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增订本）

　新版前记
　　此书2006年中草草写毕以后，颇有精疲力尽之感。桌上放着印出来的书，几乎没有勇气再翻看。这些粗浅的文字，竟也印成了书吗？
　　好意的同事和朋友，提议再继续往下写，但那时意兴阑珊，一点写下去的念头也没有。
　　直至去年底，因了友人的约稿，才又慢慢重新燃起热情，勉力陆续写了几篇，《聂绀弩的“独立王国”》、《无限夕阳楼主人陈迩冬》、《初冬怀王仰晨先生》等。另细读若干新旧材料，对原来的内容文字，做了程度不同的增补、删削和润色，以尽可能弥补所感到的某些缺憾。
　　这次增订，本打算原书名不变，但排版的时候，不知怎么就想到了明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六十周年，而且朝内大街166号，这座灰砖老建筑，也将要被拆除，废弃，荡然无存，不再有任何踪迹。在原址，或许不久就又会矗立起新的大厦来。然而，不管是否还是166号，那都已不是我们的前辈以及我们，曾经工作于斯、歌哭于斯的，这座亲切而又熟稔的灰楼了。
　　166号，这座即将不复存在的灰色的老楼，只能在我们的记忆里，恒久地留存下去。
　　因了这个缘由，遂与责编周君及两位同事商议，决定将新版书名改为：《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
　　月初的一天，曾到清华园去，路过近春园，顺便到那湾池塘去转了一过。时候是黄昏，落日的余晖笼罩着，渐起的暮霭，弥漫浮荡开来，满塘高低错落的荷叶，虽依旧密实而东倒西歪地立着，然而大半已经变黄，甚至枯萎了。
　　一些浅淡下去的绿叶子，点染其间，显得格外稀罕。干死的莲蓬，虽寥寥无多，但极触目。
　　忽忆起朱自清先生笔下的夏夜荷塘，那是何其柔媚旖旎呢；再看眼前的秋日景致，枯索、萧瑟的气息，分明地透示、散发出来。
　　从春至夏，再到秋冬，四时不同，万物皆有荣枯生死，一切都将老去、逝去，没有例外。
　　走着，看着，想着，鲁迅1932年写的一首诗《偶成》，随即浮上了心头：
　　文章如土欲何之，
　　翘首东云惹梦思。
　　所恨芳林寥落甚，
　　春兰秋菊不同时。
　　2010年10月28日王培元记于灯市口
　　再版附记
　　此次再版，主要增加了两篇文字，一篇是记述1957年作协党组扩大会对冯雪峰进行批判的过程的《他走进“无物之阵”》，另一篇为《杰出的翻译家汝龙》。此外，还对《冯雪峰：一只独栖的受伤的豹子》、《韦君宜：折翅的歌唱》、《蒋路：编辑行的圣徒》等篇内容做了少量的增补。
　　出上一版时，就听说这座楼已被鉴定为“危楼”，即将面临拆除。但几年过去了，邻居人民社早已搬走，我们还在这里“留守”着、坚持着。
　　“园有桃，其实之殽。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所幸这个增订版编好、付印时，年华已经老去的166号尚在。
　　2014年8月12日王培元记于史家胡同
　　序
　　林贤治
　　当“知识分子”的名词输入中国之际，正值这块古老的东方大陆艰难转型。由传统士人蜕变而成的现代知识分子，历史负担无疑是沉重的，然而，他们却以旷古未有的英雄主义行动，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辛亥革命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性成就，无论以多少富含黄金的字眼去形容它，评价它，都不会过分。即便如此，支配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势力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依然强劲。即以“五四”以后的头十年为例，从无政府主义到“好政府主义”，从“到民间去”到“踱进研究室”，从“为人生的艺术”到“为艺术而艺术”，都是明显的转向和倒退。一代启蒙工作陷于停顿。大的方面原因有两个：一是知识者的先天性脆弱，一是社会运动渐成压倒性优势。总之，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不是分头并进，而是由后者瓦解和吞并前者，使之丧失曾经一度在斗争中获得的独立身份。及至后来，整个知识群体几乎沦为“社会公敌”而遭到唾弃，如文化大革命，其受迫害的程度是惊人的。
　　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其实是一部中国现代化史，是一段相当漫长的“苦难的历程”。
　　书写知识分子的历史是意义重大的。然而，这种近于集体自传式的书写，惟有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才成为可能；在此之前，实在是只可为政治家或工农兵立传的。遗憾的是，有了史传之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未能如实反映知识分子的面貌。对于历史，我们不是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而是以意为之，功利主义得很。在否定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之余，走向另一个，极力掩盖知识分子自身的人格和思想方面的缺陷，掩盖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故意夸大个别政治文化派别或学术小圈子的成就，如二三十年代的“英美派”（“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制造知识分子神话。如此种种，有一个带根本性的原因，就是知识分子自我批判意识的缺失。
　　王培元先生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知识分子问题。十多年前，他即已撰写了一部延安鲁艺的专著；本书的出版，可以看作是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事业与命运的一种延续。不同的是，前者侧重事件，后者聚焦人物；但无论择取何种结构方式，作者都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事实材料出发，尽可能让尘封的档案及鲜活的记忆直接说话。
　　本书是王先生为他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老一代知识分子撰写的列传。这是一家身份特殊的出版社，素有“皇家出版社”之称，从中央到地方的金字塔式的建构来看，它居于塔尖的位置，是出版界精英人物集中的地方。他们的沉浮进退，在中国知识界中是具有代表性的。
　　列传，是创自《史记》的一种传统的历史书写形式。在史书中设置列传，它的好处是将历史文学化、人性化，通过人际关系的展开和人物形象的刻画，赋予历史以政治、军事以外的丰富生动的生活内容。王先生的书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严谨的史学著作，而是一部融合了史学与文学因素的边缘性作品。全书由多篇独立的小传连缀而成，它的历史性，主要表现在不同的个人命运背后的共同的时代框架上面。整个框架大象无形，然而坚硬实在，不可变易。书中的人物几乎无一可以免除批斗、囚禁、劳役，深受精神和皮肉之苦，简直带有宿命的性质。孟超和巴人的结局，可谓惨绝人寰。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足以构成一个社会单元，富于独立的文化价值；但当作者把这众多的人生画面有机地铺陈开来，从而展现历史的同一性时，显然更具震撼的力量。这是悲剧的力量，也是理性的力量。在这里，作者的批判意图是明确的：像“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以及形成一系列运动的社会机制应当永远革除，因为，它首先是反人性的。
　　这样，人类的价值与尊严便进入了全书的核心。正如我们在书中看到的，在政治压力面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奋起反抗，而是忍耐、等待、挣扎，退回到自己的内心，唯以沉默的超重的工作体现自身的价值。作者没有就“知识分子意识”，即在公共性和道义感方面向主人公们进一步提出质询，也许他有感于苦难的过分深重，而视此为一种苛责，所以表现相当宽容。不同于那些知识分子神话制造者的是，作者不是先验地去完成一个政治构图，而是透过特定的生存空间接近他笔下的人物，在价值取向上，对某些传统道德和人格规范表示认同。他固然赞美冯雪峰、牛汉的刚直不阿，欣赏聂绀弩的狂狷，楼适夷的率真，严文井的超然，感动于韦君宜的勇毅，蒋路的谦和，林辰的笃实，而对一度千夫所指的舒芜，也在大关节处有所开解，不乏奖誉之辞。
　　大量的口述材料的使用，使全书具有为一般的考据史学著作或文学杂记所没有的文献价值。而这些材料，又是为作者所严加选择的。其中，如与冯雪峰的关系的变异，冯雪峰为《鲁迅全集》作注，以及后来的焚稿；牛汉与艾青在批判会上的问答；秦兆阳夜访刘白羽；严文井对赵树理和周扬的评价；绿原学习德语的始因；楼适夷的忏悔；聂绀弩寄巴人诗及其不同版本等等，这些史料都是非常珍贵的。要在有限的篇幅中写尽一个人的一生，这是困难的事。作者的写作策略是：一来引入日常生活的材料，凸显人物个性，二是发掘人物的文化价值的特异性；除此以外，都属多余枝节而被删夷。所以，即使全书写了十余位同样职业的知识者，也不至流于面目模糊，彼此雷同。在书中，虽然作者使用了一定的文学手段，但是他并不特别看重为传记作家所倚赖的情节，却是较为注重细节性材料，由此显出描写的本领。书中的文学性，实际上更多地表现为富于文采的叙述语言。不同于历史的分析性话语，作者是热情的，激愤的，悲悯的，言语间有一种情感的浸润；当人物的命运出现戏剧性转折时，书中往往出现大段奔突而来的抒情性独白，诚挚感人。
　　知识分子的历史，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逼近真实，需要有不同形式、不同风格色彩的书写。《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仅系其中的一种。王先生于半个月前将书稿寄我并嘱作序，使我得以重睹一群老知识分子的人生沧桑。余生也未晚，当“文革”时，受过批斗，坐过囚室，且累及家人，然而不要说为天下苍生忧，其时竟连为自己抗争的勇气也没有。这种懦怯一直延至今日，自觉是没有为本书作序的资格的。以上文字，读后感而已，倘若可以印出来，那么，就当是大时代里的一个小人物所作的一份精神见证吧。
　　2006年11月15日于广州
　　后记
　　屋外冷雾弥漫，满天阴霾。
　　独坐在北窗下，面对着案头刚看完的一摞校样，心中涌起了一阵感动，还有一丝莫名的惆怅……
　　近几年来，在私下闲聊或者是开会的时候，有时会情不自禁地谈起冯雪峰、聂绀弩等诸位人文社前辈的旧事逸闻来。有的年轻同事听了，建议我写一写他们。
　　2004年春季的一天，《中华读书报》总编辑庄建女士大驾枉顾，她希望我谈谈，作为一个编辑，是如何理解人文社历史上形成的宝贵传统的。
　　我对她说：“笼统地谈人文社的传统，我一时真是说不出什么；我只能从一位位具体的前辈身上，来感受人文社的传统。”因为在我看来，他们的行止，他们的文字遗产，他们的个性和人格，是人文社历史传统中生命力的元素、有魅力的部分。
　　庄女士就问我写过他们没有。我说：以前只写过一篇研究冯雪峰的学术论文，还有两篇关于聂绀弩和牛汉的随笔之类的东西。她嘱我找出来给她看看。
　　去年2、3月份，《出版广角》编辑朱璐君远道来访，约我以系列专栏文章的形式，专门写一写我所了解的人文社的前辈们。
　　我能写好那一代知识分子吗？
　　心里真是没有什么把握。但面对朱君的盛情，只好说：“我试试看吧。”她回到南宁不久，就打电话来说：“选题定下来了。”
　　于是，虽自知这是不自量力，也只有勉力为之了。我一边看书，一边搜集材料，一个月一篇地写了起来。
　　有一次，在电话里和林贤治先生提及此事，他以为做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他还说：“你写的不止是你们人文社的前辈，这些人都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你是在为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画像。”
　　给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画像，他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也给我以有益的启示。
　　是的，我所写的这些前辈中，既有杰出的诗人、小说家、杂文家、剧作家，又有著名的理论家、翻译家，他们的经历、遭际、命运，在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中，无疑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为他们画像，摸索他们的魂灵，恐怕会有某种价值吧。今天，我们似乎仍然生活在他们的长长的身影里。仿佛记得有人这样说过：“他们的命运，就是我们的警钟。”
　　前辈们已经走入历史、化为历史，前尘如烟似幻，往事似影如梦，我们只能远远地遥望其模糊、斑驳的背影。我只是尽自己的努力，去勾勒我所看到的前辈的面影，抒写我眼里所见的前辈的人生，感受和接近前辈的灵魂。自然，看人、看作品是因人而异的，倘若在不同的人和眼光看来，也许会是另一番景象吧。
　　整个写作过程，情感总是处于激动之中，时而深长地感慨，时而悲伤地叹息。写到后来，疲累之感不时袭来，似乎激情已经耗尽，越写越不满意。
　　“也许该停下来了吧，”我想。人文社值得写、应该写的前辈还有很多，限于自己的接触、了解、眼光、学识和笔力，这一次也只能写这十三位了。这是很遗憾的。如果可能，我当努力，有机会再继续描写其他前辈，并对此书做必要的修订。
　　在写作和成书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师友、同事的鼓励、帮助和鞭策。牛汉、舒芜、绿原三位先生热情欢迎我登门造访，并提供照片、书刊等珍贵史料；楼适夷先生的夫人黄炜、严文井先生的夫人康志强、蒋路先生的夫人凌芝、孟超先生的女儿陆沅、韦君宜的女儿杨团、秦兆阳的女儿秦晴等人，也都向我提供了她们保存的照片、资料，或珍藏的遗物；巴人之子王克平从上海寄来照片；绿原先生的女公子刘若琴热心地帮我扫描、发送图片；冯雪峰先生的公子冯夏熊，以及其他前辈的后人，也都慨允我使用相关照片。我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激之情。
　　《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这组文字，《出版广角》从去年第6期开始，到今年第7期为止，一共刊发了十四篇。《上海文学》、《传记文学》刊载了扩充后的部分篇章，《美文》也计划发表其余的一些篇什。在此过程中，社里同事有的建议我把文章合为一体，结集出书；有的提出了很中肯的修改意见；还有的向我讲述他们了解、掌握的有关重要线索和情况。杨柳君曾对我刚完成的几篇初稿，亲自动手，进行过认真细致的加工润色。周绚隆兄力促拙稿出版，并担任责任编辑，在审读中改正了一些讹误。在写作过程中，人文社领导也给予了关照和支持。在这里，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我还要向林贤治先生致谢，感谢他为此书写了很好的序言。
　　现在，竟不揣谫陋，把这些幼稚的文字集中起来，再辅之以各种图片，即将印出一本“图书”来了，诚望得到读者朋友们的批评和指教。
　　2006年11月20日王培元记于北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