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见！珍贵的明代嘉靖公文纸仓储文书（有明代九叠篆官印，书写工整，流传稀少，正象沈津先生说的：筆劃細若髮絲，摹寫工整絕倫，纖毫無誤，有仿宋意味，为研究明代仓储文书提供了实物依据和标准样本,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和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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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无
出版人无
年代嘉靖三十年 (辛亥1551)
纸张白纸
刻印方式钞写本
装帧其他
尺寸42 × 32.5 × 0.1 cm
册数1册
上书时间2022-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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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嘉靖公文纸赋役黄册一页两面，有明代九叠篆官印，开本长宽：42*32.5厘米。本书有以下几大特点：一是文献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高，为研究明代仓储文书提供了实物依据和标准样本,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和收藏价值。纸背文书是指位于公文纸本古籍纸背的原始文献，因其多为公牍实物，未经任何删汰和加工，比方志、会要、法典、编年史、杂史等传世典籍更为原始，又因其多集中于某一机构或某一时间，具体而翔实，可以反映该机构的运作图景。仓库是用来贮存物品的特殊建筑。本书是明代嘉靖仓储文书是对粮米收支的统计，明代国家仓只有京通仓和南京仓。本书属于地方仓仓储文书，是明代西南地方仓省里面的对粮米收支情况和储量情况的登记。为研究明代仓储文书提供了实物依据和标准样本,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二是有书法研究价值。书风古朴，属于明嘉靖古人书法真迹，正象沈津先生说的：筆劃細若髮絲，摹寫工整絕倫，纖毫無誤，有仿宋意味，有重要的学术和书法研究价值。三是有明代九叠篆官印。篆刻印鉴用的篆字别体是九叠篆，这种工艺始见于宋代。这种篆刻别体的最大特点集中在笔划处，给人的第一直观感觉是笔划折叠均匀，笔划布局呈正方形，填满了印面。折叠多寡，则是根据笔划繁简而定，有多到十叠以上者，九为数之终。九叠，形容其折叠之多，用九叠篆形式刻制官印，以朱文的凸出九叠笔划特征，九叠篆盛行于宋、元、明，一直延续至今。官印叠篆制度在明代得到完善。成化时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五云：“本朝文武衙门印章，一品二品用银，三品到九品用铜，方幅大小，各有一定分寸。惟御史印比他七品衙门特小，且用铁铸，篆文皆九叠。四是难得明代文书纸张标本。为研究明代文书用纸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著名古籍版本专家沈津先生文章“明代公文紙抄本二种”：“在宋元明代所特有的利用廢棄公牘的紙張刷印圖書，這種圖書的版本有其特定的名稱，即公文紙印本。所謂宋元明代的廢紙，應該就是失去時效的各種府衙文件、包括户籍、公牘、書狀、啓札等。就像今天某些單位撤消或合併，或遷移它處，舊時幾十年前的行政公文有些並無大用，或廢品回收站、或潘家園似的舊貨市場。我以為，宋元明代的這些属於公文紙印本的出版物，由於是取决於廢舊公牘的數量，所以當時印數一定不多，甚或多是官府所為，蓋因近水樓臺，節省支出，何樂而不為。也因為公文紙印本傳世不多，所以今天所存，都已成為珍本。「哈佛燕京」藏明代刻本1500部，僅有一部公文紙印本，那就是《重刊併音連聲韻學集成》十三卷《直音篇》七卷，明萬曆六年（1578）揚州知府虞德燁維陽資政左室刻公文紙印本，有康有為題記。公文紙印本背面的文字，雖説是廢紙所印，且大多一地一縣不成系統之史實，但却很難得。黃丕烈跋宋本《蘆川詞》中就說:「此詞用廢紙刷印，審是冊籍。偶閱之，知是宋時收糧檔案，故有更幾石需幾石，下注秀才、進士、官戶等字，又有縣丞提舉鄉司等字。戶籍官銜，略可考見，粳糯省文，皆從便易，雖無關典實，聊記於此，以見宋刻宋印，古書源流，多有如是者。」公文紙背面的文字，還可以作為版本鑒定之依掾。珍贵的明代嘉靖仓储文书（有明代九叠篆官印，流传稀少，明代仓储文书提供了实物依据和标准样本,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和收藏价值。
资料参考：
纸背文书反映明代仓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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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背文书是指位于公文纸本古籍纸背的原始文献，因其多为公牍实物，未经任何删汰和加工，比方志、会要、法典、编年史、杂史等传世典籍更为原始，又因其多集中于某一机构或某一时间，具体而翔实，可以反映该机构的运作图景。河南省图书馆藏公文纸本《乐书》现存二函，共12册，总计988叶，带有公文内容的纸张计486叶。该书正面为元至正七年（1347）福州路儒学刻本、元明递修、明印《乐书》，背面为明成化六年（1470）至成化九年南京各府卫仓场公文。这批文书涉及仓厫、草场的日常护理，粮米的过筛、晾晒、入库、看守等；粮、米、豆、竹子、草席的收支、变卖、清查、入库等，以及仓官、仓吏、仓役的点闸、考核、调任、患病登记等，几乎包含了南京府卫仓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再现粮米征收图景
明代仓场的实际运作是由仓役这一类基层工作人员来完成，囿于传统史料记载的不足，学界对仓役的关注度并不高。对《乐书》纸背文书仓役材料的解读，有助于再现当时粮米征收的图景。
粮纳运送秋粮至指定地点后，首先要将其打囤，打囤的标准为“正米一百石，耗米三十石，为一囤”，目的是方便晒筛。粮米的晒筛在粮米征收中集中进行。晒是指晾晒，筛则为过筛。卷三八第4叶纸背记载，成化九年七月，南京留守中卫仓对长沙府的纳米肆千石进行晒筛，其顺序为“本月二十四日开晒，二十六日晒，二十七日开筛”。晒筛的顺序为先晒后筛，粮米晾晒的时间为两日。当然也有晾晒三日的记载。卷一四第3叶纸背记载，南京豹韬卫西仓于成化八年的某月将广信府纳米肆千石进行晾晒，晾晒时间为“初二日晒，初三日晒，初四日晒”。也就是说，新征收的粮米要经过二三日晾晒方可。晾晒的标准也极为严格，史籍记载为“辰出酉收，三番九踢，夏秋六寸，春冬三寸”。
过筛即为筛掉窄小的碎米。卷一四九第3叶纸背记载，南京广洋卫仓于成化八年将吉安府纳米壹千伍百石进行过筛，统计如下：“晒筛夫陆拾壹名，出碎米叁拾石伍斗/供筛夫叁拾名，出碎米柒石伍斗/折子壹百贰拾贰条，出碎米陆石伍斗/歇家房食出碎米肆拾陆石/厫夫出碎米肆石陆斗/粮纳领出稻碎米壹百玖拾壹石。”新征粮米的过筛要经过晒筛夫、供筛夫、折子、厫夫等多渠道进行，最后汇总由纳户统一领回，也算是朝廷的惠民之举。
确保粮米入仓顺利完成
粮米入仓的前提为称重登记。卷七四第2叶纸背记载为：持斛军斗、捉斛、起筹、散号筹、收号筹、数米、摆米等。卷七九第3叶纸背则记载为：抬斛军斗、捉斛、摆米、数米、摆人、数人、摆口袋、收号筹、散号筹等。其运行场景大致如下：第一步由“持斛军斗”或“抬斛军斗”将粮米放入斛斗中；第二步由“捉斛”对粮米进行称量；第三步对捉斛结果进行记录，这便是“起筹”“散号筹”的登记；第四步是将称重过的仓米排列整齐，计算最后结果，等待入仓。“摆米”“摆口袋”“摆人”即为将称重后排列粮米的仓役，“收号筹”“数米”应为入仓前的数据汇总及检查核对，为入仓做好准备。即将入仓的粮米与在仓的样米要进行比对，称为呈样。卷一五八第3叶纸背记载的“捧样盘”，应该是从事呈样工作的军余。粮米称重及通过呈样后，要对这部分粮米做某种标记。卷一百八第2叶纸背记载的“插收旗”，有可能承担做标记的任务。卷七四第2叶纸背记载的“敲梆”，卷一五八第3叶纸背记载的“敲锣”，卷一○八第2叶纸背记载的“仓内提铃”或“外提铃”，可能从事一种信息传递工作，来保障粮米入仓的顺利完成。
此外，也会有从事辅助工作的仓役。卷七四第2叶纸背记载的把路放人、看风路、看马、打扇、杂差；卷七九第3叶纸背记载的看风路、看篱笆、看马、把路；卷一四三第2叶纸背记载的看马、看笔砚等。“把路放人”应该是对粮纳进行初步检查，并保证粮纳在运粮、称重、登记、入仓环节的有序进行。“看风路”“看马”“看篱笆”“看笔砚”是照看财物，这种工作既面向粮纳也面向在仓人员。“打扇”有可能是为仓官或仓吏进行消热服务的役力。
对仓场军余进行值班检查
夏秋两税的收支是仓场军余最为忙碌的日子，忙过两税之后，军余并非完全闲歇下来，他们要负责南京仓场的日常事务，还要接受值班检查。
这批纸背文书多处记载了“点闸”，即检查、点查之意。卷一一三第6叶纸背记载，成化八年八月初八日南京右卫仓军斗马居智患病，其妻樊氏恐其误“卯酉点闸”，向仓官汇报情况。卯酉是指卯时和酉时，古人有卯时上班和酉时下班的习惯。卯时点闸又称点卯，上班时在点卯册上画卯，表示已经在值班。酉时点闸则是在晚上进行，由点闸官通知集合地点，对到场者进行点查，清点到场人数，进行登记汇总。
至于点闸不到者，要进行统计，并说明缘由。如：卷一四七第4叶纸背记载，南京中军都督府金川门马草场坐铺军余王九一因患病，点闸不到。无正当理由，点闸不到会被登记在册。如：卷一二七第9叶纸背记载，成化九年八月十八日，南京兴武卫南仓军斗高善才点闸不到，由该仓副使上报与巡仓御史陈。基于此，在值仓役均重视点闸。卷一一五第1叶纸背记载，中军都督府金川门马草场草库陈本然妻卢氏因其夫患病“恐误点闸等因，据告到场”。可为例证。
有助于仓储研究日益精细
厫指储藏粮食的仓库，为了保护厫中的储粮，明代仓厫的建设及维护均建立了严密的制度，这一制度的实际运作在文书中得到了很好体现。
《明会典·户部二十四》（万历）载：“宣德三年，奏准，凡设内外卫所仓，每仓置一门，榜曰：某卫仓。三间为一厫，厫置一门，榜曰：某卫某字号厫。”又《明宣宗实录》卷四十宣德三年七月癸卯条也有类似记载。“一厫三间”的建造模式始于宣德三年（1428），但是，史学界对“一厫五间”的流行时间有两种模糊看法，分别为高寿仙《明代京通二仓述略》的“正德后”和谢文森《明代南京仓研究》的“嘉靖后”。其实，《乐书》纸背文书关于仓厫的记载有9件，均记载了南京仓“一厫五间”，这是南京府军左卫西仓为征收成化九年秋粮而对空闲厫座进行清查时所做的统计，反映了成化初年厫座的基本建造模式。可见，一厫五间在成化初年已经流行。
综上，《乐书》纸背文书提供了成化六年至成化九年南京仓场日常管理的诸多细节，结合传世资料对其进行解读，不仅可以纠正某些问题在认识方面的不足，而且有助于还原成化初年南京仓场真实运作图景，使仓储管理制度研究日益精细。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南省图书馆新见公文纸本《王氏存笥稿》纸背文献整理与研究”（2018BLS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琛）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4a788a0100c5p0.html著名古籍版本专家沈津先生”明代公文紙抄本二种” 寫罷公文紙印本，再來寫公文紙抄本。
所謂公文紙抄本，顧名思義，即是將廢棄公文的背面用來抄寫自己需要的文字，或節録文章，或抄寫圖書。古人的節約用紙，並非當時紙貴洛陽，《棗林雜俎》載：明張東白作文，用故紙覆背書之。徐珂《康居筆記彙函》也載夏劍丞云，沈曾植（子培）為文，恒以戚友所貽信封之背屬草。此亦廢物利用也。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十「古人鈔書用舊紙」，云「古人抄書，多用舊紙。宋抄本《楊太后宮詞》一卷，紙係宋時呈狀廢紙，有官印朱痕可證。明人鈔本宋張正之《五行類事占》七卷，其紙皆嘉靖時冊籍，紙背間可辨識，蓋猶是嘉靖年間人所鈔也。影宋本《周易集解》，用明時戶口冊籍，紙上有嘉靖五年等字。」説的都是用過時呈狀廢紙、冊籍來抄書。明代公文紙印本，在明刻本中不多見，而明代公文紙抄本較之公文紙印本就更為稀見。明代抄本有黑格、紅格、藍格、緑格、無格之分，一般來説，黑格、紅格似比藍格在時間上要早一些。緑格最少。在傳世的明抄本中，藍格和無格者居多。所以，在明清兩代的各种抄本中，除了著名藏書家（樓、堂、齋、阁等）所抄外，以公文紙所抄的本子特别令人刮目相看。其原因就在於難得、在於以稀為貴。
此书抄者或為縣衙文書一類人物，字體工整，所抄文字當也為其喜爱之范文。估計抄寫的時間，應在嘉靖三十年前後。最妙的是，此书鈐印有「何紹基印」、「子貞」，均偽，估人所為也。我相信，此估的鉴定能力較差，他或許不知道此本之真正价值，而只以一般抄本看待。他以為鈐上偽造的何紹基印，必能增值幾分，可却是佛頭著糞、画蛇添足了。此书抄者或為縣衙文書一類人物，字體工整，所抄文字當也為其喜爱之范文。估計抄寫的時間，應在嘉靖三十年前後。最妙的是，此书鈐印有「何紹基印」、「子貞」，均偽，估人所為也。我相信，此估的鉴定能力較差，他或許不知道此本之真正价值，而只以一般抄本看待。他以為鈐上偽造的何紹基印，必能增值幾分，可却是佛頭著糞、画蛇添足了。
「哈佛燕京」藏的明抄本不多，仅几种而已，其中公文紙抄本二种，一为《明文記類》不分卷，明佚名輯。明黑格公文紙抄本。二冊。是書乃抄錄明代大家方孝孺、祝允明、吳寬、李東陽、舒芬、唐順之、趙寬、顧清、王鏊、孫大雅、袁褒（當中保字改失字）、羅洪先、王璵、彭華、陳敬宗、程敏政、邵寶、夏鍭等十八家計四十七篇文章。如方孝孺「戇窩記」、祝允明「建康觀雲記」、李東陽「清明上河圖後記」、唐順之「裕州均田碑記」、吳寬「靜逸齋記」等。此本用紙為明代嘉靖九年、十年浙江海鹽縣官府之公文紙，記載有關海鹽糧倉一類史料。此书抄者或為縣衙文書一類人物，字體工整，所抄文字當也為其喜爱之范文。估計抄寫的時間，應在嘉靖三十年前後。最妙的是，此书鈐印有「何紹基印」、「子貞」，均偽，估人所為也。我相信，此估的鉴定能力較差，他或許不知道此本之真正价值，而只以一般抄本看待。他以為鈐上偽造的何紹基印，必能增值幾分，可却是佛頭著糞、画蛇添足了。二为《觀象玩占》，此書明清兩代皆無刻本，均以抄本流傳，「哈佛燕京」藏有三部明抄本，其中一部即為明公文紙抄本。此本首四册以公文紙抄，紙背公文内容為某縣所判各類案件，如富豪吞謀基屋騙價陷貧苦事、刁惡抗駡本管官員事、謀惡兇黨打死人命事等，並有判决。有錢有糧者可以納錢納糧減罪，稍有力納工價犯人壹名、減等杖七十、贖罪稻一十四石，下各有名氏。字體如不細看，真難以識得。此本曾為繆荃孫所藏，蓋書中鈐有「荃孫」、「雲輪閣」印也，又見於《藝風堂藏書記》著録。 公文紙的内容不外乎政府機構乃至官府衙門的廢舊公文，我所見到的最早者為上海圖書館藏《增修復古編》，這是一部明人據明初刻本影鈔的本子，用紙乃為公文紙，原作二卷。按此書中國國家圖書館有明初刻本二部，行款同，但非一刻，都作四卷。上圖此部不知影抄之底本為何本，上卷及下卷各有二部分組成，因此應改作四卷。此本卷一第三頁背面有「景泰囗年正月」、卷三第十九頁背面有「天順玖年」字樣。可見此抄本所用公文紙的時間还是較早的。一般來説，明公文紙抄本的書都是小部頭的，或一册，或數册，部頭册數的多寡，都是取决於衙門里要處理的廢舊公文有多少。但根據記載，好像最大部的應推明藍格抄本《冊府元龜》一千卷。《冊府元龜》是大類書，一千卷，每冊五卷，裝二百零二冊，包括序文及目録。此藍格抄本舊為袁氏臥雪廬藏書。紙背皆公牘文字。
我所經眼的公文紙印本、公文紙抄本，不管哪種，用紙既薄又堅，但見公文之字極小，筆劃細若髮絲，摹寫工整絕倫，纖毫無誤，此種公文當用毫尖所為，有仿宋意味。好多年前，我在收集翁方綱資料時，即見其有「敬惜字紙」一則。那是在嘉慶十年冬，翁方綱在自己的筆記中寫有「敬惜字紙類記」，云：「曰凡看書倦卧，慎勿置衽席間；曰夏月睡卧，勿持有字扇；曰買整刀之草紙，必截去其邊記字號，燒去而後用之；曰裱裝字帖，勿誤剪其字邊；曰紬緞機頭字號或花樣内卍字，皆勿作衣服下身用；曰筆管有刻字及器物有字者，殘廢不用即燒之；曰廁上不可手持書看；曰出恭勿携有字之燈籠；曰輿中看書，勿置茵褥；曰花爆紙邊寧作圖記，勿用字號；曰寫誤字刮去之紙末，須撮起，紙包裹焚之；曰包物簏紙，細看有字跡否？包茶葉紙尤慎；曰字紙勿裁條，勿搓撚；曰糊器物燒字紙之灰裹送江河，不可丢棄。」（見《翁方綱年譜》P。415）翁方綱當然是乾嘉間的重要學者，他的「敬惜字紙」，或可反映當時文人士子對待字紙之看法。實際上，「類記」中的每一條，我們都很難做到，或者説太複雜了，根本就没有什麼關係。但不管怎樣，古人愛惜物力，用無棄材的觀點，還是對的，就像明代公文紙印本、公文紙抄本一樣，都是利用廢舊過時之公牘檔册户口册籍所鈔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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