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新民说·从废园到燕园（一座与近现代历史进程深深纠葛的校园的前世今生）唐克扬,新民说出品✍从皇家废园，到莘莘学子梦想之地，一座浮现于两个文明碰撞时分的校园，一幅从近现代历史的尘埃中拂拭出的图景，一手史料，百余幅图片，重构北京大学校园前身设计和建造的故事，赖德霖、李公明推荐阅读！正版全新书籍现货如需其它图书请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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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克扬,新民说出品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59828910
出版时间2021-01
装帧精装
定价92元
货号3144150
上书时间2024-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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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深入浅出，讲述一座与近现代历史进程深深纠葛的校园的前世今生
燕京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它和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纠葛源于何处？
新旧大变局中，全盘西化的建筑语汇和中国艺术惯例的碰撞之下，燕园的建筑风格是如何确定的？
为什么未名湖差点被从规划图上抹去，zui终又是如何被保留下来的？
和珅的淑春园同燕园有着怎样的历史沿革关系？
以梁思成为代表的中国本土知识分子，对以茂飞为代表的外国建筑师的“中国建筑复兴”有怎样的评价？
◎一手史料，图文并茂
大量参考引用司徒雷登等当事人往来书信、自述文章等一手史料，配以规划图、设计图、历史照片及作者示意图等图片资料，呈现真实可感的燕园建成史。
【内容简介】
从皇家废园到莘莘学子梦想之地，北京大学校园的前身经历了怎样的建造过程？
未名湖畔的诗意景观险些被从校园规划的蓝图上永远抹去，博雅塔“中国式外壳”的建造本是一场耗资不菲的实验。“中国建筑复兴”的号召下，对于“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样式”，燕园的缔造者们争论不休，规划者和实施者的分歧贯穿始终。
在这段往事中，有说着流利英语的国学大师、深爱着中国园林的异国教授、自学成才的工程师、对建筑问题负有责任的化学家，还有号称在内务府干过活的工匠……本书以一手史料、百余幅图片，再现他们的合作、争执、博弈、妥协，以及在东西文化碰撞的时代狂澜中，燕园一步步拥有如今湖光塔影的历程。
【目录】
引 子
章 废 园
节 西山道上
从盔甲厂到海淀
满洲人的地产
第二节 废园劫后
湖山形胜和野火鸣镝
废池乔木
第三节 茂飞：从麦迪逊大街到海淀
适得其时的出现
一个美国人的“中国建筑复兴”
第二章 湖 光
节 美景与美元
筹款
前途未明的未名湖
第二节 前生与今世
前度鸿影
冲突的眼光
第三节 “中国园林”，还是西洋景观？
场所精神？
校景，校园
第三章 塔 影
节 伊甸园中一浮屠
“中国样式”与“中国式感觉”
“性质上基督化，气氛上中国化”
第二节 旧瓶装新酒
形式追随……
屋顶下面的东西
第三节 玉泉山或通州
风格之争
意外之财
第四章 燕 园
节 修禊事也
乐园
如画
第二节 校址，校舍，校园
从私园到公园
墙和门
第三节 “孤岛”
世界外的一个世界
失乐园，复乐园
尾 声 一部未完结的历史
后 记
再版补记
主要参考书目
【文摘】
前途未明的未名湖
在燕京大学的校园规划中，“燕园”终的旖旎风光是从何处开始浮现的呢？
多种当代人分析燕京大学校园规划的著作，都理所当然把未名湖看成东西、南北两条轴线的交会处，那个茂飞初用作测量基准的湖心岛，乃成了校园建筑秩序中的焦点。就古典主义的规划原理而言，未名湖和湖心岛的存在似乎有其构图上的价值，然而，这种说法是把燕大校园看成了一个一蹴而就的艺术品，忽视了中西两种景观传统的差距、理论和现场的差距，建筑史家站在近百年后认可或贬抑这艺术品的价值，完全是因为它后的完成状态。
然而，未名湖并非一开始就存在于燕大规划之中。这规划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牵涉到许多学术训练和文化背景迥异的个人和社会团体。它就像一块巨大的拼图，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拼图不断地变化和调整，前驱的偶然变化，却往往成为后继理性思考的基点。因此，燕园规划远远谈不上是建筑师一个人说了算的产物，没有预设，也谈不上有的规律和法式可循。初的景象和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有可能差之千里，而导致终的变化的，又往往是一些建筑师本人不能控制的因素。
在对到手的“满洲人的地产”进行勘察的基础上，茂飞在1920年12月重新规划设计了燕京大学的新校址，与燕大获得海淀校址之前的个设计相比，新的规划的变化，只是增加了一条南北方向的规划轴线以适应新校址的形状，并布置女校的教学和生活设施。但是，这个设计几乎没有考虑旧园林基址的造景潜力。这种从头再来的方案其实并无什么高深的道理，它不过是省事的一种，大大方便了不在现场作业的建筑师而已。对茂飞来说，在新校园整饬的建筑秩序中，这个后来以“未名”而知名的不规则小湖其实是毫无意义的。这个起先不为人所重视的小湖本是燕大新校址上的水体，但当时已经淤积成了一片稻田，睿王的后人如德七辈听任附近农民在其中耕耘，从而使这小湖的轮廓变得更加不易为人辨识。差一点，它就从燕京大学的规划蓝图中消失了。（图7）
图7 在淤塞的水田边施工的燕大男生宿舍，图中可见湖心岛、石舫，前景中的田埂状道路显示着斯克兰顿–路思社交岛方案中的南北通路的来源
在茂飞1920年年底的动议基础上，1921年的9月，建筑师在南北轴线和东西轴线的交叉点以北增加了一个方形的池塘。这个池塘看上去和基地上残留的小湖必有关联，其实却又关系不大。这个池塘的形状和范围是由它的“邻居”们所强定的，而和原来的小湖无关，这个池塘的边界也是未来建筑群落的边界——按建筑师的想法，在池塘南北两岸，在四座已经确认的男生宿舍基础上又将兴建八座同样的新宿舍楼，东岸，将建造一座西侧带有大看台的体育馆，西岸则是拟议中的校园中心建筑物——教堂的所在。如果人们沿着这些建筑物的边界画上一圈，池塘的位置和基本形状已没有什么悬念。（图8）
图8 燕京大学校园鸟瞰，1921年12月
对于建筑师而言，这个池塘对校园内水道经营的实际意义或大过它的景观价值。燕大新校址的整个地形大体是从南向北，更确切地说，是从东南向西北逐渐倾斜的。校园东北墙外的那条小河，在校园之中分为两支，南边的水道流经位于南北轴线上的女校和主校园之间，起到天然屏障作用，北边的水道则自男生宿舍门前流过，由校园西侧迤逦南去，勾连那个原是勺海一角的池塘，并和篓篼桥下的河道汇合。人们不难想象，保留原有小湖的一部分，或许将可以更有效地控制校园内的水文状况，这也有可能是一系列缘自基地地质条件的问题出现后，负责基础建设的工程师们集体推动的决议。
有趣的是，触一发而动全身，规划意向的一个意义不甚明确的更动，却可以带动建筑营造本身的积极变化。规整的校园内本无“中国景观”的痕迹，但围绕着保留这个池塘的动议，1922年至1924年间，出现了一系列零碎的令人联想到“中国园林”的设计，包括我们再三提到的，被称为斯克兰顿–路思社交岛的社会活动中心。这些设计虽然尺度不大，范围有限，却以一种芜杂的方式集成了西方人所能想象的中国园林的“精髓”，看上去就像是若干个江南园林的生硬拼贴：
一座开间不详的大型硬山建筑、一座五开间卷棚小建筑分立湖的南北端，一座三开间单檐庑殿顶水榭朝向东边湖中的石舫，一座两层歇山顶楼阁伫立在小岛的南北轴线旁，一座三开间歇山门楼样式建筑在岛南端的入口处，围栏、隔墙加上或直或曲的游廊将它们连接成封闭的庭院，此外还有一座两层八角攒尖的封闭式亭子、一座六角开敞式亭子……更不用说数不清的“小摆设”：假山石、松树、月门、瓶窗，通向水码头的牌坊式门楼，直线道路旁唐突的曲径……两座单拱、三拱的石桥（西方人爱把它们称为“驼背桥”）分别向北、向南延展向湖的南北两岸，将这小岛硬生生嫁接在比它高大许多，也与它风格迥异的宫殿式建筑群落中。
没有迹象表明，1924年之前，燕大的建设者们很严肃地考虑过实施这个方案，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因这个异想天开的“中国园林”，便开始注意到此地山水的历史，给它的本来面目起码的尊重。
未名湖的命运尚在未定之中。
原因并非完全不可捉摸。在1922年至1924年间，燕大校园的规划设计中想法多于计划，愿景多于现实，诸如斯克兰顿–路思社交岛那样精美花哨的设计图进不了工程师们的制图间，而是直接上了《北京通讯》的首页，送到了托事部和捐款人的办公桌上——素来作风实际的燕大规划者未见得就那么爱想入非非，但他们的确想知道，这些有趣的，虽然不太可能实施的想法是否会吸引大洋彼岸的眼球。而一个建在池塘中小岛上的“中国园林”确有此效。
此外，1922年至1924年间，学校尚没有购进日后建校所急需的所有土地，校园的基址在东面、北面相当局促。在那时，将那些地方的水域和小山填没或削平，以容纳面积巨大的新宿舍和体育场，看来是势在必行。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池塘，它的形状也只能是方方正正，并无多少回旋伸展的余地。
这种当然的局面维持了将近两年，看上去这池塘在茂飞的设计图上并没有什么变化，也没有人提出什么异议。
1924 年年初，一个微妙的变化出现了。约翰·M.翟伯（John McGregor Gibb，1882—1939），学校基建部门的负责人，开始发表这样的见解：
我们需要照管景观的问题……既然我们的校址使得一些教职工不得不生活在乡野的半与世隔绝状态中，那么使他们得到一些补偿也合情合理。这补偿就是享受乡村生活乐趣的机会。[1]
翟伯的话并不是心血来潮。1921年，翟伯刚刚从费城的宾州大学教学两年回到中国，燕大这位年轻的化学教授戏剧性地变成了海淀新校园的另一种“建筑师”。（图9）他对乡村生活乐趣的渴望标志着新校址的规划工作出现了新的转机，那就是校址上旧园林的价值慢慢进入了校方的视野。从“建筑”一个校园开始，人们渐渐地开始转向关注这校园的“景观”风致，“景观”不再仅仅是对校园规划的可有可无的补充，而是慢慢成为主导一切的线索。
图9 约翰·翟伯，燕园不为人知的另一位主要“建筑师”
1924年夏天，燕京大学在校园规划的会议上多次讨论保留校址上原有小湖的问题，这动议的直接由来依然是经济方面的可行性。茂飞起初拟议的宫殿式建筑风格虽然没有受到质疑，却在实施过程中让人们产生了疑惑。早在年初，学校就开始讨论茂飞的初始计划是否过于宏大，湖的北岸已经开始建造的两组四座宫殿式的男生宿舍美轮美奂，却耗资不菲——要知道，茂飞的愿景中不是建两组四座这样的宿舍就了事，而是终建成九组十八座！在初始设计阶段，学校可能并未仔细核算过长远计划里实际所需的建筑数目，但显然，眼下这四座建筑的耗费就已经使他们不堪重荷了。
负责实际工作的翟伯等人一眼就看出，茂飞并不打算在设计上花费新的时间，却在重复的制图工作中收取学校额外的费用。
1924年年初，学校基建部门已经在原则上同意，他们需要更素朴更合用的宿舍，以便将按人头摊算平均每个学生六百美元的建设开销降到五百美元或更低。这后来拟议的体量较小的两座楼就是今天北大的红五、六楼，也就是“德才兼备体健全”系列的“体”“健”。它们的捐款人不再是清一色的美国人，而包括平津两地的实业家。[2]除此之外，燕大再也没有增加新的男生宿舍，这不仅远远少于茂飞的估计，也比学校当初向《远东时报》所渲染的宏大图景差了一大截——那时候，他们本声称计划终建成可容纳两千人的男生宿舍，也就是差不多四倍于“德才兼备”的规模。[3]
按照茂飞本人的解释，保留小湖是因为新募得的一笔款项，使得校方有能力购买更多的土地用于新的营造。但校方的考量还是需要紧缩建筑开支，因为闲置地皮的费用远远不及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里不必要的开支与浪费，须知购买整个睿王园的费用也不过四万银元，但两座男生宿舍所耗远远超过此数。[4]因此，燕京大学校方将茂飞宏大严整的古典主义构图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不只是男生宿舍，女生宿舍的数目终也减少一半以上。
然而茂飞原先的架子太大，端起来就放不下了。
对于这砍剩了半边的对称式构图， 予以折中的好办法， 怕是只有改为更舒展自然的布置，而不是对原先已有些僵硬的布置火上浇油。保留这小湖的意义正在于此：首先，它不规则的形状多少模糊了东西轴线的东西两端的差异——西校门处的主教学区严格对称，校园东边却像是缺了半边；其次，它还安顿了燕大校方执意改动的新建男生宿舍，虽然校园东北角这新来的两座宿舍和起先三座突然形制不同，由于不规则小湖的存在，风格上的变化却不至于显得太过突兀；后，学校的未来发展是在东南方向，并且南边的女校与主校园的关系尚不明朗，有一个小湖搁在它们中间，却是一种和稀泥的“缓兵之计”。
作为建筑师，茂飞自然强烈反对这种既削弱他的作用，又减少他的实际收入的动议——他反对的理由或许正是翟伯们心目中的亮点所在。茂飞认为，如果保留小湖的形状不变，由于基地大小的限制，湖的北岸无论如何也难以安置下和已经建成的宿舍一样的男生宿舍群组，而三座小一点的不一样的新宿舍设计，会使东西轴线上整个南北对称的布置泡了汤。令茂飞恼火的是，在他看来，“稍稍狭窄的池塘也不会破坏水景的效果”，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如此不规则的小湖，危害他原本完美无可挑剔的愿景呢？
…………
我们已经不能够准确地复原司徒雷登在这场纷争中的全部真实想法，总体上而言，他在燕京大学的规划中显得更为理性，更为实际。作为左右斡旋的一校之长，司徒雷登本人力图保持一定程度的中立。虽然他也承认，自己对打乱茂飞的古典主义构图多少有些疑问，但他不反对保留小湖，看看“自由式的中国建筑群组”会是怎么样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司徒雷登觉得，从财政上而言，如果能把这个中国式的小湖处理得当，对学校没什么坏处。他觉得，小湖自有它“实际的艺术价值”（practical artistic value） ，即使从钱的角度而言，“我们也可以保留这个小湖”，因为它“ 或许会带来一些参观者”。在购买基地之前，司徒就为此周详考虑过了：虽然新校址偏处荒郊野外，但“经过门前的旅游者会注意到我们的校园”，而与这种名声相系的是“逐渐上升的财政援助”。[5]
对一些潜在的捐助者而言， 它可能是一个值得保留的吸引人的东西。
虽然主要的反对意见是这小湖可能会花比预想的要多得多的钱，但其实司徒雷登心里非常清楚，将这片地方空着，大不了将来将小湖填了重新建设，但却可以避免让茂飞声势浩大的设计牵着鼻子走，给学校带来不合时宜的额外负担。这未尝不是一种更保险的办法，是从财政上而言对这小湖“得当”的处理。
燕京大学“ 对此湖（的现状）不予变动”的初步决定做出于1924年8 月8日。在讨论这一决定时，燕大校方提出保留这样一个小湖将会是既有（已基本建成的）“中国式”建筑群的一个适当延伸，它将会避免“混杂的建筑风格”。司徒雷登委婉地说，当年整个夏天他“愈来愈觉得如果我们填塞了那个湖的东端将会犯下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写道：“经过必要的修整后”，这个小湖“将会是有自然风致的一个去处，失去它将是很大的遗憾”。[6]经过一个秋季的争论，对燕大规划负有责任的人们已没有异议，这举足轻重的改变已经发生。就在冬天即将来临的时刻，1924 年11 月7 日，路思给远在纽约的诺思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那位的异议者茂飞先生也已经回心转意，开始“衷心地同意”将湖保留原有的尺度。
至此，我们终于看到了一点我们熟悉的东西，是的，这个小湖就是后来声名大噪的未名湖。
[1] Gibb to Moss, 1924/06/04, B332F5073.
[2] 全斋（红七楼）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兴建。见少琴《燕园的楼阁轩亭》，《燕大双周刊》，20、21合刊，180 页。
[3] 在20世纪20年代初，燕大计划先建成1000人的宿舍，然后再加上四座男生宿舍，可以容纳额外的1000 人。
[4] 据《燕京大学史稿》，基地所耗为123828.12，四座男生宿舍所耗分别为85922.78、85238.29、85300.73、77627.45（未注明单位）。张玮英、王百强、钱辛波主编《燕京大学史稿》，1208 页。
[5] Stuart to North, 1924/09/23, B354F5452.
[6] Stuart to Warner, 1924/09/11, B354F5452.
【媒体评论】
茂飞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关键建筑师之一，由他开创的以清代官式建筑造型结合现代技术的“适应性建筑”设计之路影响深远。唐克扬撰写的《从废园到燕园》借助大量的*手史料，讲述了茂飞“适应性建筑”的代表作燕京大学校园及校舍建筑设计和建造的故事。除揭示了茂飞独到的设计意匠之外，他还告诉我们，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不仅是风格和意象演变的诗篇，其中也交织着工程本地化和项目各方精神与物质利益关系互动的插曲。
——路易斯维尔大学摩根建筑讲席教授 赖德霖
这是从历史的尘埃中拂拭出来的图景。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李公明
【作者简介】
唐克扬，建筑师，建筑写作者，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北京大学文学硕士。曾担任2010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著有《美术馆十讲》、《长安的烟火》、《树》（与巴士曼合著）等研究、创作作品多种。
【前言】
引 子
1920 年这一年的秋季，在不复是清帝国首善之区的故都北京
[1]
，来往于西山和西直门之间的人们没准会看到这样不寻常的一幕：有一位身材颀长、高鼻深目的外国人，他不乘黄包车，也不像他那些颐指气使的同伴坐着汽车，一路绝尘而去。
——他骑着一辆脚踏车，那时这玩意儿对京郊的农民们来说也还算是稀罕物。因为时而左顾右盼，他骑得不算太快，在荒野里时不时地，他干脆就下了车，推着车沿着沟沟坎坎的土路徒步而行。这个神秘的外国人在虎皮墙圈起的私人地产周遭走动，像是以他的步伐丈量着什么，又像是个刺探情报的奸细。
人们不禁会想，这个外国人想干什么，他又是谁？
在中国现代史上这个外国人非同小可，若是介绍说，这位新任燕京大学校长的美国人名唤John Leighton Stuart，可能没几个人知道他是何方神圣，可是他的中文名字却是尽人皆知的——他就是司徒雷登，美国教会在华传教出名的传教士，那个出生于杭州、会说一口流利中文的“中国通”，1919 年到1945年间的燕京大学校长，1946 年起出任美国派驻中国国民政府大使，因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而进了我们中学课本的那个美国人。（图1）
图1 出任燕京大学校长时期的司徒雷登
在今天，人们已经无从想象20 世纪早期中国人对“教会”和“传教士”的观感。可实际上，那与中国传统城市肌理无涉的教堂，是东西方文明冲突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的触目的痕迹——这痕迹不仅是烙印也是伤疤，在那个年代，外国教会就是“帝国主义”的代名词，传教士就是“帝国主义代言人”， 以庚子之变揭开帷幕的中国20 世纪，对这群高深莫测的外来者一直怀有疑惧之心，既畏且憎的疑惧之心——对在过去六十年内数次见扰于列强炮舰的北京市民而言，这种疑惧之心使得洋人们的一举一动都会让他们产生本能的猜忌。
然而，这个叫作司徒雷登的洋人并不是在施行某种魔法，相反，他正站在一生重要成就的起点。在那一刻，他正带着轻松而激动的心情憧憬着：一所大学，一个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而言都崭新的教育机构，即将在这片已经太古老的土地上拔地而起。而这一瞬间或许是他一生中值得回味的时刻——时光向后四十载，在美国华盛顿特区附近的家中， 垂暮的司徒雷登近乎失去了他所缔造的一切， 但回忆起1920 年的这一幕时，他依然沉醉于其中：
我看了一下， 它位于通向颐和园的大路上， 离那里五英里远……这里朝着著名的西山，山坡上建有中国辉煌历史上一些美轮美奂的寺庙和宫殿。
[2]
即使在近百年后的今天，也很难说，今天的人们是否能够对司徒雷登所目击的这一幕“感同身受”，理解这种创造历史的感觉——在这本书里，创造历史不是隐喻层面上的沧海桑田，而是实实在在的物理变迁。如果有一个了解这一地区的历史变化的老人，他既见过司徒雷登所拜访过的，尚处于前现代社会的北京西郊的大片荒地、沼泽和农田，也见到了今天西四环路限速八十公里每小时的车道上流淌的车流，既曾推窗，在毫无遮蔽的视野中看见西山晴雪，也曾在拥塞的楼居里目击了今天海淀平地而起的高层住宅，他一定会更深刻地体会到“陵谷变迁”这个词的含义。一个身处历史峰峦的转折点的人，通常会有更多的机会回顾过去和预见将来，认识到它们足够深刻的差异。
然而，很少有这样足够长寿的人。
所以，想象代替了回忆，宏大的叙事遮蔽了更可感的细节。当历史被缩写为一个个传奇性瞬间的跃进时，它变成了一幅幅扁平的褪色的图像，带上了那些年代的特定记录手段的痕迹，也因此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拉开了距离。例如，这样的一幅旧日燕京大学校园的风景（图2），大约是一张三英寸黑白照片的放大，它柔和的深褐、浅绿调子多半是手工上色的结果——在1935年伊士曼柯达公司发明的彩色胶片正式投入商业使用之前，即使是再好的晴天也是没有颜色的。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无论是“生于70 年代”还是“生于80年代”，单单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已经不能建立起近似于司徒雷登眼中的图景了。甚至我们的父辈们也不能，因为今天的中国人大多已经没有对于传统生活的感受，没有和祖父叔伯、兄弟妯娌一大家子人挤在同一个庭院里，烧火起灶、洗涮晾晒的经验了，因此，他们也不能强烈地感受到建筑历史中“改变”的意义。
要知道， 1920年的绝大多数北京市民都还住在没有现代的供暖和炊事设备，没有自来水供应和下水管道的四合院里，而相当一部分穷人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住宅”可以栖身。
[3]
在这种情形下，那在北京西郊的农田和一片荒野之间拔地而起的燕京大学不啻海市蜃楼，那水泥砌就的画栋雕梁看上去类同于中国传统建筑，按传统建筑的尺度标准来看却高大得近乎荒诞，那采光明亮、隔音良好的房间，那一拉就亮的电灯，冬日依然温暖如春的室内，简直给人一种类似于神话式的体验。
图2 盛期的燕大校园，由今未名湖东南角水塔上往西北方向观望，图中右下方可见湖心岛岛亭，背景中可见玉泉山玉峰塔和颐和园万寿山
然而，司徒雷登对燕京大学的校址的“发现”并不是一个神话。这牵涉两个问题：
燕京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它和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纠葛源于何处？
以及，司徒雷登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如何从熙熙攘攘的北京内城，一路寻觅到海淀的这所废园的？
[1]
1911年辛亥革命后北京数易其名，在本书中，为了叙述的一致和方便，将统称之为“北京”。
[2]
［美］司徒雷登著，陈丽颖译：《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35 页。
[3]
1919 年，北京市仅有不到10％的家庭把自来水作为日常之用，而居民用电户数直到1929年也只有10% 左右。据史明正著，王业龙、周卫红译《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209、2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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