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启文景丛书 白人的工资：种族与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第三版前言

从历史经验来看，起重机操作是一门容易掌握的技术，辅助起重机操作员的挂钩工人又多为非裔美国人。因此，操作起重机似乎就不太可能长期为白种工人专属。然而，跨过时间的长河，世事变迁，受种族障碍的影响，此工种却仍被白种工人独占，向世人证明了雇主阶层、白种工人以及工会组织仍旧秉持着残酷的种族主义思想。因此，在我研读朱迪丝• 斯坦（Judith Stein）的著作《操控钢铁，掌控美国》（Running Steel, Running America）时，书中斯坦对于威利• 菲利普斯（Willie Phillips）的描述激发了我的兴趣。威利• 菲利普斯是伯明翰的一名钢铁工人，时值恐怖分子反对伯明翰民权运动的高潮，一位白人同事教会了他如何操作起重机。在这段叙述中，不少有趣的问题并未给出解答，包括为什么菲利普斯很快便放弃了操作员的工作。我迫不及待地翻看着尾注，试图寻根溯源，同时也想进一步了解菲利普斯不同寻常的经历，却得到了意外的收获。尾注里没有菲利普斯，但我赫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引文中没有指向任何有关他的书面或口述资料来源，我没有进一步找到了解他的途径，却发现了你手中这本书的不足之处。尽管《白人的工资》书中涉及的时代，与威利• 菲利普斯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但斯坦在注释中指出：

菲利普斯事件具体揭示了白人钢铁工人的行为是不能用“白人身份”来解释的。无论他们在种族问题上坚持怎样的意识形态，钢铁工人都可以从其他角度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从各种反响中可以看出，大卫• 罗迪格在其《白人的工资》一书中提出的对白种工人意识形态的研究方法，无法解释此处所揭示的行为，更无法解释美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历史。

《白人的工资》出版十五载，在各种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毁誉参半、褒贬不一。这本书面世不久后，在一家会议酒店的招待会上，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历史学家把我拉到一旁，父亲般语重心长地问我：“你一点都不怕把劳工群体的‘家丑’公之于众吗？”那时我便知道，这本书终会像预期中那样备受争议，但在当时，它却受到了近乎诡异的褒奖和恭维。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我的回答是有道理的，但也反映出了那时我几乎未曾认真思考过《白人的工资》这本书可能遭受的批评。这也说明了那时就连我自己也未能吸取这本书中所要传递的一些经验教训。我向提问者解释了将事实公之于众能净化劳工群体，解释了劳工运动坦然面对自身问题的价值所在—这远比“向当权者说实话”要重要得多，而这种深受质疑的举动恰恰是媒体所热衷的。而且，如果我们不坦然接受历史所带来的影响，就很难发展起新的运动。

但是，尽管我刚刚写了一本书，专为向人们揭示不对白种工人的特殊性提出质疑的代价，以及认为白种工人可以直接代表“劳工”，而不去衡量一味追求白人身份会对工人斗争产生何种毁灭性影响，即便如此，我仍旧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所谓“家丑外扬”（dirty laundry）的问题，是把劳工群体的概念偷换成了白人劳工。因此，这个问题从一开始便假定，对种族排外历史保持沉默可以维护劳工整体的声誉和利益。有色人种工人，一直以来在就业上受限于种族障碍，不得不做着名副其实的“洗脏衣服”的工作，却随着这一问题的提出悄然消失了。

《白人的工资》一再表达了对W. E. B. 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的深切感激，他提出的“白人盲区”概念，恰恰点明了将部分白人的利益伪装成普遍利益的方式。而我也同样因为这个盲区，在本书的副标题中假定，无论白种工人的历史关键与否，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勾勒出“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大致历程。深陷于白人盲区之中，也让我在回应提问者所谓的“家丑外扬”问题时，过于客气、瞻前顾后。

事实证明，《白人的工资》早期并未受到多少尖锐的批评，我对这反常现象的担忧，在适当的时候得到了超出预期的回应。从所附参考文献可以看出，本书在现有评价白人身份批判性研究的大量文献中占有突出地位。事实上，它往往在此类文献中的地位过于凸显。这本书篇幅相对较短，出版时机极为恰当，书名吸人眼球、朗朗上口，又恰是一位白人作家对自己的种族身份提出质疑，如是种种使之大量应用于课堂之上，并广为引用。因此，批评家将其视为研究白人身份的“核心文本”，甚至视其为白人身份研究的开端。流行音乐杂志《旋转》（Spin）将其誉为是新领域的“塞莱斯廷预言”（“Celestine Prophecy”）。亚历山大• 马里奥特（Alexander Marriott）在《资本主义杂志》（Capitalism Magazine）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以偏概全地用这本书论证，用任何马克思主义方法来审视“‘白人身份’或人类历史上一切能想象得到的话题，都是徒劳”。

因此，《白人的工资》这本书常常因评论者的喜好截然不同，而收获了过多的褒奖，也背负了过多的骂名。与之命运相同的，还有诺埃尔•伊格纳季耶夫所著、同样备受关注的《爱尔兰人是如何变成白人的》（How the Irish Became White）一书，威廉•克林顿曾在总统新闻发布会上对这本书多加赞赏。相比之下，近期由亚历山大•萨克斯顿和西奥多•艾伦（Theodore Allen）等历史学家创作的一些有关白人身份的极具影响力的史学著作，在白人身份的批判性研究中似乎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此外，《白人的工资》的地位和带来的威胁不断被夸大，让众多新闻工作者和教授不假思索地认为，将白人身份看作历史、政治和道德问题是种全新的研究视角，是许多白人学者的事业。正如我在作品集《黑人谈白人：黑人作家论何谓白人》（Black on White: Black Writers on What it Means to be White）的导论中所说，此类研究初始于奴隶和美国印第安民间对“白人问题”的认识。此外，以詹姆斯• 鲍德温（James Baldwin）为代表的有色人种作家，如杜波依斯、谢丽尔•哈里斯（Cheryl Harris）、瓦因•德洛里亚（Vine Deloria）、小托尼•莫里森（Jr, Toni Morrison）、埃莫里克•帕雷德斯（Americo Paredes）、莱斯利•马蒙•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和彻丽•莫拉加（Cherrie Moraga）等人，都对白人身份展开过深入的探索研究，提供了颇深的洞察见解。因此，正如近期刊登在《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上的一篇文章所写，探究“我们是如何由已故的劳伦斯•莱文（Lawrence Levine）的经典著作《黑人文化与黑人意识》（Black Culture and Black Consciousness）一步步发展到《白人的工资》的”，这个问题十分恰当，但前提是我们不能假定《黑人文化与黑人意识》（而非《白人的工资》）是基于种族研究来展开的。

当然，有人夸赞《白人的工资》重要，也有人中伤和贬低这本书，甚至波及所有对白人身份的批判性研究，毁誉参半。但糟糕的是，这些批评完全是无稽之谈。他们对于跨学科研究所存在的风险焦躁不安，这些批判的声音仿佛把自己对精神分析学的一无所知当作荣誉勋章，四处炫耀。它在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迹象和彻底否定历史唯物主义之间摇摆不定。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杜波依斯创作《黑人的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时，这些批判之声摧残着他无畏的政治立场，将他的才华说成是在种族与阶级问题上，胡乱地宣扬传统自由主义和左翼的陈词滥调，又或是将他塑造成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例如，埃里克• 方纳（Eric Foner）在一篇偶见犀利的文章中写道：“事实上……杜波依斯认为［白种工人未能与被解放的奴隶团结起来］的主要原因是，白种工人阶级在社会流动性问题上始终坚持‘美国设想’……缺乏阶级意识……却没在种族主义上投入精力。”会出现这种误解，问题不在于他误读了杜波依斯在《黑人的重建》中的核心论题，而在于他忽略了，在这一论题上，正是杜波依斯无法苟同于某些观点，才更彰显了该书的绝妙之处与政治无畏精神。

长久以来，我选择不去系统地回应此类针对《白人的工资》的批评与指责，不过从参考文献列出的几个标题中，读者还是可以大致了解我对于白人身份批判性研究的演变有怎样的看法。为这本书“辩护”，会让它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此时，这本书所属的同类文献，才更是需要人们去认真思索并为之辩护的。在某些情况下，面对那些对《白人的工资》一书的过分谴责，一些人选择了大肆称赞这本书，将其与其他有关白人身份的学术研究（特别是那些在历史学科之外开展的研究）做比较，他们将这本书高高捧在了凌驾于此类研究之上的地位。但这种称赞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虽然相比其他作品，我也难免更加钟情于一些有关白人身份批判性研究的新作，但近，学术界主流的全新探究领域里，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成果令人印象深刻，应当给予其充分的空间，力求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不对《白人的工资》所受到的那些极度尖锐却无趣的批评耿耿于怀，第二个原因是，总的来说，这本书出乎意料地被大家极其友善地接纳了。有时这种接纳并非是妥协，而是用一种严肃认真但喜闻乐见的批评方式，深入权力运作的核心，阐明其他作者与我之间存在关键的政治分歧。一些评论文章在对这本书及其他同类文学著作的报道中，对其进行了极为深刻但中肯的批判。也有一些人十分挑衅地将白人身份的批判性研究放在有关种族问题的跨国辩论中展开讨论。

一些非历史学工作者和国际学者对《白人的工资》一书的接纳程度令人格外欣慰，这让我很难长期用一种防备甚至是咄咄逼人的语气回应其论述。在网上随便一搜，便能看到除了历史学家外，其他一些领域也都曾引述过这本书的内容，如经济学、社会语言学、管理学、民族学研究、体育学研究、婚姻与家庭研究、考古学、公共卫生学、护理学、地理学、人类学、文化研究、文学批评、咨询业、教育界、媒体研究、政治科学、美国研究、心理学、修辞学、城市研究、劳资关系、黑人研究以及电影艺术等诸多领域。

一些人将这本书用于理论指导和比较分析，力图理解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墨西哥、爱尔兰、英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新西兰、南非和巴西等众多国家之间存在的社会差异。近，这本书的日语译本刚刚出版。该书在法学界的影响证明，凯瑟琳•克利弗（Kathleen Cleaver）对这本书的贡献既恰如其分，又令人欣慰。更令我惊讶的是，像坦德卡（Thandeka）和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Elliott）这样的顶*神学家也欣然接纳了这本书，埃利奥特在期刊《神学书评》（Theological Book Review）上发表文章写道：“任何培养牧师之处，都应该将《白人的工资》列为书目。”对我来说，这算得上是迄今为止对这本书令我受宠若惊的夸赞。

后，面对任何关涉《白人的工资》针锋相对的局面，我都不会一争高下的原因在于， 多年前， 我听取了权威历史学家、主张反对帝国的威廉• 阿普尔曼• 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的忠告。威廉斯竭力主张回应批评的好方法就是创作出新的更好的作品，而我已故的朋友，同时也是我的榜样——苏珊•波特•本森也曾向我提过类似的建议，不过言辞更为尖锐一些。某种程度上，威廉斯为我们留了一道选择题——该如何利用自己的时间，是为过去的工作被误解而烦恼不已，还是去构思新的研究项目，并为之奋斗不息。

但威廉斯所言的更深层含义是，新作品为我们提供了绝*的机会来积极践行批评家所教给我们的东西。例如，虽然《白人的工资》有时被誉为是对男性、阶级和种族之间关系的研究，但其中缺乏对女工足够的关注，仅仅是偶尔提及，这一点迅速出现在了批判文学佳作中，其中尤以1998 年达娜• 弗兰克（Dana Frank）所写的论文《工人阶级白人女工与种族问题》（“White Working Class Women and the Race Question”）为出色。在我的文章《美国内战前社会抗争语言中的种族、劳工与性别问题》（“Race, Labor and Gender in the Language of Antebellum Social Protest”）中，我并未试图反击这些极具说服力的批评来为《白人的工资》辩解，相反，我展开了新的研究，力求深入思考批评家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同样，艾琳•莫顿•罗宾逊（Aileen Moreton Robinson）等重要的澳新学者对种族形成的描述也激发了我对阅读和写作的热情。他们认为，白人身份主要是在移民与当地原住民“他者”不断地接触中形成的。这些研究使我渴望重读美国帝国与移民殖民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新历史记载，从他们的角度出发来写美国历史上“追求白人身份”的历程。凯瑟琳•伊根（Catherine Eagan）分析《白人的工资》忽略了爱尔兰移民在漂洋过海来到美洲大陆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种族知识，其分析令人印象深刻，这也成为我在20世纪研究种族问题、探究移民是如何吸收美国式白人身份的核心方法，并得以体现在《向着白人身份努力》（Working Toward Whiteness）这本书中。

鉴于现在《白人的工资》的读者多数是大学生和年轻一代，他们想要了解美国和种族机制，因此我想在结尾处明确地谈一谈一些读者所关切的两个问题，事实上这也是我在与他们交谈时切实遇到的问题。个问题源于我之前的一些言论，即新的学术研究揭示了这本书中部分内容的不完整性，特别是在有关性别、移民和帝国等方面存在缺失。鉴于这一事实，可能会有人认为，新版应将整本书修订，并将研究成果收入其中。除了前文提及的作者之外，郑文浩（Moon-Ho Jung，音译）、达娜•纳尔逊（Dana Nelson）、杰拉尔德•霍恩（Gerald Horne）、彼得•莱恩博（Peter Linebaugh）、马库斯•雷迪克（Marcus Rediker）、谢利•斯特里比（Shelley Streeby）、保罗•福斯（Paul Foos）、冈瑟•佩克（Gunther Peck）和罗伯特•李（Robert Lee）的成果，以及珍妮•博伊兹顿（Jeanne Boydston）、迈克尔•罗金（Michael Rogin）、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和罗纳德•高木（Ron Takaki）等人较早的作品，都是不可或缺的佳作。优秀的研究层出不穷，频率之高令人望而生畏，所以有时我便倾向于修订。

然而，在这些问题上用修修补补的方式并不十分奏效。总是会有更多新的研究成果出现，于是每一次修订都看起来早已过时。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工作重点是将性别和帝国问题完全融入研究的概念构思中，而不仅仅是补编进去。现阶段，我的工作主要是探究该如何在这样一个阐释框架内写作，通过集体的努力来理解跨越国家范畴的种族问题。《白人的工资》及其作为短篇作品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整合、研究和政治参与，反映了不同的侧重点和较偏狭的视角，但其优势与不足仍可以继续对我们有所启迪，特别是与反映其他思路的作品结合在一起阅读的话，更能发人深思。因此，除了修正一些小的印刷错误外，本书正文仍按初版原样呈现于此。

后一个问题，是《白人的工资》这本书在学生群体中的反响。我从不在课堂上布置这本书，但有时的确会听到其他课程中读过这本书的人的意见。如果电子邮件算得上是指导的话，我偶尔会收到学生们的反馈，认为这本书是在“贬低白人”。有个学生一再强调，自打她“不得不读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的作品”后，她感到异常沮丧，我承认自己非常珍惜这一抱怨。然而，无论是把这本书布置给学生的教师，还是许多读过这本书并直接与我联系的学生，他们的反响都表明这本书并未被广泛看作是反白人的作品，即反对那些被归为白人的群体，尽管这本书的确反对将白人身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我想，这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书中愿意将白人身份意识与白人的苦难遭遇联系起来，尽管大卫•霍罗威茨（David Horowitz）等右翼人士竭力想要激起学生对“白人身份研究”的猜忌。虽然这本书不像詹姆斯•鲍德温的佳作《票价》（The Price of the Ticket）或坦德卡的《学做白人》（Learning to Be White）那样大胆且系统，也不似这两本书那样成功，但它确实与这些作品共同为人们提供了一些思考方法，来探究种族身份是怎样导致一些白人将痛苦施加在他人身上，又是如何让他们接受了自身的苦难遭遇。据我所知，一些学生认为，这种痛苦与白人身份的联系，于白人而言，既是一种启示，也是一种解脱。

其他人则是在读《白人的工资》时，才次接触到将种族看作“社会结构”的观点。白人身份绝非人类所固有的，而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特例、一个后起之秀，是一种只能在不同阶层之间逐渐、偶然且不均衡地生根发芽的暴行。但种族主义却从来都不是这样的。如此令人兴奋的见解让读者心中燃起了希望，他们相信仅仅一本书就能告诉我们该如何破解鲍德温所说的白人身份编织出的“谎言”，并克服随之而来的痛苦，且这本书是关于19世纪，而非我们这个时代。于是，当《白人的工资》无法达到他们期望的效果，这本书便显得黯然失色了。此外，达娜•弗兰克在其教学过程中注意到，激进主义的学生有时会认为本书使人感到希望渺茫，书中强调“白人劳动人民一贯只为其自身的种族利益而行动”，这让人很难想象一个成功的工人阶级联盟能免于受到种族问题的破坏。弗兰克意识到现今读者中存在这样的反应，但她选择了予以反驳，与之不同的是，西奥多•艾伦认为这些反对意见无可厚非。他认为，《白人的工资》“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但解决问题的希望却极其渺茫”。

我本人也认为这本书满是“绝望”，在1999年版的后记中，我用了大段篇幅进行自我批评，为书中内容“过于悲观”致歉。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之所以如此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我创作《白人的工资》的过程中，行文的基调几乎和内容一样令我挣扎不已。于是，我再一次以杜波依斯的《黑人的重建》为榜样，它坚持将“悲剧色彩”作为理解重建时期“白人工人”与“黑人工人”联盟失败这一悲壮史诗的关键。在杜波依斯创作这本书时，他坚信20 世纪30 年代的激进主义定能改变世界，但同时他也认为，正是书中的悲剧基调促使他生出了这殷殷期盼。当人们满怀憧憬地梦想着跨越不同种族的工会组织能够解决美国的种族与阶级问题时，杜波依斯在美国非裔左派阵营中显得格外孤独而又悲观。他在其政治著作中明确告诫人们，又在《黑人的重建》中隐晦地提及，白人盲区总能影响到由白人领导的跨种族组织，哪怕这些组织的初衷完全是出于好意。基于这种观点，由有色人种发起的反种族主义倡议、自发组织以及一定程度的警惕依然是十分必要的。

当我们经历了20 世纪30 年代至40 年代兴起的大规模跨种族工会不断衰败后，一种奇怪的鼓动言论再次出现，认为阶级需求能够神奇地将各个种族团结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说，结束白人至上是“阶级”的首要需求，这种希冀本没有什么错。但美国的悲惨历史和当前现状，让人无法寄希望于这种基于阶级意识的反种族主义，相信它能够免受工会组织中激烈的内部斗争的干扰而蓬勃日上，然而事实是，这些工会组织都脆弱不堪、充满戒备，还深受其自身“白人盲区”的困扰。

当然，说这么多，并不是要放弃将坦德卡所谓的“白化工人”（whited worker）组织起来，更不是对动员工人群体的前景持悲观看法。事实上，如今的局面丝毫不令人绝望。移民工人被大规模动员起来，力量惊人，加之非裔美国人对赔偿鼎力支持，动员了数以百万计的穷苦人民和工人群体为民主权利集结在一起。正如《白人的工资》后几页所写的，就在有色人种工人开展运动之时，白种工人也纷纷放弃了将自身利益与种族联系起来。劳工群体已热火朝天地行动起来。在崭新的纪元，劳工群体究竟能走多远，而白种工人又将如何适应这场运动，非裔移民联盟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卫•罗迪格 

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                             

2006年12月

    在美国，民权的核心含义和种族这个词通常传达出对黑人的关切，将其与白人的社会结构进行关联是不寻常的。按照惯例，美国白人不会将自己和种族两个字联系起来，因此，种族主义通常是关于“他者”的问题。诺贝尔奖得主托妮•莫里森意识到了这一现象，她指出由于学术研究都集中在种族主义上，因而忽视了其对白种人的内在影响。而本书就是少数关注这个研究盲点的著作之一。作者罗迪格通过分析种族主义在19世纪白人工人阶层形成中的重要性，从而介绍了一种广受欢迎的质疑白人身份的新兴学术研究。

    劳工史学家罗迪格将大众文化、语言和政治融入他的新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中，他不关注白种人特权中的物质利益，转而考察工人组织自身在建构白种人意涵中的作用，具体阐明了种族优越感是如何塑造劳动者观念的。罗迪格认为19世纪中期低技能的新兴的工业工人力图将自身与黑人区分开来，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某种社会合法性。

    本书从成为白人和社会暗示的视角重新检视种族，从而提醒读者关于种族的社会划分是基于某种社会地位的，但此种社会地位不是中立或客观存在，而是一种动态的社会建构过程。

 在美国，民权的核心含义和种族这个词通常传达出对黑人的关切，将其与白人的社会结构进行关联是不寻常的。按照惯例，美国白人不会将自己和种族两个字联系起来，因此，种族主义通常是关于“他者”的问题。诺贝尔奖得主托妮•莫里森意识到了这一现象，她指出由于学术研究都集中在种族主义上，因而忽视了其对白种人的内在影响。而本书就是少数关注这个研究盲点的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