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色诺芬《斯巴达政制》译笺

编译前言（节选）

《斯巴达政制》到底是不是色诺芬的作品，从古代开始就有人提出质疑，并且把它和《雅典政制》归为托名色诺芬的伪作，早见于第欧根尼•拉尔修。他在列举了归在色诺芬名下的作品后说：“麦格尼西亚的德米特里乌认为，这后一部著作［指《雅典政制》和《斯巴达政制》两部合而为一］不是色诺芬写的。”18、19世纪的一些学者同样不认为《斯巴达政制》是色诺芬的真作（如Valckenaer、Manso、Bernhardy，以及《斯巴达政制》研究史上比较重要的Dindorf）。
然而Richards在1897年已经根据《斯巴达政制》的语词和结构证明其为真，故从19到20世纪，大部分学者认为《斯巴达政制》确系色诺芬所作（如Weiske、Goette、Hasse、Fuchs、Cobet、Erler、Naumann等）。怀疑《斯巴达政制》非色诺芬真作的主要理由是，它有若干与色诺芬其他作品相抵牾和不一致的地方，但是，这些不一致也可能是写作年代不同、写作目的不同所致。
《斯巴达政制》属于色诺芬早期的作品。关于大概的写作时间有很多猜测，Lipka推断第十四章写于公元前371年斯巴达与忒拜的洛伊克特拉（Leuktra）战役之前，色诺芬可能是在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从小亚细亚返回希腊后写作了此作品。新近的笺注者Gray也是从第十四章入手，分析出《斯巴达政制》的写作时段应该是从公元前395年希腊人正式结盟反对斯巴达的科林斯战争（Corinthian War），到公元前371年的洛伊克特拉战役这段时期之间，具体的写作时间可能是公元前360年左右。
总之，《斯巴达政制》约莫是在公元前4世纪六七十年代写作完成。可以对照一下色诺芬几部早期作品的写作时间：《雅典的收入》作于公元前356年以后；《希腊志》第二部分在前357年之后面世；《远征记》晚不晚于前357年，因为《希腊志》3.1.2提到了《远征记》；《阿格西劳传》是在国王死后完成的，不会早于前360年；《居鲁士的教育》的后一章提到了发生在前362/361年的一场叛乱，所以这部作品不会比这个时间更早。那么，《斯巴达政制》即便不是早写成的作品，也确定是早期作品。
色诺芬的《斯巴达政制》就我们所知是关于此题目的古老的那一批著作，尽管这个题目不一定是色诺芬亲拟。Λακεδαιμον?ων Πολιτε?α的标题为什么汉译为《斯巴达政制》，详见“关于篇名”和11节的笺注。简而言之，Λακεδαιμον?ων可译为“拉刻岱蒙人的”或“斯巴达的”，汉译从强调城邦而不是地域的意义上取“斯巴达”。Πολιτε?α/Politeia有“理想国”，“政制”、“王制”，“生活方式”等翻译和不同理解，因为色诺芬此书专论斯巴达城邦的Politeia，多为吕库古设立的习俗、礼法——对城邦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规定，以及斯巴达城邦的职官、军事征战和王权规定，所以应可译为“政制”。
《斯巴达政制》的名称听来像是专论政制制度的政论文，其实不然。这篇名为《斯巴达政制》的短作共十五章，说的是斯巴达人非常概况性的生活方式——日常生活（到第十章），以国王为统帅的军队生活（第十一至第十三章，第十五章）。
亚里士多德早就提到过，政体差不多就是民众的生活方式，虽然他也在更狭窄的意义上专门定义过作为“城邦一切政治组织的依据”的“政体”。莫尔特别提请注意，《斯巴达政制》其实谈的是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Politeia广义上可以理解成“如何安排整理城邦［生活］”。所以，该书的着眼点不是指狭义上的政治体制，也不是现代政治意义上的制度史，而是斯巴达城邦及其公民典型的生活方式包含的教育、律法、习俗和惯例。
色诺芬在其多部作品中表现出对斯巴达的兴趣，粗略算来，色诺芬关于政治事务的著作有三分之二来自他对于斯巴达作为政治现象的强烈兴趣。色诺芬是雅典人，他对异邦斯巴达的兴趣并非猎奇。历时37年的伯罗奔半岛战争打破了希腊两个强邦长达75年的平衡状态，战争末期，斯巴达挫败雅典确立了霸主地位，被公认为希腊世界的领袖。雅典人色诺芬在《斯巴达政制》中仿佛塑造了一个保守、严谨、遵守律法的异国城邦形象。斯巴达的法度和教育制度似乎处处与雅典的民主制度和教育形成对照。
《斯巴达政制》一开篇，色诺芬用带点儿夸张的口吻把斯巴达的繁荣强盛、礼法创制归功于吕库古——一个带有神话色彩的人物，对于吕库古的强调贯穿全篇，却使作品带有某种“斯巴达幻象”（le mirage spartiate）的色彩。在其他作品中，色诺芬用同样的手段把斯巴达王阿格西劳塑造成“一个尽善尽美的好人”，在公元前399年与394年，色诺芬曾在小亚细亚追随过阿格西劳。从《阿格西劳传》和《希腊志》的描写文字看，他真像是王者的道德典范，集公正、智慧、虔敬、勇敢、慈爱、节制于一身。
这些斯巴达主题的作品大多对斯巴达城邦、立法者、君王大加褒扬，如果不加甄别，我们会和很多人一样，以为色诺芬是亲斯巴达分子，是当时雅典上层贵族中的那一小撮亲斯巴达（pro-Spartan）的保守派，不然色诺芬怎么会被人当成古典时期伟大、影响力的斯巴达“倾慕者”呢。亲斯巴达派写的东西不实事求是，所以色诺芬笔下的斯巴达也是与事实不相称的。然而，色诺芬无意描绘历史的或真实的斯巴达，可能是别有用心。
《斯巴达政制》到底是在美化斯巴达，还是对斯巴达城邦隐秘的批评？列奥•施特劳斯以锐利的观察揭示出色诺芬对斯巴达精神的讽刺，但大部分《斯巴达政制》的西文笺注者并不认同，以为施特劳斯的阐释不切合实际。
《斯巴达政制》是颂扬还是讽刺，应凭作品来说话。《斯巴达政制》前十三章对古代的斯巴达歌功颂德一番后，在接近尾声的第十四章突然发起对当时斯巴达弊端的严厉斥责。这正如《居鲁士的教育》也是在后一章笔锋陡转，波斯帝国摇摇欲坠，居鲁士死后，马上土崩瓦解。
一些研究者以为《斯巴达政制》如此自相矛盾的结构必然说明第十四章跟其他章节不是一体，乃后期的插入。可如果我们相信这样的谋篇布局是色诺芬煞费苦心刻意为之的话，就必须正视这样的可能：色诺芬以如此明显的自相矛盾提醒读者，去反思被理想化的、被谬赞的“异邦”斯巴达，是否如其所说、如其所是。色诺芬的斯巴达异邦形象大有深意，他的目标读者不是斯巴达人，而是雅典人：他关心异国民族的生活和文教制度，是借异国为雅典提供一面镜子，从而，他的历史文学写作本身带有隐微的政治意图——引导有心的雅典人思考应该有怎样的王来引导国家，或者说雅典应该有怎样的政制、社会和文教生活。

色诺芬的《斯巴达政制》是我们所知关于此题目的古老著作之一。这部短作共十五章，以非常概括性的方式论及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表面上看，是在论述斯巴达人的日常生活、以国王为统帅的军队生活；实际上，色诺芬的曲折笔法和隐微写作想传达出来的，却是斯巴达城邦及其公民典型的教育、律法、习俗和惯例等，这其中还暗含褒贬。
《色诺芬〈斯巴达政制〉译笺》由北京语言大学陈戎女教授花费十多年译笺而成，本书主体部分包含两大板块，一是《斯巴达政制》的完整汉译全文（以古希腊文的梵蒂冈抄本为底本，参考其他几种校勘过的专业版本译出），约一万多汉字；二是对正文的逐节笺注（参考五种专业笺注本编译，并附有作为中国研究者的译笺者本人的笺注或按语），笺注文字超过正文十倍。

色诺芬（公元前440年左右－前355年）是雅典史学家，代表作有《希腊史》、《远征记》、《斯巴达政制》等，是今人了解和研究古希腊史的重要资料。

译笺者 陈戎女，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导，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1999年获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学位，2003－2004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曾获北京语言大学“教学名师”称号。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古典文学研究、经典文学与阐释、跨文化戏剧研究、德国文化社会思想研究等。著有专著《女性与爱欲：古希腊与世界》《荷马的世界——现代阐释与比较》《西美尔与现代性》，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社科项目“古希腊悲剧在近现代中国的跨文化戏剧实践研究”等。

编译前言 /1

斯巴达政制(色诺芬) /1

《斯巴达政制》译笺 /19

关于篇名 /21

章 引言、女童的教育和婚姻制度 /24

第二章 男童的教育 /70

第三章 青春期男孩的教育 /103

第四章 刚刚成年的男青年的教育 /112

第五章 成年男性的生活方式规定：公餐制和身体锻炼 /124

第六章 私有财产的公有制 /138

第七章 财富 /145

第八章 服从礼法与监察院制 /154

第九章 荣耀地死胜于苟活 /165

第十章 年老者和长老会议 /176

第十一章 军事措施 /190

第十二章 宿营 /212

第十三章 出征打仗时国王的权力与荣誉 /224

第十四章 斯巴达的衰落 /249

第十五章 国王在城邦内的特权 /261

参考文献 /277

色诺芬的《斯巴达政制》是我们所知关于此题目的古老著作之一。这部短作共十五章，以非常概括性的方式论及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表面上看，是在论述斯巴达人的日常生活、以国王为统帅的军队生活；实际上，色诺芬的曲折笔法和隐微写作想传达出来的，却是斯巴达城邦及其公民典型的教育、律法、习俗和惯例等，这其中还暗含褒贬。

《色诺芬〈斯巴达政制〉译笺》由北京语言大学陈戎女教授花费十多年译笺而成，本书主体部分包含两大板块，一是《斯巴达政制》的完整汉译全文（以古希腊文的梵蒂冈抄本为底本，参考其他几种校勘过的专业版本译出），约一万多汉字；二是对正文的逐节笺注（参考五种专业笺注本编译，并附有作为中国研究者的译笺者本人的笺注或按语），笺注文字超过正文十倍。

色诺芬（公元前440年左右－前355年）是雅典史学家，代表作有《希腊史》、《远征记》、《斯巴达政制》等，是今人了解和研究古希腊史的重要资料。
译笺者 陈戎女，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导，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1999年获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学位，2003－2004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曾获北京语言大学“教学名师”称号。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古典文学研究、经典文学与阐释、跨文化戏剧研究、德国文化社会思想研究等。著有专著《女性与爱欲：古希腊与世界》《荷马的世界——现代阐释与比较》《西美尔与现代性》，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社科项目“古希腊悲剧在近现代中国的跨文化戏剧实践研究”等。

［3］吕库古不让孩童穿鞋让脚变软弱，他吩咐他们应该打赤脚走路让脚底板变硬实，他相信这样锻炼下来，孩童们更容易爬坡上山，下山也更安全；他还认为，光脚的比穿鞋的跳、跃、跑得更快，只要他们的脚适应了打赤脚。

“吕库古不让孩童穿鞋让脚变软弱，他吩咐他们应该打赤脚走路让脚底板变硬实”：［Lipka笺］斯巴达教育的一个特征是让孩子打赤脚，色诺芬和柏拉图《法义》633c对此均有描写，这意味着斯巴达（以及其他）士兵通常是穿鞋的。进入“秘密行刑队”（krypteia）的斯巴达年轻人过去在冬天也没鞋穿。
斯巴达成年人穿?πλα?［单底鞋］，另一种鞋是?μυκλ?δες。还有一种斯巴达靴子Λακονικα?，颜色是深红色，和斯巴达军服颜色配套（11.3）。克里提阿斯称赞过斯巴达鞋袜的质量（Lipka 2002：121）。（［陈按］秘密行刑队（krypteia,crypteia）由斯巴达年轻人组成，其目的和性质到底为何，学者们尚有论争，秘密行刑队或是杀死黑劳士以减少其人口的秘密行刑组织，或是军事训练的一种形式。据普鲁塔克记载，他们在黑夜秘密杀死那些结实有力、秀的黑劳士。见普鲁塔克1990:120。）
实际上，在幅员辽阔的国度，光脚的目的很难说是为了提高机动性（在多山的国家甚至连牧人也要穿鞋）。情况正好相反：军队持轻武器的部队机动灵活，他们穿着一种特殊的κρηπ?δες［高统男靴］。譬如，Iphicrates在公元前393年创建了一支叫作“轻盾兵”的新军队，似乎是他设计创造了一种从此以后叫作?Ιφικρατ?δες的新式凉鞋（参Erbacher《希腊的制鞋：一项古代研究》Erbacher1914：4043，Morrow《希腊鞋类和雕塑的年代》Morrow 1985:179）。
所以，Lipka认为，色诺芬提到的打赤脚极有可能只是让斯巴达人忍受痛苦的一系列措施之一，乃入门环节，其实没有实际目的。我们多可以同意一些学者的观点：磨练脚底板首先可以预防或减轻长途行军对脚的伤害（如起水泡），其次是在战斗中遇到丢鞋子或鞋子坏了的情况有些用。后，色诺芬写的时候心里想的可能是苏格拉底，像斯巴达男孩一样，苏格拉底和学生都是打赤脚走路（《回忆苏格拉底》1.6.2，柏拉图《会饮》173b，Lipka2002：121）。

“孩童们更容易爬坡上山，下山也更安全”：［Lipka笺］色诺芬在《论骑术》（Eq.8.1）写到过马匹下山上山奔驰时的用词，与此处类似。

“光脚的比穿鞋的跳、跃、跑得更快，只要他们的脚适应了打赤脚”：［Moore笺］普鲁塔克在着装上面比色诺芬泼墨更多：年轻的斯巴达人直到12岁才能有且只有一件大氅，很可能冬天可以不用打赤脚，直到他们成年成为秘密行刑队成员。这种措施说是为了训练少年敏捷灵活、顽强稳健的身手，而且，秘密行刑队队员必须不分昼夜应对常见的偷窃行为，如果队员们适应了光脚行走和不换衣服，轻装简行会提高暗中活动的灵活性和行动效率。
然而不单是斯巴达人打赤足——从陶瓶画看，锻炼时赤脚对希腊人来说是司空见惯之事，显然在战场上打赤脚的确不利（Moore1975：99100）。

［4］他不让孩童换衣服惯坏身体，规定他们要习惯一年到头穿同一件外袍，他相信这样做孩童会更好地耐受寒暑。

外袍（?μ?τι?）：［Lipka笺］斯巴达人约摸12岁时换下长内衣，改穿一件大氅，这是一年四季的一件衣服。“大氅、大长外袍”在文献里也叫作τρ?βων,βραχε?α ?ναβολ?, δαμοφαν?ς，与此处的?μ?τιον在外观上并无大异。
斯巴达人从不换衣服，看起来脏兮兮的，这点被人调侃过，但第欧根尼却誉之为哲学家风范。少年连队的埃壬在作战时允许衣服上有装饰。通常斯巴达成年人着装朴素，富人与穷人的衣饰外貌没太大区别（参亚里士多德《政治学》IV1294b2729），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就因衣着简朴而闻名。黑劳士穿着特别的衣服以示区分。斯巴达人在战场上穿着深红战袍（11.3）。
此外，苏格拉底的外表看上去像斯巴达人：无论冬夏寒暑他只穿一件褴褛的外袍，不穿内衣（参《回忆苏格拉底》1.6.2；柏拉图《会饮》220b）。与斯巴达人类似，雅典人曾经只穿一件大氅，关于雅典人穿着的外袍参考Geddes的论文《赤贫与巨富：公元前五世纪雅典男性的服饰》（Geddes1987：312314，Lipka2002：122）。
难以说清楚关于斯巴达服饰简朴的文学主题到底延续了多久，克里提阿斯的残篇称赞过斯巴达大氅方便实用，对简朴的着装大为褒奖。然而，亚里士多德却批评斯巴达人衣着过于朴素反而是某种炫耀（Lipka 200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