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新书】社版中国当代随笔作品集：白银时代的星空

也谈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代序）

语言中总有一些用不俗的名词，“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等都是这样的词汇，每个民族的文学史中似乎都有被这样命名的时期，而此类名称所指的繁荣或珍贵又绝不仅限于文学范畴。
如今，被冠以“白银时代”之称谓的一段俄国文学和文化，又突然成了我们一个热门的话题和热门的出版选题，报刊上以此为题的文章不断亮相，光是以“白银时代”为题的丛书就接踵出了四套（作家版《白银时代丛书》六种，学林版《白银时代俄国文丛》五种，云南人民版《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七种，文联版《俄罗斯白银时代精品文库》四种），真可谓热闹非凡。
这样一种热闹的场面，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从阅读客体的角度看，20世纪之初的俄罗斯文化的确是五彩缤纷、硕果累累的。在“白银时代”，帕斯捷尔纳克所言的“天才成群地诞生”的罕见现象又一次在俄国出现。使人难以想象的是，在那短短的20余年时间里，在革命和战争此起彼伏的社会背景中，俄罗斯这一无论就文化传统还是就经济实力而言在欧洲都并不十分强大的民族，却向20世纪、向全世界贡献出了一大批的大师与杰作，并为诸多文化门类在20世纪的走向开了先河，如哲学中的宗教存在主义，文学理论中的形式主义，诗歌中的阿克梅主义，美术中的康定斯基，音乐中的斯特拉文斯基，等等。那的确是一座文化的富矿，我们在近期同时推出几套丛书，其中却很少有相同作家或作品的“撞车”，这也能使我们强烈地意识到那一时期文化积淀的深厚。然而，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这一时期的文化不仅未能在十月革命之后得到持续发展，反而受到了有意的冷淡，甚至是有意的遗忘，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阅读和研究。可以说，在当今的俄国，“白银时代”也同样是一个新的阅读热点。另一方面，从我们主观的角度来看，中国读者对俄罗斯的文学和文化一直有着一种较强的“阅读期待”，而在苏联解体之后，传统的“苏联文学”似乎突然“贬值”了，与此同时，新的俄罗斯联邦却始终未能提供出足够多的、具有征服力量的新阅读文本。于是，我们将期待、选择的目光投向绚丽却又陌生的“白银时代”，乃是十分自然的。当然，促使我们关注“白银时代”文化的，也许还有在20世纪之末梳理20世纪文化遗产的某种潜在愿望，还有对“世纪末情结”有可能在“白银时代”文化中得到抚慰、赢得共鸣的某种希冀，还有学术圈中欲描绘出一幅20世纪俄语文学完整画面的刻意努力，等等。客观的、主观的原因，必然的、偶然的因素，共同制造出了目前这个“白银时代文化热”。
我国学者关于“白银时代”的讨论也很热烈，单就“白银时代”这一称谓的来历，就有了诸多意见。起先有人说，是俄国学者马科夫斯基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于慕尼黑的一本俄语诗歌专著中首次用“白银时代”界定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现代主义诗歌思潮；后来，有人在俄国学者的论述中发现，马科夫斯基本人称，是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早提出了这一名称；*近，又有人从俄国的相关资料中发掘出，*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俄国诗人奥楚普，他于1933年在巴黎的俄国侨民杂志《数目》上刊出了一篇题为《白银时代》的文章。其实，“白银时代”这个名称是谁*早提出的并不重要，因为这个名词毕竟不像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或昆德拉的“媚俗”等词那样是由作者独创出来的概念，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而是一个人人都可以用，并且也一直被沿用的词，就像“文学”等词一样，其内涵和指向已十分确定。我们不知道“文学”一词是谁*早提出来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作为整体的文学持有一个大致相同的理解。
在是否使用“白银时代”这一概念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至今仍有一些学者（主要是一些老辈或老派学者）很反感“白银时代”的提法，认为它并不构成一个“时代”，他们很留恋苏联时期学者那个明确却累赘的概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似乎一用“白银时代”的概念，就是抬举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就是让它与其前辉煌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其后繁荣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平起平坐了。其实，将苏联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者（如索科洛夫等）的研究成果与当今有关“白银时代”的著作做一个比较，发现它们在研究的范围和对象上并无太大的差异；再者，“白银时代”文化的总体倾向与其前、其后文化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不能因为其持续的时间短而忽视其独具的内涵和外延。因此，“白银时代”不构成一个时代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再看一看实际情况：在欧美斯拉夫学术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启用了“白银时代”的概念，大学里一直开设有以此为题的课程。以其为内容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在俄国，这一概念也已经被广泛地接受和使用了，就是以前那些用惯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之概念的学者也转而采用更简洁、更顺口的“白银时代”了；而在我们这里，“白银时代”的说法即便不能说深入人心，至少也已让圈内人士耳熟能详了。所以，现在来谈论是否该使用“白银时代”的提法，似乎也已经没有意义了。
但是，在目前关于“白银时代”这一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上，有两种倾向是值得关注的：一种倾向是将“白银时代”的内涵宽泛化，另一种倾向是将“白银时代”的性质意识形态化。
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通常是指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之后和苏维埃文化之前这一时间段中的文化，它横亘在两个世纪的交接处，时间跨度为20余年。关于“白银时代”的分期，目前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它大致的起止点还是得到了比较一致的界定，即托尔斯泰之后和十月革命之前。当然，你可以说与托尔斯泰的后期创作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安德列耶夫等人的创作就已经显现出了与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所不同的一些特征；当然，你还可以说，十月革命并未能截然阻断“白银时代”的文化惯性。任何一个时代都与其前后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一个时期的划分因而也都是相对的。相比较而言，“白银时代”的划分倒还有着更为牢靠的依据，因为，作为其开端的俄国象征主义诗歌运动，有着与传统俄国文学迥然不同的美学风格和艺术趣味，而注重个人价值和艺术创新的“白银时代”文化必然会在倡导集体和集权的十月政治革命后不久迅速地中止。面对这样一个相对清晰的文学史分期，我们的一些学者却仍想做某种“扩大化”的工作，在尽量拉长、抻宽“白银时代”。有人欲加大“白银时代”的规模，认为其上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下限为斯大林时期的开始；有人则欲增加“白银时代”的内容，认为它不仅应该包括当时已近尾声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新起的无产阶级文学，而且还应该包括进普列汉诺夫等的社会主义学说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学说。在已经出版的一套关于“白银时代”的“丛书”中，绝大部分作品都写于20世纪20年代末或30年代，无疑已是“苏维埃时期”的作品，“丛书”中的另一部小说属于批判现实主义晚期，真正意义上的“白银时代”作品也许只有一部。我们认为，应该赋予“白银时代文化”以一个相对稳定、相对明确的界定，否则，失去了其内在规定性的“白银时代”概念，便会面临外延泛化的危险，乃至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再一种倾向，便是在对“白银时代”的理解上添加了很多的意识形态意味。上述一些人士对“白银时代”概念的反感，其中就包含这方面的原因。他们认为，“白银时代”的一些作家后来大多不接受十月革命，在革命后流亡国外，与后来的苏联文学一直处于对立状态，因而是不应大加宣传的。令人奇怪的是，有些鼓吹“白银时代”文化的学者却也持有与此相同的思维模式，他们认为“白银时代”文化的意义，就在于革命时与现实的距离和革命后与专制的对峙。这里，在低估或高估“白银时代”的人士身上都出现了一个“时代倒错”现象，即忽略了“白银时代”是出现在十月革命之前，完全依赖其与之后时代的联系或其在之后时代中的命运去看待它，是难以对它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的。于是，我们听到了关于“白银时代”文化为“颓废”文化的指责，我们听到了关于那一时期的作家“世界观落后”“脱离人民”的说法。于是，我们更常在关于“白银时代”的文字中读到某些作家的“悲剧”命运以及关于这些命运的感慨。有意无意之间，人们在将“白银时代”的文学等同于苏维埃时期的“境外流亡文学”“非官方文学”乃至“持不同政见者文学”。例如，人们*近在谈论“白银时代”文学时，就时常提及包括肖斯塔科维奇和叶夫图申科作品在内的花城版的《流亡者文丛》，有人还将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也归入了“白银时代”作家的行列。这一切都在强化“白银时代”文化与苏维埃文化的对立，并欲在这种对立中分出一个高低来。文化与专制，知识分子在集权统治下的命运，这只是“白银时代”文化的一个内容，不是其全部，而且还只是一个后来附加上去的内容。再者，对于文化与专制，也可以有多种理解。比如在谈到曼德尔施塔姆的遭遇时，似乎是阿赫马托娃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换一种社会制度，曼德尔施塔姆的命运也不一定就会好到哪里去。*近出版的一本索尔仁尼琴传记写道，流亡到美国之后的索尔仁尼琴，与“金钱专制”下的美国社会同样是格格不入的，该传记的作者因而称索尔仁尼琴为“永恒的持不同政见者”。可见，纠缠在文化与专制之冲突这一点上，并将这一点视为“白银时代”文化之“重点”，是不恰当的，至少是不全面的。总之，给“白银时代”的文化添加过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既妨碍我们客观、冷静地评判其价值和意义，也不利于我们养成历史地接受文化遗产的良好习惯。

帕斯捷尔纳克的诗

一

帕斯捷尔纳克似乎生来就注定会成为一位诗人。
1890年2月10日，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出生在莫斯科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著名画家，他为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所画的插图十分著名，他做过莫斯科绘画、雕塑和建筑学院的教授；母亲罗莎莉娅·考夫曼是一位钢琴家，是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学生。帕斯捷尔纳克家经常高朋满座，列维坦、斯克里亚宾等都是这家的常客，未来的诗人就是在这样一种浓郁的家庭艺术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青年时期的帕斯捷尔纳克曾跟著名音乐家斯克里亚宾学习作曲，后借口听力不好放弃；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后不久，他又赴德国马堡大学研习哲学，试图揭开生活的秘密，在得到著名哲学家科恩教授的高度肯定之后，他却突然决定回国：“别了，哲学！”因为他已经感觉到诗歌或许更易于用来破解生活之谜。不过，青少年时代学习音乐和哲学的背景，却无疑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为帕斯捷尔纳克之后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基础。
帕斯捷尔纳克爱上诗歌并开始写作诗歌的年代，恰逢俄国文学史上的白银时代，那是一个辉煌灿烂的诗歌时代。他比以象征派诗人为主体的白银时代*批诗人要年幼一些，又几乎是白银时代诗人中*后一位离世的；他*初接近的是以马雅可夫斯基为首领的未来派，可他却和茨维塔耶娃一样，是白银时代极为罕见的独立于任何诗歌流派之外的大诗人。更为重要的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创作呈现出对白银时代各种诗歌流派的开放性，他的诗中有象征派诗歌的音乐性，也有阿克梅派诗歌的造型感；有未来派诗歌的语言实验，也有新农民诗歌对自然的亲近，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创作似乎是白银时代诗歌经验的集大成者，就这一意义而言，帕斯捷尔纳克是真正意义上的俄国白银时代的诗歌之子。

二

在世界范围内，提起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普通读者*先想到的可能还是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因为这部小说已被译成世界上数十种语言，因为这部小说被改编成了好莱坞影片，因为这部小说引起了一场加剧东西方冷战的国际事件，很多人都认为，正是《日瓦戈医生》使帕斯捷尔纳克获得了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殊不知，当年瑞典皇家学院决定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因为在当代抒情诗歌方面的杰出成就以及对伟大俄国散文传统的继承。”也就是说，主要的奖掖对象还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抒情诗创作。
帕斯捷尔纳克一生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若干中短篇小说、两部自传、四部长诗和数部译作，但他创作中数量*多的还是抒情诗集，有九部之多。这些诗集像一道珠串，把帕斯捷尔纳克延续半个世纪之久的诗歌创作联结为一个整体；它们又像九个色块，共同组合出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斑斓图画。
1913年，帕斯捷尔纳克开始在刊物上零星发表抒情诗，次年推出*部诗集《云中的双子星》，尽管帕斯捷尔纳克自己对这部处女作不太满意，评论家也认为这部诗集并非成熟之作，但是，帕斯捷尔纳克后来曾多次修改其中的诗作，这反过来表明了诗人对自己*早一批抒情诗作的眷念和重视，更为重要的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这*批诗作其实奠定了他的诗歌风格，将这部诗集中的诗作与他后来的诗作相比，似乎也看不出过于醒目的差异，相反，这部诗集的*首诗《二月》后来几乎成了帕斯捷尔纳克任何一部诗歌合集的开篇之作。1917年，帕斯捷尔纳克出版第二部诗集《超越街垒》，其中的许多诗作其实引自其*部诗作，但这部诗作的书名却不胫而走，不仅是关于当时时代的一种形象概括，同时也构成帕斯捷尔纳克人生态度的一种隐喻。当然，让帕斯捷尔纳克赢得广泛诗名的，还是他的第三部诗集《生活是我的姐妹》（1922）。诗集中的诗写于俄国的历史动荡时期，可这些诗作却令人惊奇地充满宁静和欢欣，对叶莲娜·维诺格拉德的爱恋，与俄国大自然的亲近，使得诗人在残酷的年代唱出了一曲生活的赞歌。在诗集《主题与变奏》（1923）之后，帕斯捷尔纳克一度转向历史题材的长诗和散文写作，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相继出版两部诗集《历年诗选》（1931）和《再生》（1932），后者的题目曾被当时的诗歌评论家解读为诗人对其所处“巨变”时代的诗歌呼应，但其写作动机实为帕斯捷尔纳克对济娜伊达·涅高兹的热恋以及格鲁吉亚主题在诗人创作中的渗透，“再生”当然也暗示诗人的返回诗歌。1943年，帕斯捷尔纳克出版诗集《早班列车上》，这部在二战正酣时面世的诗集与《生活是我的姐妹》一样，帕斯捷尔纳克诗歌世界中的安详与宁静与外部世界中的动荡和震撼构成了独特的对比。战后十年，帕斯捷尔纳克将主要精力用于写作小说《日瓦戈医生》，但这毕竟是一部诗人写作的诗性小说，帕斯捷尔纳克用假托为小说主人公日瓦戈所作的25首诗构成小说的*后一章，所谓《日瓦戈的诗》也应该被视为帕斯捷尔纳克的一部独特诗集。20世纪50年代末，帕斯捷尔纳克因为“诺贝尔奖事件”在苏联国内遭到批判，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人们曾经以为，帕斯捷尔纳克当时情绪低落，不久便郁郁而终。然后，帕斯捷尔纳克的*后一部诗集《天放晴时》（1956—1959）呈现了一个更真实的帕斯捷尔纳克，或曰帕斯捷尔纳克当时更真实的心境，在与伊文斯卡娅的夕阳恋中，在与以佩列捷尔金诺为代表的俄罗斯大自然的共处中，帕斯捷尔纳克获得了向死而生的欣悦和释然，这部诗集也因而成为帕斯捷尔纳克整个抒情诗创作、整个文学创作乃至整个人生的一个完美总结。

《白银时代的星空》是俄国文学研究专家刘文飞关于“白银时代”诗歌、文学和文化的学术随笔集。全书分为四个篇章，*部分是对白银时代三个主要诗歌流派：俄国象征诗派、阿克梅诗派和俄国未来诗派的整体介绍；第二部分重点讲述了白银时代几位主要诗人：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第三部分是关于白银时代思想家索洛维约夫和别尔嘉耶夫的评述；*后是对白银时代小说家、散文家及其作品的评介，如阿尔志跋绥夫的《萨宁》、扎米亚金的《我们》、普里什文的散文和巴别尔的小说等。它们是作者力图接近白银时代文学和文化时留下的足迹，有着对白银时代的精神遗产全面而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