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籍版本权威专家、著名古籍收藏家杨成凯先生旧藏——康熙甲辰年（1664—康熙三年）二月满文精抄本日讲《大学》（皇帝教科书、把康熙日讲的时间向前推了七年，皮纸精抄，缮写工整，兼有汉文注释、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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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无
出版人无
年代康熙三年 (甲辰1664)
纸张皮纸
刻印方式钞写本
装帧线装
尺寸17 × 10.8 × 0.6 cm
册数1册
上书时间2021-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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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籍版本权威专家、著名古籍收藏家杨成凯先生旧藏——满文康熙甲辰年二月（1664年—康熙三年）满文精抄本日讲《大学》。开本长宽：17×10.8厘米，1册全。全书以极小的蝇头小字写就，极其工整，间有汉文注释。有“杨成凯”印。
本书有以下几大特点：一是时间早。清顺十四年九月初七，首次经筵。清朝首举，也是顺治唯一的一次。康熙十年二月十七日，在保和殿首开经筵。本书为康熙三年，把康熙日讲的时间向前推了七年，为研究日讲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经筵日讲是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 宋代始称经筵，置讲官以翰林学士或其他官员充任或兼任。 宋代以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至冬至节为讲期，逢单日入侍，轮流讲读。元、明、清三代沿袭此制，而明代尤为重视。除皇帝外，太子出阁后，亦有讲筵之设。清制，经筵讲官，为大臣兼衔，于仲秋仲春之日进讲。经筵，是指汉唐以来帝王为讲经论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它在宋代正式制度化，为元、明、清历代所沿袭。经筵制度在清代持续时间很长。单就狭义的“经筵典礼”而言，顺治十四年(1657)首开经筵，至咸丰十年(1860)最后一次举行经筵大典，持续二百余年。如就广义的“经筵制度”而言，从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改国号为清起，至宣统三年(1911)止，整个清代都存在以“研经论史”为主要内容的御前讲席。经筵制度是与中国古代社会最高统治者密切相关的一项教育制度。经筵之制虽于宋代已形成，但形式并未固定，非但历代有异，即一代之中不同君主实行情形亦不尽相同。以明代为例，初无定日，亦无定所。明初诸帝勤政好学，讲学虽未制度化，但于圣学犹无大碍。迨英宗以冲龄即位，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柄政，感于身负幼主教育之重责大任，上疏请开经筵。始制定经筵仪注，每月二日、十二日、廿二日三次进讲，帝御文华殿，遇寒暑则暂免。开经筵为朝廷盛典，由勋臣一人知经筵事，内阁学士或知或同知经筵事，六部尚书等官侍班，另有展书、侍仪、供事、赞礼等人员。除每月三次的经筵外，尚有日讲，只用讲读官内阁学士侍班，不用侍仪等官，讲官或四或六，每伴读十余遍后，讲官直说大义，惟在明白易晓。日讲仪式较经筵大为简略，或称小经筵、小讲。经筵讲学自此制度化，每日一小讲，每旬一大讲，为帝王接受儒家教育的主要方式。清袭明制， 仍以经筵日讲为帝王教育的方式，康熙帝最重视这一制度。康熙好学出于天性，自五岁便知读书，八岁践祚，更知黾勉学问。年十七八尤笃于学，尝因勤学过劳而咳血，犹不少辍。康熙十六年(1677年)，改隔日进讲为日日进讲，虽避暑瀛台，未尝间断。三藩乱起，京师不安，机务繁重，翰林院请隔日进讲，但康熙深切了解日讲之重要，认为军事或数日一至或数日连至，无法以日限计，仍令每日进讲，以免荒疏学问。康熙学识超迈诸多帝王，以及清代君主能有相当的学问水平，大多得力于儒臣的进讲教授。《清史纪事本末》卷三记载：康熙八年 （1669）四月十九日，兵科给事中刘汝汉疏请 “先行日讲，次举经筵，选择儒臣，分班进讲”。康熙帝嘉其言，令礼部议行。经筵日讲是康熙亲政主事后力推的一项重大决策。经筵，原是顺治朝所定的年例，即是讲读清朝列位先帝 “祖训”的盛会。康熙将 “经筵大典”改为 “经筵日讲”，选内臣御前每日进讲汉儒经学典籍，隔数月，举行大典交流进讲，令满朝文武拱立竦听。康熙之举，意在拨乱反正。顺治十八年，康熙继位年仅八岁。顺治帝驾崩前遗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克、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四辅臣执掌重权，却以 “先帝祖训”挟制天子，尔后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跑马圈地，贪污腐化，激化满汉矛盾。时仅数年，已是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康熙八年，在孝庄太皇太后的庇护下，康熙得以铲除鳌拜集团，肃清四辅臣余党，亲政治国。而整治朝纲的一个抓手便是力推 “经筵日讲”。经筵日讲须取 《四书》 《五经》及 《通鉴》等治乱兴衰之典籍而 “讲贯紬绎”。康熙是凭藉经筵日讲让内阁各部重臣自上而下学习汉儒经学，统一认识，甄别治国方略，拨乱反正。如是康熙所言： “帝王图治，必稽古典学，以资启沃之盛。”为使经筵日讲不流于形式，徒于虚名，康熙亲自圈定进讲官员的名单，任命吏、刑、工、户、翰林院各部高官十六人为主讲。有官者，懈怠成习，厌学成性，声色犬马，无所事事，每每以夏日炎热、入秋政务缠身为由推诿搪塞。康熙毫不留情直言痛斥： “方今秋爽，正宜讲书”， “学问之道，必无间断，方有裨益。以后虽寒暑不必缀讲”，严训整肃学风。在经筵大典期间，改隔日为每日进讲。康熙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对左右近臣直言： “朕所听政之暇，即于宫中披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在康熙的督导下，经筵日讲逐成制度化，坚持不懈，前后持续长达十六年之久，历代封建王朝实难出其右。康熙倡导经筵日讲以讲究实效为重。指示进讲经学须 “理乱兴衰之故”，可各抒己见， “凡有所见，真陈无隐”， “如此互相讲论，方可有裨实学”；进讲不说套话、官话，务去陈言，要言不烦， “讲章称颂之处，不得过为溢辞，但取切要”，杜绝报喜不报忧，投君所好的谄媚之风。进讲所选典籍，须以治国方略为主旨，事先呈报进讲典籍篇章、章体事例，并亲作指导。国子监祭酒徐文元呈报进讲 《四书》，康熙则指示， “《四书》屡经讲读，朕心业已熟晓。每观 《通鉴》，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应与 《四书》参讲”，遂命之再改讲章。凡呈报讲章文稿，辞不达义者，康熙则以事前试讲而监之。翰林院大学士喇沙里进讲 《通鉴纲目》 “告子曰性犹杞柳”一章，康熙甚为不满，然则先行亲讲，且讲论精微，义理融贯。此训，则使人云亦云、缺乏思考，滥竽充数之庸人无地自容。经如此整治，康熙朝之官场学风为之焕然一新。康熙推行经筵日讲坚定执着，吸纳、继承儒家统治思想，并将之统一各级官吏的言行。经筵日讲之所以卓见成效，便在于治学制度化，勤政以治学为先；倡导百家争鸣，各抒己见；摒弃陈言又媚词，端正学风。而经筵日讲之举，又为整治政风，确立清明的治国方略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实是凸显了康熙的政治谋略。清顺治14年九月初七，首次经筵。清朝首举，也是顺治唯一的一次。康熙10年2月17日，在保和殿首开经筵。康熙16年以前，日讲主要内容是四书。本书为康熙3年，把康熙日讲的时间向前推了7年，为研究日讲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抄写的人是谁，是帝诗折库那、库勒那、喇沙里有兴趣的书友可以查找资料研究一下，定有很大收获。二是纸张好，清早期上等皮纸，质量上乘。三是缮写工整。满文是用来拼写满语的文字。满文主要借鉴了传统的回鹘式蒙古文，后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形成了符合满族本民族语言表达要求的新满文。满族不仅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满文，而且将满文作为清朝的法定文字来推广和使用，形成了大量的满文古籍文献，包括图书、档案、碑刻、谱牒、舆图等等。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中，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满文古籍文献都属于最多的一种。满文图书的刊印发行，贯穿于整个有清一代，时间跨度将近300年，其发展的历程随着时代的兴衰起伏变化。满文古籍除官刻本、坊刻本外，还有大量的写本。写本主要是皇宫内的写本，属精写本，如历朝实录、圣训以及翻译的《封神演义》、《列国演义》、《南宋演义》等。这些写本，纸墨精良，缮写工整，装帧精美，多数是孤本。满文写本图书、清宫典藏的精写本、佛教经文及乐谱，每行有书写满文时标识书写位置的隐形竖线，满文书写的也很工整美观，与殿刻本媲美。满文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是研究清代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语言文字、医学等各方面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四是我国著名古籍版本鉴定专家杨成凯先生旧藏。本书为我国古籍版本权威专家、著名古籍收藏家杨成凯先生旧藏，杨成凯(1941.9-2015.8)，）是著名语言学家、古籍鉴定专家、国家级古籍版本权威专家、古籍收藏家。作为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编纂出版委员会委员，为《中华再造善本》《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编纂出版作出很大贡献；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杨成凯先生作为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委员，全力参与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对青年人才成长给与鼓励支持，在业界享有崇高威望，对古籍保护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举凡讲座、评审、会议、展览、审稿等，无不有先生的身影。孟宪钧先生有文“杨成凯：京城书友君第一”文中写到:杨成凯先生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是知名的古籍版本研究鉴定专家，也是一位收藏颇丰的藏书家。他曾先后参与中华善本再造工程、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丛书”策划出版等，2007年开始参与了历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审工作。他青年时生活在天津，后移居北京，1978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取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吕叔湘先生的研究生。他所学专业是汉语语法，学术功力见于专著《现代汉语语法理论研究》，但他钟情古籍，版本目录学造诣极高。杨成凯藏书极精。据我了解，他藏有历代词集千余种，仅清词就达六七百种，其中不乏秘本、抄本、稿本，所见有康熙刻《十家宫词》（叶德辉跋）、《西昆酬唱集》《绝妙好词》等。他以林夕为笔名，在《读书》《藏书家》等杂志上发表多篇版本考证文章，如《明寒山赵氏小宛堂刻版本之谜》《从的版本说起》《绝妙好词》等，考据翔实，文采斐然，后结集为《闲闲书室读书记》。其中在《读书》杂志刊发的《说初印本》《说残书》等系列文章，堪称书话之作的典范，我认为是继黄裳先生之后最佳的书话写作。我个人认为，好的学问家要有三个条件：天资；勤奋；名师指导。杨成凯三者兼备，人极聪明、刻苦，所以能成为名家，被大家尊为古籍界的头把交椅，称他识途老马。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们常去琉璃厂访书，时时相遇，一来二去就成为好朋友。他生于1941年，长我六岁，但在古籍方面的学识与研究，比我渊博深入，至今不可企及。那时我住鼓楼，几十平米的小房子，他与中国美院的范景中先生常常来我家，三人一聊书就到深夜。多年来我们保持着密切的来往，交流藏书心得，切磋版本疑难。我遇到什么问题，总会首先向他请教。2007年，我们作为“唯二”的编外人员，参与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他主持“集”部，我参与金石碑帖。那一年，还有件轶事。我们与国图古籍馆的程有庆、故宫博物院的施安昌一起去上海普查，一位老藏家的后裔声称手里有两册《永乐大典》原本，想要鉴定。我们当时并没抱什么希望，但还是去了。其中一册一看就知是民国时期的影印本，但另一册，从内容、文字、装帧看，竟然就是《永乐大典》原本。大家惊喜过望，马上请杨成凯执笔，写成书面材料连夜上报国家文物局。此后经过四次大规模专家鉴定，确认这是《永乐大典》卷2272至2274“模”字韵“湖”字一册，终于由国图以800万购藏。范景中纪念杨成凯文章“天假我一年，我将把三本书写完”写到：外界看，成凯先生最负盛名的也许是他的词籍收藏了。有一次我们拜访黄裳先生，出来他告诉我，他的词籍总体质量逊于黄裳，但数量绝对过之，清词有六百多种。我听了心中一惊，印象中好像施蛰存先生有三百多种，他竟倍之，真是花了巨大的心血。朦胧中觉得成凯先生收藏的珍本必定有不少绝品，不过，从未问过。有一次他得意地说起叶德辉旧藏并跋的《十家宫词》就在他手，黄永年先生想跟他换，他舍不得云云。我还知道他收藏有小宛堂本《玉台新咏》，他本人也非常看重此书。1995年前后，他来杭州出差顺便到我家看书，极为推重有两部，一是吴兔床旧藏抄本《日知录》，另一就是莫友芝旧藏的赵刻《玉台新咏》。后者因其初刻初印给写入了他的名篇《明寒山赵氏小宛堂刻版本之谜》。前者他曾向中华再造善本推荐，以其篇幅最为完善之故。我看他阅书时总是轻手轻放，好像生怕伤掉了书本的一点血肉，一丝筋脉，这也让我理解了他的珍本为何决不轻易示人，恐怕是一经翻检，气息、书香就会受损、消散吧。他是一位真心爱书，一心为书续命的人。大概也是出于这种情感，他把宝贵的时间用在了古籍知识的普及上，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他毫不保守地回答大小藏书家各种问题的热情，是他生活中的感人画面之一。他的古籍版本十讲，是他生死逼迫间还念想着出版的第三部书，好在它已成稿，古籍爱好者都将会读之受益，谢以感恩。《闲闲书室读书记》是杨先生第一部有关古籍版本的著作。先生此书语言精练，对古书的那些事一一从容道来。所收录文章有夫子自道，有古书版本考索，有专业书籍书评，有版本宏观概要，探讨有词集题跋综观，全书既从容亦广博，闲闲两字名副其实。杨先生从小受古旧书籍的熏陶，又因为曾发愿要校订词律，于是收集词集，走上了古文献的无归之路。在研究语言学之余，特别关注古籍，尤其是词学古籍，广收博取，闲闲其中，从世纪年代开始，杨先生先后在读书上发表了多篇相关文。计有《关于》《书痴痴乎哉》《清词丽句说周密》，《岂待开卷看，抚弄亦欣然》等篇，从本书前言中可以看出，杨先生沉潜古籍的主要原因还是个人的生活和读书的经历这一点，在出版于1996年的《汉语语法理论研究》一书中，已略显端倪。在这部纯理论著作中，作者虽然花了很大的心思要建立一个关于语言学元理论的宏大建构，但也流露了作者的怀旧情结，作者在《汉语语法理论研究弁言》中细致地回忆了当年购买吕叔湘先生的语言学书籍的故事，又流露了对华罗庚先生自学成为数学家的心仪。本书则更进一步自我呈现：卷一的四篇是作者对古书的个人感悟和理性思考，同样是怀旧与逻辑的交织物，如果说语言学理论是一种玄学的话，古籍版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实学。杨先生近三十年来学术生涯，可以说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悠闲游走。这也是杨先生的古籍版本研究与其他他学者不太一样的地方。杨先生的古籍研究，除从古籍的内容、形制、存世情况等几方面着眼，还特别注意古籍个例的研究与模型式的综合分析的结合。在综合分析方面，作者曾撰有《古书版本知识十讲》《古书版本的价值观》《古书版本面面观》等文章。大概由于本书所收是闲散文字，注重可读性和趣味性，所以上述几篇都不见于本书，甚为可惜。本书收录的是对明刻本清刻本初印本残本的概要分析，通过片段的理性思考，从而将古籍版本提升到理论的层次。进而推进了人们对古籍的认识。唯有在读书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发现问题。关于同一书雕印时出现的版本与印本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界往往因注重版本，而对同一版本的不同印本则未予以足够重视。作者对此根据自身的阅读体验，提出了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朱孝臧刻《宋词三百首》，初印本有异文讹字，如“怎”作“乍”，“往”作“住”之类，后印本悉已更改。但后印本又有补版增添了新的错误，如“占”作“古”，“池”作“他”之类。又如清光绪二十五年，王鹏运四印斋刻本《梦窗词甲乙丙丁稿》三种不同印本，在校字上有出入，最初印本十六处校字，九处未改，白纸本六字未改，黄纸本二字未改，这些细微的差异，非认真比勘不能了然于胸。对此，乔秀岩与杨先生有不谋而合之处，乔氏云：“尽量多接触版本同一种版本，也要尽量多看不同印本，通过观察不同印本之间的差异、变化，形成一种版本的概念。一种版本从刊刻完成开始，每次印制条件不同，经反复修补版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若要全面了解，只能多看不同印本。好比要了解一个人，需要尽量多接触。”身为学者的杨先生，通过自己的读书藏书的切身体会，提出把古籍的最后落脚点，还是放在了看书读书上。他写道：“除了多看古籍版本目录和题跋，扩充自己的知识外，最重要的是多接触实物，细心观察，逐渐积累经验，……，最重要的还是‘多闻阙疑，慎言其余’……，无论鉴赏还是收藏，都要读书通过读书，可以获得真正的乐趣。多多比较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对古书的版本就会有更深刻的认识。”这是杨先生的切身体验，值得从事古籍版本研究的同行参考。本书为我国古籍版本权威专家、著名古籍收藏家杨成凯先生旧藏——康熙甲辰年（1664—康熙三年）二月满文精抄本日讲《大学》，把康熙日讲的时间向前推了七年，皮纸精抄，缮写工整，兼有汉文注释、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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