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与六便士

与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初相识时，我承认我从未发现他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但如今很多人都承认他的伟大。我所说的伟大不是幸运的政治家取得的伟大成就或士兵立下战功的伟大；因为这些伟大，与其说是归功于他们自身的品质才能，倒不如说是得益于他们的身份地位。一旦失去所处的地位，他们的伟大也就微不足道。人们常常发现卸任的首相原来不过是一个浮夸的演说家，解甲归田的将军也只是个平凡的市井小民。然而，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伟大却是真正的伟大。你也许不喜欢他的艺术，但你却情不自禁地为其吸引。因为他的作品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他不再受人讥笑，为他辩护甚至是对他赞美也不会再被看成是一种古怪或者反常的行为。他的瑕疵在世人眼中是瑕不掩瑜，不可或缺的。人们尽可以继续争论他在艺术史上的地位，无论是崇拜者的歌颂还是反对者的诋毁，可能都有失偏颇，带有情绪化，但毋庸置疑的是他的确是个天才。在我看来，艺术中有趣的就是艺术家的个性。如果艺术家个性独特，他纵使有一千个缺点，我也愿意原谅他。我认为，与埃尔•格列柯相比，委拉斯凯兹是一位更优秀的画家，但是由于所见过多，我们反而觉得他的画有些乏味。而那位来自克里特岛的画家格列柯的作品却有一种充满肉欲和悲剧性的美，就像是把他灵魂的秘密作为永恒的牺牲一般展现出来。无论是艺术家、画家，还是诗人、音乐家，都用他宏伟崇高或是精美绝伦的作品来装点世界，给世人以美的享受；但是这也与人的性本能类似，都有粗野狂暴的一面。在把作品公之于众的同时，他也向世人展现了他自身的天赋。探索艺术家的秘密颇有些类似阅读侦探小说，艺术家之谜和大自然之谜同样奥妙无穷,无迹可寻。斯特里克兰微不足道的作品也展示了他起伏不定、独特复杂的人格；这正使得那些不喜欢他画作的人也对他颇感兴趣起来，激起了人们对他的生活和性格的好奇心。

直到斯特里克兰去世四年后，莫里斯•胥瑞才在《法兰西信使》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使得这位鲜为人知的画家不至于被遗忘，并且为后来的作家开辟了道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胥瑞成为法国艺术界享有权威的评论家，这一点无可争辩。他所提出的论点让人印象深刻，虽然有些夸张，但后来舆论的裁决却肯定了他的评论，而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声誉也已经牢牢建立在他所定下的基调上了。斯特里克兰的声名鹊起堪称艺术浪漫的事。但我并不打算对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作品有所评价，除非涉及到他的性格。一些画家傲慢地认为门外汉对绘画一无所知，他们缄默不语大方买下作品便是对艺术好的鉴赏；我不敢苟同他们的观点。老实讲，只有名工巧匠才能完全理解艺术，这一说法实属荒谬，也是误解。艺术是情感的表达，而情感是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语言，因此人人都能看懂艺术。但是我也承认，那些评论家对艺术缺乏实际认知，也几乎做不出真正有价值的评论。而我对绘画一无所知，幸运的是，我不需要去冒险做出评论，因为我的朋友爱德华•雷加特先生既是一位写作高手，又是一位造诣深厚的画家，他已经在一本小书 中详尽地探索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作品，这本书的优美文风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可惜的是，现在英格兰，这种文风并不像在法国那样受欢迎。莫里斯•胥瑞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中概述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生平，作者特意这样吊一下读者的胃口。他对艺术怀有无私的热情，他写这篇文章真正的目的，是要唤起那些有识之士对于一位天才画家的注意力。作为一位写文章的老手，他深谙只有引起读者兴趣的文章才更容易达到这个目的。后来，那些在斯特里克兰生前就接触过他的人——有些是在伦敦就已经认识他的作家，有些是在蒙马特尔咖啡馆见过他的画家——惊讶地发现，与他们擦肩而过的原来那个失败的画家，与其他落魄的艺术家没什么不同的画家，竟然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从那时起，法国和美国的杂志上就连篇累牍地出现了许多关于他的文章：这个人写对斯特里克兰的回忆，那个人写对他作品的欣赏，这些文章让斯特里克兰身负盛名，可是却无法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这个话题大受读者欢迎，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还费心写了一篇宏伟的专题论文 ，展示出了一些权威性的文章。

创造神话是人类的天性。对那些出类拔萃的人，如果他们生活中发生了一些奇闻异事，人们都会紧紧地抓住不放，编造出各种神话，并且对此深信不疑，近乎狂热。这是浪漫主义对平庸生活的一种抗议。传奇中的这些小故事成为英雄走向不朽的可靠的通行证。沃尔特•罗利爵士之所以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是因为伊丽莎白女王从他铺在地上的斗篷上走过，而不是因为他让英格兰为许多未涉足的国家所知；一个玩世不恭的哲学家一定会对此哑然失笑。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生前鲜为人知，但树下的敌人却比朋友多。因此，那些给他写著书的人必须通过想象来填充平淡的记忆，也就不足为奇了。显而易见，尽管人们对斯特里克兰的生平知之甚少，浪漫主义的文人仍能从中找到大量的材料;他的生活中有许多离奇而可怕的事情，也有不少荒谬离谱的怪癖，而他的命运又不乏凄惨的遭遇。经过一段时间，一个传说就从中诞生，即使是明智的历史学家也不会贸然提出异议。

但罗伯特•斯特里克兰牧师并不是这样一位明智的历史学家。他公开申明他写这部传记 是为了“消除某些广为流传的误解”，并且认为这些对他父亲后半生的荒谬误解“对生者带来了相当大的痛苦”。显而易见，广为流传的斯特里克兰生平轶事中有许多让一个体面的家庭难堪的事。我读这部传记的时候常常不觉莞尔，但我又十分庆幸这本书写得实在枯燥乏味。斯特里克兰牧师在传记里刻画了一位体贴的丈夫和慈祥的父亲，一个性格善良、工作勤奋、品行端正的君子形象。我相信，当代牧师在研究《圣经》时都学会了文过饰非的惊人本领。孝子会发现将父亲一生的所作所为铭记于心是不易的，而罗伯特•斯特里克兰牧师“诠释”他父亲生平时所表现出的谨小慎微，在时机成熟时一定会让他在教会里备受尊崇。我已经看到他那肌肉强健的小腿套上了主教的皮裹腿了。他儿子做的是一件危险的，但或许是很勇敢的事情，因为斯特里克兰的声名显赫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些人们普遍接受的关于他的传说。人们深深为他的艺术所吸引，也许是出于对他性格的嫌恶，也许亦出于对他惨死的同情;而儿子旨在善意为父亲遮羞的传记不啻给父亲的崇拜者们泼了一盆冷水。斯特里克兰重要的作品之一——《萨玛利亚的女人》 曾于九个月前卖给一位有名的收藏家。由于这位收藏家突然逝世，这幅画再度拍卖，被克里斯蒂购得。这次拍卖正值斯特里克兰牧师的传记出版，人们对此议论纷纷之际，这幅名画的价格竟然比九个月前低了二百三十五英镑，这显然不是巧合。如果不是人们对神话传奇的热爱使得他们对这个平淡故事大失所望，仅凭查尔斯•斯特里克兰个人的力量和独创性也许无法力挽狂澜。不久，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的文章就问世了，终消除了所有艺术爱好者心中的疑虑。

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所属的历史学派不仅相信“人之初，性本恶”，而且认为其程度是无法想象的;当然，比起那些把浪漫人物刻画成道貌岸然的君子的作家，这一派历史学者的作品给读者带来更大的乐趣。对于我这样的读者而言，如果把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的关系只归结为经济上的联盟，我会觉得十分遗憾；然而，要想劝说我把泰伯利欧斯看作是同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一样的无可挑剔的君主，则需要更多的证据。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在评论罗伯特•斯特里克兰牧师的那本天真的传记时所用的词句，让人很容易对这位不幸的律师心生怜悯之情。这位牧师低调含蓄之处都被称作虚伪，迂回累赘的描写被斥为谎言，缄默不言则被诋毁为背叛。从一个传记作家的角度来说，作品中出现这些问题，他应该受到指责，但是作为传记主人公的儿子，也是情有可原的了，可怜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也因此遭了殃，被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指责为假正经、狡诈虚伪、自命不凡、诡计多端，只会烹饪倒人胃口的饭菜。就我个人而言，斯特里克兰牧师在反驳那些深入人心的传言——关于他的父母之间的某些不愉快时，实在是不够慎重。传记写道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在从巴黎写的家信中称呼自己的妻子是“了不起的女人”，而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却把原信复制出来，原文竟是这样的：“让上帝惩罚我的妻子吧！他实在是太了不起了，我真希望她下地狱。”在教会依旧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们并不会用这种方法处理不受欢迎的事情。

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是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一位狂热崇拜者，美化斯特里克兰是理所当然的。但目光敏锐的他一眼就洞穿了隐藏在天真无邪的行为下的卑鄙动机。他既是一位艺术研究者，又是一位心理病理学家。他对人们的潜意识了如指掌。没有一个探索心灵秘密的人能够像他一样能够通过普通事物看到更深层的意义。探索心灵秘密的人能够看到语言难以描述之物，而心理病理学家却可以看到根本无法表达的事物。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学识渊博的作家是如何热衷于搜寻出能抹黑这位英雄人物的琐事，这简直令人拍案叫绝。每当他罗列出这位英雄的冷血或卑鄙的事情时，他的心就对这位英雄多了一分同情。当他找到主人公某件被人遗忘的轶事来嘲讽罗伯特•斯特里克兰的孝心时，他就像是宗教法庭上的法官审判异教徒那样喜不自禁。而他写下这篇文章的那份认真劲儿也着实令人惊叹。读者可以放心的是，没有哪件琐事会被他遗漏，甚至如果查尔斯•斯特里克兰有一笔洗衣账单没有付清，这种小事，也会被他详细地记录下来；如果他欠别人的半克朗借款没还，这笔债的每一个细节也绝不会漏掉。

读《月亮与六便士》就像一头撞上高耸的冰山，令平庸的生活彻底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