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经济解释

在我面对的各种场合里（包括法官和检察官），很多人都认为：女生要负主要责任（超过50%），因为已经有警告标示，又是38岁的成年人。在图2-2里，这个思维隐含着，t₂是关键的时点，因为在这个时点上，美女出现，准备出手。

然而，考虑这个意外的前因后果，t₂不是重要的时点，t₁才是关键所在。原因也很简单：老虎的习性动作，马戏团和载运方了解。只要在装笼的时候，以很低的成本采取防范措施，就可以避免后面的意外。譬如，把老虎装笼之后，放在一个更大的笼子里，即使手长如姚明者，也碰不到内层的笼子，不就没事了吗？或者，在笼子的内层，铺上一层细密但通风的防护网。或者，在笼子外面罩上一个深色防护布套，留下通气口。这些简单的措施，都可以防范不幸事件。

还有，很多人认定：老虎危险是常识，而且又有警告标示。38岁女性去招惹，当然自己要负主要的责任。然而，稍稍琢磨，这种判断是自相矛盾，逻辑上站不住脚。试想：如果她知道老虎危险，难道还会把手伸进去吗？可见得，逆向推论：她并不知道老虎多么危险！也就是，由此可以引发一个法学上有趣的概念，什么是‌“危险‌”？

危险，至少可以分成两类：精确的（precise）危险和模糊的（vague）危险。热水烧开了，100^°C，你知我知，摸了会烫手，这是精确的危险，因为有实实在在的生活经验作基础。然而，一般人看到老虎，是在电视节目或动物园里，时间有限又隔得远，老虎危险，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当然，家里有“母老虎”的人，对于‌“母老虎‌”的凶猛程度，会了解得多一些！（作业：浙江的钱塘潮，隔一段时间总有几人被卷进溺死，而且几乎都是外地人，为什么？）

因此，基于以上这两点主要考虑，马戏团/载运方当然要负主要（甚至是绝大部分）的责任。在逻辑上，和‌“宠物伤人，饲主负主要责任‌”一致——遛狗时，让爱狗戴个嘴套，成本很低，却能避免潜在的意外不幸事件。

八达岭的意外，情节可以简述：在野生动物区，一位女士下车被老虎衔走，母亲情急下车，也被攻击。后，母亲当场死亡，女士也重伤。这件意外的责任归属，也相当清楚：根据“小防范成本”，在野生动物区里，只要游客遵守园方事前的提醒不要下车，自然就不会有意外发生。所以，和台湾的情节刚好相反，是这位女士要负主要的责任。台湾的老虎伤人案，载运方要把危险的老虎好好关在笼子里（fence in）；八达岭的老虎伤人，游客要把危险的老虎挡在车体外（fence out）。做法虽然不同，但是抽象来看，都符合“小防范成本”。

除此之外，在另外一个层次上，还可以进一步琢磨这两件意外所涉及的法理。具体而言，这和“野生动物园”的性质有关，一般动物园里，动物被铁笼栅栏等隔绝，和游客有一段距离。但是，野生动物园让游客（在车内）置身在野生动物之中，园方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要远远超过一般。因此，野生动物园的门票，要高过一般动物园20%以上。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前者的风险高，而是要布置“原汁原味”的野生情境，成本高昂。换句话说，在野生动物区里，野生动物是主流价值，游客们不该有干扰动物的举动。相形之下，在台湾的案例里，一般市民的正常生活是主流价值，载运老虎的货车，是把危险的东西带到一般人的正常生活里，自然要承担主要的责任。

这个观念，在生活里还有许多事例。去过香港（和英国）的游客，或许都注意到：在人行道的路口，地面上都用白色油漆漆了醒目的大字“向右看”（Look Right）。原因很简单：在香港（英国习惯），开车是靠左，因此，要提醒外来游客，过马路时该看来车的方向，是右边而不是左边。在香港（英国），当地人的开车习惯，是主流价值，外地的游客，就像置身野生动物区的游客一样，要尊重当地的主流价值。

美女与野兽案，是真实世界里有血有肉的情景。由降低（小）成本的角度，很容易掌握处理案情的方向。这意味着，降低成本是人们行为主要的驱动力，这个特质也会（也应该）反映在法学的思维里。传统法学教育里，也经常提到“法益”，可是，凭借的多半是论述者个人的经验或直觉。相形之下，经济学的成本效益，都是由真实世界具体现象归纳而出。成本效益的概念，可以解读诸多社会现象，同样的，也可以成为法学工具箱中的一种工具，有助于思索各种法学问题。

一言以蔽之，两岸的老虎伤人等，都是不幸的意外事件。往者已矣，对法律学者而言，则是活生生的教材，值得究其曲直，教育社会大众！

许霆事件

在中国大陆，许霆案广受瞩目，网络讨论以万千计。由经济分析和降低行为成本的角度着眼，其实脉络分明，一清二楚。

许霆案的情节简单，年轻人去提款，提款机吐出钞票而存款数目不变。诱惑之下，许霆前后领去十余万现金，符合‌“金额特别巨大‌”的标准。逃亡不久被逮，初审判决：盗领金融机构巨额资金，据为己有，无期徒刑！判决合理与否，不妨稍稍评估一下：在许霆和金融机构这两者之间，由谁来防范这个不幸事件，成本较低？

许霆，不过是个倒霉的年轻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禁不起诱惑，犯下意志不坚的错误。而且，每个人不妨自问：如果自己面对同样的情境，看到钞票不断吐出，而存款金额不变，有多少人能禁得住诱惑，把钞票原璧归赵，还给金融机构？另一方面，如果金融机构在计算机程序上，多设几道防护措施，自然可以避免这种情境出现。两相对照：一个是要千千万万的许霆，都能不受诱惑；一个是要金融机构调整计算机程序——哪一种比较容易，成本较低？

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一次重判许霆，下一次再有类似的计算机失误出现时，另一个倒霉鬼（可能是你我）又可能受不住诱惑而犯错。这有点像天上掉下陨石，砸到谁，谁就倒霉。相反的，如果这次把主要责任归咎到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必然立刻调整计算机程序，避免再出现类似的失误。不只这家金融机构剑及履及，所有其他的金融机构也会风行草偃，立刻跟进。未来再出现许霆的机会，必然大幅降低。试问：对整个社会而言，哪一种处理比较好？

小结

美女与野兽案和许霆案，都是真实世界里有血有肉的情景。由降低（小）成本的角度，很容易掌握处理案情的方向。这意味着，降低成本是人们行为主要的驱动力，这个特质也会（也应该）反映在法学的思维里。

传统法学教育里，也经常提到‌“法益‌”。可是，凭借的多半是论述者个人的经验或直觉。相形之下，经济学的成本效益，都是由真实世界具体现象归纳而出。成本效益的概念，可以解读诸多社会现象；同样的，也可以成为法学工具箱中的一种工具，有助于思索各种法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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