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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天道

我谈谈我创作中的变与不变的问题。

我的所有作品，无论从外表看上去它们有多大的差异，但从根本上来讲，都是建立在我所体悟到的那些基本面之上的。文学要不要“变法”？当然要，但它的“ 变法”应当是在基本面之上的“ 变法”。任何一种被命名的事物，都有它的基本性质，我们只能在承认它的基本性质之后，才能谈变。我常喜欢拿普通事物来喻理。比如，我说椅子： 什么叫椅子呢—也就是说，椅子的基本性质是什么呢？定义是：一种可供我们安放屁股的物体叫椅子。这就是“椅子性”。如果， 这个物体不具有这个功能，那么它也就不是椅子了。事实上，椅子也一直在“变法”，我们能说得清楚这个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椅子吗？四条腿的，三条腿的，两条腿的，一条腿的，没有腿的；还有，古今中外，有多少种材质又有多少种风格的椅子呢？但变的不是性质。椅子再变，也不能变成剑，一把剑，是不能当椅子的。不信，你坐上去试试！既是文学，就有文学性。没有“文学性”也就不是文学了。就是基于这样一个朴素的理解，我在“变法”。从这些短篇小说中大概也能看出来，我没有拘泥，没有守成，没有被一种所谓的风格困扰。它们甚至看上去很不一样，但从追求美感、倾向悲悯、着重人物、喜欢风景、留心细节等方面来看，细心的读者一定会觉得，无论哪一篇，它们都是我的文字，是在同一美学平台上的把戏。事实上，我在写任何一部作品时，都有顽强的突破和革新的欲望，即使写短篇也是这样一种心态，不信你看这些短篇。有媒体采访我时，曾问道：“优雅的文学姿态、优美的文学语言、忧郁的人文关怀，这是您的作品给很多读者留下的印象。您也认为，文学作品应该坚持一些基本、恒定的元素：人性道义、悲悯情怀、美育功能、艺术情调，等等。在当下这个喧闹得让人迷茫的文学市场上，您坚持您的理想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对此，您是怎么看的？”我对文学的理解和界定，显然是非主流的，也不是流行的。几十年来，我对文学的“伺候”，一直是按我的文学理路来进行的。我知道，现在的情况可能要比当初好得多，因为十多年间我毕竟以我的作品显示了它们的生命力和合理性，看似平静但连续不断的再版、发行和逐年走高，在默默地诉说着什么，也无声地支持了我的文学理念。而在十多年前，不要说是别人，就连我自己也会经常性地发问：你对文学的见解，是确当的吗？是不是一种浅薄，一种荒谬，一种无稽之谈？我会在一些场合发表我对文学的看法，往往都具有一种战斗性，甚至挑衅性，其实当时在场的人未必是与我相左的。这是一种孤独、不自信而导致的非常心态。但多少年来我还是坚持着，没有放弃，没有改弦易张。因为我自认为我对文学的感受，是有文学史的背景的，它们来自我对经典作品的体悟。由于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也就敢于怀疑潮流， 怀疑批评家们对一些作品的判断。我坚持认为文学是有基本面的，这个基本面从有文学的那一天开始就存在了，它是文学的天道。我更相信 20 世纪上半叶之前的文学家们对文学的理解。后来世道变了，变得有点儿凶， 有点儿古怪，“逆反”成了一种时尚，一种深刻的标志，凡已有的一切都是一定要颠覆的。文学的标准被人为地、强制性地改变了。

我经常在问一个问题：如果将那两个日本人——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生活的年代颠倒一下，让大江去川端的年代写大江式的作品，让川端降到大江的时代写川端式的作品，这两个日本人还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我想，这个问题傻子都知道答案。那么， 现在的文学依了新的标准，到底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呢？回答这个问题很困难，但我们可以采用一个简单的办法，那就是发问。那些专以变态为题材的作品，那些彻底驱逐了审美价值的作品，那些极度夸张了人性之恶而将人性之善完全否定了的作品，那些恶兮兮、脏兮兮的作品，如果没有它们，我们的生活会不会更好一些呢？如果我们不去在意那些朝思暮想的国际认定，批评界也不那么毫无立场地追捧那些有了国际认定的作品，我们只说文学的理、文学的道、文学与我们的幸福，我们也许会在一种放松的心情下正视文学的原旨。文学的原旨，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的。其实，我所持有的并不是什么文学的理想，而只是坚持文学的原旨罢了。我只想我的文字能让人对人性多少有点儿信心，对生活多少有点儿希望，对灵魂多少能有点儿触动，我不想让我的文字火上浇油、落井下石、釜底抽薪、心里添堵，也不想让人破罐子破摔、撕破脸皮。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不能使人过得更美好，更像人，你即使说到天上说出花来，我也不能接受你那深刻的一套。中国作家的焦虑，不就是为了那个国际认定嘛！其实，这个认定是一个十分微妙、复杂的问题。我们对我们所以未得到国际认定的原因分析，可能忽略了许多重要细节。好在，我们后来终于有人分别在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两个领域拿奖了—等级的奖， 诺奖和安奖，莫言和我。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放心地正视自己的文学宗旨和主张了。

谢谢这套书的策划者和出版者，谢谢对我作品做出如此美妙分析的解读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