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作传统与社会延续：日本宫城县仙台秋保町马场村的民族志

图书标准信息

• 作者 李晶
•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出版时间 2019-04
• 版次 1
• ISBN 9787108063557
• 定价 68.00元
• 装帧 平装
• 开本 16开
• 页数 28页
• 字数 300千字
• 丛书 跨界与文化田野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研究日本村落变迁的民族志。作者历时多年，深入日本村落内部，在观察和访谈的基础上，探讨了日本村落在社会政治变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如何受到冲击，又是如何维系和发展的，并发现日本稻作村落之所以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村落仍然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共同体社会”。全书围绕稻作这一日本农业的根基命脉，全景式、多方位地展现了一个不为我们所熟知的日本乡村形象，小到日常耕作、大到村落自治，诸多生动的细节一一道来，是了解相关主题的一本佳作。

【作者简介】

李晶（蒙古族名：莫力契戈），内蒙古呼和浩特人， 蒙古族， 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 曾读于内蒙古大学外语系， 本冈山大学文学部。原内蒙古农业大学外语学院、广东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现广州商学院外语学院教授。本东京大学综合学部访问学者，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本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精彩内容：

序二 本稻作传统中的“村落共同体”麻国庆1994年10月，我以北京大学和东京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的身份到东京大学大学院人类学专业留学，师从末成道男教授。临行前到导师费孝通先生家聆教，先生希望我到本后认真学三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研究，他们是福武直、鹤见和子和中根千枝。我的本老师末成先生正是中根先生的大弟子。在学校我不断学这三位老师的著作，从中体会到他们的一个共同点，那是关注中的社会结构和乡村发展的问题。次去拜访中根先生时，她很高兴我来东大留学并问起费老的情况，我一一做了回答。她问我对哪方面感兴趣，我说家族与社会结构。她当时建议我去冲绳做调查，比较一下会与本本土社会的区别［但由于条件，我一直没有完成中根先生的建议。直到2002年我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的身份，在东京都立大学（现在叫首都大学）做客座副教授时，得到研究资助，才得以前后做过两次村落调查］。末成老师的研究则涉及本、韩国、中国（包括中国台湾地区）、越南等地的比较研究，而且倡导从受中国影响的东亚其他社会的视角，从周边来看中国。在两位老师的影响下，我在留学期间特别感兴趣的是同受儒家影响的中国和本在社会结构上表现出何种差异，基于此，我阅读了相关的研究，并在末成老师的安排下去九州农村做了短期的调查。其间我一直关注本的“家”“村”问题。1999年，我在世界民族发表了本的家与社会结构一文，系统阐述了我对本的家与社会结构的认识。之后我又出版了家与会结构一书，在书中我把中国的“家”与本的“家”进行了比较，我发现，本的家更强调其作为一个经营体的概念，而中国的家则强调血缘体及外延扩大的社会关系特征，更具意识形态的意义。书中我还阐述了本村落社会的基本特征，指出本农村社会的同族组织是本社会主要的社会结构之一。本社会中的同族组织，表面上类似于中国的宗族制度，但两者的内容接近不同。本的同族是在家联合的基础上建立的，家联合是由本家（honke）与分家（bunke）所组成的，即是一个称为“本家”的原有之家及与本家有附属关系的新成立之“分家”所构成的功能团体。典型的本家、分家关系是由长子继承本家，次子及以下诸子则为分家，不论是本家还是分家都是功能的共同体。这显然不同于中国的宗族的系谱关系。和中国进行比较，本的同族是以本家为中心的，同族含有非血缘者，血缘的较为淡漠，但中国的同族很好清楚是以父系血缘的结合在一起的。所指的宗族是一个典型的父系继嗣群（patrilineal decent group），但是本的同族显然并非一个继嗣群（decent group），这是中两国亲族制度基本的相异点。因此，中国的宗族是基于父系形成之群体；本的同族则是基于居住、经济要素而形成之群体，其结构的本质具有一种松散的倾向，并非一种稳定的共同体。随着长子继承制度等在法律上的废止，以本家和分家关系建立起来的同族集团也失去了其实质的意义。我在书中讨论了战后本农村社会学的理论问题，指出战后的本农村社会学，主要继承了战前有贺教授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福武直教授提出了具有影响的本村落类型论，把本的村落分为同族型村落和讲组型村落。其他代表的本村落类型的分类还有人类学家冈正雄的同族制村落和年龄阶梯制村落、法社会学家畿田进教授的家格型村落和非家格型村落。上述不同的村落类型论揭示了一个共同点，即家这个角在村落社会中所扮演的角，是村落类型论的一个基点。战后本人类学对于本社会结构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探明了年龄阶梯制村落的社会结构。这一结构特征与社会学对于同族村落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对于本的村落的基本结构，基本上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这主要是以村落结构和亲族结构的对应关系为主轴展开的。本人类学研究者对于村落社会的同族制村落和年龄阶梯制村落两种类型的分法和本社会学者的看法并不相同，如有贺喜左卫门和福武直，都不承认年龄阶梯制在村落结构上的意义。事实上，这种分歧出于各自的研究视角，如果确切地来划分年龄阶梯制村落和讲组型村落也是很困难的，但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从功能上来看，在本村落社会中，这三种质确能体现不同的村落的结构特点。我在书中还讨论了本和中国的村在结构上的差异问题，指出从神社和庙的质的差异上可以看出本的村和中国的村在结构上的差异。在本，村里有神社，氏神不只是血族团体的守护神，它也保护着村与村里的人。例如对于祭祀，村民并不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进行祭祀镇守，而是祭祀村全体的守护神，可见神社作为地缘结合的中心起到了强化地域认同的作用。中国的村落中村人信仰的对象除宗祠外，还有村庙。村庙是村人信仰的中心之一。汉民族作为血缘集团象征的祠堂和作为地域社会象征的村庙，和本优选的不同，是在历史的发展中，并没有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而是相互独立地存在。也是说，血缘和地缘的纽带在汉民族的村落生活中是分离的。在本，村同族集团在以共同祖先神为中心结合在一起的同时，又与其他的同族一起祭祀神社，祭祀共同的村守护神。因此，在地域的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纯地域团体的特。在这一过程中，氏神、产土神、镇守常作为相同的词来使用，它们作为血缘、地缘一体化的共同体的神而被村民祭祀。在书中，我表达了自己对中社会结构构成差异的看法，认为这一差异使中两国选择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可以说，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比本有更多的不利于现代化的因素，如继承制所体现的资本的分散、集团构成的血缘意识、社会组成的关系网络等，当然这些只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在因素。2001年到2003年，我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的身份，在东京都立大学（现在叫首都大学）渡边欣雄教授的安排下，在长野农村做了前后几个月的田野调查，后来又到冲绳调查。从田野中我深切感受到中两国在乡村社会方面的本质差别。在我看来，对本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是人类学优选话语体系之内的工作，对于类学界来说，这项工作做得还不够理想。早在2010年，我在类学的学术自觉与优选意识一文中谈到，人类学终要解释人类生存价值背后的普遍和特殊，这种诉求的背后是对人与的反思。人类学话语体系是全球的话语体系。作为一门以研究异为基础的人类学，这一传统对于学科的发展是很好重要的一个环节。2015年，我在跨界的人类学与田野一文中指出，，人类学家在关注、历史、结构、过程以及研究对象的行动时，经常要穿越村社、地方、区域乃至的边界。来，从大量的民族志作品看，仅仅试图赋予某个“个案”独立的意义已难成功，甚至当以类型学的手段进行个案分析时，我们也难以概括不同个案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内涵。此外，虽然“跨国主义”“跨境研究”等系列概念也在试图回应全世界普遍发生的“流动”，但仍然是不够的。因为，人类学的研究单位是立体的、多层次的，对任何一种社区单位层次的简单概括都不足以分析当代世界体系中复杂的交特征。即使是东方、非洲与南美等发展中区域，世界体系也早已将它们深深卷入其中。因此，我认为进行民族志研究，除了可以加深对研究对象国的认识之外，对我们进一步认识会、解决会自身的问题也大有裨益。而研究，即对于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周边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和本的关系很好重要，对亚洲社会中的本社会的田野研究，是我们认识本社会的重要基础。我一直希望有能在本做一个长时间的田野调查。李晶是我2008年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接收的博士生。他是我迄今为止带过的年长的博士生，入学时年龄已经50岁，早已是大学语专业的教授。当时，他对我谈了博的志向。他说，他从大学一直想研究本社会、，虽然早年也在本留学过几年，但是那时学、研究的是本的“国语”，这不是他的初衷，违心的学，一度使他失去了再学的兴趣，现在年龄虽然不小了，但他还是想重拾旧梦，在我的门下研究本社会、。这样的年龄还对学问有如此大的兴趣和决心，实在令我感动。终，他以优异的通过了博士生入学试，如愿成了我的。入学以后，他和我再度商谈博士期间的研究方向时，坚持要研究本问题，这无疑令我欣慰。李晶扎实的语基础和刻苦的学精神，使我相信他能出地完成博士阶段的学。决定好研究方向以后，2009年7月至9月李晶去本踩点，经过两个月的实地察，他终决定把本宫城县仙台秋保町马场村作为田野点。我们知道，本社会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高度经济发展、90年代以后的老龄化之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出现了“极限村落”，即面临消失危险的村落，和更多的“过疏化”村落。面对这种情况，本学界“村落终结论”盛行，杞人忧天的情绪蔓延。本农村果真如此吗？带着这个问题，李晶于2010年7月开始再度去田野点进行调查，经过半年扎实的田野调查，他对本村落社会有了更为全面、系统、深刻的认识。李晶决定跳出本村落研究的传统理论藩篱，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本村落社会。稻作农业是本的传统农业，也是本农业的支柱，本农业的90%以上都是稻作农业，且稻作农业历史悠久，由此而产生的稻作是本的根基。以稻作传统看村落社会变迁，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仅此一点，也可以看出其研究的创新。经过和我的讨论，李晶决定用“稻作传统”的视角，看本村落的社会变迁。他说，他研究的目的是找出本村落社会变迁的原动力，看清本社会未来发展变化的方向。同时也希望从本的“田野”中挖掘出具有普适的经验来，为进一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服务。这样，李晶的博士题目终确定为稻作传统与社会延续—本宫城县仙台秋保町马场村的民族志，之后他又在本坚持做了半年多的田野调查， 前后累计在本的田野点工作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之后完成了他的博士。其主要讨论的是本稻作传统中的“村落共同体”问题。在本，从明治以来，作为集落社会构成单位的村，分成自然村和行政村两种形态，自然村为中近世建立的村落共同体，行政村为明治以后作为完备的地方自治体的行政单位。在这两种村落中，连接村落人们的纽带正是村落祭祀。明治所推行的一村一社的政策，强化了神社在村中的地位。实际上，村落共同体意识常常以具有相互独立身份的家的共同体意识为出发点。因此，在认为家是本社会的基石的同时，也应认识到家也是本的基石。本人对作为家的一员有甚强的认同，比起个人的认同更强得多。不过，如何看待“村落共同体”，学者的意见莫衷一是，争论很多。在此背景下，李晶的研究难能可贵。他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研究范式，研究结果澄清了一些人对本村落共同体的模糊认识。本“3？11”大地震以后，其东北沿海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地震和海啸还有余悸的人，纷纷离开了世代生活的故乡，没有离开的人中有的人至今还住在提供的简易房里。本虽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恢复灾区的风貌，但是至今还没达到灾民们所预期的效果，有些灾民开始“抱团取暖”，通过互助方式解决灾民生活中的困顿，甚至有人开始怀念起“共同体社会”时代。所谓“共同体社会”时代是村落的各种社会组织健全、发挥作用的时代。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李晶研究“村落共同体”问题的现实意义。李晶的著作开宗明义，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察本村落社会，目的不是想通过研究，提出自己的价值趋向或者倡导什么主张，而是希望像格尔兹提倡的那样解释“地方知识”，并从中找出中国可以借鉴的东西。本书关注的是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本经济发展不景气、即将加入跨太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的大背景下，本农业、农村、农民如何调适、维系村落的问题。本社会中，既有前现代的，也有现代的，甚至还有后现代社会的特质，前现代社会的某些社会传承，在某种程度上还影响着当今的本社会。与其他社会相比，本农村社会中，有特的是“村落共同体”。李晶对本村落的研究主要运用的是社会人类学与人类学的方法，通过分析本“村落共同体”的演变，透视村落变迁过程，揭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乡村城镇化的过程中，村落维系的内在动因。他研究传统本社会的目的与本、欧美学者不同，除了挖掘维系村落的普适的经验之外，还希望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提供实证经验。可以说，作者许下的愿望都兑现了，本书通篇都是围绕着稻作传统下的“共同体”意识这一主题展开的。作者后指出，如今的本村落既非传统意义上的“村落共同体”，也非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村落共同体”以其特有的形式延续着。“村落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延续，既有传统的作用，也有村落中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努力。本农村，并没有因为“村落共同体”的存在和在农村社会的隐身而出现社会失衡。这让我想到林耀华先生在金翼中提出的村落社会的“衡”理论。中农村社会共同点之一，是衡。本给农村社会提供的是“服务”和政策导向，管理则依靠村落中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既对负责，也对村民负责，这客观上既维护了“的非常不错”，又维护了村民的利益，还维护了“村落共同体”。本的村落之所以能在社会的不断变化中维持其自身的发展，主要原因是：村民的“村落共同体”意识并没有丧失；村落中各种社会组织基本健全；村落的传统没有遭到破坏。这一结论发人深思，特别是对于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李晶的著作是类学者写的部关于本村落社会变迁的民族志。著作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关注村落共同体这一传统资源的现代意义，详细地梳理了本村落研究的成果，归纳了本村落研究的理论，并提出了对于传统理论修正的视角，即村落研究的“共同体”视角，阐述了“稻作传统与社会延续”这一主题在本乡村研究中的意义。在本有不少对村落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村落，以及现代村落变迁的结果。他们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本村落变化是必然的，却往往无视村落共同体的客观存在。李晶详细地察了村落的社会组织的运作情况，参加了社会组织搞的一些活动，发现传统稻作农业赖以生存的“讲”“结”等社会组织虽然已经失去了实用功能，但是其他社会组织，如町内会、水利管理组合、消团、青年组、葬礼组、檀家集团等传统社会组织在村落事务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作者指出，传统的社会组织仍然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和资源。第二，很好地把握了空间与社会的关系。他提出了本村落研究的圈层理论，对婚姻圈、集体祭祀圈、生产与生活圈、情感交流圈等熟人社会的圈子做了很好的表述。特别是他描述了稻作传统对“家”与“村”变迁的影响作用。如“共同体社会”中的“家”与“村”，概述了“家”和家族形成的过程、明治制定的家族制度、本人的家族意识、本“家”继承的传统、马场村的“家”继承现状、本东北地区亲戚的分类、本“村落”的历史等。他指出，在本，“家”与“村”的产生与稻作农业有关，稻作农业对地力、水利设施、共有山林的维护必须靠大家，“村”是跨越家庭的互助共同体。第三，把社会结构的研究与乡村仪式作为互为联系的有机整体开展研究。他详细察了稻作传统中的民间信仰，包括祖先崇拜、山神崇拜和道祖神崇拜，以及稻作传统中包括插秧舞和“神乐”在内的民间艺术、传统节庆活动，包括“正月仪式”、盂兰盆节、新年会等。作者指出，马场村的“正月仪式”，包括“私”的正月仪式和“公”的正月仪式。“私”的正月仪式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民间传统，“公”的正月仪式是本现代出现以后建构的具有意识形态的“传统”，因此，村民在过“正月”的时候，会同时受到民间传统和传统的双重洗礼。他同时还详细地察了本村民的葬礼仪式。作者指出，本村民的葬礼仪式办得都很隆重，是村落中的重要活动，参加他人的葬礼是村民不可回避的事情。村民的各种仪式在维系村落“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他对信仰“共同体”的研究，把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神道清晰地展现出来。神道是本的，从神道的发展轨迹上看，可以分为古神道、民俗神道、教派神道、神社神道、神道。所谓神道是明治维新以后创造出来的具有意识的“神道”。神道包括神道行政，是的“神道”。神道教义的核心是“天皇现人神思想”和“万世一系思想”，它从明治维新以后到“二战”结束一直左右着本国民的生活和意识，成为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工具。作者详细察了村民的神道信仰，指出在如今的本，“神社本厅”这个曾经的本管理神社的机构，现在虽然在身份上是社团法人，不是机构，但其管理神社的方法和“神道”如出一辙，它对村民的神道信仰影响不可低估。正是由于“神社本厅”的作用，村民的“民俗神道”活动，不断被嵌入“神道”意识，致使村民在神道活动中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着“民俗神道”和“神道”的双重教化。第四，把农村、农业、农民的“三农”问题，置于、地方与社会互动框架下展开讨论。书中强调生计模式、农协、村落精英、村落发展与村落共同体的内在联系。如乡村稻作传统的特点以及稻作农业以外的生计模式。他所调查的马场村地处山区，适合种稻的农地有限，过去，村民除了种稻还有不少人烧过木炭、养过蚕、种过荞麦，还有人兼职其他工作。事实上，在本农村仅靠农业生产很难满足村民的消费需求，所以本农村的“农民”多数是兼职的，基本都有其他职业，专业农户很少。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维系村落存续，要靠村民的自觉。如书中对于村民的年龄结构和受教育情况也做了调查，指出：现役“农民”多是70岁以上的老人，其中有不少人以前曾在外面工作过，至少小学；65岁的人受教育程度更高，一般都有在外工作的经历，其中在部门工作过的人为数不少，这些人被作者称为“返乡务农者”，他们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在外工作的经历，一般都是村落各种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在村落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还有一些城市人，厌倦了城市生活，来村落租地种菜、养鸡，他们虽然没有真正融入村民的生活中，但是他们的到来，给老龄化的村落带来了生气，成了村落延续的助力者。此外，荫庇下的本农协在村民生活中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书中指出，在本，农业虽然不是优先发展的产业，但却是本重点保护的产业。本的主要农业政策的实施不光靠部门本身，还主要靠民间组织。在本农村社会中，优选的民间组织是农协。农协在本农村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既是农户的代言人，也是政策的实施部门，具有双重身份。还有一点，本书特别强调“村落自治”中的在场问题。书中调查了包括马场村历的“村落自治”、教育与村落自治、马场村“村落自治”中的等问题。町内会和秋保综合支所在村落事务中都发挥着作用，町内会代表民间，秋保综合支所代表。町内会在政策的指导下实施村落自治，既是村民依靠的、自己的社会组织，也是信赖的、可以传递声音的社会组织，因此并没有游离于体制之外，它是村民和都依靠的组织。本的地方自治是下的地方自治，一直存在于村落社会中，意识一直影响着村民。后，作者特别强调乡村再建中精英所发挥的作用。作者用中国传统的“绅士”来加以比喻。本之所以能容纳“乡绅”，原因在于本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成功地解构了“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二元结构”。本乡村管理靠的是下的村民自治，村落真正的管理者是村民，只提供政策和资金，与村民合谋管理，对村民等相待，为此村民建设家乡的积极被调动起来，“乡绅”有了用武之地。综合而言，作为民族志研究，方法和方很重要。李晶的研究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接触村民，体味他们的真实生活，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捕捉“家”与“村”延续的机制，得出了稻作传统所形成的传统—“共同体”意识是维系本“家”与“村”的原动力之一的结论。这一结论正确地反映了本稻作村落的实际情况，揭示了本稻作村落的本质。虽然作为一名类学者，对本社会进行民族志研究，本身具有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和自身立场问题，但从李晶对于研究对象的处理来看，很好符合学科规范。这为中国的本社会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田野经验，也为了解本社会提供了详实的“地方知识”。本书在探讨每一个问题时，都有扎实的田野经验再现和理论对话。主题对话的是“共同体”理论，各个章节的讨论则涉及了“家”“村”理论、模式理论、仪式理论、社会管理理论、共同体理论、治理理论、社会结构理论、人类学理论等。本书理论对话丰富、田野调查详实，可以称为是民族志研究的上乘之作，并对于重新思中国目前的“乡村振兴”与农村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李晶的博士付梓，可喜可贺。这本著作是他多年努力的结晶。我相信，这是他学术追求的一个新起点，他身上的那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还会让他不断取得新的成果。2018年4月25于民族大学

【目录】

目  录：“跨界与田野”丛书序 麻国庆 01序一 赖川昌久11序二  本稻作传统中的“村落共同体” 麻国庆13主要人物 26导  言一、共同体社会的理论视角 001二、本村落研究的传统 003三、人类学家对本村落的研究 028四、“稻作传统”研究的选题意义 036章  田野点概述一、秋保町 047二、马场村 068第二章  本稻作农业一、本稻作农业的历史 097二、本稻作农业面临的挑战 103三、马场村的稻作农户 107四、稻作农业与水 117五、稻作与马 120六、稻作与农具 123第三章  “共同体社会”中的“家”与“村”一、“家”与“村” 127二、本人的家族意识 133三、“家”继承 135四、亲戚种类 148五、本村落的历史 153六、本“家”与“村”的类型 157第四章  稻作与“村落共同体”一、祖先崇拜 164二、民间艺术 169三、村落中的传统节 173四、婚葬俗 195第五章  生计模式与村落共同体一、非稻作生计 208二、稻作与兼业 215三、马场村的“新农民” 220第六章  “村落共同体”的基石—马场村的社会组织一、町内会 235二、水利管理组合 239三、消团 242四、青年组 243五、葬礼组 244六、檀家集团 245七、泷野会 246八、农业实践组合 247第七章  荫庇下的本农协一、本农协的诞生 253二、农协的主要业务 254三、农协和的关系 255四、马场村的实地调查 259第八章  信仰“共同体”一、本“村民”生活中的神道 280二、村社祭祀 284三、家庭祭神 290四、3？11大地震的村民神道信仰 294第九章  “村落”的在场一、马场村历的“村落自治” 301二、教育与村落自治 305三、马场村“村落自治”中的 308第十章  乡村再建中的“乡绅”一、本的“乡绅” 322二、“田野”中的本农村 325三、村落中的“乡绅” 328结  语 339参文献 344后  记 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