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政治论稿

本书是作者主要的清史研究成果结集。大体分为“满洲崛起”“康乾盛世的成就与隐患”“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几个方面。既从大处入手梳理脉络，把握大势，亦能从细微处透视大问题，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其中 “清初八旗制度” 一篇，利用满文档案和其他文献，对入关前满族的八旗制度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代表一代学人对清史的思考、总结和评述。

郭成康，1941 年出生，北京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已退休。现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史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清史，尤专清代政治史。自著《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政治卷》、《乾隆正传》等，合著《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清朝文字狱》《康乾盛世历史报告》等。发表《清朝皇帝的中国观》《康乾之际禁南洋案探析——兼论地方利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政治冲突与文化隔阂：杨名时案透视》《刘兴祚论》等论文。

前 言

满 洲 崛 起

清初八旗制度 

一、八旗制度的创立

二、八旗之主——主旗贝勒

三、管旗大臣——固山额真

四、八旗的基层组织——牛录

五、八旗兵制

六、蒙古八旗

七、汉军八旗

“土黑勒威勒”考释 

论文馆儒臣及其对清初政治的影响 

一、文馆汉族官生的政治性格

二、文馆儒臣对清初政治的影响

刘兴祚论

康乾盛世的成就与隐患

明清鼎革之际中国政治的走向 

清初奏折探析 

一、顺治年间官私文献所提及的“奏折”

二、康熙朝的密折

三、康熙朝非机密性的奏折

四、康熙朝奏折制度已具雏形

雍正密谕浅析 

——兼及军机处建立时间

康乾盛世的成就与隐患 

一、为什么把康乾时代的中国称为盛世

二、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是中国在18 世纪国势达到

　　鼎盛的首要原因

三、利弊相因，祸福相倚——盛世光环掩盖下的隐患

四、世界形势剧变：中国与欧洲大国间战略均势即将

　　被打破

康乾之际禁南洋案探析 

——兼论地方利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

乾隆年间侵贪问题研究

《字贯》《一柱楼诗》两案与乾隆查办禁书 

清乾隆朝疯汉文字狱探析

乾隆皇帝生母及诞生地考 

——从近公布的一则清宫档案说起

土尔扈特蒙古回归日期续考 

满汉文化冲突与融合

清朝皇帝的中国观 

清开国时期的国家概念

“统驭天下中国之主”

清朝皇帝对中国疆界的认识和自我约束

“天下一统，华夷一家”

“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也谈满族汉化 

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误事的清官 

——雍正对用人之道的别一种见解

政治冲突与文化隔阂：杨名时案透视 

李卫“阴间”说

所谓“君臣万里谈心”

关于杨名时的泄漏密折

且看朱纲如何审案

两种文本系统的杨名时传记

本书是作者主要的清史研究成果结集。大体分为“满洲崛起”“康乾盛世的成就与隐患”“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几个方面。既从大处入手梳理脉络，把握大势，亦能从细微处透视大问题，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其中 “清初八旗制度” 一篇，利用满文档案和其他文献，对入关前满族的八旗制度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代表一代学人对清史的思考、总结和评述。

郭成康，1941 年出生，北京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已退休。现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史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清史，尤专清代政治史。自著《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政治卷》、《乾隆正传》等，合著《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清朝文字狱》《康乾盛世历史报告》等。发表《清朝皇帝的中国观》《康乾之际禁南洋案探析——兼论地方利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政治冲突与文化隔阂：杨名时案透视》《刘兴祚论》等论文。

前　言

这部论文集收录的十几篇文章按主题分了三组，下面说说各组文章的学术背景、概要和思路。

一

20 世纪80 年代前后，清开国史是清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清人从在东北一隅建国，到定鼎燕京，开创一代新王朝，用了不过三十年时间，被后人看成“奇事”。组主题为“满洲崛起”的文章，就是试图从满洲角度解释这件“奇事”的合理性，关注点可能更多地放在文化上。

满洲崛起之际，面临强邻逼处、战无虚日的严峻形势。《清初八旗制度》着力探讨清开国帝王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如何汲取并充分发扬满族整体意识、严明法纪、尚武精神以及权利义务相统一，特别是崇实务实的文化传统，以八旗制度凝聚和统辖国人，同化归附的蒙古和汉人，从以分散的族党村寨组织部众，到体察围猎规则编组牛录，到初编四十牛录，到创建八旗制度，再到组建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一路反复探索，备尝艰辛，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遂臻于完备。同时，满洲统治者始终把军队建设置于国事首位，伴随着对外征服战争全方位的展开，八旗兵被锻造成当时中国乃至东亚一支如日后康熙皇帝所谓“战必胜，攻必克，所向无敌”的军队。17 世纪中叶清朝皇帝皇太极去世时，入主中原、统一中国可谓万事俱备，只待良机。

《“土黑勒威勒”考释》考察了已被岁月尘封的清初一种独特的科罚制度。法司在定罪量刑时，把贵族和官员“过误犯事”，如失职、怠惰、元旦大宴迟到、斋戒期间食韭、作证反复、赌博淫乱、隐匿丁口、在家中听讼等合并为一类，一律绳之以法，科罚“土黑勒威勒”。科罚时按世爵高低罚银，世爵愈高，科罚愈重。崇德三年（1638）正月刑部共审理18 宗案件，受到刑罚的23 名有世爵者中，13 人被罚“土黑勒威勒”，可见贵族和官员“过误犯事”之类轻微违法是普遍的、大量的，刑部一概以法绳之，且平日特权愈多、得利愈多者科罚愈重，如此既贯彻了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也体现了“罚重于上”的立法精神。《“土黑勒威勒”考释》一文不止于考察这一司法特例，更重要的是由此而揭示一个处于上升时期、充满生气的民族的思维与行为方式。

《论文馆儒臣及其对清初政治的影响》一文论述努尔哈赤汗位继承人对汉族文明的态度。皇太极即位后，锐意革新，仿明制建立六部，至于六部职官设置及其职掌，并没有全盘照搬《大明会典》，而是坚持从满洲国情出发，借鉴明制，即“参汉酌金，用心筹思，就今日规模，立个《金典》出来”。当改革成为满洲继往开来的时代呼唤时，汉族政治文化无疑有借鉴价值，但皇太极以为“汉文史书，殊多饰辞”，令文馆儒臣只翻译“有关政要者”，用备观览；他并不反对读书，但读书必须“明晰是非，通权达变”，不能胶柱鼓瑟，“拘守篇章”；他一再表示不喜“空言文饰，要取虚誉”，尤其耻于“行不逮言”。皇太极与其父努尔哈赤所处形势有所不同，但二人“凡事莫贵于务实”的思想路线完全一致。

总结清开国史，满洲迅速崛起，究竟靠的是什么？答案可能多种多样，清入关后第三代皇帝雍正提要钩玄，给出的回答是：“我朝龙兴，混一区宇，惟恃实行与武略耳。”“实行”“武略”，只有两个词、四个字，且“实行”置于“武略”之上，尤其耐人寻味。雍正所谓“实行”，指的是崇实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继之以躬身践履为认知的归宿。“实行”，实际是从哲学的文化的高度对满洲崛起的优势和根本经验做了精辟概括。

以上几篇文章从满洲角度彰显了清人发祥岁月的辉煌，《刘兴祚论》一文则把关注点切换到另一历史维度，透过这位自称“汉人金官”的传奇人物在民族危难时刻的人生抉择，揭示满洲“神武开基”黑暗的一面。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前十年，居住在辽东开原的年轻士子刘兴祚流落到了边外的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爱其才，待如子”，并给他起了一个满语名字“爱塔”。1621 年金军占据辽东，爱塔积功至副将，地位仅次于施吾里额驸佟养性、抚西额驸李永芳，成为金国汉官中第三号显赫人物，明廷曾悬“除荆州刺史，给银万两”重赏购求这个民族败类的头颅。

随着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迅速激化，爱塔泯灭已久的民族意识开始苏醒。1621 年七月，镇江汉民与明将毛文龙内外呼应，袭取镇江，捕杀金国游击佟养真等多人，努尔哈赤随即派兵屠杀镇江汉民，幸存的一万二千人全部没为奴隶。以镇江屠城为起点，努尔哈赤对汉人的民族压迫越来越残暴，而辽东汉人反金的敌忾情绪也越来越激烈。五年后，努尔哈赤竟下令屠戮辽东仇金的汉民，绅衿首当其冲，酿成一场时称“杀秀才”的惨绝人寰的浩劫。劫后余生的汉民，被全部强制编为庄屯，分隶八旗，给诸贝勒、大臣为奴。残酷的现实震撼着爱塔的良知，当面临善与恶、是与非、顺与逆的抉择的严峻时刻，他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人生价值，并沉着地寻找机会报效明朝。他屡屡暗中通书时为宁蓟道的袁崇焕，表白自己“心在明朝，寝食不忘”，又将金兵两次入关杀掠的机密情报，遣人密送袁崇焕。1628 年冬，兴祚设计诈死逃出严密防范的金国，投往明廷开镇朝鲜皮岛的东江镇。向崇祯帝承诺五年复辽的蓟辽督师袁崇焕，对从敌人营垒中倒戈回归的兴祚寄予厚望。1629 年秋末，兴祚等渡海抵锦州与崇焕议事，而崇焕因金军从喜峰口突入，已先行驰援京师。十二月初，崇祯帝突然逮蓟辽督师袁崇焕下于狱，都下哄传崇焕与金密有成约，千里入援的目的是引敌胁和！五年复辽成了泡影，兴祚决心喋血疆场以成归正初志。1630 年农历正月初二夜，皇太极侦得兴祚行踪，竟放弃唾手可取的永平城，连夜部署精兵猛将擒杀这个满洲的叛逆。兴祚突遇敌骑数千，杀敌无数，中流矢阵亡。皇太极闻兴祚死讯，乃命将其尸当众剖胸裂肠，快泄其愤。

历史是胜利者写成的。明清易代之后的官修史书，找不到刘兴祚的传记。今天，中华民族内部骨肉相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历史应该给刘兴祚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不仅是为他个人，更重要的是，须要完整再现那段令人一唱三叹的历史。

二

第二组文章主题是“康乾盛世的成就与隐患”，重点在检讨清代政治体制。

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一般名之曰“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其皇权至尊地位虽始终如一，而政权中枢职官设置、职掌及权力运作机制，自秦汉以迄清亡，流变纷繁，未可一概而论。其间明太祖朱元璋打出复古旗号，一举废弃通行千年的分寄大权于宰相的汉唐旧制，是为中国君主专制集权政治体制演变的一大关键。但明太祖朱元璋高标的“事皆朝廷总之”，即皇帝独揽朝政，经有明二百余年的政治实践不仅彻底落了空，还闹成了晚明天子懒政、阉宦窃权、阁臣狼狈、言路嚣张、朋党乱政，以致国势陵夷的乱局。直到清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皇帝，历经百年才真正实现了所谓“乾纲独断”。

与皇帝摆脱一切羁绊和制约、皇权扩张到空前强大的背景相同步，清朝的国势也一步步达到了为外域瞩目、乾隆自诩的“全盛”。这不尽是妄自尊大的浮夸，18 世纪末周历半个中国的英国使臣斯当东称中国“国势的隆盛是超越千古的”，当代美国史学家魏斐德也称赞当时清朝是“疆域辽阔、文化灿烂的强大帝国”，“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再没有真正的对手能够向清朝的统治挑战”。如果说在相权对君权形成某种制衡的“圣君贤相”体制下相继出现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乃顺理成章，无需特别论证的话，那么，清帝另辟蹊径，在君主专制的“乾纲独断”体制下竟也缔造出不逊于汉唐盛世的康乾盛世，那就需要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先来考察清代政治体制组织架构的特点。

其一，改革传统军政中枢，创建承旨书谕的军机处，通过军机处处理国家紧急、重大、机密的军政事务，辅之以固有的内阁处理日常的有例可循的庶政，在皇帝控制与督责下，军机处与内阁分工明确，运行协调，朝政后由皇帝裁决。

其二，改造传统题本的僵化程式，创行奏折制度，皇帝及时掌握事关国家安危治乱的重要信息，信息的搜集、处理和反馈以及信息真实性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夸张一点说，已呈现出某种近代性。加以驿站、军台、塘铺网络覆盖全国，驿传制度周备，政令传达迅速通畅，不存在君主鞭长莫及的死角。

其三，通过机密的廷寄谕旨，对各省督抚和边远地区将军等严加操控，朝廷之于地方，犹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运转自如，令行禁止。军队，无论是八旗，还是绿营，都听命于皇帝。同时，从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凡有所兴革，强调贯彻因地制宜原则。

后，改革传统皇位继承制度，创立秘密立储制。其审慎运作，既能防范预立太子难免激化诸皇子之间，甚至太子与父皇之间的矛盾，又可以不拘嫡长子的限制，在所有皇子中遴选秀的皇储，并通过长期培养、教育和暗中考察，由皇帝做出终是否令其承继皇位的决定。清帝先天素质较高，且凛然恪守“勤政”家法，有助于实现乾纲独揽。康雍乾三帝经过长期摸索和绵密思考，终于构建起以个人之力独揽朝政的国家中枢——军机处和内阁，加以廷寄、奏折及驿传联络朝廷与地方，政治体制组织架构的严整、协调、灵活、高效，较之汉唐盛世有过之而无不及。

清代政治体制架构的完备，只是超越前代、国势兴盛的组织前提，深入探讨其权力运行机制，才能揭示出内在奥秘。

权力运行机制集中体现在诸凡政务的处理和军国大计的决策，其整个过程一般要经过皇帝谕示议题，廷臣或地方督抚遵旨议覆，后由皇帝钦断的常规程序；皇帝也完全可以不循常规程序，不经众议，单凭自己意志独断，即所谓“圣衷宸断”。以18 世纪前期禁南洋贸易案决策为例，从严禁到弛禁、从封闭到开放，其间朝廷决策几经反复：康熙五十六年（1717），皇帝事前既没有征询东南沿海督抚的意见，也没有在大学士、九卿中议论过，即仓猝独断，颁布禁南洋贸易令；雍正五年（1727），皇帝将闽浙总督高其倬《复开洋禁折》批交怡亲王允祥与大学士、九卿等议准，开放南洋商贩；乾隆六年（1741），署闽浙总督策楞密折奏请再禁南洋，皇帝批交“议政王大臣速议具奏”，随即又将闽籍御史李清芳反对全面禁南洋一折交“议政王大臣一并议奏”，议政王大臣以此案事关东南沿海各省，奏准交闽广江浙督抚妥议具奏，迨各督抚陆续奏到，乾隆俱批发原议政王大臣等议奏，经裕亲王广禄等会议，奏请延续雍正既定政策，仍准南洋“照旧通商”，乾隆降旨允准，自康熙晚年以来一波三折的禁南洋案至此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乾隆把“乾纲独断”常常挂在嘴上，仿佛一日万机，事事独断。这难免误导人们对清代专制政治体制的认识。其实，所谓“乾纲独断”，既指朝政一般按常规程序众议，由皇帝后裁决，也有如康熙独断禁南洋那样无须众议的“圣衷宸断”。后者在康雍乾时代一百余年间并不经见，而前者则是通行的、连皇帝也不肯轻易违反的普遍规则，这有现存清代军机处、内阁等浩如烟海的档案为证。

就清代朝政议事常规而论，其实质与唐太宗主张并践行的——凡事“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并无不同；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在形式上清代常规议事程序更灵活，更实用，更具有可操作性，更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因为它要应对比汉唐时代更大、更复杂的内外变局，倒不是康雍乾三帝比唐太宗格外高明。

总之，深入研究康雍乾时代清朝政治体制组织架构和内在的运行机制，客观评价其限度发挥国家权力集中、高效的强大优势，对实现国家大一统伟业、强化各民族人民认同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贡献，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君主专制体制下出现了不逊于汉唐盛世的康乾盛世。

然而，即使经清朝馆臣反复斟酌修纂、后由皇帝钦定的权威的王朝编年史——《清实录》，也无法完全遮掩康乾盛世禁锢思想、钳制舆论、销磨人材、败坏吏治种种君主专制政体残暴黑暗的一面，特别是不受任何权力制约的皇帝很难始终如一地保持开明的为政作风，一旦转而好自专断，拒谏饰非，以至群臣缄口或阿谀顺旨，就可能因重大决策错误埋伏下危及国家与民族前途命运的巨大隐患。

康熙五十六年，皇帝独断禁南洋贸易，绝非一时的孤立事件。身历康雍乾三朝，对其间政治气候冷暖有切身体会的方苞论及康熙晚年行事风格时曾说：“时上临御天下已五十年，英明果断，自内阁九卿台谏，皆受成事，未敢特建一言。”熟谙环海形势与地方民情的闽籍广东副都统陈昂对禁南洋虽持异议，当时却不敢直言，临死上遗疏谓其子曰：“未有能悉此利害者，即知之又莫敢为民请命，我今疾作，终此而不言，则终莫上达矣。”廷臣“皆受成事，未敢特建一言”，地方大员“又莫敢为民请命”，人之将死才敢跟皇上讲真话，盖慑伏于康熙皇帝自恃的“英明果断”，这就是当时专制的生动写照。

雍正继位，一改其父独断做派，亲笔朱谕向两广总督孔毓珣坦陈，“朕实不达海洋情形，所以总无主见”，并委托其“博访广询，谨慎斟酌其至当奏闻”。乾隆初政，如临如履，惟恐失误，一日之中朱笔细书，折成方寸，或咨询张廷玉、鄂尔泰，或咨询孙嘉淦、朱轼，“曰某人贤否，某事当否？日或十余次”。雍正，继之以乾隆，纠正康熙晚年独断禁南洋的失误，也绝非一时孤立的事件，其背景是君主专制体制下因皇帝的开明而呈现政治和煦气象。在这种情况下，重大问题决策失误可能性就比较少，偶有失误，常规的议事程序也可以及时启动纠错机制。

不幸的是，乾隆的开明逐渐向专断的方向转化了。继续就开放还是封闭这一关系中国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来检讨，在关键时刻乾隆皆因“独断”而一再失误。乾隆二十二年（1757）限制西方国家来华贸易的广州单口通商的决策，就是在未经廷议，也没有很好协调广东与江浙地方利益关系的情况下，由乾隆采取非常规决策程序“圣衷宸断”的。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使马戛尔尼首次来华，谈判中英贸易，其时中国还具有足以同这个西方强大的国家相抗衡的实力，如何通过外交手段争取到中国的利益，主动权掌握在中国一方，但乾隆压根儿就不打算和这帮不懂“礼仪”的野蛮人打交道，更谈不上考虑应采取何种策略以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他在做出如此重大决策时不仅没有交大学士、九卿、科道及各省督抚议奏，也没有交军机大臣等统治集团核心层商议，而是以天朝大皇帝“敕谕英王”的口吻将英国提出的要求，不合理的与合理的，一股脑儿地全部回绝，随即有礼貌地将英国使臣推出国门了事。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中英贸易谈判，就

这样以简单草率的方式关上了大门。如同康熙一样，乾隆这时也“临御天下已五十年”，他的“英明果断”更远远超乎其祖父。乾隆五十五年（1790），内阁学士尹壮图在往返京师与云南原籍后向皇帝讲了点实话，奏称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库帑亏空，“商民半皆蹙额兴叹”，乾隆大为光火，厉声呵斥其“将所奏直隶等省亏空者何处？商民兴叹究系何人？逐一指实覆奏”！吓得失魂落魄的尹壮图无法也不敢指实，乾隆仍令其随同钦差前往直隶、山西、山东、江苏等省实地盘库，自然是钦差未到，各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