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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振声,孟化,张廷银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ISBN9787550632431

出版时间2020-09

装帧平装

定价98元

货号2657107

上书时间2024-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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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编辑推荐】 
《中国近现_代_稀_见_史_料丛刊》总序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罗素《中国问题》)。她绵延不绝、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 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07 年第1期)
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遭逢“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的中国近现代。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终形成,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1998 年6月17 日,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前财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 “中国注定要在21 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学2002 年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相反, 中华文明今天面对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怎样呈现,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坚信,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涅槃重生。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
不过,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内容复杂, 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稀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那么,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们编纂这套《中国近现_代_稀_见_史_料丛刊》的初衷。
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1840—1949 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 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 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名中的“稀见”,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 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真身虽仍“稀见”, 化身却成为“可见”。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或数字化的文献,或流传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因此,《丛刊》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裒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属于“稀见”。
书名中的“史料”,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我们的目的,是想以切实的工作,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通过一辑、二辑、三辑…… 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 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 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诗云“名士十年无赖贼”(《金谷园故址》), 我们警惕袖手空谈,傲慢指点江山;鲁迅先生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 我们愿意埋头苦干,逐步趋近理想。我们没有奢望这套《丛刊》产生宏大的效果,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适当“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马克思《资本论》*卷*版序言)。
《丛刊》的编纂,得到了诸多前辈、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题辞勖勉,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 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入“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 这些,都增添了我们做好这套《丛刊》的信心。必须一提的是,《丛刊》原拟主编四人(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 每位主编负责一辑,周而复始,滚动发展,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 年3月15 日赍志而殁,令人抱恨终天, 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
《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鼓励必要的校释), 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2013 年4月15 日

【内容简介】 
本书包括《心清室文存》《撰联类抄》《趋庭退记》《心清室诗存》《王振声书信底稿》五部分。王振声半生浮沉宦海,转仕多地,曾与曾国藩、李鸿章、端方、盛宣怀过从甚密,其诗文真实反映了同光时期的时局和国计民生及官场生态,保存了大量鲜活的*手史料。

【目录】 
总序…………………………………………………………………… 1
一个普通文人的普通写作(代前言)………………………………… 1 
心清室文存…………………………………………………………… 1 
序………………………………………………………………… 1 
序言……………………………………………………………… 2 
故徽州知府王公家传…………………………………………… 2 
谏垣奏议………………………………………………………… 4 
趋庭退记……………………………………………………… 50 
撰联类抄…………………………………………………………… 57 
楹联类………………………………………………………… 57 
春联…………………………………………………………… 58 
赠联…………………………………………………………… 60 
挽联…………………………………………………………… 67 
遗联…………………………………………………………… 81 
心清室诗存………………………………………………………… 82 
序……………………………………………………………… 82 
序……………………………………………………………… 83 
梦馀集………………………………………………………… 84 
京曹集………………………………………………………… 89 
小桃源集……………………………………………………… 94 
辛壬癸甲集…………………………………………………… 98 
心清集………………………………………………………… 101 
画中诗集……………………………………………………… 134 
云海鸿泥集…………………………………………………… 152 
澹静集………………………………………………………… 159 
山居集………………………………………………………… 178 
辛卯癸甲集…………………………………………………… 184 
王振声往来书信…………………………………………………… 186 
王振声书信…………………………………………………… 200 
附录一:曾任职刑曹、理藩院并出镇泰宁之绍祺书信……… 324 
附录二:曾参与河工(郑工)之役绍諴之函………………… 329 

【文摘】 

【媒体评论】 

【作者简介】 
王振声(1842-1922),同治十三年进士,授工部主事,署江西道、福建道监察御史,掌河南、陕西道监察御史,官至徽州知府。与曾国藩、李鸿章、端方、盛宣怀等要人过从甚密,著有大量书信、诗文。
孟化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博士毕业,在国家图书馆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 
张廷银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前言】 
一个普通文人的普通写作
(代前言)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官至知府的晚清文人王振声的诗文及书信。
王振声(1842—1922),字劭农,一作少农,自号黄山遯叟,北通州(今北京通州区)人。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授工部主事,历员外郎中,改江西道监察御史,署江南、福建道监察御史,掌河南、陕西道监察御史,升工科给事中,署刑科给事中,并曾出任会试同考官、监试官,官至徽州知府。后乞归,一意作画。尝手绘意拓园图,以寓退隐之意。善书、画,承家学,花鸟得华岩逸韵。宣统三年(1911)作梅花读书图,卒年八十一。除其日记外,现存尚有《梦馀集》《京曹集》《小桃园集》《澹静草庐集》等诗文,以及函稿、禀稿若干篇。日记及诗文集曾被影印出版,其他则未刊行。
就出身和仕履而言,王振声显然并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普通人,至少可以列入社会中层。而且,他曾经与曾国藩、李鸿章、端方、松鹤龄、盛宣怀等晚清民国要人相与过从,属于中层官僚的一员。然就其诗文创作而言,他虽有数百首(篇)诗文存世,还留存了数百通书信底稿,其创作水平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只能算作一个普通文人。写作仅仅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远不是他孜孜追求的,因而,诗文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日常生活中表情达意的方式,他没有用全副心力精心创作,这样的诗文作品若以文学的眼光来衡量,其实是不太合格的。然而,这种生活状态和写作状态在古代文人中不是少数,具体了解这种写作状态,对于认识以至改变文学史的基本格局不会有多少意义,而对于了解普通文人的生活及写作过程,则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途径。因此,他的诗文与其说是文学作品,还不如说是认识资料,是一个普通文人的日常写作,所呈现的是中国历史上寻常文字工作者的常态。所以,尽管王振声诗文包括书信的文学性并不十分突出,我们仍然觉得有必要作为一种资料予以揭示,以供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认识和研究中国文学发展的原生态历程。

王振声的诗文作品,包括《心清室诗存》和《心清室文存》,二书的誊清稿本均藏于国家图书馆,在国家图书馆编目著录中则被定为“抄本”。除此之外,国家图书馆同时还收藏有《心清室诗稿》,内有其诗及文的批改稿本,或即是王振声的写作原稿本,内容与《心清室诗存》及《心清室文存》基本一致,因此,在整理时仍以《心清室诗存》和《心清室文存》为准。
其中,《心清室诗存》4册,包括《梦馀集》24 首、《京曹集》48 首、《小桃源集》32 首、《辛壬癸甲集》26 首、《云海鸿泥集》50 首、《澹静集》122 首、《山居集》25 首、《心清集》209 首、《画中诗集》152 首,共计9种诗集,689 首。此外,现藏于广东中山图书馆民国年间石印本《沙岭纪游草》中,约有13 首不见于今本《山居集》。如此,则王振声现存诗篇近700 首,数量并不算少。不过,由于这些诗篇基本都是围绕王振声的生活而展开,因此,内容较为平淡,除了《云海鸿泥集》事涉其赴任徽州知府、《画中诗集》是题画之作,尚有一定具体内容,其他的多为题赠、酬唱之作,给人的感觉如同友朋寒暄和家常里语,没有特别值得关注之处。尤其是那些写给同一人的唱和诗篇,不但内容前后雷同,用词也多有重复,易令人产生阅读疲劳。可以说,王振声的诗歌写作整体水平并不高,顶多就是一个失意文人的自叹自吟之作。诗篇的数量其实也可以大大地压缩,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仅选入王振声诗作6篇,即能说明这个问题。
王振声《心清室文存》两册,包括奏议、寿序、序引、传状、家传、联
语等,其中奏议和家传,又分别以《谏垣奏议》《趋庭退记》为题名,各有稿本独行。与诗篇写作的情形相近,王振声的文章写作也极其平常。相对而言,14 篇奏疏因为是针对当时的各种时局社情的,皆“关国计民生政体学术之大”①、“有裨于吏治民生”②,因而是有实际意义的作品。比如《直隶同乡京官合词乞恩筹偿畿辅教堂赔款疏》,呼吁朝廷减少因赔偿洋人教堂损失而派加给畿辅民众的税款,被誉为造“福乡邦,加惠匪浅”③、“非夙有仁人之心能溥仁吉之利若是哉”④。类似于这种关乎国计民生的作品,在《心清室文存》中还有《加税免厘得失策》《劝学告示》《推广小学堂简易办法》《通州重建义杠局记》《泰宁镇总兵绍祺祷雨文》等。但总体上这类作品并不占多数,更多的仍然是自己或朋友诗集画册的序跋以及寿辞序,如《修族谱序》《意拓园图记》《遯叟诗文焉用草》《题王吉甫大令青箱遗韵诗稿并序》《延子澄三十六天诗跋尾》《延子澄同年庚子都门纪事诗集跋尾》《黄雪轩画册跋尾》《修琴砖记》《琴砖论》《汪母庞太夫人八十寿序》《先祖云章公八十寿辞》等,说明王振声的写作素材没有走出个人及家族、友朋的狭小圈子,他的文章基本上是个人生活和交往情形的反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几篇寿序的文字严重雷同,如《赵慎斋先生七十寿序》中盖“闻银埤金堞,东莱筑不夜之城;瑶圃琼林,西竺荫长生之树。搜桂阳之云笈,鸿朗三千; 
菊井之霞觞,鹤筹八百。凡兹寿山福海,侈祝仙龄;孰若心地情田,实征人瑞。历历衍箕畴之五,多多效华祝之三” 几句,与《先祖章云公八十寿序》中的“盖闻银埤金堞,东莱筑不夜之城;瑶圃琼林,西竺荫长生之树。搜桂阳之云笈,鸿朗三千; 
菊井之霞觞,鹤筹八百。凡兹寿山福海,侈祝仙龄,孰若心地情田,实征人
①郝崇峻:《心清室文存序》。
②朱瀛:《谏垣奏议跋》。
③朱瀛:《谏垣奏议跋》。
④ 郝崇峻:《心清室文存序》。
瑞。历历衍箕畴之五,多多效华祝之三”,《高节母艾太恭人五十晋九寿序》中“世之颂母寿者罔弗西延王母,东约麻姑,左挹星姨,右拍月姊,排銮舆,控鹤驭,纷然集于庭, 
金酌玉,以祝长生,言岂不华,华而无稽谓之诞。抑或标榜门楣,揄扬壸范,德则太妊、太姒,才则文姬、班姬,藉以祝三多而畴五福,言岂不美,美而不实谓之谀,既谀且诞,乌可渎贤母之听闻也”几句,与《代孙冶青茂才祝岳母五十寿序》中“世之颂母寿者罔弗西延王母,东约麻姑,左挹芝童,右拉桂父,排銮舆,控鹤驭,纷然集于庭,火安期枣,雪曼倩桃,斟金酌玉以祝长生, 言岂不华,华而无稽谓之诞。抑或标榜门楣,揄扬壸范,德则太妊、太姒,才则班姬、文姬,诗咏
蘩,文成椒菊,藉以畴五福而祝三多,侈称兕祝,鸠之盛藻,言岂不美,美而寡当谓之谀,既谀且诞,称祝弗笃,乌可渎贤母之听闻也”,几乎一字不差,原样照搬。寿序作为一种应用文,固然有较多的格式和套路,而在民间求托寿序过程中又不免虚饰敷衍,因此,要从寿序文中索求文学性是很不现实的。但是,像王振声这样一个有一定地位和声望的文人,应该不至于江郎才尽,将这篇寿序中的整段文字,再移植到另一篇寿序中。《赵慎斋先生七十寿序》在《心清室诗存》中为誊录稿,《先祖章云公八十寿序》则《心清室诗存》中未见,《高节母艾太恭人五十晋九寿序》在《心清室诗稿》中为誊录稿,《代孙冶青茂才祝岳母五十寿序》同样在《心清室诗稿》中未见。因此,目前尚不能肯定以上四文是否必定由王振声亲笔所作。如果不是王振声亲笔所写,就是由别人代拟时的彼此腾挪;如果就是王振声亲笔所写,则显示了王振声写作的随意性,也将寿序文的敷衍性暴露到了极致。

王振声留存的公私函札甚夥,仅国家图书馆所藏稿本《心清室函稿》即有十二册,数百通。收信者有李鸿章、端方、绍英、松鹤龄、盛宣怀等名臣巨子,也有普通同僚、属官及戚友,大约有230 人。书信固然是应用色彩更强的文体,其在结构、用辞等方面的要求更低,即使有语序颠倒、用辞不当之处,一般也不会有人刻意求疵。而且,作为一名地方知府大员,他们都有资格享受记室(相当于今天的秘书或文书)代办各种文书的权利,将书信作为格式公文来办理的色彩十分突出。比如王振声信函底稿中,就明确注明由其书席聂献廷、崇受之等拟稿,另外一些虽然没有注明拟写者,但从笔迹及批改的情况看,他人代拟的亦然不少。这从另一个层面也提醒我们,以有官位的人的名义发出的书信,恐怕大多是书席或身边其他人代拟的,而不一定是自己亲笔所作。好在一般人对待书信,主要留意其中的内容而不关心其文辞,否则如果像对待诗文作品那样非要据此讨论某人的写作情况,一定会上当的。这恐怕也是王振声信函底稿的史料价值所在。
然而,也许正因为王振声现存函札底稿太多的原因,我们不仅从中看到了格式化书信写作的现象,更发现了作为书信的发出者,王振声对待书信写作不够严肃的问题。尤其是在诗、文写作中出现的雷同性、重复性现象,在其书信写作中更大量存在,甚至让人感觉到喋喋不休和器局窄狭。一是内容的重复。比如关于王振声在徽州的感受,山多土瘠、湿冷阴寒、民风不正、教化未开等,几乎在给每一位朋友的信中都会提到。因为书信无非是报告境况、表露心境,因此同一件事情分别向不同的人倾诉,其实是自然正常的。可是,如果连书信的词句都基本一致,就让人感觉别有他因了。比如在致皖藩和皖臬函中都用到了“卑府久稽郎署,忝列谏垣,愧无领郡之能,遽辱典城之寄。鹈濡弗称,蚊负难胜。所冀训迪亲承,俾得遵循有自,望龙门而神往;待效衣抠,瞻鸿度以心仪。肃呈履历,谨修寸禀,恭请钧安,伏乞垂鉴,卑府谨禀”几句,卑“府郎署随班,久惭樗质,谏垣忝列,益愧菲才。卅载从公,忆涓埃之莫补;一麾出守,冀埏埴之亲叨。获沐谦光,无羞陨越。望龙门而神往,待效衣抠;瞻鸿度以心仪,肃呈履历。谨修寸禀,恭请钧安,伏乞垂鉴,卑府谨禀”,则在致安庐涂和道、徽宁池太广道、凤颍六泗道中分别出现。如果说官场的信函有公文意味, 可以允许互相雷同。那么,王振声所致好友荣月帆、绍叙五的信中, 分别出现“正切依驰,适颁手翰,猥以区区出守徽州为贺,良用汗颜。敬维贤劳丕著,誉望日隆,以歆以颂。弟疏懒,何堪治郡”,和“正切依驰,适颁手翰,猥以老朽出守徽州为贺,殊觉汗颜。敬维贤劳丕著,誉望日隆,以欣以慰。兄疏懒,何堪治郡”,就不能用官场公文的程式化来解释了。这只能说明书信这种主要用于交际和交流的文体,恐怕是不讲求文字生动与别致的。如果是在同一时期讲同一件事情, 即使是写给不同的人,也完全可以语词相近甚至完全相同。我们一般所看到的都是收信人所保存的,因而不可能同时看到某人同时给一批人所写的信件,也就不太容易看到这一批信件文字的情况,王振声的这批信函底稿则完整显示了同时给一批人书信的情况,其所显示的这个信息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信件内容本身还要重要。王振声信函底稿的另一种资料价值,在无意中体现出来了。所以,尽管这些信函的内容十分相近、文字高度重复,但我们还是尽可能地、不厌其烦地将其全部展示出来,在完整反映王振声的交游范围之外,更希望为全面了解书信文类的书写特点及生成过程,提供更加生动的研究资料。
此外,由于王振声的这些书信基本是由聂献廷、崇受之等记室所代拟,在所保留的信稿中,同时也就留存了一些王振声之外其他人的书信以及代笔人自己写给别人的信函。十分有趣的是,除了个别涉及任职、家庭信息的文字稍有区别外,这些信函的主体文字与王振声所致各人的非常相似,即使出现仕宦等信息,王振声除出任会试监考及徽州知府外,还先后在工部(东曹)、刑部(西曹)任职,也参与了西太后寿诞等事务,与绍葛民等有较多的交叉,以至于如果不加仔细辨别,即很难判断哪些是王振声的而哪些不是。此次整理时尽管进行了仔细辨别,但仍然难以全面保证判断的准确性。这是否又说明,当信函由相同的人拟稿以及致信人的情况接近时,给同僚及一般友朋的信函内容随之也十分相近呢? 我们虽然无法明确解释,但向世人展示这些资料则是有必要的。因此,我们也把其中绍祺、绍諴兄弟的信函予以整理,并作为附录列于王振声书信之后,希望能给研究书信写作和中级官吏文字往来生活提供一些参考,也为方家指出我们判断信函发出者之准确与否做一参照。因为这两个人与王振声的信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王振声在其“癸未春仲”这册函稿的扉页处,就非常明确地注明“绍葛民(绍諴)方伯由晋来京候简,聘为记室”,表明这册函稿就是绍諴代拟的。而在《挽绍葛民都护》的诗题中,王振声又注明:“予曾馆于绍氏八年。”此“绍氏”或即指绍諴本人,或也包括绍祺在内。这些情况更进一步说明,绍諴同时为王振声、绍祺以及自己草拟信稿的情况是十分自然的,这也就回答了为什么他们三人的信函文字非常相近的问题。

通过对诗文和书信写作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地位并不十分低微的王振声,其诗文创作是非常普通的,甚至可以说他的写作态度也是极其简率的。把他的诗文作为文学作品来读是不合适的,如果从创作成就的角度来梳理文学写作史,他的作品当然也是不能列入其中的。但这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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