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家有两条毛毯，一条枣红色，一条翠绿色。
枣红色毛毯上织出正方格图案，像家乡的一大片冬水田，细浪粼粼，水快要慢过田滕了；翠绿色毛毯正中呈现几朵大菊花，花瓣儿像流苏一样迎风卷绕：枣红色毛毯母亲用过很多年，接下来我用，又是快十年了。翠绿色那条放在衣柜底层，到现在也未用过。
今年冬天晚些时候，我把枣红色毛毯取出来添盖在棉被上面，不料却觉得不够暖和了。每年都这样过冬，为什么不行了呢？暖气比往年似乎还热，棉被也没有什么改变，心里嘀咕起来，莫非自己老得快了？可是这个问题难置可否，还是先找一下别的原因。这时再看看毛毯，才发现它表面原有的一层又长又密的绒毛大部分都掉了，底层的经纬线显露出来，就像一块织得极稀疏的粗布，从前那种飘拂如水浪的美感已荡然无存，原来它已经被磨得很薄了，难怪不如从前暖和了呢！其实前几年我就注意到它的缎边已经破损，叠起来不再像从前那样蓬松，那时就明白它已经相当旧了，不过却没有想到保暖性会有变化，只以为仍旧能用，就一直用下来了。这样的想法如果出现在二十年前一点也不稀罕，还记得当时有位来自上海的女同事，在讨论某些生活用品缺乏问题时这样说过：“我为无法添置衣服，只能穿有补丁的裤子上街掉过眼泪，可是久而久之也就惯了。”那个时候工资低，布的限量又少，的确良还未问世，不穿补衣又还有什么办法呢？大家都不例外。因为妻子多病，母亲年老又负担家务，我的衣服大都是自己补的。由于缺少经验又缺少耐性，只以缝好破口为目标，我也觉得破衣不补有碍观瞻，但更多的是出于保护那已破的衣服才去缝补。母亲常说；一寸不补，撕下一尺五，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别的家务事能拖延就拖延，补衣服倒是及时动手的。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我补的衣服或是线缝歪斜，或是补丁的形状非圆非方，同事们看了都笑，我自己也觉得可笑，只是笑过以后就完了。
在这样的心态下听到那位上海同事的发言，就难怪感到非常惊讶了。觉得她娇气，这是一层；还有一层，在那次会上发言的人都表示：布票虽然不够用，但是没有关系，衣服补一下就行了。省下棉布来，用去援外，用去换外汇，那是大事，个人的事都是小事。在一派如此雄壮的进军号声之中，上海女同事的发言就成了一个落伍者的呻吟了。现在我才懂得，应该向她表示敬意：敢说真话。在那个时候，在经历了的各种反右倾运动之后，在从进大学起就接受了那么多思想教育之后，一个知识分子难道还不知道，在讨论各种问题时应该持什么态度吗？有个老革命家当时说：他的立身哲学头一条是：‘不唯上。’第二条是：‘只唯实。’在那个时候，他的话大概不可能流传到普通知识分子阶层里来，然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那时正好又是反其道而行之：对上级（不管是哪一层上级）的意见一律表示拥护。这说的是他们在公共场合下表示的态度，他们心里怎么想的那就难说了。以我自己来说，心里就产生矛盾，本来应该讲真话，可是名人们讲真话都没有用，不少人倒了霉，他们的错误被公示于天下。我们一个小不拉仔落了水连泡也不会冒一个，何必去找苦吃呢。
如果有幸在20世纪五十年代听过张维教授（他是有名的力学学者）讲课，便会难予忘记下面这个有趣的故事：从前柏林大学有位教授长期从事天气预报的研究，但是准确率很低。后来有好心人告诉他说，在德国东部某城镇里，有个业余爱好者也在搞天气预报，准确率比他高。于是教授就专程去该地向那人请教，得到的回答是：我的办法很简单，完全根据柏林大学某教授发布的资料，他说落雨，我就说天晴，他说天晴，我就说落雨。在这里想起张先生讲的这个故事不是偶然的，是出于对那位老革命家人品的敬重。
因此有时就不得不把一些话憋在心里；那还是轻的，难受一点的就是说的话违心了。我一向以少言寡语为同事们所知，平时在讨论会上发言不多，常有虽是沉默却不为人注意因而蒙混过关的时候，但是仍旧有不得不说违心话的时候。所以每次开会讨论到这种问题时，心里都不轻松。和上海那位女同事一起参加的那次会是一次难得的例外。我自幼家穷，当学生时穿的衣服几乎都是有补丁的，这可能使我不太重视体面或是美观。可是我参加工作也近十年，早已不穿补丁衣服了，又谈过恋爱，又曾洋装革履在国外生活过一段时间，美观体面问题已经是不知不自觉地注意起来了。古人说：由俭入奢易，这是在我身上已经发生了的变化；古人又说：由奢入俭难，照理我应该多少也有些看着不顺眼的想法的，可是我真的完全没有。
穷，不得不穿补衣，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可是从孩提时代开始，我那幼小的心灵里面就还搁着另外一个道理：一件东西做成不易，只要能用，或是修补一下能用，就不应该丢掉它用新的，这样一来世上的东西就多了，让人人都有得用，这是爱惜天物。就在那么小的时候，我就模模糊糊地懂得：这第二条道理比那买不起的条更有分量，后来它就成了我的‘处事之道’。五十年代初期在苏联工厂里，看到一些纳粹德国的机床，是二战以前的产品，皮带传动的，相当老旧了。苏联技术人员说：它们还能用，就不必换。（他们给中国工厂的同一用途的机床就是新型的了）。我认为他们的解释十分正确，和自己的认识完全符合。正是这个处世之道使自己免除了生活必需品缺乏时通常人们都会感到的烦恼，也使自己从顺利生活中再度返回艰苦日子时不曾再经过一段磨炼。这第二条道理，便是小时候听母亲讲的了。
就在我注意到枣红毛毯已经相当旧的时候，那个穿补丁衣服的时代已经去得远了。就城市工薪阶层而言，美观、舒适已经成为对生活用品的重要要求，添置衣物用品的各种限制都已解除，可是在消费问题上，我依旧照原来的习惯行事：搪瓷面盆漏了自己补，装牧音机买的电烙铁正好派上用场。补的次数多了，盆底锈得太厉害，无法再焊上了，就请打着铁板叮当响串街的白铁匠，换个底再用。换的底是一块马口铁皮，灰不溜秋的，拿它洗脸显得不干净，可是我知道这只是心理作用不去管它。后来出现了塑料盆，而且其价格和补旧盆的费用相差无几，我仍旧补铁盆用。要不是后来再也见不着那样的白铁匠的话，我也不知道补面盆的办法何时才会放弃。这就是因为脑子里老有小时候受的那个教化存在。同样是这个原因决定了我对枣红毛毯的态度。母亲从前常说：“人一辈子要用很多东西，所以用东西要爱惜，灯草花（用染色的灯芯草编结的女子髪饰）小心点儿用也能戴三年。大家都少费东西，市面上的东西就多，大家就都有得用，又还便宜。”
“成功者不可损坏：因为一件东西做成不容易。”
“水也要省着用，热水要人烧，冷水要人挑。”
这些话便是我所理解的爱惜天物道理的根据了：我和母亲相依为命，容易接受她的教导是一层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母亲自己便是这样身体力行了一辈子，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她本人真正经历了由宽裕的家境落入贫穷，又由贫穷恢复到勉强算得上是宽裕的生活这两个起落过程。早先的宽裕时期我无缘目睹，但是我从她的穷亲戚和当时的佣人日后在她危难时，对她伸出慷慨的援助之手上看到：她对贫富从来一视同仁。有着这样心肠的人必定能够尊重别人和他们的劳动，也就自会懂得爱惜各种劳动的产物。在其后的贫困日子里，在节衣省食方面我看到她所做的那就太多了。没有钱不得不省固然是事实，但是她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但从不怨天尤人，而且从不采取凑合对付的态度，总是专心致志地想方设法去做到完美的程度。
我一直记得在小学高年级穿过的一副裹腿。说裹腿却不是当兵的扎在腿上那种布带，而是两只套筒，就像干活的人戴的套袖，不过是填充了棉花的，其长度由脚面起到过膝盖为止，再往上就靠一条布带跨过后颈挂住。裹腿的表面是青色的旧布，里面却是好多块各色的布拼凑成的，那就新旧都有了，棉花也是旧的。裹腿当时在乡下是一种常见的服装，并非母亲首创，那是生活艰困人家过冬的装着，多是老年人穿。家乡有话说：三九四九，冻死老狗。我理应属于另外一句家乡俗话调侃的范畴：小伙小伙，身上有火。可是我丝毫谈不上强壮，除去个子弱小和营养不良以外，身上的衣服也太少。母亲就给做了这么一副裹腿，是一位好心的亲友把一件旧的小孩棉衣送给母亲，母亲想腿部更重要，寒从脚下起嘛，就把它改做了。原来的衣服就小，改做费了不少工夫。那时我不懂针线活路的粗细，也不曾翻看裹腿里面那些碎布拼凑得如何整齐，只知道穿上暖和，知道一连穿了好几个冬天都没有破，知道它是缝得很结实的。我还记得母亲在看到我穿上裹腿后因为觉得暖和高兴时，她也很高兴地对我说：“娘想给你做这么一件东西，都想了好几年了，今天总算是做成了。”在写到这里时我抬头停笔，向前方凝望，心里想，如果母亲在，我一定会扑到她怀里去了。
还记得母亲做的布鞋，家乡农民的孩子春夏秋三季都光着脚板，他们的五个脚趾头分开得远，前脚掌比较宽，我就是这样，出门走远路则穿草鞋。到了冬天很多孩子脚上都裂口，叫作‘冰口’，赤脚那就太难受了，总得穿鞋，大多是布鞋，是单布鞋不是棉鞋，家里自己做的。破旧的碎布拼凑成整块，用糨糊刷在门板上，晒干后再刷上第二层，这样的成品叫作布壳，在夏天做。除此之外，还要到竹林去拾来笋壳，就是竹子长大时脱掉的外皮，几层布壳和几层笋壳用麻线纳在一起成为鞋底，鞋面就只能找整块的布了。不论是鞋面的布或是布壳，都得积攒两三年才够做新鞋用，所以穿新鞋是一件难得有的高兴事。这些活路母亲做的和别的农村妇女没有什么不同。她把做好的布壳压在床褥下面，既为保存，又为把它压平，而且要查看还差多少才够做一次鞋时比较方便。布鞋的式样都是圆口鞋，女的在脚面上多一条绊带，我穿圆口鞋后跟老是脱落。有一年，县城里有人传来一种绊带的新样式，不用在鞋面上另缝一条绊带，而是剪鞋面时在后跟那儿留下两条布，鞋绱好以后便成为两条绊带，系在脚脖子上，不注意就看不见，这样就避免了男人穿女鞋遭笑话的问题。母亲一看便记在心里，以后给我做的鞋就一直是那样的。这比原来做圆口鞋要多费差不多一倍的针线，因为那两条布带要包边，又只能用隐针做。可是我怎么跑跳也不掉鞋后跟了。
到我成家以后，和城市居民一样，我们都买鞋穿了，可是母亲自己的鞋还是她用这种老办法做：打布壳（竹笋壳无处捡，反正旧布多了，就多用几层布壳了），纳鞋底，做鞋面都和从前一样自己动手，只有绱鞋底找鞋匠。母亲是光绪年间生人，缠过脚的，那样的鞋很难买到。我们都说，鞋底可以用皮的，也可以用胶的，光做鞋面吧！她不肯，多少年都是那样做。我知道她是觉得那些旧衣服不用可惜。除去做布壳用以外，旧衣服她都剪成长宽大致相近的布条，太短的只要布结实，她还把两三条缝接起来成为一条，也是有一点就攒一点，到该换墩布的时候就有得用了。那个时候，差不多家家都自己做墩布，可是像我家墩布那样整齐结实的却不多。这做鞋的事她一直做到去世前一两年。她的一双胶底布鞋一直保存着，是新的，她大约只穿过一双多两双鞋底不是自制的鞋，至于墩布条，那就一直缝到她后的时日了。
还有一件难忘的事：从前在家乡吃蒸饭，没遇糊底的问题。到北方来吃焖饭，有时就有锅巴，黄的都吃了，焦黑的自然扔掉。母亲看到那焦黑的锅巴上总沾着一些黄色的饭粒，便把那样的锅巴泡在水里，过不久就都分散开来成为一粒一粒的了；于是她就把黄色和完全未糊的饭粒拣出来，或是添在新饭里，或是熬成稀饭，大家一起吃了。
我成家以后的近三十年里，母亲一直是这样做下来的，在那些年里，大众的生活水平不算高，城市居民一般都注意节俭，不过却也乐意花点不多的钱去逛商店上饭馆或者逛公园，享受一下休闲的乐趣。我的工资在同龄人中算高一点的，完全可以让母亲有较多的休闲机会，母亲却是始终不改本色。如她早年教育我时所说：你有钱也不能浪费东西。这是她尊重人，同情人的心肠延伸为爱惜大自然和人的劳动产物的美德。它一直存留在我的心上。
母亲还讲过另外一个和节约有关的道理，自然也是普通的道理，不过却颇有哲学意味。母亲是这样说的：“过日子就和吃甘蔗一样，应该从尖梢那一头开始吃，越吃越甜，总有盼头。”我的家乡和甘蔗产区是邻县，穷人家的孩子也知道甘蔗的滋味。几个孩子合买一根完整的甘蔗举行比赛：把甘蔗立在地上，获得动刀权利的孩子站在台阶上，把劈刀举过头顶压住梢端不让它倒下，有人还稍稍向下用力，那甘蔗便弯曲如弓悠悠闪闪，显出即将下手的人从容不迫，然后他疾速抬肘一挥，劈开脱落的那一段就归他了。越是手疾眼快，越能在甘蔗歪倒之前，把刀落在中心部位，劈开脱落那一段就越长。其余的参加者自然只能在剩下那一段中争上下了。因为有过这样的体验，我对甘蔗的印象就比较深，于是觉得母亲讲的这个道理又生动又正确，一直照着做，和前边说过的那个道理一样。
现在就该说到那条绿毛毯了，买它的时候母亲还健康，并不是为了我自己或是妻子女儿要用，也不是想给母亲换一条新的，只是觉得羊毛毯是好东西，总用得着，碰见了不买，过后还不知道有没有卖的呢！这是那个时候老百姓的共同认识。买来后就放在衣柜底层，特别多放了一点樟脑球在它里面。既然母亲已经有得用的，我们几个年纪小的盖棉被就可以，不应当现在就享福。母亲去世以后，我用上了那条枣红的，心里就满足了，毛毯在暮春和初秋能发挥特点，又保温又轻柔。以后每年在换季倒换衣被时也把绿毛毯翻出来看看，见它一直是新的，想到将来换上它时一定更为舒适，便高兴起来，心想：甜日子在后头，有时候还想起来母亲从前讲甘蔗的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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