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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范与传承 : 中华国宝级文物背后的艺术史

本书以轻松诙谐的口吻，似闲话家常一般，按书法、绘画、陶瓷、青铜、杂项等类别将台北故宫博物院十余件网红文物及相关文物进行分类讲述，娓娓道来它们背后的历史与传说，并从艺术史角度对其价值进行评述。全书叙述流畅明达，让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鲜活起来，使读者在欣赏艺术之美的同时，还能更好地领略中华文化深厚的底蕴。

￥ 79 7.3折 ￥ 108 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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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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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邱建一 后浪

出版社海峡书局出版社

ISBN9787556711499

出版时间2024-01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页数360页

字数252千字

定价108元

上书时间202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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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本书以轻松诙谐的口吻，似闲话家常一般，按书法、绘画、陶瓷、青铜、杂项等类别将台北故宫博物院十余件网红文物及相关文物进行分类讲述，娓娓道来它们背后的历史与传说，并从艺术史角度对其价值进行评述。全书叙述流畅明达，让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鲜活起来，使读者在欣赏艺术之美的同时，还能更好地领略中华文化深厚的底蕴。

作者简介
邱建一
台北教育大学视觉艺术系助理教授。专长领域为艺术史学与艺术考古学。常自称是“天桥底下说书的”。目前游走于各大学与各公私讲堂，在台湾创办“新月艺文”沙龙，讲授艺术史与古代文明等相关课程。

目录
序：台北故宫博物院离我们很近，却离我们很远

引言
中华民国说好的钱没给，你能怪溥仪吗？——故宫国宝沉浮记
文青速成术：赞越多，作品越棒！不要再乱盖章了！——关于乾隆的印章以及其他

书法
颓废是一种时尚，其实很治愈——王羲之《兰亭集序》
乾隆，有一千个印章的男人——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写遗书和写情书是不一样的——颜真卿《祭侄文稿》
书法史中，精品中的精品——黄庭坚《寒山子庞居士诗帖》《松风阁诗帖》《花气薰人帖》
文赤壁？武赤壁？傻傻分不清楚——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前赤壁赋》
那些年，文青圈里的文物共享——米芾《致景文隰公尺牍》
艺术家皇帝的小确幸，慵懒的渔樵品味——南宋高宗赵构《书杜甫诗》

绘画
沉睡千年终于重现的镇馆之宝，居然是被乱入之作？——范宽《溪山行旅图》
用国宝当抹布？快报名“炫富”吉尼斯世界纪录——郭熙《早春图》
南宋皇室品味的代表——马远《山径春行图》、马麟《秉烛夜游图》
大时代的小故事：一张画得不好但很有趣的画——《蓬窗睡起图》
善用故事营销！让乾隆都买单的经典案例——黄公望《富春山居图》

陶瓷青铜杂项
走过路过，不可错过的“酸菜白肉锅”——毛公鼎、翠玉白菜、肉形石
错把国宝当狗盆？乾隆刻字题诗，为真爱洗清白——北宋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
创下天价的成交纪录——明成化窑斗彩鸡缸杯

这是对读者讲的话

内容摘要
本书以轻松诙谐的口吻，似闲话家常一般，按书法、绘画、陶瓷、青铜、杂项等类别将台北故宫博物院十余件网红文物及相关文物进行分类讲述，娓娓道来它们背后的历史与传说，并从艺术史角度对其价值进行评述。全书叙述流畅明达，让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鲜活起来，使读者在欣赏艺术之美的同时，还能更好地领略中华文化深厚的底蕴。

主编推荐
△何人如此大胆，竟敢拿北宋汝窑青瓷水仙盆当狗盆！
△听说翠玉白菜本不算清宫至宝，只因人气高才上位？
△把郭熙的画作裁下当抹布的“炫富土豪”到底是谁？
△明成化窑鸡缸杯凭什么卖到2.8亿港币？
…………
◎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海峡两岸各有一家故宫博物院，两个博物院同根同源，共同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文明。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了近70万件文物与艺术品，不少来自原先北平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所藏，包含了不少紫禁城、盛京行宫、避暑山庄、颐和园、国子监等地皇家旧藏的精华。对于大多数大陆读者来说，对台北故宫博物院久闻其名，却难见真容。本书以轻松诙谐的口吻，揭开台北故宫博物院十余件珍贵书法、绘画、陶瓷、青铜文物以及相关文物的神秘面纱，娓娓道来其背后的历史与传说和艺术价值。
◎台北故宫博物院里的“网红文物”中，你一定知道闻名遐迩的“酸菜白肉锅”——毛公鼎、翠玉白菜、肉形石。毛公鼎是国之重器，那么现存重量最重的鼎又是哪一座？翠玉白菜只是件质地不佳的翡翠，为什么广受欢迎成为人气王？肉形石怎么会出现在清宫收藏之中，而且还很受喜爱？这些文物又是怎样体现了古典审美趣味的典范、如何呈现了历史传承呢？且听作者一一道来。
◎《兰亭集序》的故事，你一定没想到要从“文青颓废大叔集团”说起。《快雪时晴帖》只有十五个字，竟然被“盖章狂”乾隆皇帝扩展了装帧篇幅，见缝插针地盖上各种收藏玺印。“花气薰人欲破禅”这首二十八字的诗札，由黄庭坚颇具想象力地一笔写成。故宫研究者李霖灿先生灵光一闪，在《溪山行旅图》的夹叶树荫中发现了绘画者范宽的签名。这些有意思有意义的文物艺术史趣味故事，搭配相关文物的清晰彩色图片，在书中徐徐呈现。
◎海峡两岸不是最遥远的距离，只需要翻开这本书，就能轻松跨越。本书作者邱建一用一支诙谐逗趣之笔带你云游台北故宫博物院，走近网红文物，倾听岁月回响。阅读这本书，了解文物背后的艺术史，深入感受文物和艺术之美，我们将能够更好地领略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

精彩内容
乾隆，有一千个印章的男人——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名声仅次《兰亭》的《快雪时晴帖》，其实只是一张比A4纸还小的短信，以行草书写于白麻纸上。
这封信的收信人是“山阴张侯”，但此人真实身份迄今不明。全信只有四行，共二十八字。若扣除收信人四字，就只剩二十四个字，再去除头尾称谓，更是只剩下十五字了。
《快雪时晴帖》一直到唐代才第一次被记载下来，属于太宗皇帝的收藏，而且被制作了复制版本。现今的《快雪时晴帖》仅存一个版本，但事实上过去曾经出现至少三个不同的版本，而且内容也不太一样，十五个字的断句，曾有以下三种断法：（一）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
（二）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
（三）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
此帖原始篇幅如此之小，却被盖章狂乾隆皇帝扩展了装帧篇幅，成为现今看到的二十八开，还用“地方包围中央”的手法，见缝插针地盖上各式收藏玺印，在总计七十四则历代题跋中，绝大多数都出自乾隆之手，可见得乾隆皇帝对它的珍爱程度有多深了。
想买吗？此刻拍卖至少要17亿才能成交的《快雪时晴帖》！
《快雪时晴帖》最早出现在唐代的典籍记载，这也证实了此帖在唐太宗时期，便已是藏品了。褚遂良编定的《右军书目》载：“羲之顿首，快雪时晴。六行。”奇怪的是，褚遂良的记载中，这个字帖原本有六行，但现今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版本是四行！
褚遂良弄错了吗？应该不可能。因为褚遂良本身是大书法家，又是奉太宗之命编纂书目。根据典籍记载，此帖为唐代的双钩摹拓本，唐太宗曾赐给魏征，之后又流传到褚遂良手中，褚遂良在帖上盖上收藏章“褚”，并且自己还临摹过书帖，所以误记行数的概率微乎其微。但此谜至今无解，只能推测或许流传过程中，被误剪了两行。
宋代初期，《快雪时晴帖》成为大藏家苏易简家族的收藏，之后由苏易简的孙子苏舜元、苏舜钦兄弟共同拥有。苏易简写过《文房四谱》，对书画收藏很有兴趣，《兰亭》也曾是他的收藏之一。
苏家的收藏记录里，就同时出现过三件不同版本的《快雪时晴帖》，这也是目前无解的一个谜，现仅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一件，那么另外两个版本的下落呢？
记录里的三个版本为：（一）有褚印，转让给米芾收藏（应该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版本）；（二）无褚印，转让给刘泾，后又转为皇室收藏；（三）第三个版本没有说明。
米芾之后，褚印本转为北宋皇室收藏，盖有北宋皇室收藏印“宣和”。北宋灭亡，又再进入金章宗的收藏。南宋初期，高宗收藏褚印本，但另外一件北宋宣和内府的无褚印本，此时已不知下落。后来，理宗将褚印本赏赐给佞臣贾似道，贾似道书法精妙，帖上亦盖有贾似道的收藏章“秋壑珍玩”。元代，褚印本又成为皇室收藏，皇室让赵孟鉴定，赵孟认定是王羲之真迹，在帖上留下题跋：“今乃得见真迹，臣不胜欣幸之至。”元代灭亡后，褚印本流落民间，在收藏家之间辗转流传。明代万历年间王穉登记载，他把《快雪时晴帖》卖给另一个藏家刘承禧的价格是“三百锾”。三百锾是明代的三百两白银，而当时的一品官，年俸也不过二十两啊。
此帖，卖画者卢生携来吴中，余倾槖购得之，欲为幼儿营负郭，新都吴用卿以三百锾售去，今复为延伯所有。
——（明）王穉登《快雪时晴帖》题跋《神宗实录》：“御前有成化彩鸡缸杯一双，值钱十万。”十万钱是一百两，所以一个鸡缸杯是五十两，换算下来，当时《快雪时晴帖》便已是鸡缸杯的六倍价格了。而在2014年苏富比拍卖会上，明成化斗彩鸡缸杯以约2.8亿港币的天价被拍出，依此换算《快雪时晴帖》若此刻拍卖，至少要17亿港币才能成交！
明末清初，褚印本成为冯铨的收藏。冯铨为明万历年间的进士，后来依附九千岁魏忠贤而飞黄腾达，官至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明思宗崇祯年间，魏忠贤倒台，冯铨被认定是“阉党”免官，闲居北京，以收藏书画自娱。
顺治元年（1644年），摄政王多尔衮攻陷北京，顺治登基，冯铨随即投降清朝，以中和殿大学士任用，康熙十一年（1672年）过世。康熙十八年（1679年），冯铨之子冯源济为了当官，将《快雪时晴帖》进贡。冯源济当上了小官，《快雪时晴帖》也自此成为清代皇室收藏，但雍正皇帝对艺术品兴趣不大，之后便传到了关键人物乾隆皇帝手上。
关键人物乾隆一手打造的“三希”之首“三希”的典故，来自周敦颐《通书·志学》：“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乾隆把紫禁城养心殿当作自己的办公室长达四十六年，他在这里签署公文，接见大臣。养心殿旁的“温室”，面积非常小，仅有八平方米，本是用来当作值班军机（或太监）在冬天保暖用的小房间。乾隆十一年（1746年），重新装潢改建为皇帝储存个人书法收藏的地点，南北向，用木板门分隔为二小间，后室开有二门，改名为“三希堂”。至乾隆十五年，总计收藏有书法名家一百三十四人，作品三百四十件，拓本四百九十五种，自此奠定了清代皇室收藏的基础。
紫禁城的收藏里，书法比绘画更精，因为收藏的开始是建立在书法之上，之后才旁及绘画。在这些收藏当中，乾隆认为最好的三件是：一、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二、王献之《中秋帖》；三、王珣《伯远帖》。乾隆将这三件藏品定为“三希”。先有三希，才有三希堂。
《快雪时晴帖》原本是卷轴，大约在明代改装为册页，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又再重新装帧，把之前历代藏家的题跋等，都挪到后面去，自己的则放在前面，唯有在正文左边的大书法家赵孟的题跋，不好意思更动。乾隆皇帝不仅增加了页幅，还制作了专门用来盛装的盒子，成为现今的二十八开盒装本。
说到乾隆自己的题跋，每年冬天，尤其是新年除夕初一初二，这些不用上朝的日子，乾隆都会把这帖“三希之首”拿出来赏玩，再写下长短不一的“心得感想”，尤为出名显眼的，就是大大的“神”这个字。年复一年，帖上东一个西一个，下一个上一个，大大小小盖了数百方收藏玺印。现今的《快雪时晴帖》，总计有七十四则历代题跋，其中就有五十二则是出自乾隆之手，但有三则是乾隆晚年手抖，命令大臣代题。年复一年的玩赏题字，题啊题的，直到某一年发现实在没地方可题了，才在“神”字下方，题了“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一行字。
而这些历代题跋都有个共同特征，大都是王羲之书体（小楷、行草），为的当然是向王羲之致敬。
乾隆皇帝在帖上，写了大大的“神”字，这是有特别原因的，源自古人对书画作品的品评标准。
自从唐代开始，人们就试图对书画创作做出一套品评方法，当时发明了四个字“神妙能逸”，自此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纪元。
早在唐代的书法理论中，张怀瓘《书断》就提出评价书法的三个等级：“神、妙、能。”后来神、妙、能三等级，也被运用在张怀瓘评价绘画的《画断》中。稍后，唐代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中又再加上逸品。
活跃于唐睿宗永昌年间的书画家李嗣真，字承胄，官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其所著的《书后品》中叙述自秦至唐的书法名家八十二人，并将之分为“十等”以定优劣，其中的九等来自南北朝庾肩吾《书品论》的九品分类，但李嗣真又在九品之上另外加上“逸品”为首：“作书评而登逸品数者四人。……虽然，若超吾逸品之才者，亦当穷绝终古，无复继作也……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右四贤之迹……神合契匠，冥运天矩……。”宋代初期，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延续唐代的说法，并把品题的顺序做了更正，从此被定为“逸神妙能”四格。这是四格的首度确立，对后来的中国艺术史影响深远，直到现代。
但是，这种标准并非人人采用。少数的改变是在宋徽宗、清高宗时期，当时讲究“专尚写实不得自专”。宋徽宗的《宣和画谱》，把逸格放到神格之下，而成为“神逸妙能”四品。宋徽宗刻意贬低逸格，成为“神逸妙能”是有原因的，因为逸格一般都认为不拘常法。宋徽宗时期由宫廷艺术风格主导的图画院，画院画家们被要求“专尚法度”“妙在赋色”“用笔新细”。宫廷艺术显然与逸格有所抵触，所以唯独在宋徽宗时期，逸格的地位稍有变动。但这只是短暂的现象，宋代基本上还是以“逸神妙能”为品评的标准。
“逸神妙能”四格的分类法，北宋初期的黄休复之后就已经确立，自此沿用七百年之久，直到清高宗乾隆时期又被短暂打破。
到了清代，乾隆皇帝虽然雅好书画，但他的艺术品味有自己的取舍标准。例如，他搜罗很多吴派作品，但独缺唐寅，因为乾隆认为他的生活太过于放纵，不适合作为皇室典藏。因此，四格又回到张怀瓘的原始定义，“神妙能逸”成为乾隆的品评标准。
真相只有一个！“双钩廓填法”露出了破绽双钩又称影书、响拓，全名“双钩廓填法”，这是利用硬黄纸防水的特性，沿笔迹两边用细线钩出轮廓，再填墨：六朝人尚字学，摹临特盛，其曰廓填者，即今之双钩。曰影书者，如今之响拓。
——（明）杨慎《丹铅总录·字学·影书》双钩法的局限性，在于笔画的转折处，以及钩、撇的笔画会出现不流畅的状况，或是比较慢速的笔画，就不会出现积墨的效果。从唐代开始，《快雪时晴帖》就被认定是双钩摹本，因为它的笔画出现破绽。
虽然《快雪时晴帖》被认为是双钩摹本，但它是很忠实的摹本。这是因为笔画出现“破折”，这种情况来自拓纸写字的习惯。唐代以前，桌椅使用并不普及，大部分的人都是席地而坐，桌子则是矮几。写字时先把纸折成窄长条，一手拿纸，一手写字。这种书写方式，来自竹简的写字方式，魏晋时期尚处于简纸并用阶段，所以许多书法的书写方式与竹简相同。
要想富，挖古墓，一夜成为万元户——昭陵盗墓传说这是一个盗墓贼的故事。贼，是温韬。盗的墓则是传说中唐太宗在临终前吩咐太子李治将王羲之的真迹全部陪葬的昭陵。
太宗在昭陵前亲自书碑：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嵕山为陵……。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没无累，当使百世子孙奉以为法。
但事实上，昭陵并没有薄葬，并且还是唐代的关中十八陵中规模最大的陵墓，光是陪葬墓就高达一百九十多座，成为后世盗贼觊觎的主要对象。
唐昭宗天祐四年（907年），唐帝国灭亡，进入五代时期。关中地区群雄并起，而盘踞于关中平原西部的枭雄以温韬为首。温韬以贼帅的名义，同时与东西两侧的西府王李茂贞、后梁皇帝朱温交好，并先后成为两人的义子，且改名为李彦韬、温昭图、李绍冲，还被任命为统领关中平原西部的义胜军节度使。
传说，温韬从土贼摇身一变成为重臣，依靠的就是来自盗取关中十八陵的财富，一路施贿权贵的结果。
《宋会要》记载，北宋开国之初曾清点唐陵，直指昭陵被盗，但疑点至今仍在争论！因为昭陵所在的九嵕山并不在温韬的耀州辖区，而是在李茂贞的领地，温韬不可能为一个昭陵去冒犯义父李茂贞。更何况，如果昭陵已被盗取，那为何五代至北宋时期都未听闻有王羲之真迹传世？
北宋的米芾还作诗：“翰墨风流冠古今，鹅池谁不赏山阴。此书虽向昭陵朽，刻石犹能易万金。”那一年，不舍得的五十万银元；今日，聚不了首的三希国宝乾隆三希堂的“三希”，仅《快雪时晴帖》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另外两件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之所以会分散的原因，传说是与民国初年紫禁城文物的流失有关。失散的两件文物，其实曾经来过台湾，却无缘相聚，至今分散海峡两岸。
一般的说法是，三希堂的另外两件宝贝《中秋帖》与《伯远帖》在民国初年被盗出了紫禁城，流落至香港，后由国务院出资买回，目前典藏于北京物院。溥仪当年将两件文物携出紫禁城，伪满洲国时期被溥仪卖出而流散民间，之后被抵押借款于香港的外国银行。1951年典当期满，英国有意搜购，周恩来闻讯，指示有关部门赎回。
据曾任职两岸故宫博物院的前辈老师描述：民国十三年溥仪出宫时，三希堂的三帖都被携带出宫，但是主使者并非溥仪，而是宫中为谋一己私利的太监。当时它们被分批夹带在太监的个人行李中打算偷运出宫，幸好在检查行李时《快雪时晴帖》被搜了出来，但另外“二希”《中秋帖》与《伯远帖》就没那么幸运，早已被偷运出宫，并在北京就地找买家出售，最后落在瓷器藏家郭葆昌手中。
郭葆昌精于瓷器鉴定，负责官窑监烧，趁乱在北京大量购买从王公贵族处流出的各种古玩。他喜欢瓷器，后来成为瓷器鉴定收藏专家，北京故宫博物院在建立初期也聘请他为瓷器鉴定委员。当时郭葆昌常邀宴故宫同人，在某次宴饮的场合里，他亲口承认流出去的“二希”就是在他手中，并表示将来他去世后，要把这“二希”赠予故宫博物院，使“三希”能够重聚。但郭葆昌去世后，并未留下遗嘱将“二希”赠与故宫，故宫自然也无法向他的后人索取。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郭葆昌的儿子曾把这“二希”带到台湾，并有意出售给当时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台中北沟的故宫，这就是“三希”曾同时出现在台湾的时期。为了鉴定真伪，台北故宫博物院当时还取出了《快雪时晴帖》，来比对这“二希”，众专家一起细细核对了三件宝贝上面同样的印章，确定“二希”都是正品，于是让郭葆昌的儿子开价，郭的儿子开口索价五十万银元，台北故宫博物院于是行文到教育事务主管部门，教育部门将函文转到行政管理机构，行政管理机构再将此函转给金融事务管理部门，金融部门又转给信托事务管理部门，但最后居然不了了之，因为信托部门不肯拿出五十万银元！
虽然五十万银元的确是一笔大数目，但以集体的力量，能以这个价钱将国宝买下其实相当合理，真是可惜了！郭葆昌的儿子眼看生意做不成，只好带着“二希”回香港，当时有英国人想出五十万银元买，但郭葆昌的儿子想想不大对劲，若卖给英国人自己可能背上一个“叛国贼”“盗卖文物”的罪名，跳到黄河一辈子都洗不清。因此干脆自己托人找到周恩来，周恩来一听，立刻指示上海银行开仓库拿出五十万银元，买回了这两件国宝。
而不愿拿出五十万银元的那家机构，后来几百万的银元放在仓库直到1998年，竟标售这批堆在仓库里已经不值钱的银元，称重以银价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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