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失衡的利维坦 美国分裂的文化与政治根源

前言

美国是世界的风景。世上风景，可分两种，走不出的和走得出的。对洛克而言，新英格兰是旧英格兰走不出的风景，它就像上帝应允的福地，宛若世界刚开始的样子。对于洛克以降的自由主义者而言，走出旧欧洲，走进新世界，需要美国这个成功反抗英帝国强权的大英雄，美国当为世界的立法者。对于柏克来说，旧英格兰是新英格兰走不出的风景，新旧英格兰人始终同文同种，打断骨头还连着筋。新英格兰人用了两百年时间才走出旧欧洲，又用了近两百年时间缔造新世界，却在内饱受社会分裂之苦，在外深陷帝国沉沦之险，不得不回到旧英格兰寻根，用文化筋脉疗救实力损伤，跳出大国兴衰的自然律。

为世界立法，以理服人，道阻且长。控制世界，以力服人，为霸道常规。在长达320 年（1620—1940）的扩张道路上，先英后美，帝国战车滚滚，开疆拓土，由北向南，从新英格兰出发，越过梅森-迪克森线，直至佛罗里达海峡，再到大洋洲的东萨摩亚。自东而西，翻越阿巴拉契亚山脉，辗过百千万印第安人、墨西哥人、美洲人、欧洲人、亚洲人，向西北直至白令海峡，向西南直至墨西哥湾，向西直达马里亚纳海沟诸岛。

除直辖领土外，还有海外基地。美国从1940 年9 月用50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旧驱逐舰换得英国八个西半球军事基地起步，至1945 年9月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短短五年就在全球各地建立了2000个享有治外法权的军事基地。基地数量在冷战期间随美国战事起落消长，2001 年10月打响反恐战争后一度超过2000个，至今仍在大约85个国家或地区设有800个军事基地。美国以全球基地网络为锚，以强大军力为剑，制定外交政策，推行对外战略，展开全球权力竞争，维持国际联盟，保护本国企业利益，迫使他国开放市场并接受不公平的政治经济条件，竭力扩大势力范围，维系全球帝国霸权。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这80余年中（1940—2021），美国这个两洋之间的“大陆岛”，取代了英国这个孤悬于欧洲大陆之侧的“世界岛”，从“本土帝国”走向“全球帝国”。凭借软硬两手的实力地位，包括世界最强的军力，世界最多的军费，世界影响最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极具毁灭性的核武力量，几无间断的频繁对外战争，数十次以推翻外国政府为目标的政变，对全球主要航线的实际控制权，以及，在先进技术研发、尖端技术教育、宇航技术、航天工业、国际通信系统和高科技武器工业上的领先位置，美元的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地位，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诸多国际组织的主导权，还有好莱坞、流行音乐、互联网等文化霸权，美国将帝国变成了自己走不出的风景。

四百年，弹指一挥间。冷战结束以来的30年间，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的激烈斗争，撕裂了美国，也撕裂了世界。福山用历史终结论宣示冷战自由主义的浪漫主义，将自己从保守主义推向自由主义，把美国变成整个世界走不出的风景，美国不是美国人的，美国是世界的，世界也是美国的。亨廷顿用文明冲突论延续美国保守主义的现实主义，告诫美国要想逆转美国人的国家认同衰颓，避免帝国坍塌，必须从自由主义回到保守主义，将美国自由主义变成自己走得出的风景，美国不是世界的，世界也不是美国的，美国只是美国人的。

如果人们俯瞰美国这幅风景长卷，不难发现，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的斗争，既凝结了晚近五六十年来美国两大政党、两种意识形态、两种例外论之间南辕北辙的精神撕裂，也延续了240余年来“两个美国”之间势如水火的政治斗争，更接续了四百年前“两个新英格兰”之间背道而驰的文化分歧。

在英帝国殖民时代（1620—1776），天主教的詹姆斯敦与新教的普利茅斯，“新教中的旧教”盎格鲁宗与“新教中的新教”公理宗，复古的国教派与开新的分离派，“两个新英格兰”之间的分歧，奠定了“两个美国”的底色。

美国独立建国以来（1776—2021），忠于英国君主的保王党与希望独立建国的爱国者，西部南方的新边疆与东北的新英格兰新世界，乡村党与城镇党，共和主义者与联邦主义者，南方保守主义者与加里森废奴主义者，州权派与国权派，上层精英领导国家论与普罗大众自由意志论之间的冲突，深深嵌入美国历史，在美国的独立建国时代（1776—1859）、内战重建时代（1860—1889）、进步时代（1890—1920）、“黄金十年”（1920—1929）与大萧条（1929—1939）、新政时代（1933—1945）、冷战时代（1946—1991）和帝国反恐时代（1992—2021），塑造出不同版本的“两个美国”。

“两个美国”既是美国的历史记忆，也是美国的文化记忆，更是美国的政治记忆。美国究竟是共和德性的特殊堡垒，还是个体自由的世界典范？美国例外论究竟是保守主义的，还是自由主义的？“两个美国”可谓贯穿了美国的古今之争。二者均可在世界叙事上主张美国是上帝垂青的民族，因而注定成为世界各国的立法者，但在美国叙事上很难调和，双方都在“一个少数族裔的美国和一个多数白人的美国”与“一个（多数）穷人的美国和一个（少数）富人的美国”之间进退失据，也都因此试图将美国历史从建国以来的两百年拉长至殖民以来的四百年，把各自版本的“美国例外论”追溯至“两个新英格兰”：自由主义的美国例外论延续了“新英格兰例外论”，将新英格兰视为不同于旧欧洲的新大陆，将美国视为个体自由和民主意愿的示范区，美国就是世界；保守主义的美国例外论延续了“新旧英格兰同源论”，将新英格兰和美国的体制、制度、道路溯源至英格兰和欧洲，将美国视为共和主义的保留地，美国只是美国。

大国盛衰无常。在过去的20世纪，美国继承欧洲列强构建北大西洋帝国的梦想，沿着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开辟的帝国型民族国家道路，先是在冷战时代成为西方世界的牧羊人，又在后冷战时代成为向全球扩张的独孤霸权。其“新罗马”的自我期许不断强化，但强化的不是共和而是帝国，不是大众民主而是寡头僭主，不是多数的统治而是少数的专政。

美国的衰变，不仅反映在政治、经济、社会上，而且反映在思想、观念和文化上，不公平的经济增长引发并强化了社会财富分配、思想观念、文化认同、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国家治理的分化、极端化和两极化，放大了“两个美国”。

21世纪刚走了1/5，历史终结论的乐观情绪就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所剩无几，文明冲突论不仅支配着美国对外反恐战争的战略，而且主导着美国内部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角逐，“两个美国”愈加鲜明。

故此，本书以“两个美国”为主线，由美国社会分裂的文化起源入眼（“一 两个美国”），纵观美国如何将社会格式化为透明的可治理之物（“二 透明社会”），概览美国如何先以军政立国，复以军政治国，终以军政持国（“三 军政立国”），描摹美国如何步欧陆后尘构筑适应现代生活的超级政府（“四 超级政府”），继而总括美国这个帝国型国家的浮沉（“五 帝国浮沉”），余部则分述美国人所思考的“美国与世界”（“六 一人一世界”），所见证的“美国政治”（“七 隐身的国家”），所忧虑的“美国危机”（“八 认同的荣枯”），所阐发的“美国道路”（“九 失衡的利维坦”），进而探究美国兴衰之门户、进退之虚实、变化之得失、损益之轻重，管窥人类社会治乱兴衰之源。

昨天已经古老。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那走不出的风景，终将定格成必得走出的画卷。

在过去的 20 世纪，美国逐步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头羊以及后冷战时代唯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与此同时，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观念、文化都出现了裂变，经济社会结构的分化，思想观念、政党政治、国家治理的两极化，孕育了一个失衡的利维坦。

贯穿在美国古今之争中的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的斗争，凝结了晚近五六十年来美国两大政党、两种意识形态、两种例外论之间南辕北辙的撕裂，更延续了殖民时代“两个新英格兰”背道而驰的分裂底色。本书追索其背后的历史记忆、政治斗争、文化分歧，并且深入当代美国最为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亨廷顿的思想轨迹，从而更恰切地理解美国的国家性质与国家航向，以及更为现实的现代政治世界与现代政治困境。

欧树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理论（国家理论、民主理论、信息政治）。出版专著：《灵境内外》《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合著：《自由、威权、多元》《大道之行》《小邦大治》；译著：《沃伦法院与美国政治》《选主批判》《抽选的复兴》等；另发表文章若干。

前言 美国往事

一 两个美国

二 透明社会

三 军政立国

四 超级政府

五 帝国浮沉

六 一人一世界

七 隐身的国家

八 认同的荣枯

九 失衡的利维坦

后记 印象美国

在过去的 20 世纪，美国逐步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头羊以及后冷战时代唯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与此同时，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观念、文化都出现了裂变，经济社会结构的分化，思想观念、政党政治、国家治理的两极化，孕育了一个失衡的利维坦。

贯穿在美国古今之争中的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的斗争，凝结了晚近五六十年来美国两大政党、两种意识形态、两种例外论之间南辕北辙的撕裂，更延续了殖民时代“两个新英格兰”背道而驰的分裂底色。本书追索其背后的历史记忆、政治斗争、文化分歧，并且深入当代美国最为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亨廷顿的思想轨迹，从而更恰切地理解美国的国家性质与国家航向，以及更为现实的现代政治世界与现代政治困境。

欧树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理论（国家理论、民主理论、信息政治）。出版专著：《灵境内外》《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合著：《自由、威权、多元》《大道之行》《小邦大治》；译著：《沃伦法院与美国政治》《选主批判》《抽选的复兴》等；另发表文章若干。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美国文化内战史

（正文P199-205）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选民的投票率一直在50%—60%徘徊，比欧洲落后很多，这让美国人很没面子，并为此提出了诸多解释。比如颇具阿Q精神的“睡狗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因为大部分美国人对政府已经很满意了，所以大家觉得投不投票都无所谓。当然，更多的是忧虑，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就强调，这证明了美国共和主义的衰落，公民们越来越喜欢自娱自乐，公共生活退化，人们不想浪费时间和精力走去投票站。美国新左派认为选举政治已经蜕变为金权政治，成了富人的游戏，这种游戏当然不招大众待见，所以应该超越选举，提倡一种积极的“参与式民主”。更为现实的看法是：低投票率的原因在于贫富分化几十年来持续拉大，美国已经成了分歧严重的两个世界，除了种族、肤色上的黑白分歧，还有社会阶级层面的贫富分化也在撕裂着美国。这是因为，从20 世纪60 年代文化内战开始，美国政治就患上了严重的意识形态病，民主党、共和党两大政党都成了中产阶级上层利益的传声筒，他们在选举过程中制造大量意识形态化的虚假政治选择，将美国政治变得非常两极化。一旦负面竞选成为常态，社会大众对政府的信心每况愈下，普通选民越来越不信任选举能真正解决问题，对政治的疏离感也就愈加强烈，宁愿只做两极化政治的看客。民主过程在美国已经名存实亡，这才是美国人憎恨政治的原因所在。

美国患上的这种两极化意识形态病，一言以蔽之，就是美国的自由派与保守派都太热衷于把经济、社会、政治议题转化成意识形态化的价值议题，把选举政治变成不着调的、文化与道德立场的两极化选择。竞选广告也随之越来越玩世不恭，而这根本无助于解决实际政治问题，沉默的核心选民变成了不耐烦的多数，越来越愤世嫉俗。美国政治走向两极化，这个论断看上去也许颇具争议，但却并非危言耸听，它建立在对“文化价值议题的泛政治化、社会经济议题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议题的两极化”的条分缕析之上。

文化价值议题的泛政治化至为鲜明。20世纪60 年代的文化内战开启了美国政治的两极化时代。左派怀念那个年代“造反有理”的大无畏精神，后来消费时代的“自私文化”与之相形见绌，等而下之；右派则痛斥那只是个礼崩乐坏的年代，抛弃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温良恭俭让，更没有以后以“企业家精神”为代表的健康气质。严格来说，这个时期的保守主义者还完全不是自由主义者的对手。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对大萧条的恐惧让新政自由主义成为在美国具有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并且绵延不绝了60年。反映在政治上就是1930—1993年间，第72 届至第103届国会一直是民主党把持国会众议院（只有第80、83两届例外）与参议院（只有第72、80、83、97—99六届例外）。强大的联邦政府与强大的总统权力先是作为自由的象征，后又作为权利的成本，为美国人不言自明的政治心理基底。

20 世纪60 年代，向自由主义发出猛烈炮火的不是保守主义，而是新左派。“伟大社会”计划被斥为“大烤肉架”，尊重他人的宽容成了“压迫的宽容”，自由主义成了“公司自由主义”，战后繁荣是靠“军事经济”维持高就业率，自由主义的凯恩斯主义成了“军事凯恩斯主义”，美利坚合众国成为“自由世界的帝国”，背负着维护帝国主义的沉重负担。在反越战大旗下，美国的文化内战开始打响，至今仍然看不到止境。新左派与反文化运动团结起来，提出了新的政治口号：“个人的即政治的”，催生了女权主义运动。更多社会群体加入进来，“自由放任”成了时代主题：瘾君子要求废除禁毒法，同性恋者要求废除禁止鸡奸法，女权主义者要求废除禁止堕胎法，黑人要求废除种族隔离法，有人反对文学音乐作品的事前审查，还有人希望所谓“专制国家”解除移民限制、废除酷刑、释放异议分子。结果，美国成了一个对各种意识形态都过于敏感的国家。

新保守主义者站出来，反对“意识形态先行”对制定有效公共政策的严重干扰，标志性事件有两个：一是1965 年《公共利益》的创刊；一是威廉·克里斯托弗成为里根与布什政府保守主义事业的忠实代言人。前者将一盘散沙的焦虑保守主义者聚合起来，后者将中西部的保守主义者与东海岸的知识分子统合起来。新保守主义者强调德性、权威、法律、秩序、家庭、工作以及个体自律，而且精确地把自己的票源定位在低收入白人身上。这就要了自由主义者的命，因为后者把自己定位为劳工、黑人、同性恋和政府雇员等特殊利益的代表。在新保守主义者发起的两极化文化战争面前，自由主义者仓促应战，节节败退。医保、社保、扶贫和平权运动，原本是自由主义者的优良政治遗产，但自由主义者却没有把它们跟大多数美国人的价值共识融合起来，就业、家庭稳定、严惩犯罪、尊重传统的地方关系和邻里关系，这些都在文化内战中被保守主义者抢了去，成了对手吸引独立派、深耕多数派的战略武器。在攻守进退之中，这些文化价值被两党设定成非此即彼的政治选择，而政治、社会、经济议题都被转化成为文化价值议题。

其次是经济社会议题的意识形态化。人们可能很难想象，犯罪率、禁毒、宗教、同性恋、家庭、堕胎、贫困、赤字、通胀、就业，这些属于专业化、职业化领域的社会经济议题在美国都成了你死我活的两极化政治斗争场域。这仍是拜两党与两种意识形态所赐。“放纵”与“自私”，“进步”与“落后”，“进化”与“渎神”，“正常”与“异常”，“传统家庭”与“现代家庭”，“宽容”与“慷慨”，诸如此类的二元意识形态符号划定了文化内战的政治分界线。以家庭议题为例，保守主义者在这个斗争场域轻松击败了自由主义者。一方面，“他们认同‘普通家庭’，反对女权主义，将女权主义者描绘成上层精英，塑造自身的平民形象”。另一方面，“将家庭视为抵御残酷的资本主义市场的缓冲机制，淡化了自己原来支持粗鲁的个人主义的不利形象”。但是，自由主义者仍然纠缠在“进步”与“反动”，“开放”与“顽固”的辞藻中。最离奇的是，穷人被视为需要区别对待的“特殊利益”，富人却不是，这种虚假的政治选择势必要沉重的代价：“一旦家庭、工作等社会价值成为政治辩论一方的专有领域，另一方就犯了大错。原本提倡种族和谐的一方，却为鼓动种族分裂创造了条件，那就表明它的方案走了样。选民们依靠政府有了工作，上了大学，买了房子，做起生意，得到了健康保障，最终体面地退休，却突然说‘政府就是问题所在’。”在社会经济议题上，保守主义者看上去更贴心，他们准确地进行着自我定位：“所谓社会保守主义者，就是有一个女儿正在上高中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还从民主党手中攫取了胜利的砝码，抓住俄亥俄州代顿小镇上47岁家庭主妇的心，这些“既不穷，也不黑，更不年轻”的人，才是手握美国未来的真正多数。讽刺的是，这个多数却是自由主义者最先发现的。

最后是政治议题的虚假极化。在两党和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政府与市场、政府规模、社会开支、减税政策、国防政策等政治议题，也都成了两极化政治的战场。自由主义者身上流淌着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血液，笃信监管干预之下的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必然需要有效的政府体系、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庞大的社会开支，在自由主义者控制政府机构的五六十年代，这些主张最初的确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但是，20世纪60年代晚期，高涨的犯罪率和严重的社会骚乱让自由主义者陷入了困境，公共权威出现了危机，原来支持自己的选民瓦解了，政治实验失败了。新保守主义者乘虚而入，把“公共权威的危机”归因于国家主义与大政府，太多人对政府要求太多，后者已经不堪重负，必须在所有可能的地方“用市场取代政府”。共和党与保守主义者蛰伏了八年，为自己赢得了20 年的政治先机。克林顿向富人增税的政策实现了自由主义的历史性转变，从赤字自由主义转变成为预算平衡的自由主义，于是，在人们心中自由主义不再是大手大脚只管花、不管挣的败家子，保守主义者从此无法再批评民主党代表大政府。但是，保守主义者也不是傻子，小布什敏锐地注意到了大众心态的历史性转移，提出了“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开始将“政府滚蛋，我们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视为有害的定势思维口诛笔伐，他领导的国会共和党人提出的联邦教育开支计划与克林顿1999 年所提出的相差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