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Works of Arthur Murphy
最早改编赵氏孤儿的先驱《墨菲全集》7卷全；现货！非代购！非“海外库房”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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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rthur Murphy
出版社London, Cadell
出版时间1786
装帧精装
尺寸22 × 13.5 cm
上书时间2024-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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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朗大学藏书，全皮封面，古董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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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契尼（1858~1924）的《图兰朵》，改编自阿拉伯作品《一千零一夜》中的中国故事，可在《一千零一夜》流行欧洲之时，真正从中国直接流传到欧洲的戏剧是元杂剧纪君祥的《赵氏孤儿》。而且当时的《赵氏孤儿》风靡欧陆和英伦，要比《图兰朵》风光得多，也更加受到作家学者和社会大众的喜爱。
《赵氏孤儿》的译文是法国在华传教士马若瑟（1666~1736）翻译的，最早发表在1685年法国耶稣会士杜哈德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第四卷。该卷收录的中国文学作品，还有另外一名法国来华传教士殷弘绪（1664~1741）所译《今古奇观》中的4篇故事《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怀私怨狠仆告主》、《念亲恩孝女藏儿》、《吕大郎还金完骨肉》。
英国剧作家威廉·哈切特（William Hatchett）最早根据《赵氏孤儿》的法文译本，改编了一出《中国孤儿》，戏剧以首相弄权、朝政腐败为主题，讽刺的锋芒指向英国权相沃尔波尔时期的统治。与后来英法德意的几位作家改编的《赵氏孤儿》相比，哈切特的版本算是与中国原本最接近的一个。即使如此，此剧也不是为传播中国戏剧艺术而作，而是一本采取戏剧形式的政治讽刺作品，也许正因为如此，而从未上演过，剧本在沃尔波尔1742年被迫下台前不久出版。
1759年4月，英国演员和谐剧作家阿瑟·墨菲（Arthur Murphy）又改编了一个《中国孤儿》出版，改编中参考了耶稣会士马若瑟的译本，赫德对《赵氏孤儿》的批评和伏尔泰的改编剧本，且主要是对伏尔泰剧本的改编。
《赵氏孤儿》本来讲的是春秋时期晋国老臣程婴、公孙杵臼舍生取义，以自己的牺牲保护了赵氏孤儿的故事，歌颂的是忠诚、仁爱和正义。墨菲的改编本讲的是中国抵抗鞑靼侵略，变成一个民族抵抗另一个民族侵略的故事，表现了残暴的侵略者和与侵略者作殊死抵抗的人物，如英勇的孤儿以及扶持王室、不惜生命来争取自由的忠臣、义士、爱国者。这对英法七年战争时期（1756~1763）的英国，有现实政治意义，被认为是宣扬爱自由、爱祖国的作品。其在伦敦上演后，获得很大成功，轰动整个文艺界，作家哥德斯密还发表了戏剧评论。
也许《赵氏孤儿》的复仇主题与英国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复仇情节有一定关系，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借中国故事表现当代政治事件，是那个时代的普遍做法。钱钟书先生在英国留学时的毕业论文就是研究18世纪欧洲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曾详细讨论了威廉·哈切特和阿瑟·墨菲两种改编本，也特别提到哥德斯密对墨菲改编本的评论。
除了《中华帝国全志》外，1761年珀西出版过《好逑传》译本。1785年格鲁贤出版的《中国概述》中收录《诗经》中的《小雅·斯干》、《邶风·谷风》和《小雅·棠棣》的译文。此外，耶稣会士介绍中国诗歌、戏剧、小说的文字还有不少。但是，18世纪的欧洲人并不真正对中国文学感兴趣，无论是在中国生活过的耶稣会士，还是通过耶稣会士了解中国的本土欧洲人，对中国的戏剧和诗歌通常评价不高。然而中国文学作品中的道德训诫色彩，却如同孔子哲学，吸引了许多欧洲人的关注。中国的小说和戏剧对18世纪的欧洲人来说，不是文学作品而是道德手册，正好又被他们用来讽谏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欧洲社会道德凋敝的现状。
尽管对中国戏剧的艺术性评价不高，伏尔泰却也亲自将《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并促成其上演，他看重的就是该剧所包涵的道德意义。他认为孔子的道德学说已包含于此剧中，因此也称他的剧本为“儒家道德的五幕剧”。1755年8月20日，《中国孤儿》首演，伏尔泰献词道：“《赵氏孤儿》是一篇宝贵的大作，它使人了解中国精神，有甚于人们对这个庞大帝国所曾作和所将作的一切陈述。”
伏尔泰对原作的改编是大手笔的，时间被后移到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时，故事说成吉思汗搜求前朝遗孤，遗臣盛缔犹如程婴，为保护遗孤而宁愿牺牲自己的儿子，盛缔之妻拒绝以接受成吉思汗的求婚为条件来挽救丈夫和孩子。成吉思汗被他们的道德感动，决定赦免一干人等并抚养遗孤。伏尔泰力图把盛缔塑造成孔子后裔式的角色，并让成吉思汗坦言是中国人的道德使他改变了主意，把这部戏的主旨直白地表露出来。
《赵氏孤儿》中的仁爱和道德不仅俘获伏尔泰，也感动了18世纪末的歌德。歌德曾于1781年8月着手将其改编成《额尔彭诺》一剧，但只完成两幕便中辍。无论是伏尔泰和歌德阐发道德主题的改编本，还是哈切特与墨菲表达政治观点的改编本，《赵氏孤儿》并非作为戏剧艺术和文学作品被欧洲人接受，它只是这些欧洲作家抒发自己对社会某方面理想的载体，它的一些元素如故事情节、思想意义、异国来源，既能帮助这些作家达成目的，又能吸引欧洲读者的兴趣。
《中华帝国全志》中收录的4篇《今古奇观》故事，也同样给欧洲人不少道德启示。这4篇故事本来就充满道德说教，因此《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成为伏尔泰哲理小说《查第格》第二章的创作根据，也被哥德斯密采用到《世界公民》中。而连《好逑传》这样的才子佳人故事，都被珀西作为劝善惩恶的工具出版，并在歌德那里引起强烈的道德共鸣，可见18世纪的欧洲人对中国和欧洲的道德要比对文学敏感得多。
《好逑传》初译本的来历不很明晰。德国的席勒曾因为译文拙劣而想写一个改编本，但未完成。歌德不但当时看了，晚年又细读一遍，并就小说里的名教思想发表了有趣谈话，认为书中人物不管在哪个方面都比德国人更加纯洁，更加道德。《好逑传》之所以成功，原因在于18世纪欧洲也流行一种类似中国名教的思想，有人说是清教思想。
不难看出，18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很重视社会道德问题，这正是欧洲社会转型期的基本问题之一。从前的道德体系是以神学训导和神权统治为基础的，当神权遭到鄙视甚至颠覆时，特别是资本主义的铜臭冲击着中世纪伦理时，如何建立一套独立于宗教而又能有效维系社会秩序的道德体系，这当然是一个萦绕在启蒙学者们心头的重要问题。社会动荡、战争频仍造成的人心凋敝、风俗颓坏局面，使这一问题显得更加迫切。耶稣会士曾经出于论证中国人心性纯洁、适合接受基督教的目的而溢美儒家道德，自17世纪就已经让欧洲人印象深刻，只是此前人们多循着耶稣会士的思路，讨论儒家道德与基督教道德间的相似性。而18世纪人们却像突然受到点拨一般，发现中国人原来是在一种非宗教性的道德约束下，过着幸福安宁的生活，而这正是资本主义兴起时欧洲所亟需的。
中国道德的非宗教性特征及其实际效果，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中得到生动展现，比教条式的儒学经典更通俗明白和有感染力。就这样，有限的几个中国文学故事被欧洲作家们发掘出无尽的道德价值来。
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的欧洲，正是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时代，英国学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之外，还出版了《道德情操论》，就反映了市场经济冲击下的道德需求。伏尔泰、歌德等借《赵氏孤儿》、《好逑传》之类的中国作品，特别张扬其中的道德意味，折射的就是在欧洲宗教神学受到批判、资本主义发展撕毁了温情脉脉的面纱、财富积累过程中道德缺失的现实需求。每当一个时代缺少什么的时候，总能从历史上或者异域文化中发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中国的小说和戏剧对18世纪的欧洲人来说，不是文学作品而是道德手册，正好又被他们用来讽谏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欧洲社会道德凋敝的现状。
普契尼（1858~1924）的《图兰朵》，改编自阿拉伯作品《一千零一夜》中的中国故事，可在《一千零一夜》流行欧洲之时，真正从中国直接流传到欧洲的戏剧是元杂剧纪君祥的《赵氏孤儿》。而且当时的《赵氏孤儿》风靡欧陆和英伦，要比《图兰朵》风光得多，也更加受到作家学者和社会大众的喜爱。
《赵氏孤儿》的译文是法国在华传教士马若瑟（1666~1736）翻译的，最早发表在1685年法国耶稣会士杜哈德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第四卷。该卷收录的中国文学作品，还有另外一名法国来华传教士殷弘绪（1664~1741）所译《今古奇观》中的4篇故事《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怀私怨狠仆告主》、《念亲恩孝女藏儿》、《吕大郎还金完骨肉》。
英国剧作家威廉·哈切特（William Hatchett）最早根据《赵氏孤儿》的法文译本，改编了一出《中国孤儿》，戏剧以首相弄权、朝政腐败为主题，讽刺的锋芒指向英国权相沃尔波尔时期的统治。与后来英法德意的几位作家改编的《赵氏孤儿》相比，哈切特的版本算是与中国原本最接近的一个。即使如此，此剧也不是为传播中国戏剧艺术而作，而是一本采取戏剧形式的政治讽刺作品，也许正因为如此，而从未上演过，剧本在沃尔波尔1742年被迫下台前不久出版。
1759年4月，英国演员和谐剧作家阿瑟·墨菲（Arthur Murphy）又改编了一个《中国孤儿》出版，改编中参考了耶稣会士马若瑟的译本，赫德对《赵氏孤儿》的批评和伏尔泰的改编剧本，且主要是对伏尔泰剧本的改编。
《赵氏孤儿》本来讲的是春秋时期晋国老臣程婴、公孙杵臼舍生取义，以自己的牺牲保护了赵氏孤儿的故事，歌颂的是忠诚、仁爱和正义。墨菲的改编本讲的是中国抵抗鞑靼侵略，变成一个民族抵抗另一个民族侵略的故事，表现了残暴的侵略者和与侵略者作殊死抵抗的人物，如英勇的孤儿以及扶持王室、不惜生命来争取自由的忠臣、义士、爱国者。这对英法七年战争时期（1756~1763）的英国，有现实政治意义，被认为是宣扬爱自由、爱祖国的作品。其在伦敦上演后，获得很大成功，轰动整个文艺界，作家哥德斯密还发表了戏剧评论。
也许《赵氏孤儿》的复仇主题与英国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复仇情节有一定关系，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借中国故事表现当代政治事件，是那个时代的普遍做法。钱钟书先生在英国留学时的毕业论文就是研究18世纪欧洲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曾详细讨论了威廉·哈切特和阿瑟·墨菲两种改编本，也特别提到哥德斯密对墨菲改编本的评论。
除了《中华帝国全志》外，1761年珀西出版过《好逑传》译本。1785年格鲁贤出版的《中国概述》中收录《诗经》中的《小雅·斯干》、《邶风·谷风》和《小雅·棠棣》的译文。此外，耶稣会士介绍中国诗歌、戏剧、小说的文字还有不少。但是，18世纪的欧洲人并不真正对中国文学感兴趣，无论是在中国生活过的耶稣会士，还是通过耶稣会士了解中国的本土欧洲人，对中国的戏剧和诗歌通常评价不高。然而中国文学作品中的道德训诫色彩，却如同孔子哲学，吸引了许多欧洲人的关注。中国的小说和戏剧对18世纪的欧洲人来说，不是文学作品而是道德手册，正好又被他们用来讽谏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欧洲社会道德凋敝的现状。
尽管对中国戏剧的艺术性评价不高，伏尔泰却也亲自将《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并促成其上演，他看重的就是该剧所包涵的道德意义。他认为孔子的道德学说已包含于此剧中，因此也称他的剧本为“儒家道德的五幕剧”。1755年8月20日，《中国孤儿》首演，伏尔泰献词道：“《赵氏孤儿》是一篇宝贵的大作，它使人了解中国精神，有甚于人们对这个庞大帝国所曾作和所将作的一切陈述。”
伏尔泰对原作的改编是大手笔的，时间被后移到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时，故事说成吉思汗搜求前朝遗孤，遗臣盛缔犹如程婴，为保护遗孤而宁愿牺牲自己的儿子，盛缔之妻拒绝以接受成吉思汗的求婚为条件来挽救丈夫和孩子。成吉思汗被他们的道德感动，决定赦免一干人等并抚养遗孤。伏尔泰力图把盛缔塑造成孔子后裔式的角色，并让成吉思汗坦言是中国人的道德使他改变了主意，把这部戏的主旨直白地表露出来。
《赵氏孤儿》中的仁爱和道德不仅俘获伏尔泰，也感动了18世纪末的歌德。歌德曾于1781年8月着手将其改编成《额尔彭诺》一剧，但只完成两幕便中辍。无论是伏尔泰和歌德阐发道德主题的改编本，还是哈切特与墨菲表达政治观点的改编本，《赵氏孤儿》并非作为戏剧艺术和文学作品被欧洲人接受，它只是这些欧洲作家抒发自己对社会某方面理想的载体，它的一些元素如故事情节、思想意义、异国来源，既能帮助这些作家达成目的，又能吸引欧洲读者的兴趣。
《中华帝国全志》中收录的4篇《今古奇观》故事，也同样给欧洲人不少道德启示。这4篇故事本来就充满道德说教，因此《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成为伏尔泰哲理小说《查第格》第二章的创作根据，也被哥德斯密采用到《世界公民》中。而连《好逑传》这样的才子佳人故事，都被珀西作为劝善惩恶的工具出版，并在歌德那里引起强烈的道德共鸣，可见18世纪的欧洲人对中国和欧洲的道德要比对文学敏感得多。
《好逑传》初译本的来历不很明晰。德国的席勒曾因为译文拙劣而想写一个改编本，但未完成。歌德不但当时看了，晚年又细读一遍，并就小说里的名教思想发表了有趣谈话，认为书中人物不管在哪个方面都比德国人更加纯洁，更加道德。《好逑传》之所以成功，原因在于18世纪欧洲也流行一种类似中国名教的思想，有人说是清教思想。
不难看出，18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很重视社会道德问题，这正是欧洲社会转型期的基本问题之一。从前的道德体系是以神学训导和神权统治为基础的，当神权遭到鄙视甚至颠覆时，特别是资本主义的铜臭冲击着中世纪伦理时，如何建立一套独立于宗教而又能有效维系社会秩序的道德体系，这当然是一个萦绕在启蒙学者们心头的重要问题。社会动荡、战争频仍造成的人心凋敝、风俗颓坏局面，使这一问题显得更加迫切。耶稣会士曾经出于论证中国人心性纯洁、适合接受基督教的目的而溢美儒家道德，自17世纪就已经让欧洲人印象深刻，只是此前人们多循着耶稣会士的思路，讨论儒家道德与基督教道德间的相似性。而18世纪人们却像突然受到点拨一般，发现中国人原来是在一种非宗教性的道德约束下，过着幸福安宁的生活，而这正是资本主义兴起时欧洲所亟需的。
中国道德的非宗教性特征及其实际效果，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中得到生动展现，比教条式的儒学经典更通俗明白和有感染力。就这样，有限的几个中国文学故事被欧洲作家们发掘出无尽的道德价值来。
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的欧洲，正是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时代，英国学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之外，还出版了《道德情操论》，就反映了市场经济冲击下的道德需求。伏尔泰、歌德等借《赵氏孤儿》、《好逑传》之类的中国作品，特别张扬其中的道德意味，折射的就是在欧洲宗教神学受到批判、资本主义发展撕毁了温情脉脉的面纱、财富积累过程中道德缺失的现实需求。每当一个时代缺少什么的时候，总能从历史上或者异域文化中发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中国的小说和戏剧对18世纪的欧洲人来说，不是文学作品而是道德手册，正好又被他们用来讽谏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欧洲社会道德凋敝的现状。
普契尼（1858~1924）的《图兰朵》，改编自阿拉伯作品《一千零一夜》中的中国故事，可在《一千零一夜》流行欧洲之时，真正从中国直接流传到欧洲的戏剧是元杂剧纪君祥的《赵氏孤儿》。而且当时的《赵氏孤儿》风靡欧陆和英伦，要比《图兰朵》风光得多，也更加受到作家学者和社会大众的喜爱。
《赵氏孤儿》的译文是法国在华传教士马若瑟（1666~1736）翻译的，最早发表在1685年法国耶稣会士杜哈德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第四卷。该卷收录的中国文学作品，还有另外一名法国来华传教士殷弘绪（1664~1741）所译《今古奇观》中的4篇故事《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怀私怨狠仆告主》、《念亲恩孝女藏儿》、《吕大郎还金完骨肉》。
英国剧作家威廉·哈切特（William Hatchett）最早根据《赵氏孤儿》的法文译本，改编了一出《中国孤儿》，戏剧以首相弄权、朝政腐败为主题，讽刺的锋芒指向英国权相沃尔波尔时期的统治。与后来英法德意的几位作家改编的《赵氏孤儿》相比，哈切特的版本算是与中国原本最接近的一个。即使如此，此剧也不是为传播中国戏剧艺术而作，而是一本采取戏剧形式的政治讽刺作品，也许正因为如此，而从未上演过，剧本在沃尔波尔1742年被迫下台前不久出版。
1759年4月，英国演员和谐剧作家阿瑟·墨菲（Arthur Murphy）又改编了一个《中国孤儿》出版，改编中参考了耶稣会士马若瑟的译本，赫德对《赵氏孤儿》的批评和伏尔泰的改编剧本，且主要是对伏尔泰剧本的改编。
《赵氏孤儿》本来讲的是春秋时期晋国老臣程婴、公孙杵臼舍生取义，以自己的牺牲保护了赵氏孤儿的故事，歌颂的是忠诚、仁爱和正义。墨菲的改编本讲的是中国抵抗鞑靼侵略，变成一个民族抵抗另一个民族侵略的故事，表现了残暴的侵略者和与侵略者作殊死抵抗的人物，如英勇的孤儿以及扶持王室、不惜生命来争取自由的忠臣、义士、爱国者。这对英法七年战争时期（1756~1763）的英国，有现实政治意义，被认为是宣扬爱自由、爱祖国的作品。其在伦敦上演后，获得很大成功，轰动整个文艺界，作家哥德斯密还发表了戏剧评论。
也许《赵氏孤儿》的复仇主题与英国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复仇情节有一定关系，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借中国故事表现当代政治事件，是那个时代的普遍做法。钱钟书先生在英国留学时的毕业论文就是研究18世纪欧洲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曾详细讨论了威廉·哈切特和阿瑟·墨菲两种改编本，也特别提到哥德斯密对墨菲改编本的评论。
除了《中华帝国全志》外，1761年珀西出版过《好逑传》译本。1785年格鲁贤出版的《中国概述》中收录《诗经》中的《小雅·斯干》、《邶风·谷风》和《小雅·棠棣》的译文。此外，耶稣会士介绍中国诗歌、戏剧、小说的文字还有不少。但是，18世纪的欧洲人并不真正对中国文学感兴趣，无论是在中国生活过的耶稣会士，还是通过耶稣会士了解中国的本土欧洲人，对中国的戏剧和诗歌通常评价不高。然而中国文学作品中的道德训诫色彩，却如同孔子哲学，吸引了许多欧洲人的关注。中国的小说和戏剧对18世纪的欧洲人来说，不是文学作品而是道德手册，正好又被他们用来讽谏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欧洲社会道德凋敝的现状。
尽管对中国戏剧的艺术性评价不高，伏尔泰却也亲自将《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并促成其上演，他看重的就是该剧所包涵的道德意义。他认为孔子的道德学说已包含于此剧中，因此也称他的剧本为“儒家道德的五幕剧”。1755年8月20日，《中国孤儿》首演，伏尔泰献词道：“《赵氏孤儿》是一篇宝贵的大作，它使人了解中国精神，有甚于人们对这个庞大帝国所曾作和所将作的一切陈述。”
伏尔泰对原作的改编是大手笔的，时间被后移到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时，故事说成吉思汗搜求前朝遗孤，遗臣盛缔犹如程婴，为保护遗孤而宁愿牺牲自己的儿子，盛缔之妻拒绝以接受成吉思汗的求婚为条件来挽救丈夫和孩子。成吉思汗被他们的道德感动，决定赦免一干人等并抚养遗孤。伏尔泰力图把盛缔塑造成孔子后裔式的角色，并让成吉思汗坦言是中国人的道德使他改变了主意，把这部戏的主旨直白地表露出来。
《赵氏孤儿》中的仁爱和道德不仅俘获伏尔泰，也感动了18世纪末的歌德。歌德曾于1781年8月着手将其改编成《额尔彭诺》一剧，但只完成两幕便中辍。无论是伏尔泰和歌德阐发道德主题的改编本，还是哈切特与墨菲表达政治观点的改编本，《赵氏孤儿》并非作为戏剧艺术和文学作品被欧洲人接受，它只是这些欧洲作家抒发自己对社会某方面理想的载体，它的一些元素如故事情节、思想意义、异国来源，既能帮助这些作家达成目的，又能吸引欧洲读者的兴趣。
《中华帝国全志》中收录的4篇《今古奇观》故事，也同样给欧洲人不少道德启示。这4篇故事本来就充满道德说教，因此《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成为伏尔泰哲理小说《查第格》第二章的创作根据，也被哥德斯密采用到《世界公民》中。而连《好逑传》这样的才子佳人故事，都被珀西作为劝善惩恶的工具出版，并在歌德那里引起强烈的道德共鸣，可见18世纪的欧洲人对中国和欧洲的道德要比对文学敏感得多。
《好逑传》初译本的来历不很明晰。德国的席勒曾因为译文拙劣而想写一个改编本，但未完成。歌德不但当时看了，晚年又细读一遍，并就小说里的名教思想发表了有趣谈话，认为书中人物不管在哪个方面都比德国人更加纯洁，更加道德。《好逑传》之所以成功，原因在于18世纪欧洲也流行一种类似中国名教的思想，有人说是清教思想。
不难看出，18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很重视社会道德问题，这正是欧洲社会转型期的基本问题之一。从前的道德体系是以神学训导和神权统治为基础的，当神权遭到鄙视甚至颠覆时，特别是资本主义的铜臭冲击着中世纪伦理时，如何建立一套独立于宗教而又能有效维系社会秩序的道德体系，这当然是一个萦绕在启蒙学者们心头的重要问题。社会动荡、战争频仍造成的人心凋敝、风俗颓坏局面，使这一问题显得更加迫切。耶稣会士曾经出于论证中国人心性纯洁、适合接受基督教的目的而溢美儒家道德，自17世纪就已经让欧洲人印象深刻，只是此前人们多循着耶稣会士的思路，讨论儒家道德与基督教道德间的相似性。而18世纪人们却像突然受到点拨一般，发现中国人原来是在一种非宗教性的道德约束下，过着幸福安宁的生活，而这正是资本主义兴起时欧洲所亟需的。
中国道德的非宗教性特征及其实际效果，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中得到生动展现，比教条式的儒学经典更通俗明白和有感染力。就这样，有限的几个中国文学故事被欧洲作家们发掘出无尽的道德价值来。
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的欧洲，正是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时代，英国学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之外，还出版了《道德情操论》，就反映了市场经济冲击下的道德需求。伏尔泰、歌德等借《赵氏孤儿》、《好逑传》之类的中国作品，特别张扬其中的道德意味，折射的就是在欧洲宗教神学受到批判、资本主义发展撕毁了温情脉脉的面纱、财富积累过程中道德缺失的现实需求。每当一个时代缺少什么的时候，总能从历史上或者异域文化中发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作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编辑：孙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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