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家》中的历史：1920年代的成都社会（《袍哥》作者王笛先生倾力推荐，美国汉学家司昆仑研究巴金“激流三部曲”《家》中成都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发展变革）

本书是由美国布法罗大学历史学教授、美中关系国家委员会成员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所著，研究1920年代成都社会经济文化的学术专著。该书采用社会历史方法分析了巴金“激流三部曲”（特别是*本《家》）作品的社会背景，即20世纪早期中国西部城市——成都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发展变革。通过大量丰富的史料考据，从不同社会层面（婢女、上流社会、成都经济、城市贫民、抗议活动和战争、新女性、革命改革）进行描述性研究，揭示了那个时代的成都社会家庭和城市的变革面貌；从“激流”小说中一个或多个人物入手，探讨五四时期成都多层次的经济、文化、政治和现实图景，同时批判性地审视巴金在小说中对他生长之地的社会阐释存在的缺失。本书受到成都历史研究专家王笛的倾力推荐，“让我们看到了在急剧变化的社会中，小至个人的命运，大到革命的运动，以及个人命运怎样与五四时期的那个大时代联系在一起”。本书可作为外国学者研究五四时期中国内陆城市的一个参考，进一步拓展了学术界关于近代中国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视野。

目录

本书是由美国布法罗大学历史学教授、美中关系国家委员会成员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所著，研究1920年代成都社会经济文化的学术专著。该书采用社会历史方法分析了巴金“激流三部曲”（特别是*本《家》）作品的社会背景，即20世纪早期中国西部城市——成都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发展变革。通过大量丰富的史料考据，从不同社会层面（婢女、上流社会、成都经济、城市贫民、抗议活动和战争、新女性、革命改革）进行描述性研究，揭示了那个时代的成都社会家庭和城市的变革面貌；从“激流”小说中一个或多个人物入手，探讨五四时期成都多层次的经济、文化、政治和现实图景，同时批判性地审视巴金在小说中对他生长之地的社会阐释存在的缺失。本书受到成都历史研究专家王笛的倾力推荐，“让我们看到了在急剧变化的社会中，小至个人的命运，大到革命的运动，以及个人命运怎样与五四时期的那个大时代联系在一起”。本书可作为外国学者研究五四时期中国内陆城市的一个参考，进一步拓展了学术界关于近代中国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视野。

★司昆仑的新作《巴金〈家〉中的历史：1920年代的成都社会》，通过分析巴金的经典“激流三部曲”，从历史资料中去寻找小说中所描述的故事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事实。作者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和新颖的考察方法，来揭示了1920年代成都的历史，特别是这个时期社会变化的方方面面，从下层的奴婢，到精英知识分子，还有手握实权的军阀，等等。这样，从这部小说中家族的各种角色出发，揭示了他们所代表的阶层、思想乃至文化。让我们看到了在急剧变化的社会中，小至个人的命运，大到革命的运动，以及个人命运怎样与五四时期的那个大时代联系在一起。——王笛 澳门大学 
★这本书写得很漂亮，读起来引人入胜。它给《家》这本著作提供了一份补充，让读者可以理解巴金著作的社会背景与政治涵义。它也是一个指导性的范例，展示如何通过动机和历史背景来解读文学材料。——Henrietta Harrison 牛津大学
★这真是文学与世界历史进程的令人惊叹的资源！司昆仑为我们带来她对巴金著作《家》的极具价值的洞见，这本小说可以说是阅读范围*广的中国当代小说之一。这本书写得很漂亮，它吸引学生们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学，并探索小说如何描摹出历史认知。非常出色的贡献！——Roberta Martin 哥伦比亚大学
★司昆仑通过深入的阅读和深刻的研究，展示了巴金如何抓住了五四时期的理想主义的学生们的情感真实而非过度简化历史。这本书很好地证实了历史研究可以提升我们对小说的理解，小说也可以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知。——Paul S. Ropp 克拉克大学

＿导语：

巴金小说和20世纪的中国历史

1919年5月4日，当北京的学生示威变成意外的暴力冲突时，这个事件成了中国社会的一场政治危机。整个国家的人们都对年轻的中华民国政府（还不到10岁）改变中国社会提升中国国际社会地位努力的失败而沮丧。在1919年以前，知识分子们已经开始倡议用“新文化”来取代传统价值观念。五四运动及其围绕该事件产生的舆论将社会基础改革提上国家日程。接下来的几年里，改革者们针对他们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所见的罪恶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案，其中有些还付诸试验。一些人认为中国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家长制大家庭以及伴生的观念体系是问题的根源。

在1920年代被改革精神拨动心弦的人之中，有一位生活在成都的富家少年，成都是人口众多的内陆省份四川的省会。后来，他用笔名巴金写下了《家》《春》《秋》三部小说，十分生动地揭示了传统文化中的罪恶，描述了20年代的社会对变革的渴求。

小说描写的故事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三部小说被称为“激流三部曲”，一直影响着人们对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记述。1977年，巴金写道，“激流三部曲”中著名的一部小说《家》，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被读者遗忘也许更好一些。而在这十年以前，“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巴金的小说就被定性为“毒草”，不适合真正的革命者阅读。

但《家》及其续篇一直拥有广泛的读者。1956年摄制的电影《家》在全国各地的音像制品商店里都可找到，也能在互联网上观看。1988年和2007年，各有一部根据“激流三部曲”改编的电视剧问世。在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里，《家》的英文译本也常常是课程的一部分。“激流三部曲”早出版于1931-1940年间，（因而）对于那些囿于一个几乎无法掌控的社会之中的青年来说充满了强烈的吸引力。小说的情节围绕着巴金的痛苦展开一种在家长制家族里常见的痛苦。在“激流三部曲”的故事发展里，富有而等级森严的高氏家族，随着年轻一代对长辈的压迫、腐败和伪善的反叛而分崩离析。

由于小说大受欢迎，无论是在国外还是中国学界，“激流三部曲”对于理解20世纪早期的中国历史都十分重要。小说的时代背景是1920年代初期，五四运动刚刚结束，学生们开始公开地抗议中国之积弱，越来越多的人把这种积弱归咎于中国文化。特别是在中国家庭生活里居于统治地位的那些伦理道德——这种信仰和礼仪体系在英文里常被称之为“Confucianism”——广受抨击。巴金的一位老师吴虞，在1919年前后就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批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位领军人物。吴虞认为，正是要求年轻人以老为尊的传统孝道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软弱的顺民。他论述道，在这样的传统中长大的孩子，成人以后极易被宣扬国即为家和纲常等级制度的统治者摆布。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即是用极其感性的描述传达了这一思想，特别是高家年轻一代中的长子觉新，他就是被祖父老太爷的期许活生生压垮了。因此，三部曲成为新文化运动抨击旧文化和儒家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春》《秋》系列成为五四（后）新一代政治社会活动者的重要宣言。

“激流三部曲”都发生于巴金的故乡——成都。小说里对于这个内陆大城市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做了不少描写。但是巴金并不打算给他的读者描绘某一个特定的城市。他希望高家成为中国随处可见的那种父权制家族的一个缩影。通过将重点放在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巴金突出了靠儒家思想维持的家庭权力结构对家庭所有成员特别是年轻人和弱者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巴金对社会变革怀有的强烈的责任感使得他在小说中的情绪表达尤为激烈。但是，对于五四时期的历史来说，“激流三部曲”掩盖的和它揭示的一样多。要想真正理解《家》《春》

《秋》系列中描写的社会动荡，我们必须从小说之外的历史记录中寻求资料。这正是本书成文的目的——探寻巴金小说背后的历史。我们认真地研究了巴金小说产生的社会背景：五四时期的成都。对于还没读过巴金小说的人来说，1920年代的成都本身就很值得研究，特别是把它跟同时期的其他东部中国的城市北京和上海相比。就世界范围来说，1920年代也是技术、社会、文化都急剧变化的十年，然而这些变化在世界各地并不是同时、均衡发生。成都的情况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一个中国内陆省会城市对于这些变化的复杂反应，比如说对于民主和妇女解放的呼吁，西式学校和医院等新机构的出现，军事化加强，以及经济动荡，这些

在巴金的小说中并没有多少体现。因此，这本书旨在重新建立巴金小说中的戏剧性故事和激发了小说创作的真实城市生活间的联系。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深入研究，这本书展示了一个对成都更为全面的描述，不仅仅只关注像小说中的高家这样的地主家庭，还关注构成城市社会的其他阶层。对那些熟悉小说和相关影视作品的人以及相关研究者来说，这些细节描述可以令人对巴金在历史当中的成就和局限性有更深的了解。

1940年，巴金完成了《秋》，他打算写作这个系列的第四部小说——《群》。这个名字可被翻译为“the group”（中文意为“团体”），或者“the collective”（中文意为“集体”），或者“the masses”（中文意为“群众”）。对于巴金的前三部小说，有人批评说高家的成员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过于脱节——他们生活的城市，造就他们生活方式的地主制度，以及这个年轻的、不断受到国际事件冲击而四分五裂的中华民国。《群》的写作计划也许可以看作是巴金对于这种批评的回应。

然而巴金没能开始《群》的写作。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巴金全身心投入“新中国”精神中去，写了一批描写工人和农民阶级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英雄的散文。1952年和1953年，巴金随军驻扎在朝鲜数月，记录中国称之为抗美援朝的战争。在50年代，他也对早期的小说，特别是《家》，做了修订。简化了语法，稍微调整了书中的政治立场以便该书更符合共产主义史观。

正是由于《群》的写作未能完成，《家》和“激流三部曲”的读者对于故事发生的场景有着相当不完全的认识。这是很不幸的。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五四领袖们对传统的攻击性使得他们歪曲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本来面目——他们往往过分强调中国的“落后”以证明改变中国的计划的正当性。这种对中国的过往拒斥的现象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激流三部曲”因为不够“革命”而成为禁书。巴金本人也被迫批判了“激流三部曲”和自己其他的一些作品。

到了1970年代末期，中国人又被允许阅读“激流三部曲”了，《家》在年轻读者中再度大受欢迎。但是时代已经不同了，没有人经历过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描写的那种生活。工业化进程以及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发起的种种运动改变了中国城市的面貌。大家庭不再共居在深宅大院里以麻将和看戏消遣，也不再有大家族的仆佣去各地收租以供给他们奢华的生活。家长不再给连面都没见过的青年男女安排婚姻。年轻女子也不再害怕剪去长发。

……

★司昆仑的新作《巴金〈家〉中的历史：1920年代的成都社会》，通过分析巴金的经典“激流三部曲”，从历史资料中去寻找小说中所描述的故事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事实。作者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和新颖的考察方法，来揭示了1920年代成都的历史，特别是这个时期社会变化的方方面面，从下层的奴婢，到精英知识分子，还有手握实权的军阀，等等。这样，从这部小说中家族的各种角色出发，揭示了他们所代表的阶层、思想乃至文化。让我们看到了在急剧变化的社会中，小至个人的命运，大到革命的运动，以及个人命运怎样与五四时期的那个大时代联系在一起。——王笛 澳门大学 
★这本书写得很漂亮，读起来引人入胜。它给《家》这本著作提供了一份补充，让读者可以理解巴金著作的社会背景与政治涵义。它也是一个指导性的范例，展示如何通过动机和历史背景来解读文学材料。——Henrietta Harrison 牛津大学
★这真是文学与世界历史进程的令人惊叹的资源！司昆仑为我们带来她对巴金著作《家》的极具价值的洞见，这本小说可以说是阅读范围*广的中国当代小说之一。这本书写得很漂亮，它吸引学生们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学，并探索小说如何描摹出历史认知。非常出色的贡献！——Roberta Martin 哥伦比亚大学
★司昆仑通过深入的阅读和深刻的研究，展示了巴金如何抓住了五四时期的理想主义的学生们的情感真实而非过度简化历史。这本书很好地证实了历史研究可以提升我们对小说的理解，小说也可以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知。——Paul S. Ropp 克拉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