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书籍】缝隙中的改革:黄宗汉与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破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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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善华，阮丹青，定宜庄著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50731
出版时间2014-10
装帧其他
开本32开
定价35元
货号J9787108050731
上书时间2024-07-01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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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黄宗汉，1978年年底主动请命到严重亏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老厂——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就任厂长。黄宗汉在东风厂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全国引起很大影响。由专业学者来记录、分析这一过程，使得杨善华、阮丹青、定宜庄编著的《缝隙中的改革：黄宗汉与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破冰之旅》不同于一般的纪实作品，会令读者对肇始于1978年底的“改革”有更深入的认识。
作者简介
阮丹青，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网络、社会会阶层与流动、教育与社会平等。
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家庭社会学、城乡社会学。主要著作有《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农村的家庭与婚姻》、《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研究》（主编之一）、《城乡家庭——市场经济与非农化背景下的变迁》、《当代中国农村研究——实征调查》（主编之一）、《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主编）、《现代社会学理论》（主要译者）等。
定宜庄，女，满族，北京市人。1968年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插队，1974年回城。先后从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获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专业为清史、满族史。著有《中国知青事典》（与刘小萌、史卫民、何岚合著）、《清代八旗驻防研究》、《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等。
目录
序
导言
第一章 请命
第二章 两个月：扭亏为盈
第三章 “东电”的悖论
第四章 螺丝钉引出的新思路
第五章 结构层面改革的深化
第六章 “东风方式”及其现实意义
第七章 一篇报告文学惹出的风波
第八章 “乱起萧墙”：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第九章 黄宗汉调离与“东电”的最后结局
第十章 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于社会学研究的意义
跋
附录
1 东风方式——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对老生产线的改造 微力
2 “东风方式”的由来与发展 王荣山
3 国产电视机进入国际市场已不再是梦想理由
4 “东风”的路一记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引进技术发展生产 张平力
5 从北京市电视工业的发展看技术密集型工业的技术引进（调查报告） 陈云汉、朱嘉明、黄江南
6 希望在人间理由
7 夜访中南海 周明
8 赞成报告文学《希望在人间》获奖 王蛙
9 对报告文学《希望在人间》及其主人公黄宗汉的几点看法理实
10 陌生与熟悉理由
11 关于检查东风电视机厂几个问题的情况报告 检查组
12 北京东风电视机厂技术引进的风波 黄宗汉口述
参考文献
内容摘要
1978年，改革席卷中国大地，其最终目标是要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具体怎么走，谁也不知道，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杨善华、阮丹青、定宜庄编著的《缝隙中的改革：黄宗汉与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破冰之旅》是一个改革先驱者的故事，更是1978年底开始的中国改革的一
个缩影。
精彩内容
第一章 请命一、一个连年亏损的“大庆式企业”东风电视机厂的前身，是一个隶属于北京市第二轻工业局的蜡纸厂。这个蜡纸厂做的“就是冰棍纸：冰棍一层纸烫上蜡，要不然冰棍进水就化了。糖果纸也是通过蜡烫的，所以这个蜡纸厂，做冰棍纸、糖果纸的，包装纸用”。厂子最初是景山学校的校办企业，所以成员都是景山街道的“老头老太太”。后来这个厂又合并了宣武誊印厂（其实就是一个誊印社，规模很小，但却是收容前国民党政府官员与国民党军队
军官就业的单位）。
“1970年2月份，在民族饭店，江青通过陈伯达指示，召开全国电视专业会议，要求全国上彩色电视机，宣传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五年要把彩色电视机普及到各个生产大队”。陶必德参加了那个会之后，就被派到了这家工厂。当时这个厂已经改叫“东方红无线电二厂”了。
随着工厂的发展，成员也在不断吐故纳新，一方面，是一些像高峰倩这样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军人转业来到这个厂子，另外上面还安排了一些干部子女在厂里就业。到了1975年和1976年，工厂又接收了一些应届高中生，这样工人就年轻化了。另一方面，1973年工厂又兼并了两个生产收音机与电子元件的小厂，壮大了技术力量。1974年挂出了东风电视机厂的牌子，定性为大集体企业，不过因为在管理体制上几乎与国营企业无异，所以可以称之为准国营企业，在行政上它隶属于北京市二轻局电子公司（该公司后并入北京市
仪表工业局）。
工厂一开始是做无线电收音机的，据高峰倩回忆，1969年他刚来到厂子的时候，就参加了研发无线电收音机的工作。到了1970年陶必德进厂的时候，他们厂接受了研制电视机的任务，而且是晶体管的。搞这样的电视机，当时在全国他们厂还是第一家。搞了一
年，1971年“五一”之前，终于搞出了三台9吋的晶体管电视机，取名“昆仑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从一座破庙起家的东风电视机厂”一文中对这一段也做过报道，特别指出：“五一”北京开庆祝大会时，中央广播事业局把它们安放在天安门城楼上试用。
陶必德曾在访谈中颇为自豪地回忆起这段历史：“咱们送J201给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事业局）。
昆仑牌加上别的厂的，一共五台，然后给广播电视（总局）的人看，看来看去上海的那个不行，南京熊猫牌的不行，只有昆仑的能够稳住，他们要拿着天线来回地转，只有昆仑的才能稳住图像。后来决定把昆仑的送上天安门。”从陶必德的回忆以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那时中国电视机工业真的是落后；工厂的工人们和技术人员受到“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为国家电视机工业的发展填补空白”的信念的鼓舞，确实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这种试制强调的是能够做出来，即要“有”，但是不考虑这样的试制会花费什么样的代价，也就是说不计成本。这正是计划经济的特点。
所以，东风电视机厂自开始制造昆仑牌电视机到1978年底黄宗汉要去当厂长的前夕，有七年多的时间，在这样的近乎手工工艺的技术条件下生产各类电视机四万多台（黄宗汉得到的统计数字是44000台），但是却出现了严重的亏损。不过，在计划经济时代，这种亏损被称为“政策性亏损”，被政府认为是合理的，企业的领导也不会因此被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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