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使用手册:法桑论生命人类学

作者简介：迪杰·法桑（Didier Fassin）生于1955年，是法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兼任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和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领域终身教授，已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公共卫生主席。他曾在塞内加尔、厄瓜多尔、南非和法国进行实地研究。他最近的研究与“惩罚”和“生命”这两个主题有关，前者他在伯克利的“坦纳人类价值讲座”中有所论述；后者则是他在法兰克福学派大本营“阿多诺纪念讲座”的演讲主题，本书的三个主要章节便根源于此，浓缩并融汇了这位学者毕生工作的精华所在。译者简介：边和，1984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获哈佛大学科学史博士学位。现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与东亚系副教授。

前言 最小限度的理论

第一章 生之形式

第二章 生之伦理

第三章 生之政治

结语：不平等的人生

注释

参考文献

译后记

     第一章 生之形式 生命形成了一层表面，看似平静无奇，内里却波涛汹涌。 ——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没有个性的人》 如何区分人的生命与动物以及更低等生物的生命？人的生命是否总是被千变万化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或是所处的历史时刻所影响？换言之，我们如何同时考虑到人的生命与其他生命的共通之处，以及人群内部因时因地而形成的差异？前者消解了人的特殊性，而后者消解了人的同一性。至少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开始，这一双重问题就占据了哲学反思的核心地位，将哲学多少等同于一种关于人自身的话语，或者说是一种人类学。近年来，这个问题伴随着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对“生之形式”(form of life)的阐述在学界重新引起兴趣。 在维特根斯坦的遗作中，“生之形式”的概念通过几笔简单的勾画流传下来，却生发出若干重要的阐释流派，其影响近来更从哲学领域转移到人类学。维特根斯坦从语言哲学出发对人在世界中存在的思考因此在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获得了多样而难以界定的新意义。这些阐释之间存在的矛盾恰恰来源于对本章开头所提出的两个问题给出的不同回答：应该相对更为重视生之形式的不变之处和共性，还是关注它们的多变之处和文化特异性？生之形式是否归全部人类共有，还是因时因地而异？ 我无意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希望以如下三种互补的方式去转移讨论的重点。首先，我试图将讨论的范围拓宽，将另外两位同样对生之形式感兴趣的哲学家乔治·康吉莱姆和吉奥乔·阿甘本的贡献纳入视野。其次，我将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二分法置换为三对互相抵牾的概念，普世性相对于特殊性，生物性相对于传记性，规律相对于实践。最后，我将考虑这些论述与名词之间的对峙和冲突所产生的不和谐感，并将它看作一种有建设意义的对话而非无法逾越的矛盾。为了这个目的，我会将这三重调整之后的理论观照应用于我过去十年来在法国与南非所做的研究，去试图说明当代一种极其重要的生之形式，亦即“不得已的游牧者”(forced nomads)，他们在不同的体系中被称为难民、移民、寻求庇护者或是没有证件的外国人。最后，我将提出一种理解“生之形式”的新框架，它与后文所讨论的“生之伦理”与“生之政治”更加契合。 米歇尔·福柯去世之前授权发表的最后的文字，是一篇题为《生命：体验与科学》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福柯为《正常与病态》(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英文版所写序言的修改版本，收录在一组纪念乔治·康吉莱姆的特别期刊文章中，康吉莱姆是福柯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时期的导师。回顾二战结束以来的哲学思想流变，福柯发现，诸多理论上的争辩都可以归结于一个根本的分歧，即“一种关于经验、意义和主体的哲学与一种关于知识、理性和概念的哲学”之间存在的分歧。前者一方的代表人物例如萨特和梅洛一庞蒂；后者一方则包括卡瓦耶斯(Jean Cavailles)、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柯瓦雷(Alexandre Koyre)，以及康吉莱姆。福柯又提到：“毫无疑问，这道分歧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例如柏格森与庞加莱、拉什利耶(Jules Lachelier)与库图哈(Louis Couturat)，以及曼恩·德·比朗(Maine de Biran)和孔德(Auguste Comte)之间的分别。然而，看似矛盾的是，恰恰是那些“最为理论化、最喜欢作猜想、和当前的政治问题最为脱节的”哲学家们，在二战期间最为直接地投身于解放法国的抗争和战后六十年代的社会运动中，似乎“关于理性根基的探讨无法与对现实存在状况的拷问区分开来”。福柯接下来语出惊人：“如果我们要在法国以外寻找与柯瓦雷、巴什拉、卡瓦耶斯和康吉莱姆的工作相对应的学说，那毫无疑问我们会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发现它。”确实，在法国语境下，“一种希望获得普世性、却又总是在偶然中发展起来的理性”成为一个哲学命题，而在德国语境下，同样的问题则被解释为“一种理性，其结构上的自主性内部即包含了教条主义和暴政的全部历史”。在这两条看似相距遥远的哲学传统中，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开始探讨知识形成的条件(conditions of the formation of knowledge)。在康吉莱姆的个案中，生命本身即提供了关于生命的知识得以形成的内在条件。“现象学者们喜欢让‘体验’为一切知识行为提供最原初的意义”，福柯评论道。“然而我们难道不应该，或者说不得不在‘活着’这件事本身当中去寻找意义吗？”难道我们不应该把这个命题调转过来，将获得知识的活动本身看作一种生命的真实形式吗？“概念的形成是一种生的方式，而非一种戕害生命的方式”，因为“宇宙中的亿万生灵，都能够向环境发出信息，并且据此让自己获得信息……而概念的形成向我们显示，在这当中存在变革的可能性，不管你如何评价它，伟大或者渺小”。换句话说，生命本身无法与关于生命的知识分离开来，因为前者是后者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而后者为前者赋予了意义。在去世前两个月，福柯为导师写下的这篇致敬文章以“生命”这个词作为结束。 P1-5

本书是有名人类学家、哲学家迪杰·法桑教授在法兰克福关于生命伦理的系列演讲集，在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的当下，迪杰·法桑教授通过人类生命价值问题的相关研究，对生命伦理进行了综述和反思。我们如何看待生命的双重表达，物质和经验，活着的和活过的？哲学家以及最近的社会科学家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许多答案，他们通常优先考虑其中一种或另一种——生物的或传记的。但是，是否有可能将这二者结合在一起，从而调和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方法？迪杰·法桑教授结合他在三大洲进行的研究，并与维特根斯坦、本雅明和福柯等思想家进行批判性对话，通过极具性的生之形式、生之伦理、生之政治三个概念给出了回答。

本书是有名人类学家、哲学家迪杰·法桑教授在法兰克福关于生命伦理的系列演讲集，在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的当下，迪杰·法桑教授论述了人类生命价值的问题，对生命伦理进行了综述和反思。本书通过在三大洲进行的研究，并与维特根斯坦、本雅明和福柯进行批判性对话，以敏锐的哲学洞察力，生动的人类学细节为基础，以物质和经验、生命和生活的双重表现形式来思考生命，揭示了我们对待人的生命所涉及的道德过程，并从而调和了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