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在脚下：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戚义明 9787513346481 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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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戚义明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ISBN9787513346481
出版时间2022-02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38元
货号31474400
上书时间2024-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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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晋，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会长、研究员，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当代理论、毛泽东等党的领袖人物研究，以及党史文献和理论电视片撰稿。著述和电视片多次获得中国图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电视金鹰奖、电影华表奖等。
戚义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入选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长期从事党的历史和理论、党的建设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党史研究。著有《锻造：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党的纪律建设简史》《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简明读本》等。
目录
引言 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怎么来的？
什么是社会主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结合吗
走向世界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怎样进入新时代的
改革再出发
法制新时代
同世界交融发展
大国新担当
第三章 中国人是怎样选择社会主义的
睁眼看世界
救亡与革命
诸路不通之变计
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两个中国之命运
第四章 中国人是怎样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
民主协商的新政权
人民当家作主
走向社会主义
艰辛曲折的探索
第五章 中国人有着怎样独特的精神世界
天下为公：中国人的集体意识
生生不息：中国人的创新精神
崇尚和合：中国人的和谐理念
协和万邦：中国人的和平思想
结语 条条大路通罗马
内容摘要
《路在脚下：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怎么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怎样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人是怎样选择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是怎样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等问题为导向，配合丰富的史实，回答“中国道路是什么”的问题，帮助读者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精彩内容
引言
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今天，人们观察中国可以有多个视角。 这是一个古老的中国，它有着 5000多年的文明史。 这是一个年轻的中国，它真正起步发展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到现在也才有70多年的历史。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也就是短暂一瞬；但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却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从一个经历100多年战乱、满目疮痍的烂摊子上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干出了一片新天地。 70年前，中国连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70年后，中国成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多项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 70年前，中国人均预期寿命35岁。70年后，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3岁，比世界平均预期寿命高近5岁。
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近14亿人民摆脱了物质短缺，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享有前所未有的尊严和权利。
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人们不禁思考：中国奇迹背后的密码是什么？ 事实上，自21世纪后，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上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就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 但是，学者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意义等的认识，并不一致。甚至对“中国模式”是否存在，意见也并不一致。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中国国内，人们虽然也会使用“中国模式”一词，但更多的是另外一个词——“中国道路”。 中共十八大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还明确说过，所谓“中国模式”，就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从词义上说，“模式”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按照这个解释，“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就是指中国的发展已经创造了一种标准范式，可以供其他国家复制推广使用。
但是，这一解释显然带有某种歧义，而且与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并不相符。中国一贯主张，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模式，每个国家由于历史、文化、国情不同，都会有自己的发展模式。中国可以借鉴别国的发展模式，但绝不会照搬；同样，中国也不会向别国强行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
相比“中国模式”而言，“中国道路”这个词更加中性客观。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逐步探索形成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至于如何认识这条道路？不同的人当然会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有几点可以肯定。 第一，这条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这已经为中国的发展成就所证明。 第二，在这条道路之下的某些具体做法，或者说“中国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借鉴。比如，中国的扶贫减贫经验，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经验，中国如何既扩大开放又保持自身独立性的经验，等等，可以为别国所借鉴学习。当然，这种借鉴必须结合本国国情，而不能照搬。 第三，这条道路是一条开放的道路。“模式”一词，隐含某种固化的意思，而“道路”则是开放的。中国道路来源于历史，立足于现实，延展于未来。它有某种延续性和稳定性，但不是僵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发展。当然，在讨论这些话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考察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究竟是怎么来的？
什么是社会主义说来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中国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辟，最初竟然与一个哲学命题有关，那就是：究竟什么才是社会主义？
这个命题表面上很深奥，但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对40多年前的中国来说，这又是一个很现实的实践问题。
1976年10月，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四人帮”被粉碎，持续10年的政治动乱宣告结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中国的发展整整耽误了10年。而同时期，世界经济发展很快，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充分利用这种机遇，在短时间内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
1978年，一位日本记者访问重庆炼钢厂。他看到有两台清朝末年从英国引进的蒸汽式轧钢机，竟然还在使用。这位日本记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还以为标签的年代写错了。
如果说这些还是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那么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当时人们一个最朴素的愿望就是，发展生产，解决温饱。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愿望，却很难实现。原因并不在于客观条件不具备，而是人们的主观思想受着禁锢和束缚。“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但是，告别过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历史巨轮在惯性驱使下继续在过去的轨道上运行着。 此时，一位老革命家坐不住了，他就是邓小平。为了打破人们的思想束缚，他“放了一炮”、点了“三把火”。“放了一炮”是邓小平自己的说法。这“一炮”是邓小平在复出前后放的，目标指向“两个凡是”。 1977年2月7日，那个年代意识形态领域最有影响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名字叫《学好文件抓住纲》。其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句话后来被称为“两个凡是”。很显然，按照“两个凡是”，就不能纠正过去的错误政策，就不能开辟一条新路。
就在“两个凡是”提出的当月，还没复出的邓小平在同王震将军谈话时，明确对“两个凡是”的提法表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两个月后，邓小平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鲜明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作出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的决定。邓小平在全会上讲话时又指出：“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复出前后邓小平的这一系列表态和讲话，旗帜鲜明，主题集中，无疑是“放了一炮”。这位老政治家，虽然三起三落，可依然立场坚定，目光敏锐，并没有失去政治勇气。明眼人从这“一炮”中，看到了中国进步的希望。这“一记重炮”振聋发聩，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和历史脚步徘徊不前的症结所在，促使人们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深入思考中国的实际问题：“两个凡是”究竟对不对？判断检验理论、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由此，拉开了一场思想大解放的序幕。
点了“三把火”也是邓小平自己的说法。这“三把火”，分别是在广州、成都和东北点燃的。
1977年11月，邓小平到广州视察。途中，他听说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广东省的有些地方规定，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这类事情在今天听起来简直是个笑话，但在当时却是普遍存在的现实。这引起了邓小平的深思。
由此，邓小平对农村政策和外贸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要恢复过去多年行之有效的做法和政策，强调实行按劳分配。当时，广东一些老百姓“逃港”现象比较严重，邓小平提出，广东要利用紧邻港澳优势，搞出口基地，把生产生活搞好了，才能解决老百姓“逃港”问题。
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荒唐做法，对邓小平刺激很大。两个多月后，他在成都视察时再次提到这个事例。 当时，四川一些农村采取“文化大革命”前“包产到组”的做法，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遭到来自上层的一些非议。
邓小平听到后提出，要清理一下现行政策。同时，他鼓励各地在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他的这番话，相当于肯定了四川的做法，使深感思想压力的四川省委领导如释重负，备受鼓舞。不久，中共四川省委就制定政策，在全国带头开展起农村改革的探索。 邓小平在广州和成都的这“两把火”，在局部地区点燃了改革开放的思想火花。然而就全国来说，思想上还有很多“禁区”，广大干部群众还有很多顾虑，不敢打破条条框框，害怕被扣帽子、遭批判。
时局的真正转变，期待着新的历史契机。 经过前“两把火”，邓小平也明白，单纯从具体经济政策入手来推动工作，已经行不通。各项工作最后都要靠人来执行，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
历史的契机终于来临。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并很快引发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但这场讨论却受到坚持“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的人的压制。关键时刻，邓小平表态了。 5月30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有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他希望人们打破思想枷锁，来一思想大解放。
正当真理标准大讨论沸沸扬扬之际，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三省进行了五天的视察，点燃了“第三把火”。在这次视察中，邓小平主要还是讲两大问题：一是思想路线；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在思想路线方面，邓小平反复强调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他号召人们要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要开动脑筋，不要当懒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问题上，邓小平除了对具体经济政策发表看法外，还对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发表了看法。他认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迅速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那社会主义还有什么优越性？
邓小平还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邓小平的这“第三把火”，集中谈思想解放、实事求是，集中谈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在干部群众中引起极大反响。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后来回忆说：小平同志的讲话，促进了我们思想的大解放，过去有些不敢想的问题，现在敢想了；过去有的不敢讲的问题，开始敢讲了。惊涛骇浪之后是水到渠成。这之后的故事，众所周知。邓小平这次东北之行三个月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此，中国改革开放的闸门打开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也开始在实践探索中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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