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千心理·伴侣治疗：理论与实践（原著第三版）

译者序

落笔之时，感慨万千。在《伴侣治疗》翻译工作期间，我们共同经历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及其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本书的译稿也几经修改。如今，这本期待已久的书行将付梓，真是一件幸事。

身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深知，在国内，伴侣治疗并不像个体和家庭咨询（治疗）那样拥有广泛的接受度和实践。但近十年来，在各方有识之士的努力推动下，国内开展了许多伴侣治疗的培训项目。其中包括北京大学临床心理中心在2019年主办的中美夫妻治疗连续培训项目，本书作者保罗·R. 佩鲁索（Paul R. Peluso）便是教学团队的一员。我认为，包括本书的出版在内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伴侣治疗在国内的发展播下的粒粒火种。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万千心理”的特约编辑阎兰老师慧眼识珠，与作者之一保罗·R. 佩鲁索进行了直接的交流，决定将这本书作为伴侣治疗的一本教科书来引进。我非常赞同她的看法。国内关于家庭治疗的著作已有不少，但专门针对伴侣治疗的图书很少，已有的几本也限于某种特定流派或疗法。莱恩·斯佩里（Len Sperry）和保罗·R. 佩鲁索编著的这本书颇具野心，正如书名所示，他们的目标是将伴侣治疗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整合起来。

本书概述了不同理论流派在伴侣治疗中的应用，包括精神分析、认知行为、结构式和策略式方法、阿德勒式和建构主义等。这对我而言是一种挑战，虽然作为心理咨询师受训时，我接触过各种心理治疗流派，但现在我要重新阅读有关理论资料，以便理解不同学派的概念，并尽量选择国内心理咨询领域惯用的术语译法。

随着翻译工作的进行，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了这种整合性。我认为，本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提供了整合的示范：（1）关注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的*新进展；（2）关注社会变迁和文化差异对伴侣关系的影响；（3）既考虑伴侣关系的系统和动力，又关注个体对伴侣关系的特殊影响；（4）关注后现代方法。

本书的另一大特色是理论阐述与实践操作相结合，适时地提供了案例说明，这对读者非常友好。针对情绪聚焦疗法法（Emotion Focused Therapy，EFT）、戈特曼方法（Gottman Method）、接纳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ACT）、辩证行为疗法（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DBT），作者分别结合临床案例进行了详细阐述。此外，针对不同类型的伴侣，以及伴侣历程中出现的不同议题（如衰老、分居、患病等），本书也专门进行了讨论。

我自己是一名精神动力学取向的咨询师，尽管接受过认知行为疗法以及家庭治疗的训练，但我总是被一种倾向——或者说内在需求——所驱使：保持理论上的纯粹性。好像只有这样我才是专业的，不然就会产生冲突，比如，是探索性的，还是支持性的；是精神分析性疗法，还是认知行为疗法；等等。不过，本书的整合性还是打动了我。我有幸*近四年都在接受O. 科恩伯格（Otto Kernberg）的督导。我提交的案例既有个体咨询，也有伴侣咨询，其中一个伴侣案例连续接受了他的十三次督导。在与他的工作中，我也深刻体会到本书作者想要传达出的整合性。

作为前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科恩伯格具有深厚的精神分析造诣，他也和*严重的人格障碍患者工作。然而，有时我会感到疑惑：他这是在做动力学督导吗？这么强的指导性，这是认知行为疗法吧！随着督导的深入，这种疑惑才逐渐解开。我认识到科恩伯格在临床工作中也采用了一种整合性的视角，例如，咨询侧重探索性还是支持性，需要视来访者的功能状况而定，如果来访者的功能严重受损，那么增强支持性是必要的；临床工作中，即便是个体咨询，也可以结合与来访者的伴侣或父母的工作。

科恩伯格曾经针对我的一个伴侣案例说，这个案例不适合移情焦点治疗（Transference Focused Psychotherapy，TFP；一种精神分析性疗法），由于关系中的破坏性行为，他们尚不具备进行探索性工作的条件。他说，我愿意在认知行为层面提供督导，你需要运用常识（common sense）来工作。我想在此分享他关于伴侣关系的一些观点，为伴侣治疗这座大厦添砖加瓦。

良好伴侣关系的维度包含以下几点：第1，一起享受性爱；第二，享受在一起的日常生活；第三，有相同的价值观和伦理观；第四，有相同的或互补的理想；第五，共同拥有孩子的愿望。在伴侣治疗中，治疗师需要去了解伴侣双方在这些方面的满意度，他们可能在某一个领域有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成为好伴侣。伴侣之间应该有足够的吸引力，这样，即使他们在某一方面发生冲突，也不会威胁到整体的伴侣关系。

再回到这本书的翻译。我要对我的合作者张晓黎老师表示感谢，我们互校译稿，她提供了许多修改意见。她本身是律师，我相信她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有另外的独特体验。我还要感谢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万千心理”的阎兰老师和孙蔚雯老师，她们独具慧眼地选择了本书，并为我提供了许多指导。*后，我必须感谢我的家人，翻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是家人的支持。

段锦矿

2023年11月于广州

《万千心理.伴侣治疗：理论与实践（原著第三版）》是伴侣治疗的基础性入门用书。前半部分介绍了精神分析、认知行为、系统式、阿德勒式和建构主义、整合疗法和第三浪潮等理论流派，后半部分综合阐明了治疗中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

《万千心理.伴侣治疗：理论与实践（原著第三版）》融合了来自神经科学、新伴侣理论以及研究和循证干预的方法，将理论、研究和实践紧密结合，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整合性的示范。

作者简介

莱恩·斯佩里（Len Sperry）

医学和哲学博士；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教授，美国婚姻家庭治疗协会临床研究员，《美国家庭治疗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主编；著有《爱情中亲密关系的修复》（Recovery of Intimacy in Love Relationships）等多部作品。

保罗·R. 佩鲁索（Paul R. Peluso）

哲学博士；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教授、系主任，国际婚姻家庭咨询协会前任主席；著有《应对不忠的家庭系统式方法》（A Family Systems Guide of Infidelity）等书，合著／主编多部其他作品。

译者简介

段锦矿

心理动力取向咨询师，翻译工作者，心理学科普作者；擅长伴侣咨询，2019年起持续接受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前任主席奥托·科恩伯格（Otto Kernberg）督导；翻译作品4部；在《百科知识》《婚姻与家庭》等杂志上发表文章10余篇。

张晓黎

清华大学硕士，英语专业八级，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2013年以来持续接受精神分析各流派（包括客体关系学派、自体心理学、主体间性心理治疗等）的系统培训；个案咨询时长400小时以上，个人体验时长200小时以上。

导言　伴侣治疗的当代实践

第1章　影响伴侣关系的心理因素和背景因素

第1部分　学科知识和伴侣关系

第二章　伴侣关系中的生物学和神经科学

第三章　功能正常和功能不良的伴侣关系

第二部分　伴侣治疗理论

第四章　伴侣治疗的精神分析方法

第五章　伴侣治疗的认知行为方法

第六章　结构式和策略式伴侣治疗方法

第七章　阿德勒式和建构主义伴侣治疗方法

第八章　伴侣治疗的整合疗法和第三浪潮

第三部分　伴侣治疗实践

第九章　伴侣治疗中的评估和个案概念化

第十章　伴侣治疗中的干预

第十一章　伴侣治疗的专业和伦理实践

第十二章　物质滥用和伴侣暴力

第十三章　性功能障碍和不忠

第十四章　衰老、分居、离婚和再婚

结语　伴侣治疗的未来实践

第十五章　迎接21世纪的伴侣治疗实践

《万千心理.伴侣治疗：理论与实践（原著第三版）》是伴侣治疗的基础性入门用书。前半部分介绍了精神分析、认知行为、系统式、阿德勒式和建构主义、整合疗法和第三浪潮等理论流派，后半部分综合阐明了治疗中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

《万千心理.伴侣治疗：理论与实践（原著第三版）》融合了来自神经科学、新伴侣理论以及研究和循证干预的方法，将理论、研究和实践紧密结合，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整合性的示范。

作者简介

莱恩·斯佩里（Len Sperry）

医学和哲学博士；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教授，美国婚姻家庭治疗协会临床研究员，《美国家庭治疗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主编；著有《爱情中亲密关系的修复》（Recovery of Intimacy in Love Relationships）等多部作品。

保罗·R. 佩鲁索（Paul R. Peluso）

哲学博士；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教授、系主任，国际婚姻家庭咨询协会前任主席；著有《应对不忠的家庭系统式方法》（A Family Systems Guide of Infidelity）等书，合著／主编多部其他作品。

译者简介

段锦矿

心理动力取向咨询师，翻译工作者，心理学科普作者；擅长伴侣咨询，2019年起持续接受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前任主席奥托·科恩伯格（Otto Kernberg）督导；翻译作品4部；在《百科知识》《婚姻与家庭》等杂志上发表文章10余篇。

张晓黎

清华大学硕士，英语专业八级，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2013年以来持续接受精神分析各流派（包括客体关系学派、自体心理学、主体间性心理治疗等）的系统培训；个案咨询时长400小时以上，个人体验时长200小时以上。

第九章

伴侣治疗中的评估和个案概念化

学习目标

　在本章中，读者将学习以下内容。

1.伴侣治疗的适应证/禁忌证。

2.伴侣评估的全面整合方法。

3.伴侣个案概念化的组成部分。

4.有效的评估工具。

治疗师考虑和开展伴侣评估工作的方法，都基于他们关于伴侣关系如何正常发挥功能或功能失调的“模型”（Gurman，2015；Sperry，2012）。本书的第四章—第九章概述了*常用和流行的理论模型。这些模型可以作为有用的指南，帮助治疗师理解评估过程中引发和观察到的复杂（有时令人困惑）的信息、行为和沟通的混合物。然而，这些模型往往是简化的或限制性的，因为治疗师往往会忽略一些信息，主要关注“符合”他们的个案概念化和治疗计划的材料。

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许多伴侣治疗师发展出了自己的伴侣功能和功能失调的个人理论或模型，因此，治疗师进行评估访谈的方式因人而异也不足为奇。通常情况下，伴侣治疗师采用的模型要么不够全面和整合，要么只能评估某些相关领域的关系功能或个体功能。很可惜，市面上太多的临床伴侣治疗书籍反映了这种不全面的观点（Taibbi，2017）。

本章的目的是提出一种全面和整合的伴侣评估方法。这一方法基于生物—心理—社会视角，能帮助治疗师评估各种类型的伴侣，尤其是非传统型的伴侣。首先，概述了关于伴侣评估、伴侣治疗的适应证和禁忌证的观点。然后，描述了一种伴侣评估的整合方法。紧接着，讨论了伴侣治疗中个案概念化的组成部分。通过一个扩展的案例对这些要素进行了说明。此处补充了一个扩展个案来示范这些考虑因素。*后，本章的附录中描述了伴侣评估的常用工具。

伴侣评估的观点

大多数受训者（包括部分治疗师）的一个普遍看法是，伴侣评估是一项正式的口头评估，由治疗师在首次访谈中与伴侣面对面进行。这种看法的一个推论是，完成评估的同一位治疗师将接着进行治疗干预。根据我们的经验，关于评估的这一看法过于狭隘。我们认为评估阶段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始于伴侣与治疗师或诊所的第1次接触，通常是通过电话，延续到整个治疗过程，并包括治疗正式终止后的随访。正如我们将在后面指出的，首次会谈前的*初的电话联系提供了有价值的评估信息。同样重要的还有非言语行为、伴侣双方在第1次治疗前后填写的表格和清单上的信息，以及其他专业人士提供的医学和心理报告。

在正式的治疗干预开始之前，治疗师必须做出至少三个决定。首先是关于伴侣评估和治疗的相关适应证。目前的症状来源于伴侣的个人动力，还是伴侣动力（即关系互动）？尽管伴侣的困难或症状与伴侣系统密切相关，但在某些情况下，其他因素可能更重要。躯体疾病和症状，如药物副作用、甲状腺功能减退等医学疾病，以及一些神经和精神疾病，都可能极大地影响伴侣功能（Sperry，2013）。通常而言，当这些身体疾病得到恰当的治疗时，伴侣关系可能在不需要正式治疗干预的情况下就会改善。但是，如果医学疾病给那些易感的伴侣带来了巨大压力，伴侣治疗也可能是必需的。除了少数例外，伴侣治疗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治疗的适应证和禁忌证。有些治疗师认为，当伴侣一方寻求帮助时，必须要进行伴侣治疗。除了有些草率之外，这种态度对伴侣关系或某一方也是有害的。这已经成为并可能继续成为对这类治疗师提起医疗事故诉讼的依据。

第二个决定是基于伴侣评估的结果。对于特定的一对伴侣，哪种伴侣治疗模型（合作型、伴侣团体、家庭治疗或个体治疗，或与伴侣治疗相结合）是他们的*佳治疗选择？这些方式将在下一章讨论。

一旦选定了伴侣治疗，治疗师的第三个决定将包括类型、持续时间、治疗重点和对特定伴侣使用的具体治疗策略。这种将治疗与伴侣的需求、风格、优势和先前的状况相匹配的努力，被称为差异化治疗（Frances，Clarkin，& Perry，1984）。这些差异化治疗考量将在下一章讨论。

伴侣治疗的适应证和禁忌证

治疗师必须回答的第1个问题是来访者是否适合伴侣治疗。通常，有强烈的迹象表明，伴侣治疗是首选的治疗方法，或者恰恰相反。Chagoya和Cameron（1998）列举了伴侣治疗的六个临床适应证和九个禁忌证。这些适应证是：

1.来访者的主诉是与伴侣在关系中有互动困难（如与伴侣沟通、承诺或投入问题、性生活等）。

2.伴侣关系正面临发展危机，需要进行重大调整（如脱离原生家庭、生儿育女、生病、子女离家等）。

3.伴侣间失去了*初的情感纽带或目的（如出轨或婚外情的曝光、事业调整或重置、发展外部兴趣等）。

4.伴侣一方患有精神疾病或医学疾病。

5.伴侣一方选择了其他生活方式或性取向。

6.关于是否要孩子（包括医学条件不允许他们生孩子）存在冲突。

虽然这些代表了伴侣治疗优于个体治疗的情况，但也有几种情况不适合伴侣治疗。根据Chagoya和Cameron（1998）的说法：

1.当伴侣治疗导致伴侣功能退化时（伴侣一方指责另一方，治疗材料导致治疗之外的冲突升级）；

2.当治疗的主要动机是某一方企图利用治疗师的建议，以获得法律或经济方面的优势时；

3.当伴侣具有僵化的、文化限定的模式或角色，且无法改变时（激进的治疗干预可能会使一方或双方产生反感）；

4.当伴侣一方因患有精神疾病而无法完全参与治疗，且不会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时；

5.激起治疗师强烈的负性反移情感受的伴侣（让治疗师陷入三角关系和秘密中，或削弱治疗师的作用）；

6.当伴侣们对治疗师抱有持续的负性移情感受，且无法化解时；

7.当某一方无法（或不愿）承认和反思自己在冲突中的角色时；

8.当存在家庭暴力的威胁，而法律惩罚没有起到威慑作用时（即当受害者不提出指控时）。由于治疗材料要么被严格审查或删改，要么被用来对付受害者，因此伴侣治疗是禁用的；

9.伴侣之间完全没有信任或积极的感觉，任何破冰的努力都宣告失败。

伴侣评估的整合方法

对于整合评估的价值存疑的临床医生，*好认真考虑一下伴侣和家庭治疗中治疗失败的统计数据。Coleman（1985）在《家庭治疗的失败》（Failures in Family Therapy）一书中指出，83%的失败治疗主要是由于初始评估不充分。这些数据证实了我们自己的临床和督导经验。因此，我们提出一种全面而整合的评估。目前已有多种伴侣评估模型，其中一些模型主要关注伴侣关系的某些方面，而另一些则更加宽泛和综合。然而，我们注意到的一个缺点是它们都没有涵盖生物学领域。由于该领域越来越多地应用生物学的智慧，我们认为将生物学吸纳进来已经势在必行。

我们希望提出一个模型，能够结合前面描述的许多方面和一些额外的领域。此模型将Sperry（1989）的工作整合到一个全面的生物-心理-社会的关系评估中，从而为伴侣评估提供了一种全面和整合的方法。简而言之，此模型是：

整合的伴侣评估=情境 伴侣 系统 治疗适宜性

情境（situation）指的是症状、压力源、环境以及人口统计数据等，它们构成了伴侣双方当前的困难、主诉和问题的背景。

伴侣指的是个体的系统维度，包括伴侣双方的生理和心理健康、认知和构成风格。

系统指的是关系子系统，即伴侣之间的关系。

治疗适宜性指的是伴侣是否适合接受伴侣治疗。

一直以来，伴侣和家庭治疗的系统方法倾向于关注婚姻/伴侣子系统，而忽视个体子系统（Gurman，2015）。由于这是一种还原论的观点，所以我们建议采用一种更全面和整合的视角。Sperry及其同事（2003）提出了一种涵盖六个内容领域的整合评估格式：来访问题和背景、精神状态评估、发展史和动力、社会史和文化动力、健康史和行为，以及来访者资源。表9.1对这个格式进行了修改，删除了一个方面并增加了两个领域：关系动力和治疗的适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