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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上海图书馆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ISBN9787532591855
出版时间2019-09
装帧精装
定价15200元
货号1031247
上书时间2024-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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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盛宣怀档案选编》简介
上海图书馆收藏了很多中国近现代名人档案，其中以“盛宣怀档案”*为著名（以下简称“盛档”），深受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盛宣怀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和身份，创造了诸多业绩，他是为中国工业、金融、交通、教育、慈善等事业的近代化作出重要贡献的政治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盛宣怀在近代中国纵横驰骋数十年，经历丰富，他将经手事务所记录的公、私文档均予以保存，为后世留下了一座极为丰富的文献史料宝库——盛宣怀档案。“盛档”经数十年沧桑，除一部分被盛氏后人携至日本和香港外，其余都完整地收藏在上海图书馆，其所含文献达十五万余件，数量之巨大，种类之繁多，牵涉人物、机构、事件之广泛，令人叹为观止。在“盛档”中，有盛宣怀的履历、日记、书稿、信函及他所撰写的其他各类文字底稿，有他收到的来函、公牍、电文，以及个人财产记录、日常生活账单和支出凭证以至*的清单和名录，涉及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军事、金融、教育等各个方面。
为了整理、开发盛宣怀档案，从1997年7月起，上海图书馆成立了“盛宣怀档案项目组”，特聘馆外专家，开始了“盛档”的整理编目工作，至2005年底完成。2006年9月，又启动了“盛档”原件的全文扫描，并研究和开发成功“盛档”数字化服务平台，2008年8月，“盛档”全文扫描工作宣告完成。在此期间，上图“盛档”的整理工作引起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重视，2005年，“盛档”被列入国家清史档案整理项目。2008年12月，上海图书馆与清史编纂委员会正式签约立项。经过数年实践和摸索，至2011年制定了编纂体例，确定以选编的形式按主题板块编纂，集中揭示以往未曾整理面世的档案，方便学术界利用，发挥“盛档”的史料价值。因此，决定出版《盛宣怀档案选编》，全书一百册，重点选编慈善、赈灾、铁路、电报、典当钱庄、文化教育方面的档案。该书于2014年底正式出版。
《盛宣怀档案选编》初版后，陆续收到一些读者和研究者的反馈，该书虽有很高史料和文献价值，但也有一个*局限，即其内容包括六大类，而有些研究者或研究机构仅需某类档案文献，购买全套则无必要，因此建议将全套拆分为六个部分，分别定价，以适应读者需要。得知这些意见后，我社研究后，经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和上海图书馆商议，将原《盛宣怀档案选编》一百册根据内容拆分为六个部分，分别名为《盛宣怀慈善档案选编》《盛宣怀赈灾档案选编》《盛宣怀铁路档案选编》《盛宣怀电报档案选编》《盛宣怀典当钱庄档案选编》《盛宣怀文化教育档案选编》，研究者可以各取所需。
【内容简介】
“盛宣怀档案”是深受海内外学术界重视的近现代名人档案，总量约有十五万件。本书是其中赈灾类档案的选编，根据盛宣怀在赈灾事务中的作用、地位，以时间为序，分为四个时期：直隶筹赈局时期；登莱青兵备道时期；津海关道时期；参与负责全国各地赈灾时期。全书共收入档案约4400件。
盛宣怀档案中有关赈灾的档案不下一万六千余件，其中晚清时期一万五千余件，民国时期一千余件。在晚清赈灾档案中，*早的还是盛宣怀开始从事赈灾活动之前的，是其父盛康于道光末年在安徽铜陵、和州等地水灾时抢修堤坝、以工代赈之事，不过数量很少，只有寥寥数件。作爲重修清史项目，本书选取了从同治十年（1872）至宣统三年（1911）与盛宣怀密切相关的部分赈灾档案（包括部分积谷防灾档案以及与赈灾、防灾密切相关的水利工程档案）约四千四百件。根据盛宣怀在赈灾事务中的作用、地位，以时间爲序编排，共分爲四个时期：一、直隶筹赈局时期（同治十年至光绪十二年）；二、登莱青兵备道时期（光绪十二年至十八年）；三、津海关道时期（光绪十八年至二十三年）；四、参与或负责全国各地赈灾事务时期（光绪二十三年至宣统三年）。
*时期爲直隶筹赈局时期，时间爲同治年间至光绪十二年。先是随父参与畿辅水灾募捐赈济活动，接着受李鸿章之命担任直隶筹赈局工作。其间，盛宣怀先后短暂出任过天津河间兵备道和津海关道，因任职地点在天津，作爲天津的地方官，直隶筹赈局的工作照例兼任。这一时期盛宣怀参与或主持的赈灾事务主要就是直隶地区的灾赈，包括直隶河间府旱灾灾赈以及灾后积谷防灾、天津水灾赈济。此外档案数量较多的还有「丁戊奇荒」期间对于大旱中心地区的山西等地的赈济。
第二时期爲登莱青兵备道时期。光绪十二年（1886）六月至十八年六月，盛宣怀出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道监督。作爲山东地方官员，这一时期盛宣怀赈灾的重点无疑在山东，特别是职责所在的辖区范围内的赈灾工作。这一时期盛宣怀赈灾防灾*成效、堪称建百年之功的力作是小清河整治。小清河是山东境内的一条主干河流，源于济南西郊，流经历城、章丘、邹平等地，由羊角沟入海。由于河道淤塞，小清河流域水旱灾害不断。在山东巡抚张曜的支持下，光绪十五年开始对流域内各河流进行勘察，而后以以工代赈的方式，先下游后上游分段挑浚整治，于光绪十八年七月治理基本竣工，从此由济南至羊角沟海口断航一百七十余年的小清河全线复航，小清河流域从此告别水旱连年的景象。
第三时期爲津海关道时期。光绪十八年（1892）七月至二十二年九月，盛宣怀担任津海关道。作爲天津的官员，这一时期盛宣怀赈灾的重点地区又回到直隶。山东是这一时期盛宣怀赈灾活动的另一重点地区，先是盛宣怀继续关注小清河整治工程后续工作，接着又有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山东赈济以及光绪二十二年的利津黄河决口赈济。其他地区的赈灾活动较爲重大的是山西口外七厅旱灾赈济，爲此直隶方面还专门设立了直隶筹办晋边协赈局负责此事。需要说明的是奉直义赈，因灾害发生在奉天、直隶两省毗邻地区，赈灾范围也涉及两省，在档案的编排上，采取这样的原则：档案内容只提及奉天地区和同时提及直奉两地的，归入奉直义赈部分；档案内容只提及直隶地区的，归入直隶赈灾部分。
第四时期爲参与或负责全国各地赈灾事务时期，时间范围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宣统三年（1911）。自光绪二十二年九月盛宣怀担任大理寺少卿起，到*后担任邮传部尚书止，盛宣怀成爲清政府的中央序列官员，从此不再因职守关系偏重于某一地区的赈灾事务，而是着眼于全国大局，并且越到后来，在重大赈灾活动中所起的作用越大。这一时期盛宣怀档案内容涉及的赈灾活动*多，因此这一部分收録档案的数量也*多。
赈灾档案的编排，*易想到也是*做法当然是根据赈灾防灾事件依次归类。但是由于赈灾活动延续时间长，一旦同一地区连年受灾、连年赈灾，就很难加以区分。这种情况，在第二时期、第三时期尤其突出。盛宣怀担任登莱青兵备道时期，光绪十四年（1888）山东济南府、武定府、青州府等地水灾赈济，光绪十五年潍县海潮成灾，青州先旱后潦以及滨州、利津等地，光绪十六年山东水灾赈济，连年新旧灾赈涉及同一地区。担任津海关道时期，光绪十八年至十九年直隶水灾赈济，光绪十九年至二十年顺天武清、宝坻等处赈灾，光绪二十一年奉直义赈，时间相续，地域又多相同或邻近。爲避免不必要的错误，这两个时期部分采用了地域归类。此外同一件档案涉及数起灾害及赈灾事件的，只一次编排于一个类目中。
上海图书馆所藏盛宣怀档案所涉及的一些重要的赈灾防灾事件在本书中都有所反映，本书同时也尽可能收录了一些档案数量不多、影响不是太大的赈灾事件的档案，但因篇幅所限，仍有一些赈灾事件的档案一件都没收入，如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江阴旱蝗水灾的赈济、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春赈期间的山东赈灾、宣统年间哈尔滨鼠疫捐赈、湖南常德府及湘阴等地水灾捐赈等等。尚需注意的是，盛宣怀创办与主持的慈善机构上海广仁堂参与了一些赈灾活动，尤其是在光绪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江南北水灾赈济中所起作用极大，但凡是内容以上海广仁堂爲主的赈灾档案一概归入《慈善档案选编》中。同样红十字会主导的赈灾活动也归入《慈善档案选编》中。此外同治年间至光绪初年提取存储典当生息的练饷款项用于直隶赈灾的档案归入《典当钱庄档案选编》中。还需注意的是，晚清时期，往往存在赈灾滞后的现象，如第四时期光绪三十二年湖南赈灾，雨涝始于光绪三十一年秋，至次年三、四月间不止，档案中反映此次赈灾活动的文献，*早的是光绪三十二年四月。
【作者简介】
上海图书馆是上海市大型研究型公共图书馆，为上海市古籍保护中心所在地，馆藏历史文献370万册，包括古籍170万册（件），在这些珍贵的馆藏中，有国家一级文物700种，二级文物1300种。
【前言】
《盛宣懷行述》總結盛氏一生道：“平生致力者實業之外，唯賑災一事。”從盛宣懷檔案揭示的內容來看，此言絕無半點虛譽。自同治十年（1871）隨其父盛康參與畿輔大水的賑災活動起，盛宣懷便與賑災結下不解之緣。隨著官職升遷帶來的政治地位的上升與掌管的洋務企業的發展帶來的經濟、交通掌控能力的提升，盛宣懷在賑災事務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直至眾望所歸地成為國內重大賑災活動的領導人物。更值得注意的是，盛宣懷不僅在其有生之年逢災必捐、逢災必賑，並且在其死後，據其遺囑設立的愚齋義莊執行其遺志依然熱心於賑災事務。
盛宣懷檔案中有關賑災的檔案不下1萬6千餘件，其中晚清時期1萬5千餘件，民國時期1千餘件。在晚清賑災檔案中，早的還是盛宣懷開始從事賑災活動之前的，是其父親盛康于道光末年在安徽銅陵、和州等地水災時搶修堤壩、以工代賑之事，不過數量很少，只有寥寥數件。作為重修清史項目，這裏選取了與盛宣懷密切相關的清代賑災檔案，也就是從同治十年（1871）至宣統三年（1911）部分賑災檔案（包括部分積穀防災檔案以及與賑災、防災密切相關的水利工程檔案），根據盛宣懷在賑災事務中的作用、地位，分為四大時期。
時期可稱為直隸籌賑局時期，時間為同治十年至光緒十二年。先是隨父參與畿輔水災募捐賑濟活動，接著受李鴻章之命擔任直隸籌賑局工作。期間，盛宣懷先後短暫出任過天津河間兵備道和津海關道，因任職地點在天津，作為天津的地方官，直隸籌賑局的工作照例兼任。這一時期盛宣懷參與或主持的賑災事務主要就是直隸地區的災賑，包括直隸河間府旱災災賑以及災後積穀防災、天津水災賑濟。此外檔案數量較多的還有“丁戊奇荒”期間對於大旱中心地區的山西等地的賑濟。
第二時期為登萊青兵備道時期。光緒十二年（1886）六月～十八年（1892）六月盛宣懷出任山東登萊青兵備道兼東海關道監督。作為山東地方官員，這一時期盛宣懷賑災的重點無疑在山東，特別是職責所在的轄區範圍內的賑災工作。這一時期盛宣懷賑災防災成效、堪稱建百年之功的力作是小清河整治。小清河是山東境內的一條主幹河流，源於濟南西郊，流經歷城、章丘，鄒平等地，由羊角溝入海。由於河道淤塞，小清河流域水旱災害不斷。在山東巡撫張曜的支持下，光緒十五年（1889）開始對流域內各河流進行勘察，而後以以工代賑的方式，先下游後上游分段挑浚整治，於光緒十八年七月治理基本竣工，從此由濟南至羊角溝海口斷航170餘年的小清河全線複航，小清河流域水旱連年的景象從此告別。
第三時期為津海關道時期。光緒十八年（1892）七月～二十二年九月（1896年）盛宣懷擔任津海關道。作為天津的官員，這一時期盛宣懷賑災的重點地區又回到直隸。山東賑災是這一時期盛宣懷賑災活動的另一重點地區，先是盛宣懷繼續關注小清河整治工程後續工作，接著又有光緒二十～二十一年（1894～1895）山東賑濟以及光緒二十二年（1896）的利津黃河決口賑濟。其他地區的賑災活動較為重大的是山西口外七廳旱災賑濟，為此直隸方面還專門設立了直隸籌辦晉邊協賑局負責此事。需要說明的是奉直義賑，因災害發生在奉天、直隸兩省毗鄰地區，賑災範圍也涉及直隸兩省，在檔案的編排上，採取這樣的原則：檔案內容只提及奉天地區和同時提及直奉兩地的，歸入奉直義賑部分；檔案內容只提及直隸地區的，歸入直隸賑災部分。
第四時期為參與或負責全國各地賑災事務時期，時間範圍是光緒二十三年（1897）至宣統三年（1911）。自光緒二十二年九月（1897年10月）盛宣懷擔任大理寺少卿起，到後擔任郵傳部尚書止，盛宣懷成為清政府的中央序列官員，從此不再因職守關係偏重於某一地區的賑災事務，而是著眼於全國大局，並且越到後來，在重大賑災活動中所起的作用越大。這一時期盛宣懷檔案內容涉及的賑災活動多，因此從篇幅上來說，這一部分收錄檔案的數量也多。
每一時期之下檔案的分類編排，易想到也是做法當然是根據賑災防災事件依次歸類。但是由於賑災活動延續時間長，一旦同一地區連年受災、連年賑災，就很難加以區分。這種情況，在第二時期、第三時期尤其突出。盛宣懷擔任登萊青兵備道時期，光緒十四年（1888）山東濟南府武定府青州府等地水災賑濟，光緒十五年（1889）濰縣海潮成災、青州先旱後潦以及濱州利津等地、光緒十六年（1890）山東水災賑濟，連年新舊災賑涉及同一地區。擔任津海關道時期，光緒十八～十九年（1892～1893）直隸水災賑濟、光緒十九～二十年（1893～1894）順天武清、寶坻等處賑災、光緒二十一年奉直義賑，時間相續，地域又多相同或鄰近。為避免不必要的錯誤，這兩個時期部分採用了地域歸類。此外同一件檔案涉及數起災害及賑災事件的，只一次編排於一個類目之中。
上海圖書館所藏盛宣懷檔案所提及的一些重要的賑災防災事件在本編中都有所反映，本編同時也盡可能收錄了一些檔案數量不多、影響不是太大的賑災事件的檔案，但因篇幅所限，仍有一些賑災事件的檔案沒有一件收入，如光緒二十四年（1898）江陰旱蝗水災的賑濟、光緒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春賑期間的山東賑災、宣統年間哈爾濱鼠疫捐賑、湖南常德府及湘陰等地水災捐賑等等。尚需注意的是，盛宣懷創辦與主持的慈善機構上海廣仁堂參與了一些賑災活動，尤其是在光緒三十二～三十三年（1906～1907）江南北水災賑濟中所起作用極大，但凡是內容以上海廣仁堂為主的賑災檔案一概歸入“慈善編”中。同樣紅十字會主導的賑災活動也歸入“慈善編”中。此外同治年間至光緒初年提取存儲典當生息的練餉款項用於直隸賑災的檔案歸入典當編中。還需注意的是，晚清時期，往往存在賑災滯後的現象，如第四時期光緒三十二年湖南賑災，雨澇始於光緒三十一年秋，至次年三、四月間不止，檔案中反映此次賑災活動的文獻，早的是光緒三十二年四月。
晚清時期，災荒頻發，年年遭災，歲歲災年，這一點從盛宣懷檔案中即可得到充分的反映。不僅從全國範圍內看年年有災，而且往往是同一年多地接連告災，即便是同一個地方，往往也是舊災未畢，新災又急。天災人禍總是形影相隨的，災荒既是自然問題，也是社會問題，一個時代災荒的發生尤其是連年災荒的發生除了自然原因外，往往與那個時代社會、經濟、政治、軍事等各方面的因素關聯，同時又反過來影響及國家政治、社會、經濟、軍事等等。“災荒是考察近代中國社會的另一視角”，研究晚清歷史，不能不重視晚清災荒的研究。
現代科學意義上的災荒史研究始於20世紀20年代 ，建國前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鄧拓的《中國救荒史》（1937年）、陳高傭《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1939年）、王龍章《中國歷代災況與賑救政策》（1942年）。儘管這些著作並不是以清代災荒作為重點論述物件的，但無疑對清代災荒史研究增添不少分量。建國後個災荒史研究成果較為集中的時期是1960年前後，主要是一些自然科學工作者從災害學的角度來探討災害發生規律，並不怎麼涉及社會領域的相關問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於清代中國災荒及其賑濟的研究越來越得到學者的重視，研究深度也在不斷提升，不僅限於災荒本身，即災荒成因、災荒發生情形及其規律等問題，還涉及救災、防災等災荒應對問題的探討，對於災荒的社會影響，即災荒與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深層關係的探討。至於個別研究方面，大致分為四類，一是以省為單位作區域研究，二是以河流、湖泊等地理區域為單位進行研究，三是對單次災荒作專門論述，四是對水災、旱災等災害種類分別研究。中國人民大學李文海教授是研究者中的代表，作為中國近代災荒史研究的拓荒者，他為近代中國災荒史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後的重新起步、發展做出重要貢獻。由他主持，依據大量的官方文書、文集、筆記、書信、日記、地方誌、報紙雜誌、歷史檔案編篡的《近代中國災荒紀年》以編年的形式、分別省區，詳細而具體地闡述了1840年至1919年間中國各地自然災害及賑災情況，是進一步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必備文獻，本編在編選過程中就重點參考了該書，以此對盛宣懷檔案中的一些災害及賑災事件進行判斷。除此之外，李文海先生还著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灾荒与饥馑：1840-1919》（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與周源合著）、《天有凶年 : 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三联书店 2007，與夏明方合著）等。档案是原始、接近真相的手资料，盛宣懷檔案中的灾害与赈灾档案异常丰富，不能不引起相关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多年前当得知上海图书馆着手系统整理盛宣怀档案，李文海先生就主动与上海图书馆取得联系，在他安排下，灾荒史研究者夏明方、朱浒专门从北京前来上海，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查阅盛宣怀档案赈灾资料，此后他们的研究工作便开始利用盛宣懷檔案资料，如朱浒《“丁戊奇荒”对江南的冲击及地方社会之反应》（载《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1期）等等。
盛宣懷賑災檔案所揭示的近代災賑史給人不少啟迪。盛宣懷等人賑災有一句話“救命不就貧”，這是“度”的問題。賑災有官賑，有義賑。即使有官賑，也少不了眾人捐助的義賑協助。固然“貧”的標準是隨時代而改變的，但總有“貧”。賑而無“度”，讓災民因災而“富”，難免早晚募捐無人響應，難免有人巴不得有災或將小災誇大為大災。賑災還有一個授人以魚還是授人以漁的問題，從檔案看，應急救命，固然少不了發放錢物食品的授人以魚，但那時賑災官紳同樣注重授人以漁，採取借給麥種、貸牛草錢養牛等，發動災民生產自救。“以工代賑”在當時得到提倡，這是鼓勵災民自救的又一種行之有效的方式，是將救災與建設、賑災與防災結合的一種方式。小清河治理是以工代賑的典範，通過以工代賑，挑浚河道，從此再無旱潦災禍，可謂畢其功於一役。治理河流以根治流域內災荒問題的做法，小清河治理並不是的一次，宣統年間江皖水災災賑時，又曾著手治理淮河的調查工作，只因時勢大變，這一大事未能在盛宣懷手上展開下去。盛宣懷賑災在義賑方面长期得到以上海为中心的東南義紳的支持，他注重賑災骨幹隊伍的建設，這支賑災骨幹隊伍也以東南義紳为主，代表人物有嚴作霖、謝家福、金福曾、潘民表等人，正是依靠這些有責任、有經驗的並且相對穩定的善士，才使得賑災事務能夠在相当長的時期内得以順利推進 。传统思想观念在赈灾救荒中的能动作用不可低估。例如同鄉觀念，同鄉觀念在賑災中起到積極作用，一旦一個地區發生重大災害需要賑濟 ，該地旅居他鄉的官員紳商，總會積極應對，就以盛宣懷為例，他對於家鄉常州等蘇南地區的賑災事務，不論災情大小，總是特別關注 。再如因果報應。因果報應思想多年以來因其迷信味太濃而被視為封建糟粕，然而從檔案內容來看，盛宣懷之所以熱心於賑災，重要原因就在於他相信因果報應，是為了積善積德。例如有一份光緒十八年二月初一日（1892年2月28日）具名為施仁恩、盛大恩、嚴作霖的《上孚佑帝君呂太祖師、恒帝韓大祖師疏》，施仁恩應即施善昌，盛大恩即盛宣懷，疏中在歷數具疏者為山東小清河開工及助賑解款所做的努力並祈求神佑確保捐款源源不斷後，同時為其時有病在身的盛宣懷祈求神佑：“至盛大恩創辦河工，為民救災，且復慨助鉅款，為子完願，其好善利濟之心迥出尋常，皆在洞鑒。近來盛大恩為患濕熱尚未痊癒，精神未能強健，伏乞默佑，不勝叩禱之至。”言下之意，盛宣懷如此好善利濟，理應佑其康健。這樣的表述還是委婉的，因為當時盛宣懷的病情尚無大礙。到了晚年病重之時，有關表述就直露了。民國二年二月十四日盛莊氏暨子女孫男八人祈求盛宣懷病癒的《借壽疏文》如此說：“因念氏夫平日振災施濟，全活不下數十萬眾，論作善降福之理，自必仰邀天眷，克享大年。”並許願：“此後凡遇慈善事業及賑災救難等事，仍如從前勉力奉行，冀為夫主造福，即為夫主增壽。” 盛宣懷晚年在病中致王存善函中也說：“賤恙屢瀕於危，妻子皆許願放賑而愈。”當時人們確實深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深信“種善得善，種惡得惡”的。當然當時不少人參與賑災活動是為了獲得功名，但在因果報應說之中，功名本來就是積善積德的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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