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法学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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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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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喻中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275277
出版时间2019-10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39元
货号28484273
上书时间2024-11-02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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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本书*主要的特色在于作者通过研究梁启超关于权利义务论、法治主义、国体、国家结构、司法独立等方面的法学著述与实践，展示了梁启超思想中广阔而幽深的法学世界，描述了中国现代法学兴起的复杂而立体的过程，回顾了在那个中华文明不断寻找方向、校正方向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个紧迫的、根本性的问题不断求索的历程。
作者简介
喻中，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目录
章 法学家梁启超：中国现代法学的主要奠基人
一、引言：重新认识法学家梁启超
二、梁启超的法学旨趣：通往更高文明的阶梯与津渡
三、梁启超的法学视界：“西人法律之学”与“圣人法律之学”
四、法学家梁启超与相关法学家：一个初步的比较
五、梁启超如何影响中国现代法学
六、结论：梁启超是中国现代法学的主要奠基人
第二章 中国现代法理学的先声：梁启超的权利义务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与界定
二、梁启超之前的权利义务观念
三、梁启超的权利概念与义务概念
四、梁启超理解的权利义务关系
五、梁启超之后的权利义务理论
六、结论
第三章 梁启超的法治主义：从救亡本位到启蒙本位的转变
一、代表性观点的回顾与评论
二、早期的救亡本位的法治主义
三、再论早期的救亡本位的法治主义
四、晚期的启蒙本位的法治主义
五、如何解释梁启超法治主义的转向
六、结论及延伸性讨论
第四章 法治主义及其对立面：梁启超对法家思想的界分
一、问题意识与基本思路
二、梁启超早年对法家思想的界分
三、梁启超后期对法家思想的界分
四、梁启超界分法家思想的域外影响
五、梁启超界分法家思想的西方背景
六、梁启超界分法家思想的意义追问
七、结语
第五章 见之于行事：梁启超宪法思想的液态属性
一、视角与理路
二、以议会为核心的宪法：来自孟德斯鸠的启示
三、追求君主立宪的宪法：保皇运动的折射
四、美式共和政体的宪法：辛亥革命的产物
五、优越于约法的宪法：一个更高的标准
六、提升国会权能的宪法：以国会约束政府
七、以职业选举与国民投票为核心的宪法
八、见之于行事：解释梁启超宪法思想的方法论
第六章 辛亥革命之镜：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
一、从甲午到戊戌：梁启超共和思想的萌芽
二、从戊戌到辛亥：梁启超虚君共和思想的形成
三、走向共和：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后的思想抉择
四、辛亥革命对梁启超共和思想的塑造
五、百年沉浮：梁启超共和思想的意义
第七章 所谓国体：宪法时刻与梁启超的共和再造
一、引言：重温1915年的“宪法时刻”
二、语境：《异哉》的政治背景
三、变迁：梁启超对国体的认知过程
四、法理：《异哉》蕴含的国体思想
五、源流：影响《异哉》的思想与《异哉》的思想影响
六、结语：认真对待国体问题
第八章 立国大方针：梁启超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的形成
一、重温一个中国“反联邦党人”的“立国大方针”
二、地方自治：辛亥革命前梁启超国家结构思想的基本取向
三、辛亥革命的发生与梁启超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的形成
四、梁启超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的双重渊源
五、同异之辨：“反联邦党人”梁启超与美国的反联邦党人
第九章 民国初年的司法独立：司法总长梁启超的理论与实践
一、问题提出、文献回顾与研究思路
二、梁启超关于民国初年司法独立的价值定位
三、民国初年司法独立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四、梁启超维护司法独立的思路及策略
五、结论及延伸性讨论
后记
内容摘要
本书*主要的特色在于作者通过研究梁启超关于权利义务论、法治主义、国体、国家结构、司法独立等方面的法学著述与实践，展示了梁启超思想中广阔而幽深的法学世界，描述了中国现代法学兴起的复杂而立体的过程，回顾了在那个中华文明不断寻找方向、校正方向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个紧迫的、根本性的问题不断求索的历程。
主编推荐
喻中，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精彩内容
自序
多年前，有朋友告诉我，在我的一些论文中，引证较多的作者是梁启超（1873?D1929）。这个细微的特点，我自己并没有留意，经友人提醒，这才意识到，每当我确立了一篇论文的“义理”之后，在寻求“考据”之际，我确实会想到梁启超；甚至“义理”的形成，可能也是来自梁启超的有意无意的触动、暗示与启发。我承认，梁启超的著作，对我来说总是具有某种精神上的牵引力，也许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充当了我的学术研究的坐标。对我来说，梁启超由学术研究的坐标转变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应该算是一件顺理成章之事。
梁启超是百年前的人物。在今昔之间稍作比较，即可以发现，在百年后的今天，梁启超著作的影响力，已经明显地衰减了。但是，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在陈独秀、胡适之前，“新会梁氏”在中国言论界、思想界的魅力，几乎无人堪与比肩。正如黄遵宪所言，梁启超的论著“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有时候，我也暗自思忖，梁启超的文字，何以引领了一个时代？何以超越于众人？几经琢磨，我发现，背后的原因也许有这样几点。
，梁启超的身份是复合性的，他既是政治家，又是思想家，还是学者。这可不容易做到。很多学者善于纸上驰骋，著作等身，但没有行动能力，不接地气，无法处理实际事务，他们与现实生活之间，总是隔了一层。很多活动能力很强的政治人物，既没有思想，更谈不上学术。在漫长的历史上，这样的政治人物太多了。有一些偏重于思想的人物，轻视“闻见之知”，读书不够，沉潜不足，流于空疏。王学末流，以及魏晋玄学的末流，就属于这种类型。这些人的思想，与其说是思想，还不如说是一些未经省思的教条或信条。还有一些读破万卷的“书橱型”人物，似乎无所不知，却没有贡献出创造性的思想。梁启超不一样，他学富五车，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是名副其实的学者，同时还是公认的启蒙思想家，真正做到了学术与思想并重。更重要的是，他还有行动能力，无论是协助皇帝搞政治改革，组建政党，还是筹款办报，以及充任政府阁员，甚至发动护国战争，都做得有声有色。这样的全能型人物，让人想到五百年前的王阳明。
第二，与王阳明不同的是，梁启超学术思想的触角伸向了整个文明世界。梁启超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其“中学”功夫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他的“西学”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招致诸多诟病，但是，在那个“开风气”的时代，与他同时代的中国人相比，尤其就广博程度而论，他的“西学”无论如何都是出类拔萃的。他旅居海外十多年，不仅对海外的学问有广泛的了解，对海外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也有切身的体会。他的“西学”，既是从“纸上得来”的，同时也是“躬行”的结果。
第三，是他的天赋和勤奋。这两样东西，很多人认为可以分开。譬如宣称，某人天赋很高，但不够勤奋，所以成就不大；某人虽然很勤奋，但天赋不高，所以成就也不大，云云。我不太愿意附和这种说法。我个人的一点私见或偏见是，天赋与勤奋很可能是一回事。一个人，如果他不能勤奋地、卓有成效地运用他的天赋，他的天赋就是不可用的，不可用的天赋就是不实在的、不可靠的，甚至是虚幻的、不存在的。梁启超是天赋极高的人，同时也是非常勤奋的人，两者叠加，成就了这个独领风骚的“新会梁氏”。
在世人的印象中，“新会梁氏”是政治活动家，也是启蒙思想家，还是学者。但是，很少有人说他是法学家。确实，梁启超不是专业化学术分工中的法学家，更不是法律技术专家。他似乎也不以“法学家”自我期许。但是，一方面，梁启超写下了大量的法学论著，主要涉及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法律史学、国际法学。另一方面，他担任中华民国的司法总长，草拟宪法，既是司法者，也是立法者，在其法律生涯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法律经验。这两个方面表明，梁启超也是一个知行并重的“法律人”。他的法学论著与法律实践，足以构成一个广阔而幽深的法学世界。这个世界尽管只是梁启超饱满人生、丰沛思想的一个侧面、一个组成部分，但依然闪耀着他独特的智慧与灵性。
在梁启超之前，还有沈家本（1840?D1913）等中国法律史上的著名人物。生活在晚清的沈家本，尽管也善于睁眼看世界，但他的核心身份还是一个传统的律家，当然也是一个学而优则仕的清王朝官员。沈家本做过清王朝的天津知府、保定知府、刑部右侍郎、大理院正卿等官职，为后世留下了《历代刑法考》《律目考》《寄？文存》《汉律摭遗》等著作。从他的人生经历、知识结构、法律经验来看，沈家本是传统中国的后一个律家，是中国传统律学智慧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律学的终结者。研究沈家本，也许可以写成一部“沈家本与中国传统律学的终结”。
比沈家本晚生33年的梁启超，走过了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1895年，22岁的梁启超参加公车上书，并协助康有为成立强学会、创办《万国公报》。1896年，23岁的梁启超出任上海《时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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