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术·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修订本）

汪晖“鲁迅研究”的早期代表作，也是新时期以来从内在视野重新理解鲁迅的典范作品之一。作者以颇具开创性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范式，通过对鲁迅的思想与文学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入剖析，揭示出鲁迅精神结构的矛盾性、复杂性和悖论性特征，及其历史“中间物”意识的深刻内涵和“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并以此呈现鲁迅小说在叙事原则、叙事方法上的文化心理内容。

本次推出的是全新修订版，首 次补刊了1988年作者博士论文所附参考资料，还一并呈现了前三版的序、导论、后记和跋语等。

汪晖，1959年生，江苏扬州人。曾就学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中国现代文学和社会理论等。

三联新版自序　i

初版题辞　v

初版后记　vii

第二版序　xi

第三版导论（代）　“死火”重温　xv

第三版跋　鲁迅与“向下超越”　xxxvii

韩文版自序　li

序　一个应该大写的文学主体——鲁迅 1

初版导论　探索复杂性 13

第一编 思想的悖论：个人与民族、进化与轮回

引　言　思想的悖论 23

第一章　个人、自我及其对启蒙主义历史观的否定与确认（1903—1924） 27

第一节　个人观念及其对现代历史的怀疑 27

第二节　个性、天才、自我与偏至的历史观，哲学的浪漫主义 42

第三节　个人观念的社会政治意义——反现代的个人如何被置入现代历史？ 63

第四节　孤独个体、死亡、罪的自觉与对绝望的反抗 69

第二章　自我的困境与思想的悖论——“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1920—1936） 86

第一节　反传统与寻求现代认同的困境——批判主题与自知主题的形成 87 第二节　重新诠释“历史／价值”的二分法——创建民族国家的历史愿望为什么表现为民族自我批判的现代工程？ 107

第三节　轮回的心理经验为何瓦解了进化的时间观念？ 126

第二编 鲁迅的文学世界：阴暗而又明亮

第三章　历史的“中间物” 153

第一节　“中间物”概念 153

第二节　灵魂的分裂与流动 161

第三节　“爱憎不相离”与诗意的潜流 176

第四节　否定性与鲁迅小说的三种意象 189

第五节　鲁迅小说的激情类型 201

第六节　鲁迅小说的语言特征 214

第四章　“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 227

第一节　《野草》的人生哲学 227

第二节　明暗之间的“绝望的抗战” 262

第三编 鲁迅小说的叙事原则与叙事方法

第五章　主体精神历史的客观呈现 299

第一节　双重第一人称独白的论争性呈现 300

第二节　第一人称非独白性叙述 310

第三节　第一人称非虚构小说 320

第六章　客观描述的主观渗透 330

第一节　“场景”文体—“戏剧式”叙述 337

第二节　“全景”文体—“心理分析”小说 350

第三节　人称与非人称叙事的交织 361

附录　一个真正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人物——汪晖专访 371

参考文献 384

汪晖“鲁迅研究”的早期代表作，也是新时期以来从内在视野重新理解鲁迅的典范作品之一。作者以颇具开创性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范式，通过对鲁迅的思想与文学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入剖析，揭示出鲁迅精神结构的矛盾性、复杂性和悖论性特征，及其历史“中间物”意识的深刻内涵和“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并以此呈现鲁迅小说在叙事原则、叙事方法上的文化心理内容。

本次推出的是全新修订版，首 次补刊了1988年作者博士论文所附参考资料，还一并呈现了前三版的序、导论、后记和跋语等。

汪晖，1959年生，江苏扬州人。曾就学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中国现代文学和社会理论等。

• 文摘一

为了三十年如影随形的风雨兼程

2023年三联新版自序

书有自己的命运，热闹一时后归于沉寂，或如石子落于水面， 在微弱的涟漪之后沦没，是大多数作品面世后的命运。偶有经得 岁月侵蚀，老而弥坚者，能够被人们一再重新发现，终于成为所谓经典。

但事情总有例外，这本一再重版的小书便是例证。

当然，野草也并不屑于冒充乔木的。《反抗绝望》前后多个版本，时间跨度在三十年以上，几度喧腾于众口，幼稚如初而未能速朽，别有原因。1988年初脱稿打印成册，几乎在答辩的同时就交给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但时运不济，隔年之后，编委会风流云散，编辑稿不知所终。1990年，有传言繁体字版在海外出版，辗转周折，几本样书终于来到身边。 1991年，音讯全无之际，简体字版在上海悄然问世。这两个版本经历了怎样的周折才得以诞生，只有这本小书自己知道。越十年，河北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先后推出了两种封面设计的新版本；2008 年，三联书店印行了第一个精装本。2010年，在多年沉寂之后，这本书忽然置身暴风之眼，风雨雷电环之如野兽奔突，消散如水银泻地。2014年，伴随韩文本的出版，它又在另一个陌生的语言世界探寻自己的命运。如今在距离初版三十二年之后，这本已经颇有些履历的书再度整装出发，走自己未完的路。

若给这本小书做传，它的行状大致如此。

对于作者，以青春之书“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间作证”，除了敝帚自珍，也有别的因由。《反抗绝望》自诞生之日起，一路风雨，竟至飘摇，却无畏前行，便有了自己的“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也就有了“言归正传”的资格。如此说来，书竟然同人一样，也会成长，如同裸身行路的过客，在不同的季节筋骨见长，获得自己的名号、衣装和故事。从旁观之，其命运正与标题所示相合，“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之思虑少，一路掠过各路攻讦的姿态多，以后是否还会在陌生的人群中创造自己的 “友与仇”，或终于如石子落入深渊，幸运地沦没，全未可知。

书与作者之间，也会演出“影的告别”，但究竟谁是影子，有待时间的见证。关于这本书的孕育和形成、骨骼和血肉、弱点和力量，我自然是清楚的，但三十多年前它在海内外的两度诞生，其情其状如何，我并不了然；至于那些不辞辛劳，为它而在暗夜或微明中上演的奔波与筹划、明枪与暗箭，其情其状又如何，我已近乎漠然。“朋友，时候近了”，“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在校订这一版的清样时，脑际偶尔回旋这样的句子。

为了三十多年如影随形的风雨兼程，为了让无聊者“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更为了它的再度远行，我得做点什么，至少不该辜负编者和付出心力爱护它的朋友的期盼。除了少数文字上的修订和删除《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一文之外，这一版的内容和结构与此前的版本没有区别，只是把初版本被出版者删去的参考书目附于书后，略做编辑和增补，并将其中两三条目补入正文注释；二、校订原稿中的引文，尽可能将原先转引的译文替换为晚出的标准译本（如商务版本的施蒂纳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全译本）中的译文或按照原文另译，以便读者查证；三、校订了原版中的一些讹误和错漏。如今，鲁迅研究领域新人辈出，成果斐然，这本小书不复为年轻行者，但我知道，无论前面是黑夜还是黎明，它只是大踏步的向前去，为后来者，也为自己，留下一点足迹，至于其他，是在所不计的。

对于作者，这也如死火重温，在绽放中体会无尽的青春。

2022年4月

• 文摘二

明暗之间：鲁迅世界覆盖下的80年代

2000年第二版序

《反抗绝望》一书写于1986至1987年间，1988年4月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随即交给出版社，原定在1989年出版，但出版的事一再拖延。直到1990年，台湾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该书的繁体字版，次年作为“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之一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印数不多。在过去的十年里，这本书似乎还时时有人记起，也有朋友来信索要，但书店里早已售罄，而我手头已经没有存书。因此，当孙郁先生、王吉胜先生建议修订再版时，我欣然答应了。

鲁迅研究是我个人学术生涯的起点，这一点至今对我仍很重要。在1982至1988年间，作为一名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我 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鲁迅及其相关问题上。我在阅读鲁迅著作时获得的印象与各种流行的说法大相径庭，也与我自己早已接受的 一些前提相去甚远，却找不到理论的解释。无数个夜晚和早晨，月亮升起，太阳落下，我苦苦地沉思，耗去了许多年的时间。我想，我是把许多事情想到那个文字构筑的世界里面去了。一个死去的灵魂在青草地下发现了死火，因此急切地把它揣在怀中期待着复活，生命却一寸寸地死去。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我的内心就像明暗之间的黄昏，彷徨于无地的过客，那是在鲁迅世界覆盖下的生活。我有时觉得我正处在一个激情时代的背面：激情在涌动着，似乎要冲决，却被无情的地表压抑，像无常一般在夜气中奔波。

1988年之后，我的研究工作从现代文学、鲁迅研究转向了晚清至现代时期的思想史，但我在鲁迅研究中碰到的那些问题换了个方式又回到我的研究视野之中，几乎成为我的思想史研究的一些背景式的问题。1995至1996年间，我应一家出版社的要求编辑自选集，特意将我有关章太炎研究的最新成果与很多年前有关鲁迅的写作放在一起，因为这两篇长文在主题和内容上有着内在的联系。我常常惊讶地发现，十年来，读了许多书，听了无数的演讲，走访了许多地方，但我对现代中国思想的思考经常会回到我自己的起点。这让我感到惶惑，也有些奇怪的感觉。那是一个将要离我而去的影子么？

1997年夏天，王晓明兄来香港（我那时正在香港做一年的访问研究），我们彻夜长谈，他问及我的一些思想变化，我后来给他回信说：

你提及鲁迅思想的这一方面，我是完全同意的。你知道我对鲁迅的研究与别人有所不同，是因为我的起点是他在1907—1908年间的思想，特别是他与施蒂纳、尼采以及他们在文学上的代表的关系。尽管我自己对于这一思想线索的理解仍然是极为简单的，但鲁迅以及他的老师章太炎对现代性的那种悖论式的态度一直是我思考的问题之一。这是一条把个体与集体（民族、阶级等等）以独特的方式组织在一起的途径，它的内在的矛盾也从不同的方向上构成了对于古典自由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双重批判。鲁迅一生与两种不同的革命之间的那种近乎纠缠的关系，在我看来，部分地是和他的思想的这种特殊取向有关的。如果有机会，我也许会重新写一点有关鲁迅的文章。我在近几年把问题集中在现代性这一复杂问题上，从学术的方式上说，也有一些变化，但就思想本身而言，也仍然是有脉络可寻的。我觉得鲁迅始终可以作为一个衡量现代思想变化的特殊坐标。这倒不是说他的思想如何高超，而是说他的思想的那种复杂性能够为我们从不同的方向观察现代问题提供线索。

这里谈到的鲁迅1907—1908年前后的思想，以及他对现代性的悖论态度，也是这本著作的中心内容之一。最近这些年，我开始把上述问题归纳为“现代性的悖论”，而那时，我却总是在想为这一悖论式的结构给出一个更为合理的、逻辑一贯的解释，虽然心里仍然困惑不已，这就是鲁迅思想对我的影响。我对这些问题的最初思考可以追溯到1983年完成的硕士论文。 在那篇论文中，我侧重探讨了鲁迅的思想、文学与施蒂纳、尼采、 阿尔志跋绥夫的关系，分析他为什么在寻求变革、倡导科学、主张人道主义、支持共和革命和民族主义的同时，却对法国大革命及其自由平等原则深表怀疑，对工业革命的后果进行严厉的批判，对集体性持否定态度，对国家、社会、普遍主义伦理和利他主义原则给予坚决否定，为什么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人物却热衷于尼采式的超人、拜伦式的英雄、施蒂纳式的唯一者，为什么这个进化论者却认为历史不过是偏至或轮回的过程，为什么他的以“为人生”和“改造国民性”为宗旨的文学创作，却充满了“安特莱夫式的阴冷”和对于现实世界的决绝，为什么这位现实主义的小说家却写出了《野草》这样的近于存在主义的作品？ 1983年，我还太年轻，知识积累和个人经验都不足以对这些问题做出清晰的回答，而我的周围似乎也没有能够帮助我回答这些问题的人。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一 个为现代化的激情所鼓荡的时代，鲁迅的这些思想是让人难以理解的。但它们一直在困扰着我，以至在我跟随唐弢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我又一次回到这些问题上来。有一次，唐先生认真地跟我说，你是文学系的研究生，可你的论文倒像哲学系和历史系的学生写的。我这才在论文的后半部分转向文学问题。

重写鲁迅的愿望从未消失，但似乎一时还没有可能。借着重版此书的机会，我重新通读了全书，却没有时间做更多的增订，也不能对书中许多粗疏之处加以修改。除了个别字句的改动之外，我删去了原书的第四章，仅将其中一节编入第三章，因为有关文学部 的分析原先就有些不够精练。此外，我把1996年发表于《天涯》杂志的文章《“死火”重温》作为本书的导论，因为这篇文章简要地概述了我对鲁迅的理解，其中有些内容是这本书中没有的。我还把发表于《文学评论》1988年第8期的文章《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 作为附录放在书后，以供读者参考。在我写完这本书之后，这是我仅有的两篇谈论鲁迅和鲁迅研究的文章。

最后，我还是要再次表达对我的导师唐弢先生的感激，他曾经仔细地审读全书，写了多达二十几页的修改意见。他还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这几乎是他生前为别人的著作撰写的最后的序言。这本书在台湾面世的时候，他已经长卧病榻，不再能够阅读。我们躲不过造化的摆弄，但生命中的感情和思考却顽强地抗拒着。也许人的一生都在回答那些从一开始就在困扰着你的问题，那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命运。

1998年10月于北京

• 文摘三

一个真正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人物

《南风窗》2006汪晖专访

南风窗：今年是鲁迅逝世70周年，可否请您谈一谈如何评价鲁迅和他的当代意义？

汪晖：让我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谈起。毛泽东说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最可宝贵的品质。他认定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文化大革命期间，鲁迅的著作和《红楼梦》是两个特殊的领域，不但可以阅读，而且为了配合文化革命的需要，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比如为了《鲁迅全集》的注释，全国各大高校的现代文学领域最主要的老师都卷入了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一度很多工人积极分子也参与了注释工作。在20世纪你找不到任何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文本受到过如此大规模的研究和考订，包括毛泽东、孙中山的著作。鲁迅在他的环境中对于各种人物的批评成为“文革”时期文化政治的重要内容。

也因为如此，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以来，如何评价鲁迅及其思想一直是一个具有政治争议性的问题。比如，鲁迅对于周扬等人解散“左联”十分不满，在著名的“两个口号”之争中站在胡风等人一边。鲁迅逝世之前，正值全世界面临法西斯主义威胁的时代。在这个背景下，共产国际调整了方针，要求各国共产党形成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国防文学”的口号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鲁迅赞成“统一战线”的主张，但强调即使在民族危机和统一战线的背景之下，“左翼”也应坚持自身的领导权，所以支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主张。这些问题涉及三十年代左翼文化和政治的复杂问题。在“文革”中，为了清算所谓“左翼文艺黑线”，鲁迅对周扬等人的批评被当作批判周扬代表的“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根据。这其实与鲁迅本人的思想已经毫无关系。“文革”结束后，要“拨乱反正”，围绕着鲁迅的历史位置和他对许多人和事的批评就产生了许多争议。

因此，鲁迅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位置是双重的：一方面，鲁迅的思想和作品，尤其是有关改造国民性、“立人”思想和对礼教的批判，一再地启迪人们思考中国面临的问题和经历的苦难。王富仁先生在1985年将鲁迅的文学概括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就是适应了这样的一种历史需要。在这个判断背后有一个预设，就是“思想革命”比“政治革命”更为重要和根本。另一方面，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如何解释鲁迅对于许多人的批评也成了一个问题。例如，原先用鲁迅批判周扬或“文艺黑线”，等到“四人帮”倒台，就又有人提出鲁迅的杂文《三月的租界》所批评的“狄克”就是张春桥。所谓“神话鲁迅”的问题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提出的，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对于鲁迅的思想和文学的理解问题。

鲁迅与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何理解鲁迅，总是联系着如何评价他所生活的时代。鲁迅不是政党领袖，他甚至从未参加过任何党派，为什么毛泽东把鲁迅看成是一个“革命家”？若从现象上说，毛泽东的这个说法自然不大站得住脚。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文学中有一种深刻的颠覆性和激进性，他一再地讽刺过中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批评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北伐时代的革命气氛，但这个讽刺和批判却包含了一种“真正的革命”、“永远的革命”的精神内蕴。八十年代以降有一个倾向，就是谈鲁迅的黑暗面、矛盾、彷徨和感情世界等等，这自然是很必要的，但从我的理解看，鲁迅的黑暗面、矛盾、彷徨是和他的激进性非常紧密地关联在一起的。

南风窗：这大概也是鲁迅在当代总是处于争议之中的原因吧。过去二十年对于鲁迅有很多的批评。像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讲的，这些批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就事论事的批评，比如说他骂了什么人骂错了，说了什么话说错了，另外一类批评却是将鲁迅同“中国走向”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思路下面，才引申出了“究竟是读鲁迅，还是读胡适”这些说法。

你如何理解前一类对鲁迅的批评？

汪晖：从“五四”时代起，鲁迅开创了所谓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他批评过复古派，批评过章士钊、《学衡派》，批评过现代评论派、古史辨派，批评过梁实秋、胡适，批评过中医、京剧和梅兰芳，批评过那个时代的“自由人”、“第三种人”、“民族主义文学”，也批评过左翼的许多人物。

关于鲁迅的偏执、刻薄、多疑的争议，在他的身前死后，从未终止。鲁迅不相信中医，这不是偏执吗？鲁迅批评梅兰芳，我们能够说京剧都不好吗？鲁迅奉劝青年最好不读中国书，现在国学大兴，鲁迅的这些话有问题吧？我在这里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一个个地去辨别。但有必要强调这么两点：第一，鲁迅的骂人并非出于私怨，实在是出于“公仇”。从不离开具体的情境讨论问题，这是他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一个突出特点，也因此，他所谈论的具体的人与事往往是社会众生相的一个缩影。比如，以他对梅兰芳的批评为例，他批评的是梅兰芳现象，而不是梅兰芳本人，尤其是那种“女人看见男人扮，男人看见扮女人”的陋习。这是他的所谓“国民性批判”的一个部分。要是我们把他的批评延伸到对整个京剧艺术的否定上去，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第二，鲁迅的文化批评是在“五四”时代的氛围中产生的，也是“五四”的偶像破坏论的一个具体实践。如何看待鲁迅对待传统的态度涉及如何评价“五四”和近代启蒙的问题。

南风窗：无论鲁迅，或者胡适，他们都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大人物，你能谈谈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