美学欣赏的价值。西方古地图的装饰性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科学制图的诞生，在今天西方绘制的一些地图中仍能看到传统的影子。
表达思想观念的载体
地图与书籍等文本一样，承载了不同文明的观念与思想。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下，地图所呈现的世界和世界观往往具有较大的差别。因而地图不仅是描述客观世界的工具，还是文明与思想观念的载体。在不同的宗教中，地图作为思想观念的载体体现得至为明显。
在中世纪，因受基督教神学的支配和影响，世界地图均以圣城耶路撒冷为世界的中心，形成了著名的“T-O地图”。“T”字将地图上的陆地分成三块，即亚洲、欧洲和非洲。亚洲在地图的上方，因为圣奥古斯丁曾说过亚洲是“最受上帝恩宠的”；欧洲和非洲分别位于地图下方的左右两侧；“T”的纵支代表地中海，竖支表示红海；“O”代表了环绕陆地的海洋。而在佛教的世界观中，世界以须弥山为中心，须弥山的四方海中有四大部洲，即东胜神洲、南瞻部洲、西牛贺洲和北俱芦洲。四大部洲是人类的居所，而须弥山则是佛的国度，这是佛教的世界观。当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传到日本时，就遭到笃信佛教的日本僧侣的批判和非难。日本京都华严寺的开山凤潭和尚（1654—1738年）于1710年绘制出了一幅《南赡部洲万国掌果之图》，该图是一幅精确的须弥山世界地图。开山凤潭试图以该图与欧洲世界地图相抗衡。③在这里，我们看到两种不同文明观和世界观的碰撞与冲突，地图是这种冲突最直接的体现。
从微观的层面或社会的层面分析，“地图在社会事务、社会问题中广泛使用，不可避免地，会携带各色各样的绘制目标、观念倾向与文化价值”。④也就是说，地图不是看起来的那样单纯和客观，它会“说谎”，它有“力量”，它可能会表达某种诉求，甚至它有“目的”。
因而，当我们了解了地图背后有如此多的思想观念，知道地图可能是表达某些诉求的工具，地图也就可以成为研究思想观念的对象。葛兆光先生曾写到，“图像背后往往有观念影响，即使是看来相当准确的地图，也并不都是实测的结果，其实总有观念和想象的内容。由不同的文化背景，信仰背景和政治意图的人绘制的地图，在空间的范围、位置的安排、比例的大小以及色彩的异同等等背后，都有相当有趣的观念和想象的支配，比如古代地图中体现的‘天下’‘中国’‘四夷’想象，关于‘中心’与‘边缘’的安排，关于各种地域空间大小的比例安排，就是思想史的资料。”所以，在葛兆光这里，地图成为了思想研究的有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