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漫谈治史

这是一部谈论治史的学术著作，是作者应众多学者，尤其是青年学子的要求而写。

全书主体为治史方法论，但所述观点与方法并没有流于说教，而是一如作者之前的著作，文风朴实真诚，理论与事例相结合，活泼生动，夹叙夹议，令人既读来轻松，又深受启发。书中关于治学基本功、问题意识、如何写传记人物等见解，对于想投身于学术的人，会有深刻的指导作用。书中还有两篇作者新近撰写的专题研究文章，呼应了书中对治史方法的阐述，可谓最好的示例。

此书亦可视为作者的治学小传，从中可窥一代史学大家对学术传承的殷切期望。

金冲及，1930年出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专家，中国史学会原会长。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历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文物出版社总编辑，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复兴文库”总主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主编有《毛泽东传》《刘少奇传》《周恩来传》《朱德传》《陈云传》《邓小平传略》等。

漫谈治史

谈谈治学的基本功

谈谈问题意识

谈谈写文章

学风问题至关重要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中国传统文化三题

中国近代历史的几个根本问题

当代人应该写当代史

人物传记中的几个关系

对毛泽东传记多维写作方法的几点认识

和60岁左右同行谈谈心

干部要学一点历史

历史科学的特性和作用

以求真的态度，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研究它

行万里路

历史、历史学家与人民共和国的六十年

  ——金冲及访谈录

博学笃志 切问近思

  ——金冲及治学访谈录

外二篇

论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斗争

谈苏中七战七捷

后记

这是一部谈论治史的学术著作，是作者应众多学者，尤其是青年学子的要求而写。

全书主体为治史方法论，但所述观点与方法并没有流于说教，而是一如作者之前的著作，文风朴实真诚，理论与事例相结合，活泼生动，夹叙夹议，令人既读来轻松，又深受启发。书中关于治学基本功、问题意识、如何写传记人物等见解，对于想投身于学术的人，会有深刻的指导作用。书中还有两篇作者新近撰写的专题研究文章，呼应了书中对治史方法的阐述，可谓最好的示例。

此书亦可视为作者的治学小传，从中可窥一代史学大家对学术传承的殷切期望。

金冲及，1930年出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专家，中国史学会原会长。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历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文物出版社总编辑，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复兴文库”总主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主编有《毛泽东传》《刘少奇传》《周恩来传》《朱德传》《陈云传》《邓小平传略》等。

我常听到年轻的朋友谈到：写文章常苦恼的是容易流于“大而空”或“小而碎”，不易找到好的题目，我自己也常遇到这个问题。这也许就在于在研究工作中是否养成了强烈的问题意识。也就是说：在每一项研究起步时，心中要先悬着一个重要的而自己原来没有弄清的问题，这样在研究中就会致力于寻求问题的答案和检验答案的可靠性，就会一直处于兴奋状态和小心翼翼的细心验证中，有时多少还会打动人，不至于流于空谈或陷入琐碎。

问题意识是研究的出发点和动力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谈史学研究方法时，十分强调问题意识的重要性。我的老师周谷城教授常说：能找到一个好的问题，文章就成功了一半。看来这个问题确实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广泛重视，史学界在讨论治史方法时通常也会不约而同地多次谈到这一点。随着年岁的增长和史学研究实际体会的积累，我又逐渐感悟到：对史学工作来说，问题意识不只是重要的方法问题，而且可以说是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和持续动力。

人们在现实生活和历史环境中，总是会面对无数或大或小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一直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放过去了，有些已有人提出这样那样的分析和猜想，但未必符合实际或令人信服。可以说，研究工作很大程度上就是寻找问题的答案，研究成果就是对问题的回答，变未知为已知。这就是研究工作的意义。

在现实生活中这类问题很多。如果不细心调查实际情况，找出造成问题的真实原因，进行恰如其分的分析，只说一些“大而空”或“小而碎”的意见，读者看起来也引起不了兴趣，那就不可能使问题得到解决，不可能前进。历史上的问题，虽然早已成为过去，但它常常直接影响人们对现实问题来龙去脉的理解和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正确了解和认识这些历史问题，对生活在今天的人们仍十分重要。但是，由于它已成为过去，要完整地再现它的历史原状（包括重要细节），作出细致而准确的判断，实在不容易。我深感：史学研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努力寻找复杂历史问题的真实答案，从而对问题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回答的过程。当然，对早已成为遥远过去的历史，要完整而准确地找到答案实在很难，在很多情况下，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是力求接近真相，并引起其他人更深入的思考或研究，一步一步接近真相。

史学界流行一句话：“治史如断狱”，是对治史的一种形象比喻。在法庭上，不能先抱有如何判案的成见，通常会听到不同的意见、甚至不同的事实叙述，看起来似乎已山穷水尽疑无路，但在有心人的切实探索下，常常能解开谜团，做到真相大白，作出正确的判决，受到人们的赞扬。治史中不断探求问题的答案，恰恰也和法庭上断案一样。这种不知疲倦地切实探索去寻求问题答案的过程，既十分辛苦，也可以带给研究者极大的兴奋。

写到这里，想起曾听过中国科学院原院长路甬祥一次报告。他劈头就说：科学发展的动力有两个：一是社会的需要，二是人的好奇心。这话使我大吃一惊。前一点不成问题，恩格斯早就说过：如果不为社会所需要，任何学科的研究结果都不可能受到社会的注目，更谈不上很大发展起来。这道理几乎不言自明。但路甬祥把人的好奇心同第一点平列，却是我以前没有听到过的。再想想，他说的确实有道理。人们总是会不断地追求新知，而不满足于故步自封。在看似平常的现象中发现新的问题，进行切切实实的探索和研究，往往也会产生突破性的新认识。

举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苹果熟后会坠地，这是大家熟知的事实，却从未有人由此提出问题进行思考。大科学家牛顿却从中提出：为什么苹果成熟后会下坠，而不是升空或横飞？对这个问题的探究，最初未必预知它会对社会需要产生什么推动作用。但牛顿觉得这个不平常的问题应当有一个合理的科学的符合实际的回答。他不罢休地抓住它，一步一步地深入探讨，从地心引力到万有引力，再到对经典力学中的许多重要问题的阐释。这是伟大科学家作出的持续不断的顽强求索、寻求问题的答案和无所畏惧地作出新论断的榜样，从而推进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的进步。这也证明了问题意识对科学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作用。

总之，对史学工作者来说，写出的论文或著作有多大的价值，重要的是要看它能不能对自己头脑中原来存在的问题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回答。如果只是对易见的材料加以整理，即使没有对问题作出富有新意的分析，但对没有机会见过这些材料的读者还是有些用的，也是一种社会需要，但毕竟不能作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