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Night Battles: Witchcraft and Agrarian Cults in the Sixteenth & Seventeenth Centu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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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ight Battles: Witchcraft and Agrarian Cults in the Sixteenth & Seventeenth Centu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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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 八品

仅1件

浙江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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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Ginzburg, Carlo

出版社John Hopkins University

出版时间1983

版次1

印刷时间1983

印次1

装帧精装

上书时间2024-07-04

杭州徐晓东博士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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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八品
图书馆藏书
商品描述
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卡罗·金兹堡 [3]),男,享誉国际学术界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微观史学派的代表学者,曾荣获有“欧洲诺贝尔奖”之誉的巴赞奖。先后任教于博洛尼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比萨高等师范学校等。出生于1939年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不到四十岁就凭借《夜间的战斗: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和《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这两本著作成为微观史学领域的代表性人物。除此以外,他的研究兴趣涵盖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到近代早期欧洲的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等领域,成就享誉国际学术界。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奶酪与蛆虫》至今已以意大利语、英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加泰罗尼亚语、西班牙语、俄语、日语、韩语、捷克语、希伯来语、波兰语、爱沙尼亚语、芬兰语、克罗地亚语等多种文字出版了二十多个版本,是经久不衰的经典。2021年7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推出《奶酪与蛆虫》中译本,这是该书出版四十五年来首次在中文世界出版。《上海书评》委托中文版译者鲁伊对卡洛·金茨堡做了一次专访,请他谈谈这本书的写作以及对微观史学的看法。
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一位享誉国际学术界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微观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1966年,他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夜间的战斗: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1976年,他的第二部作品《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问世,自此一炮而红。

“犹太人和无神论者”,这是金茨堡对自己的定义。他长期关注意大利“边缘”地区的庶民阶层,将十六至十七世纪与巫术有关的审判案件,视为近代早期欧洲阶级斗争的主要文献。在金茨堡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特征,那便是通过挖掘宗教裁判所的古老档案,来试图理解受审者的心理活动和真实信仰。这些被研究对象大多来自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眼中的“底层阶级”(subaltern classes),颇似法国史学之父米什莱(Jules Michelet)笔下女巫式的反抗先锋。对于这样一种选择,金茨堡曾坦言其背后的原因是基于战争和迫害的记忆。

1944年的夏天,为了躲避纳粹对犹太人的杀戮,刚满五岁的金茨堡与母亲和外祖母逃到了意大利佛罗伦萨郊外的一座小山丘上。不幸的是,一家人的藏身之处却意外成了战场的最前线。在这生死关头,外祖母告诉金茨堡,如果有人问他叫什么,就说“卡洛·坦齐”。这是外祖母父亲的名字,而她本人也是家中唯一的非犹太人。针对这段经历,金茨堡直到多年后才恍然大悟,就在那一瞬间,自己突然变成了“犹太人”,一个有别于其他意大利人的特殊群体。

按照金茨堡的说法,《奶酪与蛆虫》正是那股“特立独行之激情”的产物,它源自“对异常与正常之彼此关联的思考”(第iii页)。在上个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意大利颇为激进的政治环境和全球左翼思潮的广泛传播,为本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全书的主人翁是一位磨坊主,他的名字叫多梅尼科·斯坎代拉,人称“梅诺基奥”。与金茨堡第一部作品中的“本南丹蒂”相似,梅诺基奥同样来自意大利弗留利(Friuli)大区,因为声称自己是“先知”(224页),且世界是从腐坏中被创造出来的——正如“奶酪与蛆虫”一般——而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异端”指控。面对审判官们的拷问,梅诺基奥表现出了一种超然脱俗的态度,他的证词更是闪烁着一种“令人着迷”的离经叛道(第iii页),透露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口头文化,反应了百姓对于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

一、文化

1966年,意大利穆里诺(Mulino)出版社发行了《历史笔记》(Quaderni Storici),为金茨堡的创作提供了沃土。在杂志主编——威尼斯大学莱维(Giovanni Levi)教授的长期耕耘下,学界逐渐将研究重心从精英阶层转向底层民众,为微观史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在意大利的史学界中,长期存在着一种争议,即金茨堡笔下的特殊“个案”是否具有普遍性。换言之,弗留利的“庶民文化”(subaltern culture)能否折射出一种暗流涌动的“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关于“大众文化”,芒德鲁(Robert Mandrou)将其归为工业化以前,欧洲社会“被支配阶级对支配阶级所提供的文化副产品的消极适应”;博莱姆(Geneviève Bellème)视其为一种对支配阶级文化的回应,具有部分“独立自主的价值理念”;福柯(Michel Foucault)则认为它具有一种“绝对的外部性”,处于“文化以外,或是一种前文化”;而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相信,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相互影响、循环往复(第xxviii页)。

就梅诺基奥这一个案而言,体现的是底层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一场对话,其内容关乎所谓的“人性问题”(la questionedella natura umana,参见C. Ginzburg, Ma tu dove sei?, in uno storico, un mugnaio, un libro, Carlo Ginzburg, Il formaggio e ivermi, 1976-2002, a cura di A. Colonnello e A. Del Col, Trieste, ed. Università di Trieste, 2003)。宗教法庭传递给读者的是那种你一言我一语的现场感,既真实又虚幻。每一场审判,都会有一名书记员(或称“公证员”,Notary)以书面形式记录下发生的一切。这种严格的司法程序,其意图在于防止不正当的行为发生(参见E. Masini, Sacro Arsenale, Genova, 1621)。因此,针对底层阶级的研究,文献资料往往是间接的,以第三人称的语气进行转述(第xiii页)。只有大量翻阅法官的提问和被告者的答复(时常前后矛盾),那种大众信仰的暗层才得以浮现。弗留利磨坊主案例的特别之处在于,一系列鲜为人知的民间元素被嫁接到了一个“理念复合体”的身上,他的理念包括“宗教激进主义”“自然主义”,甚至是“有关社会改革的乌托邦理想”(第xxx页)。

金茨堡认为,“历史将一种语言置于了梅诺基奥的支配之下”,而他在运用这种语言时,“表现出了罕见的清晰思路和理解能力”(第xxxi页)。从磨坊主对所读之书的叙述可以推断,他的理念不是来自任何一本书籍,也绝非受外界的影响。无论是他的慷慨陈词,还是他的远大抱负,都源自一种古老的口头传统。当然,这种世代相传的传统不仅属于梅诺基奥本人,也属于十六世纪很大一部分社会群体。因此,一场起初以一个个体为中心的调查,最终发展成了对工业化以前的欧洲大众文化,甚至是农民文化的普遍性假说(第xvii页)。

的确,梅诺基奥的案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些无数受到过人文主义熏陶的“异端分子”,他们曾一次又一次地呼吁宗教对话、信仰自由、返璞归真等等。然而,这样的个体出现,也离不开当时社会变革的大背景,即印刷术的发明与宗教改革的爆发。印刷术让梅诺基奥有机会阅读书籍,重新审视自己长久以来接触到的口头文化。至于宗教改革,它不仅结束了精英阶层对于知识的垄断和信仰的特权,更是对天主教会千年的传统发起了挑战。或许,正是这场改革的风波影响了梅诺基奥,不仅赋予了他直面权贵、据理力争的勇气,也让我们有机会一探十六世纪意大利乡村磨坊主的内心世界。

二、宇宙

十六世纪下半叶的弗留利,是一个带有明显古旧特征的社会,封建贵族阶层的权贵们继续在宗教信仰方面起着支配性的作用(26页)。对于我们的主人翁——梅诺基奥而言,似乎并不太认可天主教会的圣统制(第7页)。在他看来,宇宙“是从一片混沌之质中形成的”,“就像奶酪是用奶制成的,而蛆虫会在其中出现”一样。“我们所见的万事万物,都是上帝”,至于那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一个人”,是“上帝的众多儿女之一”(第8-11页)。

在当时百姓的眼中,梅诺基奥的想法着实有些怪异,因为这与天主教的正统教义格格不入。按照教会的传统,耶稣具有完全的人性和完全的天主性(神性),两个本性的结合是“毫不混淆、毫不变更、毫不分割、毫不相离”。早在公元一世纪,初期教会就曾澄清过基督信仰的真谛,否定过异端的思想。因为当时的一些犹太裔基督徒(Ebonites),认为耶稣是上帝的义子,仅仅是一个人。后来,教宗圣维笃一世于公元190年驳斥了此观点,268年的安提约大公会议、382年的君士坦丁堡第一次大公会议和罗马主教会议也都予以否决。当然,最为人熟知的要属天主教的亚流派(Arianism),这一派人士因不承认耶稣的神性,而导致教会陷入了长期的争辩之中。这场争端甚至惊动了罗马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他于325年号召各地主教前往尼西亚参加大公会议。经多方讨论后,亚流派的思想最终被定为异端,遭到众人的摒弃。

金茨堡在书中提到,梅诺基奥平时总是喜欢把话题引到“和上帝有关的那些事上……然后,他又会争论不休,大声为自己的意见辩护”(第4页)。如果他出生在一个多世纪之后,没准会被人当成“宗教妄想症”患者,送进疯人院。然而,在反宗教改革期间的欧洲,“最普遍的一种做法,就是将这些人认定为异端分子并起诉他们”(13页)。按照当时的传统,一切关于信仰的问题都应该高高在上,论述之人必定学富五车、博古通今,绝非等闲之辈所能企及。为此,梅诺基奥身边的乡民曾劝他说:“看在上帝之慈爱的份上,别再说这些事儿了!”他的好友安德烈亚·比奥尼玛神父也告诫他:“多梅老兄,别再说这种事了,有一天你会后悔的。”(第5页)

不幸的是,神父的话一语成谶。五十二岁的梅诺基奥果真被人告上了宗教法庭,其原因在于亵渎神圣(第8页)。更糟糕的是,他并非偶然为之,而是经常散布“谣言”,企图令人改变信仰,以“厚颜无耻的巧言邪说”蛊惑人心(第4页)。最终,他被戴上手铐,押送至宗教裁判所的监狱。

三、审讯

自1584年2月7日起,梅诺基奥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受审之路。在此期间,他曾拒绝一位律师的服务。他表示,是上帝想要自己被带到法庭上,其原因有四:“第一,让我忏悔我的错误;第二,让我为我的罪作出补赎;第三,帮助我摆脱邪灵;第四,让我的孩子们和所有属灵的弟兄引以为戒”(186页)。至于自己的不幸,他起初觉得是“邪灵”使然,但也可能是“魔鬼或别的什么东西诱惑了我”。到了后来,他又咬定这一切都是因为“胡思乱想”而造成的(57页)。当然,他的“胡思乱想”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自己的阅读经历。事实上,正是印刷书籍与口头文化的碰撞,才使梅诺基奥能够“从脑袋里琢磨出”属于自己的想法(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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