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中国文化研究辑刊（第二辑）

《本朝无题诗》中的长安表述及其都城史意义

在世界文学史上，并非任何一座城市都能成为文学家反复描述与表现的样本，历史、地理和政治因素对于文学中的异国形象的塑造，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长安的复杂性就在于它不仅是一座具有王权象征意义的都城，还在于作为东亚古典都城时代的典范，长安曾给周边政权及其都城营造带来了巨大的紧张感和压力，同时也成为东亚各国都城效仿的原型。以日本的平安京为例，其都城规划、殿阁诸门、建筑命名均以长安为原型，天皇、贵族、官僚甚至取长安山川、河流、宫室、寺院等的名称来命名自己的私宅，在平安京内部再造了一个“小长安”。近几年，都市空间的异域书写研究已然成为学界热点，前学利用比较文学形象学、殖民主义批评等理论，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但是，当我们将研究对象确定为“长安”等古典都城时，情况复杂起来；尤其是将书写长安的“异域”锁定在“东亚”这一历史空间时，问题变得更为棘手—因为“注视者”与“被注视者”的边界彻底含混，使“自我”与“他者”趋于合并。

长安在东亚汉诗文中作为“他者”身份的消失，源于公元907年唐长安城的陷落。这一时期，在东亚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以“长安”指代各自都城的汉诗文逐渐兴起，长安成为东亚文学中的“永恒之都”的象征。这一特征在平安朝后一部汉诗总集《本朝无题诗》中表现得尤为鲜明。这一时期王权的摇摇欲坠、武士势力的扩张以及战乱的频起，使得平安京的都市空间也发生了重要转变，这时长安就成了平安京右京的代称，与左京“洛阳”相对。关于这一问题，中日学界尚未展开真正的研究，本文将以《本朝无题诗》为例，重点考察两种文学关系：，文本关系。即《本朝无题诗》中的长安意象对中国诗文的承继、接受与变异；第二，文本与都市的关系。平安京是以长安城为典范建造的都城，十世纪之后的日本文人以“长安”作为“平安京”的雅称，他们充分利用平安京与长安城街衢、宫殿、寺院等名称的重合，在历史、空间等维度上拓展了都城书写的精神深度。本文将日本文人借用长安书写其都城平安京的方法归结为三种：借代、重叠与用典，通过对长安书写兴起的历史背景的考察，对这三种修辞方法中长安形象的展开进行研究。通过本研究，一方面可以为国内的长安学研究补充域外文献，另一方面还可为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长安的衰落与东亚长安书写的兴起 古代日本人对长安的表述，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且这个过程相当漫长，它与日本民族“想象共同体”的生成密切相关，［1］同时又无法脱离古代东亚政治变动及华夷思想体系变迁的影响。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随着唐帝国在政治上对中国大陆的再统一，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营造了长安城。唐帝国日益鼎盛，以长安城为中心的庞大的都市体系给邻接地域带来了强烈的紧张感，为了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隋唐相抗衡，周边国家也陆续修建了各自的都城，建立其行政都市体系，主张各自文化的正统性。日本、吐蕃、渤海、南诏、回鹘、沙陀、契丹等国，正是在这一形势下成立，是为“东亚都城时代”的诞生。

就日本列岛而言，初并不设都城。7世纪以降，日本模仿唐朝制度建立中央集权的律令国家的同时，也从中国引入了都城制度，依次修建了近江京、藤原（新益）京、平城京、恭仁京、难波京、长冈京以及平安京。由此可见，日本是在“东亚都城时代”的背景下才诞生了营造都城的理念。范文澜先生指出：“像长安这样精心规划、气象宏伟的大都城，在隋唐以前的中国不曾有，在当时的世界上也不曾有。日本模拟长安的建制，先后兴建平城京和平安京。”宿白先生也明确指出：“日本从7世纪后半到8世纪后半，陆续兴建了许多处宫和京，其中藤原、难波、平城、长冈、平安五座京城，经过近年的考古工作和古文献的研究工作，都已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复原，复原的成果告诉我们，仿效隋唐时代长安和洛阳的制度，是它们的共同点。”

《本朝无题诗》诞生的舞台平安京，是桓武天皇于延历十三年（794）十月下诏迁都的新京。平安京横跨山城国的葛野和爱宕两郡，北有北山（玄武），南有小椋池（朱雀），东有鸭川（青龙），西有沿御室川河道的山阴古道（白虎），可谓是“四禽叶图”之地。之所以称为“平安京”，是因为“此国山河襟带，自然作城。因斯形胜，可制新号，宜改山背国为山城国。又子来之民，讴歌之辈。异口同辞，号曰平安京”。延历十四年（795）正月，因平安宫的大极殿尚未建成，所以没有举行元日朝贺礼仪。但正月十六日，桓武天皇在内里宴请群臣，举行了盛大的踏歌活动。其歌词曰：“新年乐，平安乐土，万年春。”诚如这首踏歌所祈祷的那样，平安京被视为国泰平安的象征。

平安京是桓武天皇为模仿中国建立律令制国家的需要而营造的都城，因此在造都理念、都城规制、宫殿建筑甚至植被景观上皆模仿隋唐长安与洛阳，尤其以对唐长安城的模仿更为显著，这几乎是战前日本史学界的共识。如日本史学家喜田贞吉先生所述：“藤原京之制，与其后平城京、平安京或大化的难波京相类，均为模仿支那长安之制的京城。”20世纪后半期，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学界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平安京兼模仿唐长安城与洛阳城。如王仲殊先生根据日本考古学的发现指出“古代日本的宫城为唐长安、洛阳的宫城、皇城的结合体”，同时还考证出“宫城南门仿唐长安皇城南门而称朱雀门，而朝堂院外南门则仿洛阳宫城南门而称应天门”。

从日本史书的记载来看，平安朝官僚对中国都城制度、历史沿革有充分的认知，这从“应天门大火”之后的改名事件便可窥知。据《日本三代实录》记载，清和天皇贞观八年（866）闰三月平安宫应天门遭火灾焚毁。贞观十年（868）二月开始重建，十三年（871）十月竣工。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明经、文章等博士奉命讨论应天门是否应该改名，从五位上行大学头兼文章博士巨势朝臣文雄如此论道：

唐玄宗天宝二年，东京应天门灾，延烧至左右延福门。十一月，应天门成，改

曰乾天门。本朝制度，多拟唐家。凡天人火，其名虽异，总而论之，皆是非国之休

征。然则修复之后，除其旧号，更制嘉名，不亦宜哉。又洛都宫城门，是谓应天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