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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铁群,黄伟林 编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59812209
出版时间2018-11
四部分类子部>艺术>书画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定价298元
货号25584432
上书时间2024-12-20
一
1950年代的广西文坛,诗歌有《百鸟衣》,小说有《美丽的南方》,二者皆以各自的经典性奠定了在广西文学史上再也无法动摇的地位。然而同时期的散文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作品来。相比而言,此时远在香港的桂籍作家梁羽生的散文因“文采斐然,情韵悠美,不拘内容,不论格式,谈古论今,说人评事,其中的文化含量和思想蕴藏相当丰厚” ○1显得尤为可贵。或许因为梁羽生作为武侠小说家的名气太大,以至于人们大多忽略梁羽生作为散文家的一面。事实上,梁羽生不仅比较喜欢写散文○2,而且写散文比写小说开始的要早○31956年。1956年10月,同写武侠小说,人称“文坛三剑客”的查良镛(金庸)、陈文统(梁羽生)、陈凡(百剑堂主)突发奇想:在《大公报》副刊上开设一个专栏,名曰“三剑楼随笔”。三人轮流写,每日一篇,连载三个多月,约十四万字。内容“或谈文史掌故,名人轶事,或评琴棋书画,诗词联谜,或论神话武侠,剧影歌舞。总之是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而且篇篇自成格局,每多神来之笔”○4·易兰珠·牛虻》和《围棋圣手吴清源》即写就于此时期。《凌未风·易兰珠·牛虻》是篇创作谈,梁羽生先从柳青的来信谈起,柳青看出凌未风(《七剑下天山》中的主要人物)与牛虻间的关系,梁羽生就势引出作家“移植”外国文学的复杂现象,并解释道,“《七剑》是把牛虻分裂为二的,凌未风和易兰珠都是牛虻的影子,在凌未风的身上,表现了牛虻和琼玛的矛盾;在易兰珠身上,则表现了牛虻和神父的冲突。不过在处理易兰珠和王妃的矛盾时,却又加插了多铎和王妃之间的悲剧,以及易兰珠对死去的父亲的热爱,使得情节更复杂化了。(在《牛虻》中,牛虻的母亲所占的分量很轻,对牛虻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杨云骢之对易兰珠则完全不同。)”○5“武侠小说的新道路还在摸索中,《七剑》之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也只是一个新的尝试而已,更可能是一个失败的尝试。”○6“棋圣”的历程,梁羽生通过一系列事件来塑造吴清源高超的棋艺,如吴清源儿时替父对弈时的初露头角、与段祺瑞对弈时不动声色地显示实力、与日本众多围棋高手过招屡战屡胜以至震动日本棋院等。不过这篇散文的特别之处或许在于其融入了小说笔法,且看梁羽生如何写吴清源儿时替父对弈时的情景:“吴清源的父亲上厕所去了许久还不回来,那胖子等得不耐烦了,对旁观者嘲骂吴清源的父亲借故遁逃。这时吴清源忽然在旁边冷冷地说道:‘我替父亲下几步好不好?’吴清源那时只是十二岁的小孩子,还未和人正式对过局,那胖子大笑道:‘你输了你爸爸会认数吗?’吴清源道:‘怎见得是我输呢?等我输了你再说不迟,我没钱就脱衣服给你。’那胖子本来好胜,见这个小孩子毫不把他放在眼内,不禁大怒,就和他续下去。吴清源像小孩子玩石子似的,随手将棋子丢落棋盘,简直不假思索,不过一二十手就扭转大局,转败为胜。那胖子不服气,再和他下一局,赌注十元,结果又输。”○7应该说,梁羽生的这段描写确实能够表现出吴清源儿时在围棋方面过人的天分。如果单独看这段描写,读者可能会以为是小说中的某个段落,因为这段描写从语气到用词都颇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的神韵。此外,吴清源十二岁时,梁羽生才两岁,即使梁羽生身在现场也不可能把吴清源和胖子的对话及神态记得清清楚楚。因此,不妨把此段描写理解为作为小说家的梁羽生试图用虚构沟通作为散文家的梁羽生而做的一个尝试。
1950年代的广西散文创作中的佼佼者,但这说明不了1950年代广西散文发展的脉络,因此,有必要以《广西文艺》为例,梳理一下1950年代广西散文发展的脉络。《广西文艺》创刊于1951年6月1日,这是当时广西专门刊发文艺作品的省级刊物,因而它的编辑方针和发表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广西文学(散文作为文学中的一支自然也不例外)发展的脉络,至少在“文革”结束前是这样。《广西文艺》在创刊号《编者的话》中有这样一段:“在初,在拟定本刊的编辑方针时,我们就已确定了这是一个地方性的、群众性的、通俗性的文艺刊物。直到近,我们更明确地规定,本刊的读者对象不能是包罗各阶层群众兼而有之的一般群众,而应该是工农兵群众,限度通过工农兵干部而能为工农兵群众所接受;因此在作品内容上不能像过去一般文艺杂志那样以占大量篇幅的小说、剧本、诗歌为主要内容,而应该是以短小精悍的易为工农兵接受的通俗的民间形式的作品为主。”○81956年略有转变,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正式提出带给广西文艺界的思想冲击是巨大的,但在此之前发生的两件事不能不提。一是1956年3月15日—29日,全国次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约450人,广西有6人参加。虽参加人数占与会总人数的比例很小,但在当时却很轰动○91956年4月16日—22日广西全省次青年文艺创作者会议在南宁召开,240多位青年作者参加,时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到会做了报告,同时《广西日报》文化宫专门为青年创作者出了一期专辑○10“双百”方针激起的巨浪汇合,场面可想而知。遗憾的是,1956年的散文并没有随着“双百”方针的到来而出现大的转变,原因可能在于1956年的下半年,广西文艺界还处于对方针的认识、讨论和对此前广西文艺发展的总结中○111956年第十一本和第十二本的封底处连续预告了《广西文艺》将改为《漓江》的消息,并在《漓江》创刊征求订户时这样写道:“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辟创作和批评讨论的园地,切实满足广大文艺爱好者的要求,广西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决定将‘广西文艺’停刊,改办文学艺术性月刊‘漓江’。‘漓江’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具有一定阅读能力的工农兵群众、国家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文艺爱好者。内容以反映广西各民族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面貌、边防对敌斗争、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斗争生活、广西各少数民族优美的民间传说等为主,还有指导青年进行写作的文章和广大读者开展文艺评论的园地。形式主要有小说、散文、特写、儿童文学、诗歌、剧本、曲艺、杂文、评介等,力求多种多样。”○121957年1月,《漓江》创刊号出版,时任广西省文联副主席的胡明树在代创刊词《漓江也是一朵花》中这样写道:“花不逢时不乱开。每种花都有它自己开的季节和开的时候……条件成熟,花就会在它应开的季节应开的时候开放。”○13“右派分子”,一起被批判的还有林焕平、李文钊、刘牧、秦黛等人○141957年这个有可能成就广西散文的年份流产,《漓江》这朵花终于还是在风雨飘摇中凋谢了。1958年1月《漓江》停刊,1958年3月《红水河》在《漓江》的基础上伴随着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创刊了,《红水河》创刊号中的《致读者》写道:“这个刊物是在经过反右派斗争,检查并批判了‘漓江’所犯的错误的基础上诞生的。……‘红水河’必须是一个具有高度战斗性的刊物,它必须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社会主义教育人民的党的思想阵地。”○15“齿轮和螺丝钉”。散文的园地荒芜了,再好的种子也只能深埋于地下,而随后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反右倾”终让1950年代的散文在喧闹中寂寞落幕。
二
1960年代,准确地说是6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迎来了广西散文的收获期,在此期间,由于国家文艺政策的调整,广西散文质量明显提升并开始在全国崭露头角,在全国崭露头角的显在标志是广西散文多次出现在《人民文学》上,其中毛正三、周民震和苗延秀代表性。毛正三的《山荔枝正红的季节》发表在《人民文学》1961年第5期,写了“大跃进”时期壮族姑娘卜莲枝在党的支持下如何带领大家在生产上攻坚克难,并通过“向坡地要粮”和创造“三季造耕作”等事件塑造卜莲枝如何成长为人民公社生产模范的形象。作品难得之处在于塑造卜莲枝能干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卜莲枝作为女性柔情的一面(卜莲枝另一个身份是被人称赞的民间歌手,并在与柳芭村青年对歌时表现了女性特有的柔情),也没有忽略在卜莲枝成为生产模范的过程中她父亲在精神上的转变(由看不惯一个姑娘家带着一伙青年男女吃在山上、滚在山上到逐渐默许理解和自豪)。周民震的《苗乡曲》发表在《人民文学》1962年第4期,写的是普通话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和“大跃进”带给寂寞山区的新变化。苗延秀的《归侨小凤》发表在《人民文学》1963年第12期,这篇作品曾被一些小说集收录,但从文本特征来看,《归侨小凤》更适合归入散文。与《山荔枝正红的季节》和《苗乡曲》相比,《归侨小凤》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打开了人物的隐秘的内心世界,如《归侨小凤》第二节小凤黄昏时分在河边边弹奏琵琶,边随着琵琶声柔情歌唱道:“可爱的印度尼西亚,你有美丽的河山和矿藏,我们曾在你的怀里成长,你是我们的第二故乡。……”○1660年代广西散文中是罕见的,此类歌声的罕见不在于它表明小凤身份是“归侨”,而在于它的独歌属性。独歌不同于对歌,对歌多在二人或多人间进行,面向的是他者,即使偶有心声流露,也有限。独歌面向的是自我,是对自我的独语,是直接敞开人的内心世界。独歌打开了小凤的内心世界并开拓了人物形象的深度与广度,自我的独语使人物向纵深延展,独歌中的回忆则使父母异国多舛的命运在小凤的内心中徐徐展开,从而广度得到了拓展,而广度的拓展又反过来为小凤之所以成为如今的小凤提供了强有力的逻辑。由独歌进入内心,在内心世界中塑造人物形象的饱满度,这在60年代整个广西文学都在着力表现“三大革命运动”(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氛围中实属难得。除了上述作品,这一时期写得较好的散文还有周民震和饶韬合写的《南流江潮讯》(载《广西文艺》1963年2月号)、公浦的《瑶山人家》(载《广西文艺》1963年4月号)、饶韬的《密林深处》(载《广西文艺》1964年2月号)、毛正三的《高原人家》(载《广西文艺》1964年4月号)、徐治平的《苍山如海》(载《广西文艺》1966年4月号)等。值得注意的是,6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还有不少社员、工人、解放军某部人员等加入了散文创作队伍,他们响应“为工农兵写作,为革命写作”和“深入生活”的号召,散文所写之地多为公社、工厂、连队或某部门,内容多为新人、新事、新思想等,这部分散文质量相比于50年代显然有所提升,但总体来说,在语言的定调和把控、节奏的松紧、情绪的疏密、真实深浅的把握、细节的观察等方面还相对稚嫩。
1966年6月,《广西文艺》以专栏和头条形式转发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原载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和《解放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原载1966年5月4日《解放军报》),“文化大革命”在广西拉开序幕。“文革”期间的1966年至1971年4月,凌渡形容此间广西散文为“一片空白”○171971年5月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间的散文为“‘假大空’成灾,公式化、概念化泛滥,散文已沉沦到毫无审美意义的境地”○181971年5月,由《广西文艺》易名的《革命文艺》试刊,1972年1月《革命文艺》试刊两期后更名为《广西文艺》,更名后的《广西文艺》首期以头条形式转发《人民日报》短评《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原载1971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短评中重提“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这为广西散文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1973年《广西文艺》第1期登载了一条“我区文艺创作活动简讯”,简讯这样写道:“为了贯彻区党委常委的指示精神,进一步提高我区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质量,一九七二年八月份以来,自治区先后举办了短篇小说创作学习班、诗歌创作学习班、音乐创作学习班、国画创作学习班、摄影创作学习班,并召开了小型的小说和散文作者座谈会、民歌手和新诗作者座谈会、文艺评论作者座谈会……在此基础上,编选出了广西短篇小说选《南疆木棉红》、广西诗选《红水河欢歌》、广西歌曲选《壮族人民歌唱》,此外还创作了一批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包括民歌)、戏剧、美术、音乐、摄影等作品和文艺评论文章。”○19“文革”中的广西散文现场提供了切入口,而顺着这条线,翻阅此间的《广西文艺》,会发现一个出人意料的事实——居然涌现出了一大批较好的散文,如《龙大姐》(《广西文艺》1972年第1期)、《地下河的战斗》(《广西文艺》1972年第2期)、《花山新画》(《广西文艺》1972年第3期)、《八角飘香》(《广西文艺》1972年第4期)、《绣花》(《广西文艺》1972年第5期)、《山里人》(《广西文艺》1973年第1期)、《猎手》(《广西文艺》1973年第2期)、《初次出猎》(《广西文艺》1973年第3期)、《蔗乡行》(《广西文艺》1974年1月号)、《奇特的病历卡》(《广西文艺》1975年第4期)等。这些散文虽然每篇都达不到入选本卷的标准,但整体质量却远远高于1950年代的广西散文,即使与1960年代的收获期相比也毫不逊色,如果对“文革”期间的广西散文(准确地说,应该是1971年5月至1976年10月间的散文)做描述的话,有两大现象值得关注:一是与1960年代散文多塑造主人翁为“庄稼迷”不同,“文革”期间的散文多塑造主人翁为“工地迷”;二是主人翁多是充满干劲,有着愚公移山精神的女性。
......
李北京
“文采斐然”的梁羽生,初露头角的毛正三、苗延秀到八十年代颇具实力的白先勇、柳苏、陆地,再到如今一直活跃在广西乃至全国文坛的中青年作家队伍(“广西散文新势力十六人”,以及同样是写小说的好手的陈建功、林白、东西、黄咏梅、陈谦等,一起构成了广西散文的百花园。这些作品展示了各时期广西的时代风貌,抒发一家之言,或情真意切,或朴素隽永,或冷峻深邃,饱含人生底蕴。
30多年,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中国作家协会庄重文文学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著有《中国当代小说家群论》《小说的聚焦》《转型的解读》《文学桂军论》《桂海论列》等多部文学研究专著;主编大型史料文献丛书《抗战桂林文化城史料汇编》,《广西现代文化史》“文学编”总撰稿。
·1950年代·
·易兰珠·牛虻》 02
08
·1960年代·
14
23
29
·1970年代·
46
56
65
76
·1980年代·
86
96
……
“文采斐然”的梁羽生,初露头角的毛正三、苗延秀到八十年代颇具实力的白先勇、柳苏、陆地,再到如今一直活跃在广西乃至全国文坛的中青年作家队伍(“广西散文新势力十六人”,以及同样是写小说的好手的陈建功、林白、东西、黄咏梅、陈谦等,一起构成了广西散文的百花园。这些作品展示了各时期广西的时代风貌,抒发一家之言,或情真意切,或朴素隽永,或冷峻深邃,饱含人生底蕴。
30多年,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中国作家协会庄重文文学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著有《中国当代小说家群论》《小说的聚焦》《转型的解读》《文学桂军论》《桂海论列》等多部文学研究专著;主编大型史料文献丛书《抗战桂林文化城史料汇编》,《广西现代文化史》“文学编”总撰稿。
一
那时候我还小,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来到山逻街的。
“嘭”地断开,自以为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
父亲在屋里熬粥。黄灿灿的玉米粒被母亲磨成粉末,此时,它们躺在簸箕里,等待和水相遇,和火相遇,后变成一锅黄灿灿的玉米粥填进我们一家人的肚子里。火塘的三脚架上架着一大鼎罐水,父亲左手抓起一把玉米面,右手捏着一双比平常长出三四倍的竹筷子。玉米面从父亲左手缝飘飘洒洒缓慢落入鼎罐内,右手间的长竹筷欢快地沿着顺时针方向不停均匀画圆圈。没干透的柴火吱吱地吐出白沫,冒出的辛辣烟火熏得父亲睁不开眼。父亲左右手娴熟配合,他眯缝着眼,竹筷画出的圆圈花朵一样在鼎罐内层层叠叠绽放。父亲熬了半辈子粥,无须用眼,也知道左手右手什么时候该做什么。
我闻见粥的味道,它们从户人家的火塘上飘过来,从第二户人家的火塘上飘过来,从每一户人家的火塘上飘过来,聚到草垛上空挨挨挤挤,它们长久徘徊,凝滞不散,以至于很多年后,仍然不时浩浩荡荡撞入我梦里。
一个孩子扯掉腰间的稻草,几个纵身跃过一堆堆草垛,呼啸着往家奔去。一群孩子很快作鸟兽散。
“娅番又骂街了。”
我迅速起身往门外跑。我喜欢每一个娅番骂街的傍晚,那样的傍晚就连空气也流动着令人亢奋莫名的气息。
娅番拍着巴掌,啪啪地朝我家走来。我家大门临着马路,路呈丫字形,丫字的一点一撇一竖像三只无限延长的手和脚,各自伸向遥不知处的山外。路无尽头,山逻街却有尽头。与路的丫不同,山逻街的丫是一个不会伸手伸脚的肥胖的丫。我家就在丫字一竖的末尾,那是街尾。娅番走到我家门前,一条街便也走完了,她折回身,啪啪地拍着巴掌又往街头走去。街头街尾,我们习惯上只特指丫字的一撇一竖,丫字的一点是机关所在地,那是我们陌生的地方,像是街蓦然旁逸斜出的一个深渊,又像是突兀劈出的一条河,丫字的一点仿佛离我们千远万远,我们从来没想过要把它归算成山逻街的一部分。
山逻街的女子骂街,就是这样拍着巴掌街头街尾上下走动的。娅番不是山逻街的女子,至少在当时,她还算不上是山逻街的女子,可她骂街的样子居然与山逻街的女子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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