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英译新发展研究

本书书名为《典籍英译新发展研究》。开宗明义，我们需要首先明确何为“典籍”。根据《辞海》（夏征农，2000：831）给出的解释和定义：“典籍”乃“国家重要文献”；“典籍”为“谓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由此推知，“典籍”一词有两层义项：“一是古代重要文献、书籍；二是法典、制度”。目前，学界大多认可将1911 年之前出现的中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领域的重要文献和书籍视为“典籍”。据此，我们在从事典籍翻译时，不但要重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还要关注中国古典法律、医药、经济、军事、天文、地理等诸多方面的作品；不仅要翻译汉语典籍，也要翻译其他少数民族典籍。唯有如此，才能称得上完整地翻译中国典籍。
回顾中西交流史，中国和欧洲的文化接触可以上溯到公元前数百年，但中国典籍的对外传播则开展较晚。13 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等曾经到过中国，并撰有游记传世。1590 年，西班牙传教士高母羡（Juan Cob）翻译的《明心宝鉴》（Precious Mirror of the Clear Heart）是中国文学译成欧洲文字的本书。16 世纪，西方天主教传教士陆续来华。他们出于传教目的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广泛涉猎中国哲学、历史、文学和科技典籍，通过翻译、评论、书信等形式向西方读者描绘出一幅具有高度文明和特殊智慧的异域生活画卷，在欧洲大陆掀起了一股影响深远的“中国热”。据黎难秋（2006: 584）考证，“利玛窦实为西人译中国经籍之祖。1593 年，他早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并寄回国内”。这一译本虽已失传，但从同时代西人艾儒略（Giulio Aleni）的赞誉中可以推知，利玛窦（Matteo Ricci）对传播“孔孟之训”确实有很大贡献。此后，金尼阁（Nicholas Trigault）、郭纳爵（Ignatius da Costa）、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殷铎泽（Prosper Intor Cetta）、卫方泽（Franciscus Noel）、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等西方传教士相继以拉丁文翻译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三字经》等。法国人傅圣泽（Jean Francois Foucquet）翻译了《道德经》。马若瑟（Joseph de Premare）翻译过《书经》《尚书》《诗经》《赵氏孤儿》等。来自波兰的传教士卜弥格（Michel Boym）先后翻译了《中国植物志》《脉诀》等。
早期的典籍译著引起了欧洲各领域学者对中国的关注，激发了欧洲有关汉学研究的热情。中国哲学思想、农桑工艺和医学技术的引入推动了西方社会的发展和改良。这一由西方传教士发起的中西文化交流持续了近两百年，至1724 年基督教在中国全面被禁时才戛然而止。但是，中国典籍在欧洲的传播并未停止。1761 年，《好逑传》（Hau Kiou Choaan /The Pleasing History）英译本首次在英国出版，并很快在欧洲产生了广泛影响。根据早期从传教士译者获得的碎片化信息，西方人拼凑和想象出了一个“乌托邦”的中国。19 世纪是西方人主导世界的世纪，但西方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翻译和介绍从未停止，其精神魅力仍是思想文化精英们想象的“乌托邦”。此时，英美新教传教士与来华外交官、商人、医生等一同成为从事中国典籍英译的主要推手。
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是西方派到中国大陆的位基督新教传教士。他为后来的中国典籍英译做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例如介绍“四书”“五经”，在澳门创办“英华书院”，编纂部《华英字典》等。提到早期的典籍英译，理雅各（James Ledge）、翟理斯（Herbert Giles）和德庇时（John Davis）被誉为“19 世纪英国汉学三大星座”。1843 年，理雅各来华。在华期间，理雅各借助王韬等人的帮助，英译出版了《中国经典》等诸多中国典籍。虽然至今已逾百余年，理雅各的中国典籍译本在西方仍被视为标准译本。他的学术型“厚重翻译”依然受到新时代典籍英译研究者的青睐。外交官出身的翟理斯所翻译的中国典籍涉及经、史、地、语言等领域，包括《道德经》《庄子》《三字经》《千字文》《佛国记》《洗冤录》等。其贡献是编译《中国文学瑰宝》（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和撰写《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德庇时则先后翻译了《老生儿》《好逑传》《汉宫秋》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
亚瑟?韦利（Arthur Waley）是英国第二代汉学家的杰出代表。他虽然从未踏足中国，却精通汉、蒙、满、梵、日等多种语言，擅长诗歌翻译。韦利《诗经》英译本曾多次再版，并被收入“大中华文库”。国内学者对其《诗经》《论语》《道德经》《西游记》《蒙古秘史》等译本都有大量研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师承韦利，其成就是全文翻译《红楼梦》，同时也翻译了《楚辞》和杜甫诗作等，是“第三代汉学家中的佼佼者”（汪榕培、王宏，2009: 5）。韦利培养的另一位汉学家白之（Cyril Birch）则以英译中国戏曲典籍见长，译有《牡丹亭》《桃花扇》等经典明清传奇。此外，翟理斯之子翟林奈（Lionel Giles）也为中国典籍英译做出了重要贡献，译有《论语》《孟子》《道德经》《孙子兵法》等哲学、军事著作。
马礼逊对19 世纪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曾从其学习汉语。1832 年，在马礼逊的倡议下，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该报在刊行的20 年间成了当时中国典籍英译的重要平台。同时期另一位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同样深受马礼逊的影响。他曾帮助裨治文编辑《中国丛报》，并编译《中国总论》（The MiddleKingdom）。这是在美国出版发行的部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
20 世纪，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中国典籍英译的新重镇。此时期的中国典籍英译理论与实践呈相互联动、齐头并进的新态势。这在各个类别的中国典籍英译中均有体现。以诗歌典籍英译为例，20 世纪上半叶，宾纳（Witter Bynner）、庞德（Ezra Pound）是唐诗和《诗经》英译的主要译者。其中，庞德的“创译”不仅形成了美国“意象派”诗歌种类，也帮助中国诗歌典籍确立了在美国，乃至在整个西方的经典化地位。20 世纪下半叶，韩禄伯（Robert G. Henricks）译注《寒山诗（全译注释本）》在美国和西方掀起了有关诗人寒山的翻译和研究热潮。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作品有《初唐诗》《盛唐诗》《晚唐诗827—860》《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中国文论》《他山的石头记》等。安乐哲（Roger T. Ames）从比较哲学视阈重新审视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在《论语》译本中创设新词，以避免用西哲术语格义中国哲学。徳效骞（Homer H. Dubs）英译出版了《〈汉书〉译注》。卜德（Derk Bodde）在其两部研究中国先秦史的著作中部分翻译了《史记》。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早期中国典籍英译以古代文学和哲学居多，但科技典籍英译也逐渐引起重视。早在19 世纪，西方传教士译者已经翻译了少量农学、法律、地学等科技类典籍，并撰写了一些关于中国的百科性论著。例如，翟理斯曾英译法医学典籍《洗冤录》，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曾选译《农政全书》，斯当东（George T. Staunton）翻译出版了《大清律例》和《异域录》，卫三畏著有《中国地志》（A Chinese Topography）等。20 世纪初，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各卷相继出版，其中大量介绍和摘译了中国古代各类科技典籍，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古代科技的辉煌成就，以及中国科技典籍巨大的史学价值、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进入20 世纪，英国军人卡尔斯罗普（E. F. Calthrop）从日语译本转译了《孙子兵法》，首次将这一军事经典著作带入西方读者视阈；美国学者威斯（Ilza Veith）完成了《黄帝内经?素问》的首译，虽然并非全译，但从此开启了对中国古代医学典籍，尤其是四大经典中医学著作的英译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典籍外译也由来已久。张西平（2018:69）指出，早在18 世纪时，“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就十分重视满文及北方民族文献的学习和研究”；19 世纪，俄罗斯出于扩张需求，其汉学也“在中国西北边疆史地的文献翻译和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19 世纪新教传教士入华后，在上半个世纪几乎没有关于中国北方历史文献和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翻译和研究，19 世纪下半叶后开始有些著作，但仍微乎其微”（同上）。虽然少数民族典籍的外译历史悠久，但其英译历史却并不长。
如果说19 世纪还是一个“专业汉学和传教士汉学并行的时代”（同上：9），进入20 世纪，中国典籍英译则以海外专业汉学家为主，中国学者逐渐介入其中。晚清民初，陈季同、辜鸿铭、苏曼殊、林语堂等开始从事典籍英译。他们学贯中西，既能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典籍的语言、语境和思想精髓，又能用优美流畅的西方语言将其内容传播至域外。他们的翻译意图和译者身份迥异于来华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是中国典籍“译出”现象的肇始。其中，民国奇人辜鸿铭曾推出《论语》和《中庸》等英译本；诗僧苏曼殊曾英译古诗110 首；林语堂则翻译了《墨子》《镜花缘》《老残游记》，编译了《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等。20 世纪中后叶，越来越多的中国学人承担起英译中国典籍的重任，提供了越来越多质量上乘、影响广泛的译本。他们的参与为中国典籍英译注入新的活力。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典籍英译上升为国家翻译工程，受到高度重视。在从事典籍英译的众多中国本土译者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杨宪益和戴乃迭。他们的典籍英译作品足有上千万字，代表译著有《红楼梦》《楚辞》《儒林外史》《长生殿》《老残游记》《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史记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选》《关汉卿杂剧选》等。1978年，中国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中国典籍英译从此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陆续有多种典籍英译丛书出版，如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山东友谊出版社的“儒家经典译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中国文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英汉对照中国文学宝库古代文学系列”等。改革开放后，国内对典籍英译做出重要贡献的译者当推北京大学的许渊冲。他的典籍英译作品主要在古典诗词方面，译著包括《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一百五十首》《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李白诗选》《苏东坡诗词选》《元明清诗一百五十首》等。进入21 世纪，科技典籍英译的种类不断增加。《墨子》《梦溪笔谈》《山海经》《孙子兵法》《茶经》《续茶经》《黄帝内经》《伤寒论》等英译本均被列入国家出版重大工程“大中华文库”并正式出版。与此同时，在国家政策鼓励和译界学人的呼吁下，民族典籍的英译数量也大幅增加，这极大丰富和完善了我国典籍英译的种类和结构。
中国典籍英译实践已经持续了近三百年，但是典籍英译研究的历史却较为短暂。早期的相关研究多出现在译者所写的前言、序、跋、后记中，表现为对于某些语言现象或文化现象翻译的感言，多是零星个人感悟和经验之谈，较少有系统论述。进入20 世纪，西方汉学逐渐成熟。汉学家通常需要从前人的介绍或译文中获得与研究相关的信息，继而挖掘新史料、借助新理论形成个人理解，开始新的阐释，产生新的译文，以适应不同时代的读者需求。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常常发表相关论著或编撰术语词典，产生除译本之外的“副文本”，催生典籍英译研究新理论和新方法。
进入新时代，由国内学者主导的中国典籍英译研究逐渐发展成为翻译研究整体框架下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学者们大量借鉴国内外翻译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新思想、新理论、新学说，将系统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接受美学、符号学、阐释学、互文理论、类型学、目的论、传播学、文化人类学、模因论、社会学等应用于典籍英译研究，极大拓展了研究的领域、视角和途径，形成了典籍英译的译史研究、译者研究、译本研究、英译策略研究、传播效果研究、文化研究、术语研究等多维一体的研究新格局。除此之外，我国学者开始尝试融合中西译论，探讨中国典籍英译的特殊性，建构适合中国典籍英译研究的理论框架。许渊冲、汪榕培分别提出“三美”“三化”“三之”“传神达意”的翻译原则；王宏印重新诠释了从道安到傅雷的中国传统译论；张佩瑶用英文撰写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黄忠廉、胡庚申等学者秉持中西结合、跨学科互通的思路，提出了“变译理论”和“生态翻译学”。
国内典籍英译研究在新时代的新发展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新时代头20 年（2000—2019）的研究热点是什么？出现了哪些受到关注的议题？典籍英译研究的各个层面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国内典籍英译研究有什么样的特征？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趋势？我们为此搜集、整理并分析了近20 年来产生的大量文献资料，以期能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较为翔实可靠的依据。这就是我们撰写本书的初衷。
我们发现，在新时代的头十年，有关典籍英译研究的年发文数量由个位数增长至两位数，国内共召开了五届“全国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一些高校开始培养典籍英译方向的博士研究生，研究者集中关注和探讨有关典籍英译的核心问题，如中国典籍英译的属性和定义、影响中国典籍英译的内外部因素、评判标准、译者、译本在目的语国家的接受状况等。这一时期，从事典籍英译研究的学者主要有许渊冲、汪榕培、杨自俭、王宏印、潘文国、卓振英、黄国文、罗选民、文军、朱徽、王宝童、郭尚兴、蒋坚松、郭著章、傅惠生、李正栓、包通法、王宏、姜欣、姜怡等。研究主要集中于《诗经》《楚辞》《红楼梦》《水浒传》《论语》《道德经》《庄子》《墨子》《孙子兵法》《茶经》《续茶经》等英译作品，以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类典籍为主，兼涉科技类典籍。
中国文学和哲学典籍十分丰富，英译实践也有较长的历史。经典名著在不同时代被不断复译，形成选译、摘译、编译、全译等各种类型的版本。在新时代头十年，研究者多采用语言学相关理论进行文本分析，对译文中对等、审美、意象、隐喻、文化负载词等翻译问题为关注，但规定性研究居多，描述性研究较少。与此同时，得益于本土译论的发展，文学典籍英译的理论建构在这一阶段取得了进步。有关哲学典籍英译的研究虽然仍以探讨词汇、句子和篇章层面的翻译策略为主，但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已经显现出多元化趋势，出现了对译者主体性、文化身份、读者接受现状的描述性研究，以及对哲学典籍英译批评模式的构建等。
此外，研究者对哲学典籍中的多个核心术语英译有较为深入的分析，但还未形成同源术语的关联网络研究。自2000 年起，国内开始有学者陆续介绍和研究“翻译的文化转向”，此时文学和哲学典籍英译研究基本吻合了这一“翻译文化转向”的主流。
2000—2009 年，被翻译成英文的中国科技典籍并不多，这成为制约相关研究的主要因素。中国古代科技在科技范式、表述方式、叙述样式等层面与近代西方科技有显著差异，有时甚至会造成两者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如何解决这种难题，应该成为中国科技典籍英译实践与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民族典籍英译研究的情况与科技典籍类似，由于许多作品缺乏英译本，相关研究显得较为稀少。汪榕培、王宏印等学者认识到民族典籍翻译的重要性，多次撰文呼吁开展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和研究工作。
进入2010—2019 年，典籍英译研究的年发文量达到数以百计。经过前一阶段的积淀和孵化，这一时期新人辈出，逐渐形成以师承关系为主体的研究团队。总体来看，研究的理论视角更为多元，内容更加丰富，学科体系日趋完善，典籍分类研究的趋势愈发明显。此时期的典籍英译研究，文化因素备受关注，策略研究依旧是焦点，译史研究有了新的突破，“考镜源流”的传统治学方法得到重视，定量研究有了长足发展，传播效果研究成为新的生长点，民族典籍英译研究和科技典籍英译研究获得加速发展。
在新时代，研究者对中国典籍英译的认识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中国典籍的外译不是一个简单的文本转换问题，而是涉及中国文化是否真的能够起到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带来新的途径和新的价值”（周新凯、许均，2015：70）。随着研究成果的积累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渗透，研究者对各类典籍的认识不断加深。观念的改变从根本上革新了繁荣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人们意识到，文学典籍是古代文人在各个历史时期以文字形式对各种文学样式的记录和保存，能够反映一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审美情趣和社会状况，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相关研究应当兼顾语言、文化、审美、历史等多个维度，全面展示各个时代的译者风格和译本特征。中国古代哲学全然不同于西方以逻辑思辨为特征的哲学表述，因此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应当尊重元典自成一体的思想体系，不能简单以西哲术语格义中国哲学典籍中的核心术语。在新时代的后十年，古代科技典籍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信息价值，以及在现代社会中的实用价值受到重视；科技典籍英译及研究取得长足进步。与此同时，在国家支持、学界重视的良好氛围中，民族典籍英译和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自2013 年起，民族典籍英译研究的发文数量陡增，已经形成了
覆盖东北、西北、西南地区共计十余个少数民族的英译研究队伍。进入21 世纪，国家先后启动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等项目，向世界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典籍英译作品，体现了国家对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持。国内出版机构也相继推出各种典籍英译系列丛书出版项目，如“古诗苑汉英译丛”“外教社中国文化汉外对照丛书”“中华经典英译丛书”“中华传统文化精粹”“东方智慧丛书”等。新时代的头十年，中国典籍英译的出版和发行渠道主要在中国，但在后十年里，中国译者逐渐开拓出海外出版的新渠道，联合发行、版权转让等“借船出海”模式初见成效。此外，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端阅读的盛行，多模态融媒出版模式开拓出协同创新的新局面。
新时代的典籍英译专家学者为寻求更密切的学术交流，陆续举办了不少主题丰富、形式多样的学术研讨会。首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2011 年更名为“全国典籍翻译研讨会”）于2002 年举办。此后，全国典籍翻译研讨会连续举办了11 届。在每一届研讨会上，参会专家的主题发言和与会代表的学术报告都能够产生丰硕的成果，推动典籍英译的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每一次研讨会都有论文集正式出版，这对促进学术交流、传播前沿思想、集结科研成果、推动学术争鸣、激发创新思维、汇聚人才队伍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全国民族典籍英译研讨会”和“全国典籍英译高层论坛”等的多次举办也为典籍英译界同仁提供了学术交流平台。
2000—2019 年的20 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人文社科项目“典籍英译研究”立项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的发展过程。典籍英译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也从肇始之初的单一集中逐渐演变为多点开花、多方拓展、多层分布的多元化态势，此中变化映射出新时代典籍英译研究从萌发到逐渐走向繁荣的发展图景。古代文学和哲学典籍英译研究呈纵深走向，带动科技典籍和少数民族典籍英译研究不断开拓出新领域；大数据、云计算、文本探勘、数位制图等各种新兴技术手段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实现了典籍英译研究路径开拓和方法革新，丰富了典籍英译的研究层面和观察维度，驱动典籍英译研究释放出更大的发展潜力。新时代需要更多专业化的典籍翻译人才投身于中国优秀典籍的翻译与传播，以推动中华文化参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此，典籍英译人才培养显得尤为重要。南开大学、苏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四川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在2000—2019 年相继开设了典籍英译研究方向硕士、博士生课程，培养了一大批典籍英译研究的专业人才。为了更好展示典籍英译在新时代的新发展，本书特分出上篇和下篇两个部分。
在上篇部分，我们以这一时期产生的学术专著、期刊发文和博士论文为依据，对新时代典籍英译研究的新发展进行了梳理。21 世纪典籍英译研究新发展的特征之一是文献数量急剧增加。我们根据学术专著、期刊论文数量的增长情况和研究热点的变化趋势，将新时代典籍英译研究分为两个阶段：前10 年为理论发展期（2000—2009 年），后10 年为理论繁荣期（2010—2019 年），然后分阶段进行论述。我们分析了各个时期相关研究的学术资源数据，列举了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归纳了阶段性的研究特征和发展趋势，并分章节详细梳理和介绍了文学典籍、哲学典籍、科技典籍和少数民族典籍在不同阶段的英译研究概貌，研究热点议题、对象和方法，主要研究者，以及重要理论观点和研究成果。总之，我们尝试在大量的文献资料中寻找规律，形成线索，再依照线索对文献加以分类，对学术观点进行点评。书中所有支撑性的文献资料都标明了出处，希望能够为读者查找资料、拓展研究提供便利。
在下篇部分，我们着重介绍了新时代典籍英译实践的新进展，归纳整理并简要评述了近20 年来各类典籍新出现的代表性译本，对新时代典籍英译的总体特征进行了总结与思考，梳理了与典籍英译主题相关的历届学术会议，搜集并分析了的立项课题信息，描写了典籍英译的教学实践、课程设置和教学效果等情况。
本书在书末有三个附录，即附录Ⅰ新时代典籍英译研究代表性著作、附录Ⅱ新时代典籍英译代表性译作和附录Ⅲ新时代典籍英译研究课题。
王 宏
2021 年1 月

本书对中国典籍英译学科背景及发展历史，尤其是典籍英译在新时代（2000—2019年）取得的新进展进行了全方位梳理和深入研究，主要内容包括新时代典籍英译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实践。本书信息量大，研究方法独特，全面、客观地总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