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二程集（中华文史名著精选精译精注：全民阅读版/章培恒 安平秋 马樟根主编）郭齐导读 曾枣庄审阅郭齐导读,曾枣庄审阅✍有理则有气，有气则有数。二程，宋明理学的奠基者/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简体横排版 32开 西式精装正版全新书籍现货如需其它图书请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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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齐导读,曾枣庄审阅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ISBN9787550631625
出版时间2020-08
装帧精装
定价55元
货号1964628
上书时间2024-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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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文史名著精选精译精注丛书》是属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策划的大型古籍普及类图书，由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名先生任主编，组织全国18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任编委，在全国范围内选请学有专长的学者承担各书的译注。全民阅读版精选名人文集49种，既有人们所熟知的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人的词章，也有以往不太被出版市场关注的司马相如、诸葛亮、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文藻，以期全面反映中国文学史的历史脉络。丛书涵盖面广、作者阵容强大、注释精准、翻译优美，入选首届向全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丛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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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二程为程颢、程颐，二人是北宋时期重要的文学家、理学家，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本书精选程颢文九篇、语录三十则，程颐文十五篇、《周易程氏传》二十八条、《经说》五条、语 录八十四则。前有导读，下有注释，后有翻译，条理清晰。可以反映出二程基本的理学思想和治学倾向。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2020年8月出版 32开西式精装
简体横排
中华文史名著精选精译精注：全民阅读版
【目录】
目录
导读
程颢
上殿子
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子
论王霸子
论十事子
谏新法疏
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
南庙试九叙惟歌论
程邵公墓志
邵尧夫先生墓志铭
语录程颐
上仁宗皇帝书
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
颜子所好何学论
养鱼记
易传序
春秋传序
四箴并序
答横渠先生书
答朱长文书
与吕大临论中书
答杨时论西铭书
答张闳中书
明道先生行状
明道先生墓表
上谷郡君家传
周易程氏传（节选）
河南程氏经说（节选）
语录
【文摘】
【作者简介】
郭齐，男，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儒藏》编纂工作，主要著作有《朱熹新考》《朱熹集》等。
【前言】
导 读
一
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于北宋时期的宋明理学，以其庞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和对后世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被视为继先秦以后的第二座高峰。世称“二程”的程颢、程颐兄弟，就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
二程出身于北宋的一个官僚世家。高祖程羽早年是宋太祖的将领，宋太宗即位之前，曾亲自选拔他为幕僚，他还向宋真宗传授过经学。后来，程羽官至兵部侍郎，赠太子少师。曾祖程希振，曾任虞部员外郎。祖父程遹，赠官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父亲程珦于仁宗天圣年间补官，当过黄州黄陂等县县尉，历任大理寺丞、知县、知州等，以反对王安石变法著名。晚年以太中大夫的官职退休，封永年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就在黄陂的官舍里，二程兄弟先后诞生了。程颢（1032—1085），字伯淳，洛阳（今河南洛阳）人，世称明道先生。他从几岁起就能读诗书，十岁就能写诗赋，聪明过人。十五六岁时，曾向大儒周敦颐学习，受到较大影响。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次年，当上了鄠县的主簿。
程颢从小饱读儒家经典，深受其思想的熏陶。他在嘉祐五年所作的《游鄠山诗》中，鲜明地表现出“富贵在天”的宿命论思想及对宋王朝统治的赞美。他不信佛，不信神，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记载了有关的事迹。但实际上，程颢早年确实受到过佛道二教的影响，《行状》说他“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
嘉祐六年，调上元主簿，随即代理县事。他不顾富民的反对，设法改变田税不均的现象。公事之余，研读《周易》及《春秋》。英宗治平二年（1065），任晋城县令，重视教育和民间组织的建设，做了一些便民的事情。治平四年，担任著作佐郎，随即随父亲程珦前往成都。
神宗熙宁初，王安石新法颁行。程颢任农田水利使，又授予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及新学，连续上疏，表示异议。如《论十事劄子》，提出十条主张，来对抗新法。在《谏新法疏》《再上疏》等奏议中，他明确地反对新法，坚决要求改弦易辙。与此相反，程颢对新法反对派吕公著和司马光推崇备至，在给他们的送行诗中，甚至把他们比喻为龙，赞美他们“再为苍生起”，“深意在苍生”。与文彦博、富弼等人也过从甚密。由于反对变法，程颢被罢为权发遣京西路，同提点刑狱，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事。熙宁四年（1071）底，罢官回到洛阳。
据范祖禹说，程颢“居洛阳殆十余年，与弟伊川先生讲学于家，化行乡党”。在这期间，程颢主要致力于读书讲学，先后授学于游酢、谢良佐、杨时、刘绚等众多门人，为“洛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又相继当过一些闲官，如监西京洛河竹木务，太常丞，知扶沟县等。在扶沟县，程颢平息盗贼，调节谷价，拒绝向朝廷使者贡物，传为美谈。
神宗元丰二年（1079），除判武学。六年，监汝州酒税。八年，改承议郎，召为宗正寺丞。六月十五日，程颢因病去世，享年五十四。
程颐（1033—1107），字正叔，程颢的弟弟，世称伊川先生。程颐早年随父亲在任所读书，关心天下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仅十八岁的程颐就写了《上仁宗皇帝书》，议论形势，切中时弊，并提出了实行王道，以仁义治天下的政治主张。
嘉祐元年，程颐随父亲进京，入国子监学习。他的试卷《颜子所好何学论》对“学圣人之道”的问题作了深入系统的阐发，使直讲胡瑗惊叹不已。吕希哲首先拜他为师，接着四方儒生从学者越来越多。为此，他的门人把他看作是“闻道”较早的人。嘉祐四年，赐进士出身。
英宗治平二年，撰写《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论濮王典礼疏》，借“濮议”阐述他的伦理思想。又作长达数千言的《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提出了系统的治国方略，并作了详细论述。四年，上《为家君上神宗皇帝论薄葬书》，力谏厚葬英宗。神宗元丰二年，为太皇太后葬事，又撰《上富郑公书》《答富公小简》《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论永昭陵疏》。以上这些，表明程颐虽然没有进入仕途，但却关心时事，有济世的抱负。对王安石的新法，程颐基本上持反对态度，这体现在作于熙宁八年的《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等奏议中。
与此同时，程颐主要还是致力于读书论道讲学方面的活动。他和理学家张载常通信往来，探讨学术上的分歧。居住洛阳期间，常常和程颢一道找大儒邵雍论学。元丰初，吕大忠、吕大临、吕大钧三兄弟前来拜访。在颍昌，常与韩维同游。元丰五年，程颐写信给文彦博，要求拨地给他作讲习之所。在所拨给的庄园中，他创办了伊皋书院（即伊川书院），并先后在其中著书讲学达二十余年，使“洛学”学派影响遍及全国。程颢死后，程颐撰写了《明道先生行状》，并通过作书求铭等宣扬他的事迹。
哲宗即位后，吕公著、韩绛、司马光等新法反对派执政，上疏推荐程颐，授予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都推辞了。元祐元年（1086），又授予秘书省校书郎，再辞免。哲宗召他上殿，当面授官，任西京国子监教授。这样，五十四岁的程颐才算正式踏入仕途。就在这一年，诏令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差看详国子监条制，兼权判登闻鼓院，又派他主持司马光的丧事。
程颐入仕以后，以天下为己任，议论纵横，无所顾忌，很快就得罪了不少官僚。元祐二年，因孔文仲奏弹，罢职主管西京国子监。于是他连上数状，请求退休归田。直到元祐五年，因父亲死，才得以辞去官职。七年，丧期满，授予左通直郎、直秘阁，权判西京国子监，随即许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这时的程颐，已经无意仕途，盼望回归乡里，继续做他的学术活动。可是，他没有想到，等待他的却是凄凉的境遇。
绍圣三年（1096），新法反对派下台，被称为奸党，程颐也在奸党之列。次年，下诏毁掉入仕以来任命文字，贬放到涪州（今属重庆），由当地管制。就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程颐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周易程氏传》。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移至峡州（今属湖北）。随即恢复宣德郎，回到洛阳。不久，又恢复通直郎，权判西京国子监。程颐虽然遭到贬谪，从游从学的人还是日渐增多。张绎、孟厚、罗从彦、尹焞、谢良佐等都先后来到了洛阳。
崇宁二年（1103），程颐再次遭到打击。有旨追毁入仕以来任命文字，命令官府审查其著述，甚至罢免了他的儿子程端彦鄢陵县尉的官职。九月，被列入元祐奸党，名刻石碑。十一月，又责成河南府追查，驱逐学徒。这样，程颐迁回了伊皋书院。崇宁三年，重定党人姓名，由蔡京书写刻石。五年，因为彗星出现，宋徽宗为消除灾变，才下令毁掉元祐党人碑。蔡京罢相，大赦天下，取消党禁，程颐才恢复宣义郎退休。这时的程颐，身患风痹症，已是风烛残年了。
然而元祐党祸并没有结束。徽宗大观元年（1107），蔡京重任宰相，随即有诏，“元祐学术及异议人”不能总管一路和作监司。九月十七日，程颐在党祸中死去。由于怕受牵连，门人弟子没有人敢送葬，写祭文的只有张绎、范域、孟厚、尹焞四人。后来，又有邵溥借着夜幕的掩护前往吊祭。
二
二程一生或没做过大官，或做官时间很短，在政治上可以说没有什么建树。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是用于著书立说、传授学徒。他们的学生来自全国四十多个府、州、县，远的来自福建、浙江、江西，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有近百人。“洛学”曾一度成为风靡全国的学派，而二程本人，也形成了一整套哲学思想、道德伦理思想、政治思想。
二程哲学的基本性质，是唯心主义一元论。其中程颢倾向于主观唯心主义，而程颐倾向于客观唯心主义。
作为二程哲学以至整个宋明理学基石的，是“理”，也叫作“天理”。“理”的本质，就是世间万事万物之所以是这样的道理。它没有形体，属于“形而上”；它独一无二，永恒存在，不生不灭，不加不减。这样一个高悬在宇宙之上的“理”作为不同的表现形态，含义是丰富的。在自然界，它是事物变化生灭的基因；在社会历史领域，它是封建道德伦理的规范；在人身上，它是人的本性；它还有其他一些具体含义。但不论怎样，“理”的基本性质是一致的，即一个独立于物质世界之外的精神实体。“天”和“道”，有时也是“理”的同义语，二程说：“天者，理也。”“理便是天道也。”不过，“天”和“道”也都各自还有一些其他的含义。
与“理”这个精神实体相对立的，是“气”与“物”。在张载那里，作为范畴的“气”，是一种独立于意识之外的物质实体。二程对此加以改造，纳入自己的哲学体系。当“气”与“理”相对待的时候，其属性也是物质的。它有形体，属于“形而下”；它是造成万物的始基材料；它有阴有阳，有生有灭，有聚有散。至于“物”，当然也都是物质性的。
那么，“理”与“气”“物”的关系如何呢？二程明确指出，“有理则有气，有气则有数”，“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这里“象”指事物的形状象貌，属于物质。显然，“理”先“气”后、“理”先“象”后，即精神性，物质第二性，精神决定物质。这就是二程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
站在“理”这块基石上，二程论证了这个精神实体如何产生出万事万物。他们认为，“理”首先派生出“气”这个中间环节，然后由“气”生成万物。关于“理”怎样生出“气”，二程的论述还比较粗疏。他们只是说：“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则是密也。”这里“道”是“理”的同义语，“密”指万物的根源。“理”支配“气”，“气”生于“理”，这一点是清楚的。
“气”又是怎样生成万事万物的呢?二程认为，“气”是阴阳的矛盾统一体，这个矛盾统一体的运动变化，是产生万物的内在原因。“阴阳之交相摩轧，八方之气相推荡，雷霆以动之，风雨以润之，日月运行，寒暑相推，而成造化之功”。万物形成的方式，是阴阳之气的“缊交感”。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开始，“阴阳始交，则艰屯未能通畅”，后，“天地阴阳之气相交而和，则万物生成”。这种过程，叫作“气化”。万物的产生，还可以通过“形化”的形式。“万物之始，皆气化；既形，然后以形相禅，有形化”。这样，通过阴阳之气的矛盾运动，世间万物就被神奇地创造出来了。日月寒暑，雷电云雨，陨石麒麟，凡人圣人，宇宙间的一切，都得到了论证。这些，构成了二程以“理”为基石的宇宙生成论，即唯心主义宇宙观。
二程是世界可知论者，如何认识世界的本原，是他们哲学体系中的另一半内容。在二程那里，认识世界就是认识“理”，即“穷理”。而“穷理”的根本途径是“格物致知”，也就是通过接触事物而达到对“理”的认识。二程认为，本体的“理”和具体事物之“理”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即所谓“理一分殊”。因此，通过接触个别事物，可以认识本体“理”。要做到这样，必须经过从“积习”到“贯通”“觉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亲自去“格物”，获取直接经验外，也要重视间接经验，这就是“学”。圣人也需要学，一般人通过学，也可以成为圣人。
通过“格物”所获得的知识，二程称作“闻见之知”。此外，还有一种“不假闻见”的“德性之知”。这种知识，通过内心体验就能获得。不论是“闻见之知”，还是“德性之知”，都是认识主体本来所具有的。但由于外界事物的破坏干扰，对这些知识的认识模糊了，因此需要通过“格物”来重新诱发和唤起对固有知识的清醒认识。很明显，这整个认识过程，终不过是“理”自身的运动，是本体“理”自己对自己的确认。通过“格物致知”到“穷理”，只不过完成了“理”的自我回归。
获得了对“理”的认识，还有一个如何“行”的问题。二程很重视“用”，称自己的学问是“实”，以别于释氏的“虚”。因此，他们强调“力行”，“行之笃”。但他们明确肯定知先行后，也同样鲜明地体现了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归根到底，他们所说的“行”，也还是那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理”的展现。
如果说“理”是二程哲学的基石，那么，“性”则是二程观察社会历史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他们的道德论、伦理论、政治论的核心。
首先，二程从“理”出发，构建了他们的人性论。他们认为，人的本性是天赋予的，是“理”的复制。本体“理”是“一”，人的本性是“殊”，因此“性”就是“理”。既然如此，“性”当然就善而无恶。善的内容，主要包含仁、义、礼、智、信。“心”也是正的、善的，“心”也就是“性”。
人的本性原是静止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由于外界事物的激发，内心开始活动，从而产生出喜怒哀乐等情绪，这就是“情”。“情”又视其是否符合“理”而分为“和”与“不和”。人应该涵养自己的“性”，抑制自己的“情”，这样才是顺应天理。
那么人的本性中有无恶呢?二程吸取张载“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观点，用“性”二元论来回答这个问题。人除了体现“理”的“天命之性”，还有由于气禀的不同而决定的“气质之性”。他们认为，人集天地之灵气而生，但所禀受的气是不同的。“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这就是人性中恶的来源。人的才能也由气禀决定，“气清则才善，气浊则才恶”。
人的本性具备之后，受外界事物的影响或通过后天的努力，可以加以改变。一是善的本性可能被外物所“迁”所“蔽”，不加涵养之功，就不能做到善；二是恶的本性经过努力也可以改变。他们否定了孔子“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观点，指出下愚“使肯学时，亦有可移之理”。不但可移，甚至圣人也可以“学而至”。
人的本性如此，抑恶扬善的问题很自然地就提出来了，这就是所谓“存天理，灭人欲”。
在人类社会中，“天理”的体现就是一整套封建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也就是“礼”。二程说，“视听言动，非理不为，即是礼。礼即是理也”。什么是“人欲”呢?人的各种欲望，凡是不合“天理”的，都是“人欲”，“非礼处便是私意”，甚至包括人们维持生存的物质需要。这样，凡是合乎封建礼法制度的，都是“天理”，反之，则一概被斥之为“人欲”。妇女再嫁，被认为是不贞、失节，当然是“私欲”。二程认为，妇女应该从一而终，就是饿死，也不能失节。“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血淋淋的天条，不知吞噬过多少妇女的生命！
围绕着“存天理，灭人欲”，二程进一步提出了一整套修身养性的理论。首先，态度上要做到“信”“诚”“敬”，就是虔诚地信仰封建伦常，诚实无欺，真实无妄，专心致志。具体的要求是“克己复礼”，非礼勿视听言动。方法上，要“自明而诚”，通过“尽心知性”，明白其所以然，才能至诚而持久。二程讲“集义”，就是要去掉修养的盲目性。要“向里”，注重内心自我反省；但也要“方外”，言谈举止容仪都要合乎规范。要“操存闲邪”，牢固树立和保持善，防止外界事物的诱惑。要“涵泳存养”，终日熏陶于封建礼法之中，养心，养志，养气。要持之以恒，不能急于求成。要付诸实施，见于“践履”，等等。这些理论，无疑是套在人们身上的枷锁。
在整个封建政治制度中，“天理”又体现在上下、尊卑、贵贱等关系上。在二程看来，阴阳、上下、尊卑、贵贱都是天然产生、永久存在的，这样，就把封建等级制度和上下关系普遍化、化、永恒化了。这个关系中，尊贵的是君。君是“天子”，“君德即天德，君道即天道”，君就是天。他拥有土地、财富、人民、天下的一切。而公侯、臣民是卑下的，理应处于从属地位。公侯臣民之中，又有若干不同的上下、尊卑、贵贱的关系，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就是在家庭内部，子从父，妻从夫，弟从兄，也有不可超越的等级限制。这些，二程都认为是“天理”，竭尽全力去维护它。同时，他们对“末世”的“礼崩乐坏”痛心疾首，多次上书皇帝，表达了他们的政治理想，提出了实施的方案。
二程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远古时期由尧、舜、禹那样的圣人治理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从君主到平民，人人都循“理”而行，以己及人，推己及人；在家庭中，父慈，子孝，弟悌，妻从；在整个国家中，君主要关心臣民，臣民要竭尽忠诚；不仅要把国家治理好，而且要把仁政推行到四方遐迩、夷狄之邦，使天下成为乐土。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王道”，是二程的政治理想。他们在上奏中，论述为君之道，论述“王道”和“霸道”，论述养贤。他们也提出过一些具体的方案，其中根本的，是“立志”“责任”“求贤”。就是君主要有“致天下于三代”的坚定不移的志向，谨慎选择合适的人担任宰相，选拔天下德才兼备的士人担任各级官职。十分明显，在二程的政治思想中，始终是以修己治人为根本的，“性”字仍是其核心，因为这正是“理”的体现。他们就是这样自始至终把“理”贯穿到各个角落，由此奠定了自己在理学史上的地位。
三
二程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程颐对此作了进一步发挥，从而使“理”成为宋明理学的基石。可以说，宋明理学到了“洛学”的阶段，才算真正有了完整的形态。到了南宋，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宋以后，理学成为后期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二程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宋宁宗时，沿袭孔子例，录用二程后人。宋理宗诏以二程从祀朝廷，入孔庙，封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元文宗诏封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宋史》专立《道学传》，二程以封建卫道士的身份载入了史册。
从其思想来看，二程哲学属于唯心主义，但其中也不乏合理成分。例如，他们的“理”和“道”有时也指事物的规律，这时主张顺理、循理，客观上就具有唯物论的合理性。在“气”生成“物”的过程中，二程的论述充满生气，他们看到矛盾的对立统一推动事物运动变化，这种运动变化是普遍的和的；认识到物极必反，革故为新；接触到个别和一般、和相对、知和行等等范畴。这些都具有辩证法的因素，值得认真总结。当然，也正是在这些地方，表现出二程哲学的自我矛盾和不严密性。至于他们的道德伦理思想、政治思想，其主体部分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糟粕。这些思想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长达几百年，禁锢人们的思想，“以理杀人”，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无疑应该坚决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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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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