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闽建书林德聚堂刊本《锲旁注释类捷录》卷五（明代重要的通俗小说家和民间文学家邓志谟著、在研究明代生活，思想，文化方面的史料价值极高，全国仅两家图书馆有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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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明代重要的通俗小说家和民间文学家邓志谟
出版人明代闽建书林德聚堂刊刻
年代万历五年 (丁丑1577)
纸张竹纸
刻印方式木刻
装帧线装
四部分类史部>编年类
尺寸25.5 × 17.5 × 0.4 cm
册数4册
上书时间2023-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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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闽建书林德聚堂刻本《锲旁注事类捷录》卷五，1册，17页34面。开本长宽：25.5*17.5厘米。一是名人名著。著者邓志谟为明代重要的通俗小说家和民间文学家，字景南，号竹溪散人（一作竹溪散人），亦号百拙生，饶州府安仁（今江西省余江县邓埠镇竹溪邓家）人。生卒年均不详，约明神宗万历中前后在世。邓志谟“幼称顺敏”，尝游卧闽，为余氏塾师。余氏为闽中大书贾，故志谟所作，多为余氏刊行。志谟的著作，体裁多诞怪，尝作“争奇七种”《山水争奇》、《风月争奇》、《梅雪争奇》《花鸟争奇》、《童婉争奇》、《蔬果争奇》、《茶酒争奇》，其体材均为前所未见。又好作通俗小说，今三知者，有《许旌阳得道擒蛟铁树记》二卷十五回，《唐代吕纯阳得道飞剑记》二卷十三回，《五代萨真人得道呪枣记》二卷十四回，其中《铁树记》经冯梦龙改写，入《警世通言》卷四十名《旌阳宫铁树镇妖》。邓志谟亦工曲，体制亦新异。所著《五局》传奇；一用骨牌名，名曰《八珠环记》；一用曲牌名，名曰《玉连环记》；一用鸟名，名曰《凤头鞋记》；一用药名，名曰《玛瑙簪记》；一用花名，名曰《并头花记》；载于《曲海总目提要》并传于世。邓志谟作品大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内容丰富，情节曲折，形式活泼，语言生动，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非上小说，在杂记方面如《古事苑》捃摭古事，凡六十篇，十二卷；《一握坤舆》十三卷，介绍天下路程；《新刻洒洒篇》六卷，是民间笑话集。《精选故事黄眉》十卷、《重刻增补故事白眉》十二卷、《丽藻 》、《古事镜 》则不啻于是四部写作借鉴词典。《一札三奇》分仕进、婚姻、时节、酬谢、吊唁等数十类，详述各种札启之写法，实为一部应用文体大全；《韵丰情书》乃一部时人的书信选集，《得愚集》、《续得愚集》收录自己的信札。这些作品面貌独特，虽为编辑之作，也须编著者富于学识才艺。安仁县志》卷三《隐逸》这样记载他：“邓志谟，字景南，竹溪人。好学沉思，不求闻达，著有《古事苑》、《事类捷录》、《黄眉故事》、《白眉故事》诸书行世。自号百拙生，其人弱不胜衣，而胸藏万卷，众称‘两脚书橱’。临川汤显祖尝以异才称之。”二是内容好。此明代日用类书《锲旁注事类捷录》，著者邓志谟为明代重要的通俗小说家和民间文学家，学问优长，严谨淳朴，为编纂该书曾参考了经、诸子、正史、别史、图注、志乘、传记、诗话、别集、类书等各类书籍共172种，分为音乐杂具、百花百草、饮食果食、珍宝衣服等十五卷，内容十分广泛，对明代士大夫阶层闲逸优雅的生活情趣记录尤多，保存了许多已佚古籍的宝贵资料。这些内容为明代人日用知识，又是生活经验的总结，故在研究明代生活，思想，文化方面的史料价值极高。 三是明代闽建书林德聚堂刊刻，明版明印。福建建阳书坊自宋至明是中国刻书中心之一，历史上曾有多个地名。 据嘉靖《建阳县志》，宋之前，乡人阮思道初中南唐（923-936）进士，郡守重之，名其乡曰“登龙”，也许这是这片神奇的土地古代第一个地名。 宋代地名有崇化、崇川、书坊、书林四种叫法。据道光《建阳县志》，宋时已有崇化里。宋时建阳县23个里中，以“崇”字命名的里还有崇仁、崇阳、崇德、崇政、崇泰、崇雒等六个。因古代崇安属建阳县，考崇安地名来历，得南唐（923-936）时设立崇安场。可能这些以“崇”字命名的地名都是在南唐或南唐以前成批命名的。南宋宝庆间（1225-1227），建阳知县刘克庄写了一首诗，诗名《崇化麻沙道中》。嘉熙二年（1238），祝穆在《方舆胜览》中说：“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他们均提到地名崇化。南宋绍兴十七年（1148），崇化余四十三郎刻《新雕初学记》三十卷，自题“东阳崇川余四十三郎”。东阳是建阳别名，东阳崇川就是建阳崇化。可见南宋时地名也可以叫崇川。但崇川指称地名可能相当于现在的书坊村。南宋咸淳二年（1266），福建转运司为祝穆《方舆胜览》不被其它书坊翻刻，下榜文中有“榜下麻沙、书坊、长坪、熊屯刊书籍等处张挂晓示”等语。崇化因刻书作坊数量众多，因此被称为书坊。其它地方因书坊数量少，书籍产量低就没有这种冠名待遇，使得书坊作为地名崇化得专其擅。其指称也相当于现在的书坊村。宋臣谢枋得避元在建阳书坊时写下书林十景诗，第一首第一句即称“巍巍文笔光书林”。 书林之名见诸名家文献。 说明最迟在南宋末期建阳崇化因刻书作坊林立，书林作为地名已经出现并使用。元代地名有书林、书市、崇川、崇化、书坊五种叫法。元大德五年（1302），张光祖重建崇化同文书院。理学家熊禾在为其撰写的《同文书院上梁文》中，有“孰知千载以来，独萃一乡之盛，眷我考亭之阙里，实为过化之书林”句。少数刻书家们把书林地名刻在书本上。如题“建安书林刘锦文”、 “建阳书林刘克常”、“书林宗文堂”等。到元至正十八年（1358），刘龄之作《书林余氏族谱序》时，谱名称书林。序中有“次同祖公，宣广西安抚使，任满致政而归，欲卜山泉禽鱼之乐，以养高年，经崇政蹈书林，见其真山真水之胜，又为圣贤过化之邦，于是遂家焉矣，实入书林之始祖”。书林表示地名明白无误。但余同祖卜地而居时约在北宋之初，北宋不可能有书林这一地名，序中所称书林当是作序时的地名。因为北宋时刻书还没有到“书坊林立”的地步。还有许多学者认为“余氏肇启书林”，按这一观点，余氏尚未定居，自然没有刻书作坊，地名也就不可能称书林。由于刻书事业日益繁荣，崇化里可能在宋代已有书市。元至正九年（1349），刘衡甫、林桢辑刻《联新事备诗学大成》时，牌记题“书市刘衡甫锓诸梓”。书市也算古地名之一。元至正十一年（1351），崇川书府刻《春秋诸传会通》，牌记云“至正辛卯腊月崇川书府重刊”。说明元时仍有崇川的叫法。元至正三年（1343），余志安刻《诗童子问》，卷未跋后有“崇化余志安刻于勤有堂”。元熊禾《重建朱文公神道门疏》说：“文公之文，如日丽天；书坊之书，犹水行地”。可见元时崇化、书坊之名也在使用。
明代地名有书林、艺林、崇化、书市、书坊等五种叫法。到了明朝，书林之名大炽。明前期部分刻书家沿元习把书林地名刻到书上。如书林三峰刘氏日新书堂、书林魏氏仁实书堂、书林余氏等。明宣德十年（1435），刘应康刻《小四书》就自题“大明宣德乙卯孟夏良日书林刘应康志”。明弘治以后，有堂号可考的近200家书坊，大多数都在自己的刻书堂号前题上“书林”二字。如书林余氏双峰堂、书林熊氏种德堂、书林刘氏安正堂、书林杨氏清江堂、书林郑氏宗文堂、书林詹氏进贤堂、书林黄正甫、书林陈氏积善堂、书林叶氏广勤堂、书林肖氏师俭堂、书林张氏新贤堂、书林三槐堂、书林朱仁斋等。我们这个时代能见到的古籍，版权页题有“书林”字号的，多数是从古代建阳书林刊发的。当年的崇化里虽不能独擅“书林”二字，但对刻书业来说书林建本名气不可谓不大。远在北京的明朝廷官员都知道书林地名。明四朝元老杨荣（1371-1440），在其《三峰书舍赋》中，有“建阳书林叶添德景逵氏，自其大父荣轩，父彦龄，世以诗书为业”等语。弘治十二年（1499），时任吏部给事中的许天锡上奏说：“去岁阙里孔庙灾，今兹建安书林又火。阙里道所从出，书林文章所萃聚也”。杨丽泉刻本《增像评林天竺国藏板佛教源流高僧传宗》题“艺林四知馆杨丽泉绣梓”。杨丽泉在另一刻本《新刻达摩出身传灯传》又题“书林清白堂杨丽泉梓行”。说明明代建阳“书林”和“艺林”之间是可以划等号的。“艺林”是指书工、刻工、纸工、木工等所有为雕版印书业服务的艺人聚集如林的地方。题“艺林”地名刻本的还有南闽潭邑艺林刘氏太华、潭邑艺林冲宇熊成冶种德堂、艺林陈耀吾、艺林存诚堂黄尔昭等。明朝崇化、书市、书坊等地名也在使用。明弘治《八闽通志》载，“建阳县麻沙、崇化二坊，旧俱产书，号为图书之府”。明嘉靖《建阳县志》说，“书市在崇化里书坊”、“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四是流传稀少。乾隆开四库时又被列为禁毁之列，极为罕见，全国仅两家图书馆有藏。五是在册善本。《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第1075页 《清代禁书总述》P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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