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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笺纸之260：肇新百年纪念笺1套4张并笺封（2023年为杜重远创办肇新窑业100周年，特刊此笺，初国卿题款）（尺寸：22*13cm）

1600 全新

仅1件

辽宁沈阳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年代2023-09

尺寸25 × 13 cm

上书时间2024-01-14

蟫庐

十六年老店

已实名进店收藏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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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杜重远与景德镇
——以此纪念肇新窑业创办100周年
初国卿

陶圣故里，百年肇新。100年前的1923年，伟大爱国者杜重远先生创办的肇新窑业公司在沈阳诞生。其名“肇新”，自是意义不凡，既强调了企业的不同以往，首开初创，又宣示了开拓中国民族工业新局面，达成以实业救国之目的。当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大门被彻底打开，随着列强的政治、经济侵略，西方的思想、文化、科技、生活习俗也同时传入中国，中国的民族工业尤其是手工业受到很大的冲击，其中陶瓷产业受到的影响最大，即使在中国市场上，国产瓷也逐渐退出，洋瓷大行其道。在这种危局之下，沈阳的肇新窑业应运而生，几年之内就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现代制瓷业的领军企业，获得“东北工业界之福音”“东北之模范工厂”之美誉。肇新窑业的成功无疑使杜重远成为工业时代机制陶瓷的领军人物，这不仅在工业技术上，更重要的是在民族品牌经营和现代企业管理上，他都成为当时不可多得的关键人物。这一点，在“九一八”之后景德镇陶瓷业的复兴过程中，越发显出杜重远的价值。

肇新窑业全景盘

一

中国陶瓷业在景德镇经历了清三代官窑的高峰期之后，即逐渐走上了一条衷退之路。寂园叟陈浏在成书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陶雅》中慨叹道：“于华之瓷业近益凋瘵矣，其犹能以其瓷蜚声于环球，而为环球之人所称道弗衰者，则国初之旧瓷也。居中国之人不能使其国以坚船利炮称雄于海上，其次又不能以其工业物品竞争于商场，而仅凭藉其国初所出之瓷之声誉，以相与夸耀，至使环球之人目其国为‘瓷国’者，则有司者之辱也。居瓷国而不通瓷学，又使环球之人嗤其生长于瓷国，而并不知其国之瓷之所以显名，则吾党之耻也。”而稍后成书的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一书也在“概说”中表达了同样之意思：“窃慨乎吾华瓷业不绝如缕，生瓷国而不能言瓷，厕工廨而不能知工，吾党之耻也。” 《陶雅》和《饮流斋说瓷》两书都是晚清瓷学之名著，对当时中国陶瓷业如此真实写照和黯然慨叹，表现出了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振兴瓷学的急迫和无奈之情。
    而此时的景德镇，尤其风光不再，“陶都”的地位已岌岌可危。载于1907年《中国经济周刊》上的《景德镇瓷业状况述要》一文曾这样描述说：“景德镇嗣又因河道渐淤，工艺因生意日衷而减退。降及光绪季年，明清御窑久已废圮，全镇虽有民窑110余只，坯房、红店之工艺皆不惊人。所赖以保全国粹者，仅恃名画工数人。每年所制仿古器，尤日形退化，盖以销数少，不求精也。”景德镇就是以这样的龙钟之态告别了大清王朝，告别了官窑时代，步履蹒跚地进入了民国时期。
进入民国之后，景德镇面对的则是势不可挡的洋瓷入侵。洋瓷一时间成为时尚，为国人所追捧，进而洋瓷也成为景德镇模仿的对象，最后倒成为时代象征、民族记忆。虽然历史上景德镇瓷业长期大量吸收外来文化，但始终是以强者的姿态将外来文化消化，再转化为自有产品，反过来又对外部的世界产生影响。但这一次，却完全以山寨的方式，被动成为西洋瓷业的附庸。更为严重的是，贸易迅速恶化的程度，远比想象还糟。1930年，中国瓷器的进口量第一次超过了出口。并且瓷贸易的逆差在未来的数年间还在迅速扩大，仅在第二年，出口就从1930年的256万两白银减少到171万两，减少了33.2%。中国这个以瓷器命名的国度，而其看家的瓷业，却彻底败给了西方瓷业。
中国瓷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在东北，杜重远虽然以肇新窑业打败了日本，但中国却在更广阔的国土上失去了瓷器的半壁江山。

二

1931年末，熊式辉任江西省政府主席之位，江西本地人，督赣十年，成绩斐然，使积贫积弱的江西在经济上获得了快速发展，尤其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而振兴景德镇陶瓷业，正是他工业发展计划中的一部分。当时在江西省政府里，相关部门综合一些专家的意见，欲将制瓷中心从景德镇迁往九江，理由是长江边上的九江交通便利，星子高岭土产地离九江也很近，如此在九江建机械化生产的瓷厂可行性更强。反观景德镇陶瓷从业者思想守旧，而且行派相互倾轧，瓷业凋敝。另外景德镇地处偏僻，公路和铁路交通几乎是空白，航运还须靠天吃饭，如天旱昌江少水，船运就很难到达湖口，费时既久损害又大。正是因为这些主客观因素，当时的江西瓷业公司经办人就因此将公司一分为二，设立本厂、分厂两处，本厂设在景德镇，分厂设在波阳城内高门，以便于对瓷器的改良。熊式辉也很赞同上述观点，于是着手安排得力之人主持瓷业振兴。他接受了宋子文的推荐，向杜重远发出邀请。
    熊式辉主政江西十年，曾广揽天下人才，这与景德镇“工匠四方来，器成天下走”的理念是颇为一致的。陶都自称景德以来的1000多年间，制瓷名家包括匠人大都来自全国各地，外来工匠带来的不仅仅是新的制瓷工艺、釉料配方，更有其他地域文化、艺术理念与经营之道，也正是这些外来事物与景德镇本土势力的碰撞与融合，从而将景德镇陶瓷业一次又一次地推向高峰。
    依旧是实业救国的理念在推动着杜重远，他接受了熊式辉的邀请，于1934年8月的一个傍晚，在蒙蒙细雨中，经过11个小时的车程，和同伴们终于从南昌抵达景德镇。风景佳幽，山水环抱，竹木繁生的景德镇让这位东北汉子有朝圣般的心情愉悦。他在《景德镇瓷业调查记》中写道：在距镇十里之地，就已望见柴窑“黑烟缭绕，高入云霄”，杜重远也不禁感慨颇多“据同行汤君云，景镇在极盛时代，每年营业至一千四五百万两，窑户四千余户，工人二十万人，驻镇庄客和当地商人三天一小饮，五天一大筵，麻雀通宵，娼妓遍地，极人间之逸乐，间不料景镇之有今日凌替也。车近镇边，已见其衰落景象，盖烟筒百余座，出烟者不过十之一二耳。” 这种景象让杜重远深感重振景德镇瓷业需要下一番大功夫。
在景德镇期间，杜重远对当地的陶瓷产业进行了深入的考查，然后将自己的考察结论，写成了调查报告，这就是著名的《景德镇瓷业调查记》。此文最早在《江西民国日报》上连载两天连载，反响特别强烈。

三

    杜重远在《景德镇瓷业调查记》中谈及调查原因是说：“因欲改革瓷业，必先明了瓷业的衰落原因，欲知瓷业的衰落原因，不能不调查中国第一瓷区的景德镇。”经过深入调查，他认为景德镇的病象是：“劳力而不知劳心，分工而不知合作；视惯例如成法，嫉革新如寇仇；营业尽管萧条，而组织一仍其旧；样子尽管陈腐，而制法毫不更新；若晓以世界情形、国家利害，更如对牛弹琴，痴人说梦。”而病因则是“政府之放任所致也”。因为杜重远在充分调查基础上提出的振兴景德镇的改革计划有理有据，同时再加上杜重远与宋子文的关系，熊式辉对此改革计划慨然应允。1934年12月，江西省陶业管理局在景德镇成立，杜重远担任局长。在局长任内，他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景德镇的瓷业时行改革，并收到了明景的效果。
    首先，杜重远提出了振兴景德镇瓷业的主张，确定“陶都”不可动摇的位置。当时面对景德镇陶瓷产业式微，大多数窑厂被迫关闭的情形，省城有人主张将瓷业中心从景德镇迁往九江，也有人主张迁往波阳。杜重远通过实地调查后，在《景德镇瓷业调查记》开篇即说：“景德镇为我国第一产瓷名区，亦全世界瓷业之发源地，其景况之隆替，非特系乎民生之荣，抑且关于文化之兴衰，国人对此当甚关心。”这是他给景德镇的定位，也是他对瓷都的自觉认同。他在找到了景德镇衰落的原因后，疾呼“实业当局，各方领袖，急起设法，速谋补救，勿使此千年国粹而淹没沉沦，则幸甚矣”。因此盲目将瓷业中心往九江不妥。应当将现代管理制度引进景德镇，建一模范瓷厂，设一模范合作社，培养新型人才。还议在景德镇和九江之间修建轻轨，改变景德镇陶瓷运输过度依赖昌江的局面。由此可见，杜重远挽救瓷都急切之心，溢于言表。经过多方交涉，江西省政府才最终采纳了杜重远的意见，决定重振景德镇瓷，并由杜重远主持其事，从而避免了景德镇制瓷中心的转移。
    其次，成立陶业管理局。杜重远在《景德镇瓷业调查记》里指出：“查景镇历代没有窑官专理大事，工人疾苦，劳资纠纷，不能彻底明了，因势利导。自民国以来，纯取放任主义，由地方官代为管理(洪宪时代为重建御窑，曾设过一次陶业监督)，而地方官不悉陶业情形。遇事敷衍，不肖之陡，反目为发财渊薮。如景镇县长，及公安局长，素有肥缺之称。试想以数十万无知愚人。处于利害相反之地位，纠纷自所难免。而每次纠纷发生，官府不能代决。或决而不得其平，工人只有遵守古法，或诉之武力，以求自决。墨守古法，则近于顽固，施用武力，则纠纷愈多。结果，强凌弱，众暴寡，卤莽灭裂，残破支离，一至于此。救济之法，政府首当设一陶政管理机关，隆其职位，大其事权，择一精于陶业，而又热心工人福利者，文于其位，遇事则直接处理，无待周折。”他在这里已将景德镇多年来陶瓷生产无政府状态说得非常透彻，且毫不客气。他坚定地认为：“至于救济景镇，非无办法。只在政府有无决心耳。”杜重远提出的改革计划有理有据，熊式辉对此改革计划慨然应允。1934年12月，江西陶业管理局成立，杜重远担任局长。杜上任后，邀请了张浩等许多陶瓷专家前往陶业管理局任职。同时，杜重远还希望瓷业改革能获得地方政府的更多支持，于是向熊式辉推荐爱国人士阎宝航的胞弟阎模凯担任浮梁县长。
    其三，制订了一系列改革陶瓷工业的措施。当时景德镇瓷业生产存在着许多陈规陋习，杜重远认为，瓷业振兴只有各方面加以改革，百弊尽除，才能发扬光大。其改革措施，提出了以下诸项：一是取缔每年春节后连续两个月不烧窑的“禁春窑”行规；二是禁止窑工向窑主交钱获得上岗的“买位置”；三是取缔宾主固定制，各行各业可以货随客便；四是确定窑身规格；五是筹建原料精工厂，统一下料配方；六是建模范窑厂、瓷厂；七是筹建陶瓷工业研究所；八是建议改革烧瓷燃料结构，将烧柴改为烧煤；九是兴建陶瓷陈列馆；十是设立陶瓷推销处，广开瓷器销路；十一是建立陶政管理专业机构，加强陶瓷工业管理等。这些体现了杜重远作为一名实业家风格的改革措施，虽然其中许多未能最终实现，但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让景德镇人格外兴奋。成为陶业管理局局长的杜重远则大力推行他的这些改革措施，依照改革计划，在景德镇开办了模范瓷厂和模范窑厂，向景德镇瓷业展示了现代瓷厂的管理和运营方式。两厂打破了昔日行规，完全按照市场化的经营模式，并有行政权力保障。同时还创办了陶业试验所，在试验所里，人们可以参观到机械化的制瓷方式，对景德镇的现代工业化制瓷起到了推动作用。
其四，创办“陶业人才养成所”。“陶业人员养成所”位于风景秀丽的莲花塘畔，与陶业管理局办公室相邻。该养成所由杜重远亲自兼任所长，并聘请了十几位陶业界知名人士任教，如聘请张浩兼职筑窑教师，聘请邹如圭讲授陶瓷分论，程伯卿和江梦九担任陶瓷工艺方面课程。养成所的主要目的就是为景德镇的陶瓷改良计划培养人才，同时还要为在九江设立的新式瓷厂——光大瓷厂输送人才。养成所课程设置有陶瓷总论、陶瓷分论、筑窑、图画、汇色、工场调查等陶瓷公益方面的课程。此外还开设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公司法、法制等课程，还有英文、俄文、日文选修课。养成所内还设有一个陶瓷实验工厂，供学生实习。1934年初冬，一则招生信息出现在了杜重远在上海主办的《新生》周刊上，招生对象是高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历者，录取的学生将送往景德镇学习陶瓷知识。上海的许多青年学生慕杜重远大名纷纷前来，杜重远亲自组织笔试和口试，第二天就在上海录取了30多名考生，加上在南昌的考生，陶业人员养成所共招收了72名学生，时人将其与孔子座下的“七十二贤人”相比，一时成为佳话。这些来自赣、沪两地的精英学子很快便在杜重远的瓷业改革计划中发挥作用。杜重远为让景德镇人了解世界格局和景德镇的落后现状，举办了多场露天讲演，学员们根据听学轮流上阵，这样的讲演吸引了许多景德镇人的关注，每次讲演现场都是人山人海气氛热烈。养成所还创办了《民众》月刊，除刊登讲演内容外，还有凋查报告及陶业管理局的告示等内容，这份刊物发行量达到了2000册，在当时识字人数不多的景德镇，已是一个发行量很大的刊物了。另外杜重远还设立了几个夜校式的工人训练所，分期分批招收1600多景德镇的陶业工人入学，由养成所的学员任训练员，目的是培养陶瓷工人的文化技术，提高陶瓷工人队伍的素质，逐渐形成一支改良陶瓷工业的基本队伍。

景德镇莲花塘，民国时江西省陶务局所在地。

三

    杜重远大刀阔斧的改革收效显著，依赖行规的行业垄断被打破，景德镇陶瓷产业终于迎来中兴局面。杜重远也因此深孚众望，时人誉为瓷都的“杜督陶官”，将他和康乾时代的臧应选、郎廷极、年希尧并列在一起，在中国陶瓷史上取得了重要地位。
    1935年7月，杜重远因《新生》周刊刊载《闲话皇帝》一文被监禁。1937年6月，杜重远在景德镇作了最后—次讲演，之后再没能回到瓷都。没有了杜重远的景德镇，改革事业流产，瓷业重归行派把持，景德镇重新陷入艰难时期。但陶业养成所培养出来的“七十二贤人”却成为后来景德镇陶瓷业和其他方面的重要人才。他们有的去了九江的光大瓷厂，有的跟随杜重远奔赴抗日前线，有的留在了瓷业管理局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还有多位当年的学没在人民政府里担任要职。
直到今天，在景德镇陶瓷业和文化圈里，对沈阳都有着不可言说的深厚情感，诚如著名陶瓷艺术大师王锡良先生在为《沈阳陶瓷文化史》一书题词所写：“沈水昌江一脉通。”这缘于“陶圣”唐英和中兴时代的杜重远。如果说唐英让景德镇的官窑走了上世界陶瓷的高峰，那么杜重远则保住了景德镇的“陶都”地位。在肇新窑业创办100周年的时候，杜重远对景德镇和中国陶瓷业发展的贡献，更值得我们怀念和崇敬。百年肇新，杜重远先生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肇新产品和肇新精神，更有他和他的事业所升华的民族自强性和创造力，这是最可定贵的。
                                 写于癸卯夏至初候盛京浅绛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