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星闪耀:从八大山人到赫拉巴尔孙小宁编副刊文丛主编李辉王刘纯

9787571106355

42.25 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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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合肥

作者王刘纯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ISBN9787571106355

出版时间2020-07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页数251页

货号626070638923

上书时间2024-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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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编辑推荐：这是一份高端的“文艺地图” 作者到了一个有说头的地方，大概所有的见闻感想，凝成某个感悟瞬间沿着自己的兴趣点探挖下去，挖到的会是连他也意想不到的一口深井。通过精心铺排，曲折有致地叙述，完全可以源源不断涌来些涓涓细流。我们也无数次被这样曲径通幽的长文章打动。内容简介：本书为“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人文”版面结集的第三本“文艺地图”书。充满文艺气息的文章，出自知名作家、音乐、历史学者及人文素养深厚的出版人之手。旅途的探寻带起记忆与心灵的探寻，极富现场感的追踪与场景描述，为我们展现了帕斯捷尔纳克、马勒、沈从文、八大山人、梭罗等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杰出人物的故地与昔日生活场景，读之有如仰望群星照耀之感。本书所选文章，篇幅都是一般传统副刊所不常见的长文，意在为纸媒的一个阶段的副刊，留下特有的一种风貌。目录：长文章之于副刊（代序）隐在故纸册页间豫章绘事，八大足印遥望华西坝 ——岱峻打造了一副双筒望远镜过河看影戏 ——上海北四川路与中国电影发轫四十年前，沈从文下江南康科德群星闪耀张伯驹，北京文化的传奇在地的寻访俄罗斯《金蔷薇》：寻找我的文学初恋一些主题必然这样涌来 ——马勒在阿特湖畔帕斯捷尔纳克墓地寻访记棣花，小说照耀现实从白云山馆到裸心堡低处的赫拉巴尔让我们仰望 ——捷克布拉格行记精彩书摘：乍浦路的滑冰场和雷玛斯的“铁房子” 进入20世纪，随着技术的改进、片源的增多，在上海经营电影放映的商人也越来越多。这一时期，上海电影业有几个特点还蛮有意思的。第一，电影放映经营商几乎清一色老外。其中，尤以来自美国和欧洲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放映商最为活跃。这可能与放映设备和片源多来自欧美有关，也可能与早期电影观众多为上海租界里的外国人和电影放映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基础有关。第二，电影放映方式基本是流动放映。与第一次电影放映选择礼查饭店这样的豪华大饭店不同的是，后续的电影放映多选择戏园、茶园，如四马路上的青莲阁、静安的张园（又名味莼园）、闸北的徐园，以及天华茶园、同庆茶园等，都是三天两头打广告放电影。在这些地方，电影还不是主角，仍然是招徕顾客的噱头和附赠品。对游客和茶客而言，游园、品茶时顺便看看外国电光影戏，倒也不失为愉快的消遣。第三，电影票价一路走低。1897年5月30日上海《新闻报》刊登“活小照”广告称，“新到爱泥每太司谷浦（即ANIMATOSCOPE），以前在礼查演做……择期五月初五日，借张园安垲地大洋房内演舞，计价每位洋一元”。而到了1898年7月，徐园的广告中也陆续出现了“美国新到活动电光戏”“留声电光戏”“英法行动影戏”，票价则分别是二角、四角、八角，堪称经济实惠。随着观影成本的降低，电影也从有钱人才消费得起的高端娱乐，逐渐变成大众娱乐，走入寻常市民的文化生活。在上海众多“跑码头”的电影放映商里，一个叫安东尼奥·雷玛斯的西班牙人，凭着精明的头脑和务实的经营逐渐脱颖而出。此人涉足电影业，始于从同乡加仑白克手里接收的一台二手的电影放映机和几部老过河看影戏群星闪耀旧的片子。但他在经营上的高明之处在于，舍得花钱租好的片源，并且善于宣传造势，“雇了几个印度人拿着铜鼓和洋喇叭，每天在福州路升平茶楼大吹大擂地闹着，对于看客们每人收钱三十文”（《上海研究资料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短短四五年间，雷玛斯已经小有积蓄，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开始寻找新的机会。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对雷玛斯来说，这话真是一点不错。他敏锐地观察到，电影问世十余年后，国外开始出现相对固定的室内电影放映场所。相比于原先的露天放映和流动放映，固定放映固然要承担一定的经营风险，但是可以为观众创造更舒适、更安全的观影环境，从长远来看，是有利于经营的。在上海，19世纪下半叶，苏州河南岸的公共租界中区人口密集，商业繁华，已经有相当的发展。但苏州河北的虹口地区，也就是公共租界北区，仍相对冷清。进入新世纪后，城市的面貌又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其中，尤以20世纪初越界筑路、1907年外白渡桥建成、1908年有轨电车通车这几件事引人注目。自上海开埠以来，历经数十年发展，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越来越繁华，但同时也越来越拥挤，租界当局便主导推动越界筑路，虹口方向最重要的一条路便是北四川路，从海宁路一直延伸到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使原本仅有约3000亩土地的公共租界北区一下子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同时，市政交通设施也在不断发展改进。苏州河上从原先仅有摆渡发展到桥闸，从木桥发展到钢桥，路面越修越宽，承重越来越强，为人力、畜力交通向机械、电气动力交通发展奠定了基础。 1908年，英商电车公司从静安寺到外滩的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通车，引起的轰动一点不亚于现在的地铁通车。就在当年，始发于静安寺的1路电车跨过外白渡桥，沿着北四川路，经过租界和越界筑路区域，终点站就在虹口公园。几乎没有任何犹豫，雷玛斯出手了。他花了一点钱，把乍浦路上自己曾经租用来放电影的露天滑冰场买了下来。然后，他又花了一点钱，用铅铁皮把溜冰场盖过河看影戏群星闪耀了起来，变成一座封闭的可容纳250名观众的影戏园，取名“虹口活动影戏园”。尽管这座建筑十分简陋，冬冷夏热，周边的市民干脆把它叫作“铁房子”，但丝毫不妨碍它成为中国的第一座电影院并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一席。为了这座电影院，雷玛斯究竟花了多少钱？实话实说，不可考。不过，根据目前可以查到的资料，应该真的只是“一点钱”，因为乍浦路的地价实在是太便宜了！1903年，公共租界中区即原英租界的地价每亩公估为13549两，而北区即原美租界虹口地区的地价每亩公估为4819两，后者不过是前者的三分之一多一点。当然，随着城市的发展，公共租界北区的地价也在逐年攀升，但与中区的价格比值，却始终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且，随着租界当局越界筑路和有轨电车的通行，原先像城乡接合部一样的北四川路周边盖了许多新房子，相对便宜的地价和房价吸引了许多来自江浙、广东的移民和日本的侨民。根据租界工部局的统计，1900年，公共租界中区人口为13.23万人，北区人口为9.04万人；到1930年，中区人口微幅增长至13.29万人，而北区人口已经猛增近一倍，达到17.41万人。人口的大量增加，使得北四川路周边的商业迅速繁荣起来，成为继南京路、霞飞路之后上海又一条著名的商业街、文化街。从这一点，就足以看出雷玛斯的精明和远见了。1909年，他又紧锣密鼓地在海宁路上开办了自己的第二家电影院——维多利亚活动影戏园，这也是上海的第二家影院。和乍浦路上的“铁房子”相比，这家影院可以说是鸟枪换炮：共设置750个座位，装饰豪华，内设酒吧。到了1918年，为了与周边新建影院抗衡，雷玛斯把虹口活动影戏园的铁皮房拆了，邀请著名建筑师邬达克设计，在距原址不远处的乍浦路海宁路口建成钢筋混凝土砖木拱形结构的新影院，座位增加到710个，门面2层，增辟观众休息室、会客室，并安装暖气设备。次年，新影院正式定名为“虹口大戏院”。此后，雷玛斯陆续创办“夏令配克”“万国”“卡德”“恩过河看影戏群星闪耀派亚”等影院，并组建“雷玛斯游艺公司”，成为上海滩影业大亨。 1930年前后，雷玛斯将自己的影院全部转让，带着经营影业多年积攒的财富离开上海，回到家乡。令人扼腕的是，由他创办的中国第一座电影院——虹口大戏院，在1998年海宁路拓宽工程中被拆除。名盛一时的“影院街”和形形色色的“电影迷”在雷玛斯的示范影响下，从1908年到1918年，短短十年间，北四川路一带相继出现了“爱普庐”“幻梳”“爱伦”等8家影院，形成聚合效应。至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上海的60家影院中，竟然有32家开办在北四川路周边，北四川路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影院街”。这么多的影院，尽管定位不同，票价各异，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都有自己的绝活，敢于尝试新事物。1914年，由蜡盘配音的原始有声电影引进中国，在礼查饭店试映两天后，在维多利亚影戏院正式公映，轰动一时。 1917年，由广东人曾焕堂创立的、第一家由中国人开办的影院——上海大戏院，在北四川路虬江路建成营业。1933年，上海大戏院首次公映苏联电影《生路》，开创了中苏复交后放映苏联电影的先河。 1925年，奥迪安大戏院建成，上下两层看台，冬天有暖气，夏天有风扇，还安装了通风设备，豪华一流的设施引来无数观众，被誉为“东方第一剧场”。 1926年，片上发声的有声电影在美国面世，仅仅4个月后，百星大戏院即从美国运来有声电影播放设备，在新中央大戏院（原维多利亚影戏院）试映两天后，又在百星大戏院连续公映6天。这是中国第一次放映真正的有声电影。北四川路上的影院，渐渐取代茶楼、戏园，成为人们心目中现代摩登的都市娱乐和消费方式，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娱乐方式。《七十二家房客》的导演王为一在自传中回忆年轻过河看影戏群星闪耀时在虹口的观影经历，有趣得很：影片中这位蒙面大侠骑摩托车出场时，就有观众自动地用口技为他配上摩托声，也有人配上喇叭声，技巧都相当高。假若大侠骑马奔驰，观众即配上马蹄声，或远或近，配得很真切。假若群马追逐，则观众座中响起一片马蹄声，此起彼伏，沸沸扬扬，十分热闹。遇到大侠和恶徒开打时，全场观众就脚踩地板发出巨响以示助威。大侠取胜时，群众就鼓掌欢呼。恶徒窜逃时，群众就用苏州话和广东话恶声臭骂。随着影院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中下层市民开始成为电影市场的主要消费人群，成为电影迷。李天纲在《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间》中对此有所描述：在虹口、闸北、杨树浦的丝厂、纱厂小姐妹和家庭妇女，是明星们的热衷者。她们周末凑钱到虹口看电影、看戏，平时在宿舍里模仿、练习，有钱的话还穿明星服装，理明星头发，到后台给明星送花。随着“影院街”名声日隆，许多居住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市民，也特地坐电车过河去虹口看影戏，以至于很多上海人说“到虹口去”就表示“看影戏去”。甚至有人说，“谈上海生活的人，如果没有在北四川路上用过钱，看过影戏，喝过咖啡，未免是美中的不足”。序言：这本小册子是我主持的《北京晚报》副刊“人文”版面“文艺地图”成书的第三本，我特意选了一些体量大的长文章结集。长，是就报刊文章而言。一般来说，报刊，尤其是都市类晚报，副刊的文章都在千字上下，而我选的篇目，基本都在5000字以上，有的近万字，还只是我所刊发的作者同一主题下的其中一篇。回头来看，这算得上我副刊编辑生涯中的轻奢时期。尤其今天，报纸副刊阵地普遍缩小，这样的长文更是无法再现。所以在我，这本小书也是一个纪念。事实上，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在纸媒副刊编发长文，也是报刊应对时代之变的一个阶段性转型。初起，自然也是和微博、微信、自媒体公众号的勃兴有关。面临竞争的纸媒编辑，在思考着什么家底尚属不可替代之时，渐渐把目光聚焦于副刊。又渐渐从短文转到长文。这是因为，即使是副刊中不具备强新闻效应的短章美文，同样也很快被纳入自媒体的传播链当中，并成为其集结另一种影响力的手段。不信你看，那些颇有吸引力的文艺公众号“读首诗再睡觉”之类，也就是短诗加短评，每日一篇，就很是得文艺小众们的欢心了。而什么又不适合在手机上浏览一下就过呢？大概是那种想把东西说通说透，同时又呈现一种舒展而不是拘谨的写作态度的文章。这两样分别指涉内容的丰厚与文字的技艺要求，这就需要一定的体量来支撑展现。举例来说，同样是做“文艺地图”类文章，同一个作者到了一个有说头的地方，你只给千字篇幅，大概所有的见闻感想，就只能凝成某个感悟瞬间，但若体量充沛，作者则可以沿着自己的兴趣点探挖下去，没准挖到的会是连他也意想不到的一口深井。再经他精心铺排，曲折有致地叙述，完全可以源源不断涌来些涓涓细流。作为编辑，我无数次被这样曲径通幽的长文章打动，因此不忍裁切那些重要的思絮的源头。我以为，给这样的作者框定字数，如同给他们的写作裹上紧身衣，对读者对报纸副刊都是损失。这也是我在那段时间内，争取每期都有一篇“文艺地图”性质的长文的主要原因。另外，我也认为，并不是每个有机会造访新地、考察或者参观一些文艺地标的人，都能写出如此精彩的文章。因为我总相信，只有自己已拥有一座矿，才可以借此出几吨煤；只守着一个煤筐，却想堆成煤山，是断断不可能的。硬抻硬扩篇幅也不行，那样只能照见其中的匮乏。而事实证明，令我满意的作者，他们都是坐拥富矿者。我甚至能看出，当他们为我写作这篇文章的同时，一个更宏阔、持久的写作计划也在暗暗进行着。而这篇文章，只是这漫漫征程中一个驿站而已。我喜欢与这样的作者同行。这俨然相当于，我在一个更大的果实成熟之前，已隐然分享了其中的喜悦。有事实为证的是，这本书中的《从白云山馆到裸心堡》，最后就化进了历史写作者赵柏田先生那本厚重的历史上下卷《枪炮与货币》当中。同理，我也相信，我的作家朋友袁敏，那一组追寻俄罗斯文学初恋的系列文章，最后应该会成为一本填补空白的书——整整一代人都在俄罗斯文学的浸润与影响下，而像她这样执着地沿着一位作家生前的轨迹做多方探寻的还是少见。给青年时期的阅读，做如此的岁月报偿，地下长眠的那位俄罗斯作家有知，也当三生有幸。因为都是长文，而丛书页数又自有规格，这里所选的篇什，只能做我所心仪的一类写作样貌的代表——其余的文章，也许会出现在下一本“文艺地图”集中，也未可知。同样为了眉目清晰，我将这次的文章分成“隐在故纸册页间”与“在地的寻访”两大类。其实，写这类文章的人，这两项工作无不在交叉进行，只不过，对有些题材来说，遗迹不在，故址不存，通过故纸爬梳、想象、还原的因素多一些。而有些，更有在地寻访的实感。说到那种实感，有些真是可遇而不可求。比如奚耀华先生那篇《帕斯捷尔纳克墓地寻访记》，作者在帕斯捷尔纳克墓前碰到那位时不时来为作家修整墓地的老人，按那岁数，大概今天再去的人已无缘相见。如果看过此前的两本“文艺地图”集，不难发现，我不止一次在这类集子的前言、后记中说：这些文章的作者，多数也是我的朋友，或者说亦师亦友。也正是和他们做了多年的编读往来，我受益很多，不仅是写作方面，还有对一件事的专注与热诚。我还记得，当江南的作家袁敏不管不顾地追寻早年喜爱的俄罗斯作家足迹而去之时，我还曾为她语言与地理的完全不通暗暗担心。因为在我看来，语言，尤其是俄语，那可是个大障碍啊！光靠在俄的年轻留学生做向导，会有多少收获呢？但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陆续编稿当中，很多不经意的发现，开始从她的行文当中漫溢出来，而诸多线索，既得益于她的热诚，也得益于被她所感染的留学生向导与司机，以及沿途被问到的俄罗斯人。所以，这世上最怕的仍然是“认真”二字。她的那组俄罗斯文章，我曾破天荒地以不连贯的三期刊出，这节奏，其实也正应和了她踏破铁鞋又峰回路转的一路征程。当然，限于本书篇幅，我只选第一篇。本书中还有一篇是好朋友、小说家宁肯的关于赫拉巴尔的文章。此前第一本“文艺地图”书《想起京都一只鸟》中，也曾收录赫拉巴尔在中国的出版者龙冬的文章《致赫拉巴尔》，但两篇文章没有一丝重复，却又构成相互的应和。这不能不说，所谓的发现与寻找和写作者的心灵特质有多么大的关联。伟大的赫拉巴尔创造了一个词语——过于喧嚣的孤独。而我知道，愿意写作这些文章的作者大抵也承受着同样的孤独。与他们共享这孤独，让我也感到，寂寞中同样可以蕴含着丰富与博大。当然，身为副刊编辑多年，我不是没编辑过短章美文，且内心从不曾轻视过它们。就如同歌曲有短歌与长调，它们同为人类心灵的表达。而从某种意义上讲，精彩而隽永的短文，如同贝类体内的珍珠，需要更多的时间与生命体验来凝成。我只是在最近几年，集中约写长文，并且认识到，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历练，大部分人是最后才抵达那个短而精的境界，而这中间，需认真对待的反而是“多”与“杂”。如何对素材入得更深、积累得更厚、提纯得更精当，还包括传达得更从容，都是我从这些文章里不断体味的。这一册的书名，是到最后编辑阶段才决定下来。我一向习惯从书中篇目中抽取意象，看目录自然不难看出，“群星闪耀”四字取自旅居海外的作家潘蕾那篇文章的标题——“康科德群星闪耀”。潘蕾写一手行云流水般好看的灵动文章，这篇我每次拿起都会津津有味一路读下去，并对由梭罗、爱默生等构成的康科德意象，充满神往。事实上，当我在诸多长文中选定这12篇，再作打量之时，我发现，它们所对应的作家、艺术家，正好组成一个群星闪耀的星空，让我不时想怀着敬意仰望。所以，我索性把头一篇和末尾两篇所对应的两个人，做到了副标题上，而他们竟然一个是高古孤绝的八大山人，一个是卑微而又高远的赫拉巴尔。当把这样的版面文章转化成书稿，一遍遍过校样时，我都依然能感到写作者与被写者身上共同而强烈的精神气息。对此，我心中只有双重的感谢。自然，我同样感谢曾经使它们立体地呈现于版面的诸多同事。但愿这本书，能成为我们共同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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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星闪耀:从八大山人到赫拉巴尔 孙小宁编 副刊文丛 主编李辉王刘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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