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大宋文臣的品格9787552036374

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 寇準的战争

只手擎天 / 3

天书闹剧 / 25

后的十字 / 39

尾声 / 59

斯文之薄： 庆历三案与理想的衰亡

喝酒吃饭 / 70

俱是君恩 / 80

盗甥与死人 / 92

尾声 / 108

是敌是友： 苏轼与章惇之爱恨

情深意笃两无猜 / 117

天旋地转，波谲云诡 / 130

青云之上，岭外风浪 / 142

尾声 / 16.

是非功过谁人说： 张浚的文武乾坤

挽天倾 / 171

富平的玩笑 / 193

淮西的命运 / 218

尾声 / 253

此身何啻似浮萍： 陆游的迷宫

似水流年 / 257

陆游与秦桧余党、主和派势不两立？ / 265

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 / 273

圣贤还是小人： 罗生门里的朱熹

千年公案 / 283

与宰相为敌 / 292

大奸大恶的伪道学？ / 298

参考文献 / 312

附录1 / 316

附录2 / 318

后记 /325

三岔驿，十字路，北去南来几朝暮。

 朝见扬扬拥盖来，暮看寂寂回车去。

 今古销沉名利中，短亭流水长亭树。

——杨慎《三岔驿》

 两宋的历史中，绕不开的一个问题是“祖宗家法”。宋以前的朝代，自然也有着许多“先王”的创设垂范和朝章国典，以至于中国的儒士们要远法三代之治，践行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即所谓“王道仁政”。但自唐虞而殷周的旧典毕竟难以稽考而一一尽从，于是曰子爱万民则必称汉之文景，曰纳谏从善则必称唐之太宗。因此对汉唐的崇拜不光树立在千年前的政治语境中，也在今天为大家津津乐道。

 宋代“祖宗家法”特别的一点便是“以文驭武”制度的确立。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到，宋朝建立了中世纪人类辉煌的文明，这与其文官政府的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两宋固然也有武臣出身而进入两府担任宰执的，但在整个三百余年的王朝历史中，政府的重臣基本都由文臣组成，且长期享有各种优越条件与特殊待遇。一般只看到了“以文驭武”对当时国家军事力量、对外战争的种种危害，甚至有说是两宋灭亡的根本原因，但倘若脱离晚唐五代以来百余年的频频战乱和拥兵自重的大将接二连三弑君篡位等前代问题，去孤立地看两宋的文官政府制度，恐怕是有失偏颇的。

 与汉唐不同的是，宋朝的宗室、武臣一般都不能入朝为相，甚至不允许担任侍从以上重要职务。朝廷重臣基本必从读书人，或者说科举中选拔，这便做到了如文彦博所说的“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天水赵家作为君王与海内的读书人（士大夫）共治天下，这种模式使得中古以来的门阀巨室得以削弱，“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背后是寒门庶民通过登科唱名跻身统治阶级的希望毕竟较汉唐要大大增加的现实。

 与士人共享权力的同时，宋朝是一个真正尊重读书人的王朝。文臣士大夫尊严的确立，使得有宋一代，萌生了近乎空前的“以天下为己任”这一政治文化层面的意识自觉。北宋则有著名的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改革尝试，南宋亦有主张义利并举等新颖儒家思想的浙东学派等对治国之路的探索。而义理之学在两宋经由周濂溪、张横渠、二程、陆象山、朱晦庵等儒宗巨擘的孜孜以求和发明创造，更是达到了哲学思想史上的又一高峰，且道学群体入朝为官后的政治活动，也是文臣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一种体现。

 文官政府的逐渐确立和日趋完善，其本身的合理性在于弭除王朝内部的忧患，实现长期繁荣稳定的统治局面。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太祖、太宗时期初步形成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祖宗家法，不止是要近乎彻底地扼杀武臣犯上作乱和分裂割据的可能，亦是要通过叠床架屋式的分权和彼此制约乃至有意的“异论相搅”的人事安排之帝王术，同样地防范文官中权臣的出现，甚至其谋朝篡位之可能。

 如与唐代台谏制度大不相同者，唐时谏官均隶中书、门下二省，实乃宰相属官，专以进谏阻止皇帝一意孤行，往往执行的是宰相的意志；台官则亦可由宰相举荐、任用，而宋代台谏则专以监察、弹纠百官，是天子的耳目风宪之工具，且在任免制度上，宰执不预，常采取侍从举荐、君王亲擢的办法。一旦为台谏所击，宰执按惯例都要待罪于府邸之内，君权与相权的互相制衡、君主专制制度与文官政府的彼此角力，都是宋代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现象。

 因此，获取了几乎前所未有的特殊地位的文臣官僚团体在两宋亦并非全不受约束。而文臣士大夫作为读书人的一面，又使得他们在平日的雅集、酬唱、交游、送别等社会活动中，创造出了风格各异的文学作品。城市或者说市井文化的兴起，与士大夫文艺创作和审美意识的交互影响，使宋词这一伟大的艺术形式真正诞生，并在发展中堪与唐诗辉映。

 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宋的文臣士大夫群体也就格外具有整体魅力和极其丰富可观的细节值得后人来挖掘与认识。笔者在本书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中，选取了六个片段作为六大章节，来呈现宋代文臣的特殊性与其诸多正面、侧面的形象。寇準之章与张浚之章分别是对这两位北宋、南宋初期至关重要的宰相生平浮沉的叙述剖析，并希望借助对二人的撰述，厘清真宗、高宗朝一些历史问题的模糊之处，尝试建构合理的解释，也将宋代宰辅在军政事务上的作用和秉国的具体过程勾勒一二，以供读者知悉。陆游之章、朱熹之章，则侧重对二人生平中或鲜为人知，或广为误解的细节加以简单考证与重现，试图将孝宗朝陆游、朱熹的仕宦坎坷乃至朱熹在宁宗时期庆元党禁前后受到的种种污蔑剖析清楚，使读者得以见到，一位大文学家与一位大哲学家是如何在君权、相权以及台谏的刁难下，努力坚守原则，承受个人荣辱悲喜的历程。苏轼章惇恩怨之章，主要尝试找出二人由挚友而走向决裂的多重深层原因，并由二人的视角，叙述熙丰新政、元祐更化、绍圣绍述的政治大潮。庆历三案的大章则是群像叙事，基本将角度放在了范文正公改革失败后的变法派与守旧派两者的斗争与仁宗皇帝的选择上。作为北宋中期至关重要的政治革新运动，围绕变与不变、边事与内政、朋党与皇权乃至所谓君子奸佞、正邪对立的种种问题，笔者试图描摹出一代人理想的衰亡及背后的内因外因，从而管窥宋代政治文化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亦即是说，在故事性的叙述、史料的考证推敲甚至对历史细节的重建中，尝试还原上述大宋文臣的心理活动、生命轨迹和精神追求，这是本书的一个重要主旨与目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两宋几乎始终一以贯之的强大祖宗家法的制约下，以“治国平天下”为终极目标的大宋文臣们终究归于个人与时代的群体性悲剧的历史必然性，以及中世纪的文明在虚君政治与走向近代文官政府上难产的种种原因和具体表现——他们既缔造了中世纪人类文明所能达到的极致辉煌，也在无尽的内耗中埋葬了一千多年来历史演进的不断上升的可能，终于沦陷于野蛮的征服，与更专制的黑暗倒退，一切的契机尚要等到六百余年后帝制的土崩瓦解，方才在沉重的困厄苦难中诞生。那石破天惊的路，孕育自过于漫长的历史的叹息。

 发现更真实的宋朝，拒绝简单粗暴而肤浅的愉快解释，用不失严谨的故事化叙述，来努力接近“历史的真相”，这是我们应当去做，也是本书尝试去实践的一件事。

庆历三年（1043）四月，正在西北戍边、抵御起兵独立之西夏的陕西缘边马步军都总管兼经略安抚招讨使、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范仲淹与另一位安抚招讨使韩琦并除枢密副使。

从范仲淹这串长长的官、职、差遣头衔里，固然可以管中窥豹地看到宋代官制的复杂性，但也显示出当时的皇帝赵祯并非骤然提拔一个小臣。在西北为帅臣的范仲淹，他的官已然很大。右谏议大夫是北宋元丰改制前的文臣本官之名称，已达从四品，再往上基本就是宰相所带的本官了；枢密直学士属于殿阁职名，为正三品，是诸阁直学士之首；而这个经略安抚招讨使才是范仲淹彼时的实际工作，也就是所谓差遣。这表明，他正以三品大员的身份在西北主持陕西军务，有权统率、节制麾下诸将，必要时可以令将领们与西夏党项人的军队直接交战，事先并不用非得千里迢迢地请旨。

这一年，范仲淹五十五岁，正负天下人望；而韩琦刚刚三十有六，正是年轻有为，二人并被除为执政，这是官家要大用范、韩的步。果然，七月间便有诏令，除范仲淹参知政事，待以副宰相之位，然而范枢密固辞不拜，官家不得已，改除陕西宣抚使。这即是说，范仲淹成为了陕西的军政长官。

但实际上，三十四岁的官家赵祯耻于屡为蕞尔西夏所败、为自称兀卒的李元昊所辱，于是乃有了奋发振作之心，在众多大臣举荐之下，他十分坚决地要把范仲淹召回朝中，委以重任，畀以大权。于是，八月中，再除范仲淹参知政事，又以此前因契丹威胁动兵而出使辽国、舍生忘死的富弼为枢密副使，一时间台谏言路中欧阳修、余靖、蔡襄等纷纷称快，任谁都看得出，天子要大用范仲淹等人，朝廷也必有大动作。

九月的东京城大内，官家赵祯特开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富弼，咨以国家大政。天章阁乃是收藏真宗皇帝赵恒御笔书画、御容瑞物的殿阁，若延见召对大臣，则是极其罕见而高规格的礼遇。官家在天章阁内令内侍给两位宰辅赐座，又给笔札，使写奏疏于御前。

于是范仲淹指出：“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疆场不靖，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

宋自结束晚唐五代长达百年的割据混战，基本统一南方和中原以来，历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真宗赵恒以及如今的官家赵祯，也已经走过了有八十年左右。然而自好大喜功的真宗东封西祀，大搞祥瑞之后，国家承平晏安数十载的问题都逐渐在如今天子的时代暴露无遗。从东京朝廷到地方州郡，无不是纲纪制度都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官员们得过且过，懒政不作为；老百姓饱受地方胥吏与豪右之家的欺压，困窘不堪；边疆上东北畏惧于契丹，西北败衄于党项，王师之出而不能克捷；国内城邑郊野、山泽湖泊又多有巨寇大盗横行无忌，为非作歹……

这些问题其实自然不可能只有范仲淹或他周围的富弼、韩琦、欧阳修、蔡襄、尹洙等人看到，但注意到这些国家问题后，去思考办法，去试图解决问题的人很少。因为人的本性往往是要趋利避害，而政治人物为了稳固权位、守住富贵，哪里会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呢？在历史的长河里，一个庞大的帝国出了诸多上上下下的问题，除却制度本身的缺陷造成的日积月累之弊端，常常是因为既得利益团体和各种各样的吸血蛀虫鲸吞蚕食了天下丰富的各种财富、利益。想要减轻、纠正问题，几乎没有能不动这些人就办到的方法。如此一来，谁还会去吃力不讨好呢？国家看起来是出了问题，但反正轮不到自己，何况看起来自己的子孙也未必碰到天崩地坼，再往后那是儿孙自有儿孙福，天塌下来高个的顶着，想他作甚！

但范仲淹自然要说不！

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因为上《百官图》指吕夷简专权等事被贬知饶州，彼时他赴任途中便写诗坦露心迹：“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

君子之心，坚如磐石，此之谓乎！

在皇帝的垂问下，范仲淹遂上了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一共十项改革纲领。

庆历新政因此拉开了帷幕，范仲淹以参知政事的副宰相身份踏上了主政的历史舞台，而杜衍、富弼、韩琦、欧阳修、蔡襄、尹洙、石介、余靖等人则或支持或追随于其左右，以至于后来被反对变法的大臣称之为“朋党”。

那么身负天下人望的范仲淹所主持、领导的改革，这场鼎鼎大名的庆历新政持续了多长时间呢？如果以庆历四年（1044）六月范仲淹以参知政事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来算的话，甚至不满一年；即便以庆历五年（1045）正月罢参知政事而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来算，也只有一年零四个月。

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那曾是一个可以走向美好时代的机会，是一个可以致君尧舜上，令河清海晏、万民安泰的君子秉政的朝堂。圣天子垂拱而治，贤宰相坐而论道，群臣各司其职，于是乎天下大治，风俗淳朴，复如三代之时……

本可以有许多如果。

然而主要着手于吏治层面改革的庆历新政，等于说是要在一个法治有限、极度依赖人治的社会中去改善人治造成的弊端，势必在触犯大多数既得利益者时又事倍功半。加之反对者们加诸主持新法的大臣们身上的明枪暗箭，这一场庆历新政实际上在范仲淹出外为陕西河东两路宣抚使的时候，已经宣告破产了。

而反对新法的人，有时候也说得十分在理：

诸道转运使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来，并提点刑狱等，体量部下官吏，颇伤烦碎。兼审刑院、大理寺奏案倍于往年，况无大段罪名，并是掎摭微累，不辨虚实，一例论奏。此盖苟图振举之名，以希进用之速尔，遂使天下官吏各怀危惧。其廉谨自守者，则以为不才，酷虐非法者，则以为干事。人人相效，惟恐不逮，民罹此患，无所诉告。非陛下委任之本意也。其被体量之事，或智虑所不及，或人情偶不免，若非切害，亦可矜闵，虽欲洁己改过，其路亡繇，岂不痛惜哉。

这段话就新政中诸道按察使审查地方州郡官吏的事情提出了质疑。这位唱反调的官员认为，新政在审查地方官吏时颇有深文周纳的嫌疑，以至于审刑院、大理寺的案件都比往年多一倍左右，而许多都无大罪，不过是以小事牵涉指摘，又不辨别事情真假——原因就在于颇有一些用事大臣与下面的官吏都是觊觎得到振举朝纲的美名，但究其实不过是想要希求进用之速，好越级提升，超擢不次地升官才好！第二呢，又等于是鼓励去严刑峻法地陷百姓于罗网中，而廉洁谨慎的地方官就多被认为是颟顸无才之人，这种风气渐长，人民的冤屈都无处诉说。后一点在于，如此体量审查官吏，完全与皇帝的本意相违背。考察被体量官吏的许多所谓不法事，有的是想得不够周全，有的是人情偶难免，如果并非攸关重大利害，则亦值得同情。否则的话，就算要洁身自好地改过，可却连路都不给别人，岂不是适得其反？

以上的话语并非出自常见的白脸奸臣，而是“包青天”包拯之口。

这便不能用简单的奸臣、顽固派反对新政为借口了。

到了庆历四年八月，富弼也不安于朝，在忧惧中自请出外，宣抚河北去了。

明眼人谁不知道，新政已经失败，新法被废，不过是转眼间的事。

早在天圣三年（1025），范仲淹就曾在《奏上时务书》中说“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天下幸甚”。当然，这里的文指的是文章，范仲淹谈论的也是文章与道德风俗的关系。但斯文之薄的背后，更是一种文化层面的大写的“文”。新政是一代人的理想，其夭折亦是许多人精神上的一次重创。于是文章不能救世，斯文之薄四个字的意思就有点值得玩味了，似乎成了世风日下，斯文扫地，浇薄难堪的意味。

而范仲淹“微斯人，吾谁与归”的背后大约便是绵长的愁绪了。

这不禁令人想到范文正公所填的《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比起那首更广为人知的《渔家傲》，范仲淹的这首《苏幕遮》才更有一种边塞与东京时空交错的惆怅。这种忧愁仿佛褪去了如有实质的来自边塞的粗犷风沙和云烟满天，而大约是断肠千缕，剪不断理还乱的关乎王道仁政的遗憾。又何止是乡愁，又岂必是儿女友朋之思？怕更多的是心忧天下之叹，是身处月下孤城的无力，是对天地阴阳之流行的世间自身生命在其中的追求之拷问……如此方为范文正公吧！

好一个秋意瑟瑟，晚来天凉！

本书立足史料与宋人传记、文集，以六个各自独立的章节分别叙述了寇凖浮沉、庆历群像、苏轼与章惇的恩怨、张浚成败、陆游之谜、朱熹善恶六个故事。在拨开重重迷雾，探寻和重现历史真相的同时，也写尽了大宋时代风云人物的命运荣辱。这是非同一般的宋史解读，是酣畅淋漓的六幕时代画卷，两宋的典章故事、朝野逸闻、职官制度、政治文化等都在书中有所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