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重庆大学校长何鲁临写毛笔精美草书及其他书法，一本共71页（可拆下裱成长卷）（尺寸：25x19.7cm）
￥ 8000 八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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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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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不详
年代民国 (1912-1948)
类别水墨(黑白)
材质纸本
装裱形式册页
尺寸25 × 19.7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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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鲁（1894年3月23日-1973年9月13日），男，四川省广安县人，字奎垣，笔名云查，属马，清光绪二十年（1894. 3.23）生。将现代数学引入中国的先驱之一，曾破解三大数学难题而蜚声海内外。1903年春，成都机械学堂招生，何鲁报名参考，作文一气呵成，口试应对如流，主考为之惊讶，即出一上联要何鲁应对：“童子鸿不因人热，”何鲁应声对曰：“学生鲁当以名扬。”主考赞道：“此神童也！”何鲁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机械学堂，三年学历，期期获优秀奖，享受免费待遇，毕业后被保送入南洋公学。1911年，又官费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同时也是第一个考取法国科学硕士的中国人，他的数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获得数学硕士学位。回国后长期奔波于东南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南京）、大同大学（上海）、重庆大学、安徽大学和云南大学之间，为发展中国现代高等数学教育立下了汗马功劳。“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1973年9月13日，何鲁因心脏病发去世。
何鲁，字奎垣，四川广安人，幼时敏而好学，以第一名考入机械学堂，毕业后保送至南洋公学，后官费留学法国，获得数学硕士学位。他一生致力于数学研究与教学，其人刚正不阿，针砭时政，甚至敢于顶撞蒋介石。 [2]
1919年，何鲁回国，先后就职于国立东南大学、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校、大同大学、第四中山大学、云南大学、重庆大学，任教授、教务长、重庆大学校长。解放后，还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数学理事会等职。
何鲁一身爱才、重才，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时，发现家境贫寒的学生严济慈才华出众，便留在家中食宿，继后，又鼓励他报考官费留法，以求深造，为严成功道路上第一良师。在重庆大学，国民政府教育部将华罗庚写的《堆累数之论》交何审阅、核勘，何不顾酷暑，挥汗审读，每到精深处，拍案叫绝。一次，一个失学青年找何，从青年口中得知因家贫辍学，便让他免费去载英中学读书，有时还让他免交伙食费。何鲁注重学术研究，提倡“拼命三郎”精神，数十年如一日地沉醉于应用数学领域。著述有《二次方程式评论》、《代数》、《行列式论》、《微分学》、《爱因斯坦学说概述》等，因而被誉为“数学大师”。何鲁为人刚正不阿，敢于抨击时弊。蒋介石势力入川，特务头子康泽奉命去重庆大学见何鲁。康问：“何先生认为中央军入川以来，哪些地方比刘湘时期为好？”何说：“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何好之有？”康不快，追问：“何以见得？”何鲁理直气壮地说：“兵工筑路，劳命伤财，一也；岁征粮超过刘湘，二也；往时我当面斥责刘湘把天府之国的四川搞得民穷财尽，就是因为他养兵太多，剥削过甚所致，谁知今天尤有过之。”康泽无言以对，悻悻而去。一年夏天，中国科学界知名人士在庐山开会，恰逢蒋介石在此避暑。蒋介石邀请与会人员赴宴，何鲁拒绝，并说：“我不吃奉谕饭”。不久陈立夫以教育部长身份邀请何鲁去见蒋介石，何亦拒不相从。事后他说：“陈立夫要我去给蒋介石排朝，我辞以不够资格，因为给蒋排朝，要花鼻梁才行，我鼻梁不花，所以不去。”何鲁一生爱好书法和诗词，而且自成一体。日本前首相田中赞赏他的书法，曾邀其率书法代表团访日。
青年时期
1912年11月，中华民国刚刚成立不久，北京留法俭学会预备学堂赴法留学的六十来位同学，告别了仍处于风雨飘摇中的祖国，踏上了寻求前途的征程。其中，有一位年方18岁的四川学生，他姓何名鲁，字奎垣，1894年出生在四川华蓥山北麓的广安县。父亲粗通文墨，母亲是位贤惠的农家妇女。四川号称“天府之国”，但对这个贫寒的农家却无幸福可言。为了节省灯油，每当夜幕降临全家便沉浸在黑暗之中。只有神龛上的油灯，发出惨淡的荧荧之火。这时未尝人生艰辛的孩子们正在夜色中追逐嬉戏。年幼好学的何鲁却已爬上供桌上摆的椅子，借着神龛前微弱的灯光全神贯注地读起书来。
1904年，10岁的何鲁投考初创的成都机器学堂。考试点名时漏掉了他的名字，何鲁挤出人群，当众质问为何点名无他。主考官见此少年器宇不凡，便问道：“能成篇乎？”何鲁答道：“请示以题！”接过试题略加思索，便提起笔来一气呵成。主考官见文，暗暗称奇，又问：“曾读何书？”“诗、书、《左传》……”“试为吾诵《左传》。”何鲁不慌不忙，朗朗背诵起“郑伯克段于鄢”。接着主考官又出对，曰：“童子鸿不因人热”，他用“梁鸿传”之典试探这位少年的涉猎广度和应变能力。何鲁立即对道：“学生鲁当以扬名。”主考官禁不住赞道：“此神童也。”何鲁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成都机器学堂。
三年后毕业时，何鲁因品学兼优被保送入南洋公学（上海、西安交通大学前身）。后又转入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就读。
1912年初，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张继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鼓励青年人以低廉的费用赴法留学，从而“输世界文明于国内”。他们希望青年人通过俭学努力掌握欧洲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归国后以“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等办法，改良中国社会，使中国富强起来。他们认为在当时的世界上“法国是民气民智先进一国”，因此“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以留学法国为最宜。当时的教育部长蔡元培先生对此亦极为支持。这一年春天，留法俭学会在北京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创办了留法俭学会预备学堂（校）。何鲁是该校第一批学生之一。在这个学校学习的学生不但“专攻法文，乃欲养成勤俭之习惯，故校中同学皆轮班值日，自操工作，除疱人外，则无佣工”。自5月底开学，经过近半年的学习，首批留法学生便离开北京。何鲁和其妻弟朱广儒、朱广湘和朱广才同时成为我国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
里昂是法国第二大城市，位于索恩河与罗纳河的汇合处。欧洲著名古城之一。1896年里昂的法律、医药、理工和文科学校合并，成立了一所综合大学——里昂大学。何鲁至法不久，便进入里昂大学学习。
中法两国中等教育体制和教学内容不同造成的数理基础方面的差距，加上语言上的障碍，使初到法国的何鲁和其他中国留学生遇到了重重困难。课堂上常常有中国和日本留学生因回答不出教师的提问而被“挂起”（站立）。为了促使中日留学生赶上功课，有一次春假时，相对论课程的教授要求他们不去春游，留下补习功课。这件事深深刺伤了何鲁的自尊心，他决心要争这口气。整个春假期间，他拼命补法语，查资料，赶功课。春假过后，何鲁对教授在课堂上的提问对答如流，使教授暗暗吃惊，怀疑他过去是不是假装不懂。何鲁只好以实相告，教授知道其中原委后，改变了对中国留学生的印象，多次当众称赞这位中国留学生。
何鲁在法留学期间，学习刻苦，一丝不苟地演算每一道数学题。在何鲁的遗物中，有一本1915年在里昂大学的“微积分学理解”笔记本，共142页。从头至尾用整齐流利的法文抄写，一字未改，如刻似印。
何鲁在大学期间，用三年时间便完成规定的学分。1919年他以优异成绩成为第一个获得科学硕士学位的中国人。这对中国留学生来讲确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恰在这时祖国发生了“五四运动”。远在异国他乡的何鲁深受震撼。按捺不住自己的爱国激情，毅然决定放弃国外优裕的工作条件，返回灾难深重的祖国。踏进国门，面对伤痕累累，满目疮痍的故土，何鲁思索着何以报效祖国。他是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前往法国求学，学习理工的。但是通过对法国及欧洲列强文明的回顾，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反思，他感到人毕竟是第一位的，只有培养出众多的人才，才能挽救中华于水深火热之中。他选择了“教育救国”之路，走上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台，开始了长达五十余年的教书生涯。
人物生平
“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元旦成立了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教育部令（第28号）宣布将学堂正式改为学校，中国教育开始进入一个新时期。1912年在蔡元培主持下，北京政府又制定了《教育宗旨》、《学校系统》、《中学校令》、《大学令》等一系列法令，对旧的教育宗旨和教育制度提出了比较全面的改革方案。《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规定：“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五四运动”以后，我国教育从学制入手又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改革。中国的资产阶级教育由仿效日本转向仿效美国。1922年《学校系统改革案》规定中小学实行“六三三”制，大学修业年限为四至六年。大学采用选科制。在这一时期，我国的高等学校渐具规模，健全建置。不少大学相继创办了数学系，开始了我国近代高等数学的专业教育。191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算学系，1913年京都大学堂设立算学系，1919年南开大学筹建数学系，1921年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数学系开办。此后清华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也陆续设立数学系。从20年代起我国开始能够自己培养高水平的数学人才。
何鲁正是在这一教育大变革时期踏上故土，走上教育战线，并为之奋斗终身的。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台上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南京高师是1915年在三江师范原址上成立的高等师范学校。学校初创时期，教育水平还很低。学生年龄相差悬殊，程度参差不齐，教学难度很大。血气方刚的何鲁，年轻气盛，急盼学生早成大器，便照搬法国的教授方式，严厉要求学生。部分年龄较大的学生自尊心受挫，教学效果大受影响。一年后何鲁只好拂袖而去。离宁赴沪后，何鲁先后在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院、大同大学、中国公学等任教，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教育工作者。“北伐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委派杨杏佛、何鲁等人接收国立东南大学。这所国立东南大学创建于1921年，1923年南京高师并入该校。1928年又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该校数学系是我国高校较早设立的数学系之一。第一任系主任为熊庆来。何鲁到校后便接任中央大学数学系主任。经过熊庆来、何鲁的努力，中央大学数学系规模已堪称全国第一。当时共有5名教授（何鲁、段子燮、周君适等），副教授以下20余人。每班学生人数已超过10名（当时全国各大学数学系学生人数都很少，有的一个年级仅有两三名学生）。何鲁还亲自主讲微积分、高等代数以及预科数学基础课等。教学中何鲁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亦很重视数学系学生外语、物理等学科的学习。何鲁对中央大学数学系的建设有着不可低估的贡献。
1929年，四川军阀刘湘根据四川省善后会议议案，组建了重庆大学，校址在重庆南区菜园坝（后迁巴县沙坪坝）。大学由三院十系一科组成。刘湘自任校长。理学院院长一席虚悬无人，经人推荐刘湘便填写“委任状”和“训令”，委任何鲁为理学院院长，态度十分傲慢。何鲁接令后立即原件退回，并回函刘湘：“吝先生而不语，炫高官其何为？”（其意曰：你对我何鲁称一声先生都如此吝啬，只夸你官大么？！）后刘湘多方赔礼道歉，何鲁才于1932年离开安庆（当时何鲁任安徽大学校长）赴重庆，担任重庆大学理学院院长。自此至新中国成立十余年间，除1937年应熊庆来之邀任云南大学理学院院长约一年光景外，何鲁一直在重庆度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艰苦岁月。曾担任重庆大学校长、部聘教授（国民党政府共聘任6位部聘教授）。
解放后，何鲁曾任西南行政公署文委主任。1956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调北师大数学系任教。后又调中国科学院出版社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和千百万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一样，难逃厄运，惨遭迫害。
1973年9月13日病逝于北京，享年79岁。
留法俭学
1912年8月，吴玉章与朱芾煌等人在成都发起留法俭学会四川俭学分会。11月，第一批40余名留法俭学生中，四川有16名。他们中有农学家罗世嶷，著名数学家何鲁等。 [3]
回国任教
1919年夏，何鲁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他认为只有培养出众多人才，才能拯救中华。从25岁任南京高师教授起，到79岁过世，几十年来不少知名学者、专家都曾受业于他。如物理学家严济慈、物理学家吴有训、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原子物理学家赵忠尧、化学家柳大纲、数学家吴文俊、吴新谋、数学教育家余介石以及北大哲学教授何兆清、四川大学中文教授林如稷、美国纽约大学地理学教授伍承祖等。
何鲁初在南京高师任教，完全按照法国的教材讲授，能听懂的学生为数甚少，因而去听课的学生也就寥寥无几。可他发现有一个学生堂堂都到，专心听讲，还与教师讨论。他就是严济慈。发现人才，何鲁就把平生所学，倾力相授。若交谈学术为时已晚，便留其在家食宿。何鲁离开南京高师后，每逢暑假都邀请严济慈到其上海家中度假。严在何鲁指导下，很快就通晓了法文，阅读了不少何鲁珍藏的法文原版书籍，还演算了大量习题。有严师指导，加上天资和勤奋，严济慈学业水平远远超过了同学。严在大学学习期间就以善解难题而闻名于宁沪，连大学教授们也常拿校外送来求教的难题请严代为解答。1923年严济慈在何鲁指导和资助下赴法留学。果不负老师厚望，像老师一样，三年修完四年课程；1925年以优异成绩获巴黎大学数理硕士学位，1927年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终于成为科学家。
何鲁不仅着力于现代数学的介绍、传播，对于我国中学数学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也作出过重要贡献。
我国现代中小学校教育兴起于19世纪后半叶。起初大中学堂教科书多直接用外文教科书或外国教科书的中译本。20世纪初，我国上海等地的一些书局开始自编教科书。“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行《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实行七年制，中学四年制。此后，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成套的中学教科书。当时翻译的外国教科书仍很流行。全国实际上并没有一致的教学大纲。20年代初我国普教事业又有一次较大规模改革。1922年11月1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改革令》，中小学学制为“六三三”制。为适应新学制的实行，又成立了“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拟订各科教学纲要。1923年6月颁行新学制各科课程纲要。这一次改革结束了“辛亥革命”后教育上的混乱状态。由于新学制比较简明，也较适合当时中国国情，除以后在学分制、课程设置等方面有些变更外，新学制一直沿用到解放后。
在新学制教育改革中，何鲁是一位积极参与者，并作出了重要贡献。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请托各专家分科拟订各科教学纲要，再征求各方意见，最后由委员会加以复订刊布。其中高中几何课程纲要是由何鲁起草的。这一课程纲要共分三部分，包括平面几何（主要内容为直线形、圆、比与比例、多边形）、立体几何（直线和平面、多面体、旋转体）和二次曲线。这部纲要十分重视基础理论，提出“几何最重原理，原理有异，几何可分；故特列总纲一部以讨论之，并辨明原理与定理之区别”。又说“几何重逻辑之次序”，“高中应加重注意之”。这部纲要也很注意以较现代化观点指导教学，提出“初中几何，大抵为欧派，与他派异点，在平行原理。与此原理不同，则得新几何；故高中几何应当有弹性，令学者不只有一种几何之观点”。这部教学纲要是我国现代学校教育早期较为成熟的几何教学大纲，对中学数学教育质量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
何鲁还亲自参加中学数学教科书的撰写工作。1923年编著出版了《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代数学》（商务印书馆），其主要内容为代数之基本运算、代数推广之方法、分析之基本概念和代数之本身问题四个篇章。1924年又经中国科学社出版《高中代数学》。这些教科书是我国数学教育由仿效日本转向仿效美国后，由中国学者自编教材的尝试。
除编纂教科书以外，何鲁还撰写各种数学书籍，介绍西方数学知识。主要著作有收入“算学丛书”的《行列式详论》、《虚数详论》、《二次方程式详论》、《初等代数倚数变迹》以及《变分法》、《微分学》等。何鲁的著作内容翔实，论理严谨，深入浅出，为数学读物中不可多得之珍品。其《虚数详论》序曰：“纯粹数学入室之功。在能逐处推广。虚数者，推广代数运算符号之一也。”该书“读例”曰：“一是书凡分五章。一二章为虚数索原及其运算。用别形所得慕氏公式。致用最广。其论形数则为图解杂数运算张本。第三章推广三角公式。第四章论三次方程式。末章论二项方程式。于n次单位根演论极详。为近修大代数三角学所不及。”这本60余年前的作品，读起来仍使读者兴趣盎然。何鲁的著作为西方近代数学在中国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他晚年还曾撰写一部《数学自学丛书》，内容涉及从初等数学到高等数学的众多内容，可惜未能终篇，便与世长辞了。
何鲁还是我国早期科学社团的重要组织者和活动家。在法留学期间，创办“学群”团体，后来“学群”并入中国科学社，成为我国早期重要的科学技术学术团体。1920年中国科学社呈准财政部拨南京成贤街文德里官产为社所，3月迁入，8月15日成立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是由何鲁与胡刚复、竺可桢等名教授筹办的，图书均是由教授们私人藏书凑起来的，数量虽少却多精品。对普及科学知识，培育科技人才起了积极作用。1935年7月中国数学会于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成立，何鲁被选为董事会9位董事之一。大会还通过教育部关于审订数学名词的交议，并拟请陈建功、胡敦复、何鲁、熊庆来、姜立夫、江泽涵等15人组成委员会。中国数学会还决定出版《中国数学会学报》和《数学杂志》。前者由苏步青为总编辑，后者由顾澄任总编辑，何鲁、钱宝琼、傅种孙等13人组成编委会。
20世纪前期，我国数学名词术语由于翻译各异，非常混乱，急需统一。1934年教育部决定审订数学名词，陈建功、何鲁等15人组成委员会。经过近四年的努力，终于于1938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算学名词汇编》，为我国数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何鲁是解放前部聘教授之一，十分注意发现和选拔数学人才。1938年华罗庚任教西南联大，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完成巨著《堆垒素数论》。这部20世纪数论经典著作原稿送到中央研究院，无人能审，连原稿亦丢失了。后送教育部，交由何鲁主审。正值盛夏，何鲁冒着酷暑，躲在重庆一幢小楼上挥汗审勘。审阅中不时击案叫绝，一再对人说：“此天才也！”阅后不仅长篇作序，还利用部聘教授之声誉，坚持给华罗庚授予数学奖。1941年华罗庚终于成为国民党政府第一次数学奖的获得者。
参加革命
何鲁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在法国他又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熏陶。1927年“四一二事变”时，何鲁正继胡适之后在上海任中国公学校长。面对蒋介石藉口清党，制造宁汉分裂，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何鲁公开发表演说：“蒋介石这一手做得很孬！蒋介石要闯祸！”事后陈立夫派特务到中国公学气势汹汹问何是否讲过这样的话，何鲁义正辞严地讲：“我说过蒋介石要闯祸的话。如果他不改正，他还要闯大祸！……”1947年东北战场国共双方重兵云集，形成拉锯战。4月何鲁等发起“重庆大专学校教授时事座谈会”，到会者二百余人。何鲁首先发言：“二十多年前，我就说过，蒋介石做得很孬，要闯大祸；二十年后的今天，我说蒋介石做得更孬，要闯更大的祸！而且祸在眼前！”接着他列举了二十多年来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的种种事实，指控了制造内战的祸首。何鲁的慷慨陈辞，激起阵阵掌声。次日，重庆各大报刊，包括《新华日报》均报导何鲁等人的发言。
1934年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提倡礼、义、廉、耻。何鲁对此曾说：“管仲教齐桓公，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实谓齐君不知礼仪，寡廉鲜耻；并非用以教老百姓者。老百姓谁不知耻？今当道自身寡廉鲜耻，而反以此约束老百姓，只笑话耳。”
1946年1月9日重庆《新华日报》登载如下新闻：“本社消息：褚辅成、许德珩、西恒诸氏，邀请重庆学术界人士举行九三座谈会。出席：何鲁、刘及辰、潘菽、吴藻溪等二十余人。……何鲁的发言更为沉重，他慷慨指出，今日的中国，赵高太多……听众一致报以热烈掌声，历久不息。”当时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此条消息。解放后，何鲁当上全国政协委员。有一次毛泽东主席接见政协委员，与何鲁握手时还谈及此事，对何鲁说：“你的胆子不小！”
陈立夫当教育部长时曾约见何鲁，表示愿向蒋介石推荐何鲁。何鲁笑曰：“我见到他非骂他不可！你作介绍人，不怕吗？”事后与朋辈笑谈此事，他诙谐地说：“他要介绍我去给蒋介石‘排朝’，我辞以不够资格。给蒋介石‘排朝’，要花鼻梁才合格。我的鼻梁不花，所以不够资格。”闻者大笑。
何鲁寓居重庆石钟花园时，国民党政府曾派人送去一套中将礼服和薪金，何鲁拒之不受。1935年冬，何鲁与一军官同为一对新人证婚。何鲁借证婚之机，说：“婚后要生子，中国是人口多，特别是军人多。军人多了就要出事，各据州郡，你争我夺，神仙打仗，凡人遭殃。中国的事情办不好，他们要负责任。拥兵多了，有大阀、小阀，闹得不亦乐乎！两位结婚生了娃娃，切忌不要娃娃当军人，老百姓就安居乐业，幸福无穷！”这话惹恼了另一证婚武人，这位军官气汹汹地说：“将来生娃娃洗三朝的时候，要多用自来水把娃娃的脑壳好好冲洗冲洗，让他头脑清醒才好。不然，一个人脑瓜子不清楚，乱骂人，会惹事生非的！”
何鲁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慷慨陈辞，痛斥蒋介石政府；何鲁还曾在庐山当众撕毁蒋介石的请柬，表示坚决不吃“奉谕饭”。何鲁终于惹恼了当局。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何鲁的名字列入了美蒋特务暗杀之黑名单。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何鲁才幸免于难。
多才多艺
何鲁是位数学家，还是一位诗人和书法家。
早年的勤学奠定了他的功底，家乡的山水哺育了他的灵感，人生的阅历又陶冶了他的情操。在教学生涯之余，何鲁又进入了诗的境界。他用诗词记事、酬和，用笔端讴歌祖国的大好河山，抒发自己的激情。他留下的旧体诗词达数千首。 [1]建国后部分已整理出版。
1935年与其兄何斗垣同游重庆北温泉，曾写道：
年来诗兴已无多，不对名山懒放歌。
今日置身巴峡里，虫吟泉吼也想和。
他在“秋兴”其二中写道：
叶叶题诗句，句句着香痕。
分明无怨旷，一心报国恩。
他曾赠诗于京剧艺术家程砚秋：
回首松江畔，相逢各盛年。
今兹艺益老，故人渺如烟。
田墅腾欢日，农民庆更生。
我惭鸣盛世，君宜谱新声。
“诗言志。”何鲁在诗歌中，献出了一颗赤子之心：
添得建设砖一块，百年休负有涯身。
何鲁擅长书法。他在其砚台上铭刻铭词：“终日相携，形影不离。子不弃我，如式佩。”1954年，年已花甲的何鲁在学俄语时，逐日把一本俄文日历译成中文，再用朱墨蝇头小楷抄录下来。字迹工整、清丽，一字未改，一笔不苟。何鲁的书法先学颜、柳，后习欧、王，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他的楷书既有欧体的锐利俊丽，又融合了“二王”的笔意，还有汉碑的特色。据说何鲁的书法传到东邻日本，颇受日本书法界的赞誉。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就很推举何鲁的书法艺术，曾盛情邀请何鲁率书法代表团访问日本。可惜由于何鲁辞世未能成行，可谓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件憾事。
1973年9月13日，79岁高龄的何鲁在书房伏案工作，突然心肌梗塞发作，手中紧握的笔尚未放下，便倒在了书桌旁，匆匆走完了79年的人生旅途。
创办载英中学
何鲁曾在重庆、广安办过三所中学，尤其是1939年2月在重庆唐家沱办的“载英中学”（原重庆第46中学）以收留贫穷学生和因参加进步活动被外校开除的学生而闻名。何鲁亲自从左思《蜀都赋》中的名言“江汉炳嶙，世载其英”中取“载英”作校名，以表明他渴盼教育出人才的愿望。当时何鲁任交通大学和中央大学教授，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该校汇集了许多优秀老师和进步人士，成为闻名重庆的一所新型的学校。何鲁十分支持革命，不顾当局的种种阻挠，大力疏通《新华日报》在学校的销量渠道，传授进步思想，使学校的民主气氛十分活跃。
任重庆大学校长
全国解放后，何鲁任重庆大学校长，同时还兼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1957年调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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