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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岁的母亲做出一个决定。

“我要出去住一阵子。”

这是她的原话，简洁明了。为什么要出去住，去哪里住，母亲都没说，这很不像她。在我的印象中，我从没见过母亲有任何关于她自身的决定，仿佛她是一件东西，属于这个家里的任何一个人，唯独不属于她自己。也许她的丈夫和三个儿子，还有我这个女儿在心里也是这样认为的，我们都对这样的日子习以为常：母亲天生就是为丈夫和孩子而存在的。这么多年来，她实际上也一直扮演这样的角色。母亲是在晚饭时说这句话的。我们家九口人围着大饭桌吃饭，父亲，三个哥哥两个嫂子，一对侄子侄女，还有我。加上母亲，本来饭桌上应该有十口人的。怎么说呢，好像从我记事起，母亲从未在饭桌上吃饭。家里人会不断有人要求拿汤勺辣椒酱油醋，等等。母亲一直在饭桌和厨房之间来回忙碌，从没好好吃过一顿饭，久而久之，母亲就不在饭桌上吃饭了。

母亲说完那句话后，她站在饭桌边等着，手里握着碗筷，仿佛在等待谁答应她的请求。然而大家都好像没听到母亲说的话一样，各自吃自己的饭，还一边谈论村里谁家正在起的房子和刚买的大家电。我的侄子这当儿放了一个响屁，被我二嫂嫌恶地看了一眼，正好被他妈，我的大嫂看见了。这个早就想分家的泼辣女人不干了，也不管饭桌上的公公，把筷子一摔，抱起儿子起身就走。我大哥是个怕老婆的男人，立马也放下碗筷。我父亲脖子一挺，朝我大哥呵斥：“干吗？！”在我父亲眼里，怕老婆简直就是一件和败坏门风一样可恶的事情。我大哥起了一半的身子重新坐下来，不过眼睛却不断飘向门口。大哥朝站着的母亲瞪了一眼，说：“还不赶快去看看。”我看见母亲拿碗的手抖了一下，但她没动。

母亲的反应终于引起大家的注意了。但是我敢保证，母亲之前说的那句话肯定没有谁听进去。

父亲发火了：“人死了？还不去看看。”

母亲的嘴唇微张了一下，而后合上了，她朝厨房走去，再也没出来。那晚，我们家的饭桌一片狼藉，脏碗筷和菜碟子扔了一桌。父亲当着儿媳们的面不好发作，绷紧一张脸走进走出。他觉得母亲肯定中邪了。后是我帮母亲把饭桌收拾掉了。一整夜，我一直听见我隔壁的母亲的房间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仿佛她一直在倒腾什么东西。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出门了，一整天都没见她回来，家里一团糟糕。地没人扫，猪鸡鸭狗没人喂，早饭午饭也没人做，我的两个嫂子带着各自的儿女全都回了娘家。这个家一下子陷入“兵荒马乱”之中。父亲几乎气疯了，踢倒了家里所有的凳子。我们都不知道母亲去了哪里，母亲几乎从没离开过家，我们随便在家里什么地方叫一声，母亲都会带着恭顺的、略显惊慌的表情出现在我们面前，手里拿着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后来邻居玉姑见我们一屋子鸡飞狗跳的狼狈相，对我们说，你们妈在毛竹岛锄地呢。父亲和我们几兄妹都糊涂了，不知道母亲在那锄什么地。父亲于是领着我们兄妹四人，一路朝毛竹岛心急火燎地赶去。他一直铁青着脸，那样子看起来仿佛要把母亲怎么样一番。我们几兄妹都没怎么为母亲担心。我们都是在母亲的哭泣声中长大的，已经见怪不怪了。习惯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力量啊！

有必要说一说我们这个有趣的村庄。这是个四面环水的村庄，一条叫“右”的江流着流着，突然在某一段江中心分成两股流水，绕出一块足够建一个上千户人家的肥沃土地，然后又在某一处汇合，重新成为完整的一条江，我们的村庄就应运而生了，村里活着的人谁都不知道这个村庄到底有多少年历史。我们村因此外出和进来都必须渡船。站在连接这条江的大桥上，可以看见我们村庄像一块补丁一样镶嵌在右江里。右江和我们村庄自然是低于大桥的，但是有一年发了大水，江水都漫过桥面了，而我们的村子却毫发未损，只淹了河边几块辣椒地。专家们说，我们村是坐落在一块浮地上，江水上涨时，村庄也跟着水涨船高了，不管江水怎么涨，都不会把船淹没掉。村民们质疑专家的说法，按照他们的说法，我们村庄就等于一个浮在水面上的葫芦瓢一样的东西了，不要说大水，一阵大风都能把它吹走，真是荒谬至极。尽管如此，村民们却从没有谁想过要离开这块能上下沉浮的危险之地。毛竹岛的诞生也和我们村庄一样，只是要比我们村庄小得多，也就两三亩地的模样，还到处是鹅卵石，长着几株还算不错的毛竹，因此叫毛竹岛。它就挨在村边上，到枯水季节，大人甚至可以涉足而过，水只到大腿根处。当然夏季涨水的时候必须得撑竹筏了。从我记事起，这个毛竹岛一直是我们家的，我不知道它到底怎么落到我们家手里。好像村里人也很不屑毛竹岛上的那点沙地和遍地的鹅卵石。那些石头还怪好看的，有些还带有颜色，给江水冲刷得无比光洁。毛竹岛上一直有一座小木屋，那是父亲领着几个哥哥建起来的，我们家曾经在毛竹岛上养了很多年的鸭子，我们把那栋小木屋叫作看鸭房。如今，家里已经很多年没养鸭子了，毛竹岛上的地也不去种。父亲和哥哥们都不稀罕那点地了，他们在村外头包了几百亩土坡，种一种叫鸭舌胆的药材，收益很不错。

不知道母亲怎么会突然到毛竹岛上去锄地。

远远的，我们看见毛竹岛上的木屋顶升起一股淡白色的轻烟，在已经变黑的石棉瓦屋顶上摇曳着。父亲扭头恼怒地看了一眼身后的儿女，像在询问，可我们都不吭声，我们也不知道母亲到底要干什么。我们和母亲隔了一条大概三十米的河面，现在又是夏季，要想过去只能划竹筏了。但那张多年不用的竹筏此时泊在母亲那边的毛竹岛岸边。我们看见母亲在毛竹岛上忙碌的身影，她不断地从木屋里进出，像只忙碌的蚂蚁，搬一些石头进去，又从里头扛出几块腐朽的木头，还踢了一脚那扇会自动闭合的木门，大概嫌弃它自作主张地关起来吧。她只顾忙活，沉浸在她的劳作中，连我们站在河边看她都不知道。我看见岛上那几株毛竹长得更茂密了，枝头上还有几只鸟飞来飞去，很欢腾的样子，仿佛因为久无人迹的岛上来了新客人的缘故。

父亲朝我瞪了一眼，我赶紧往前一站，站到父亲和几个哥哥的前头，朝毛竹岛大喊：“妈！”

母亲在木屋门边站住了，朝喊声张望，然而很快她就进木屋去了，根本没把我们当回事。我回头朝父亲和哥哥们尴尬地看看，哥哥们面面相觑，一脸困惑，而父亲依旧紧绷着脸。我又朝毛竹岛叫了一声，母亲这次连面都不露，仿佛在里面睡着了。我们在江边的举动引起浇菜地的村民的兴趣了，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丢下水桶和水瓢聚到我们身边来，不断问我们发生什么事情。父亲气红了脸，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莫大的嘲讽。他朝村人气呼呼地说：“有什么好看的，都走，走开。”说完他朝几个子女挥挥手，说：“回去，都给我回家去，丢人现眼的。”我们几兄妹只好跟着回家了。

很快，全村人都知道母亲要离开家到毛竹岛独自过活的事情。父亲几乎不敢出门，他怕出门会碰到村人疑惑和嘲笑的目光，在屋里像只困兽一样暴躁不安，又毫无办法。哥哥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药材基地，那里确实离不开人。家里只剩下我和父亲两个人，我要照管家里的猪鸡鸭狗，还得给他烧饭。父亲吃着吃着，把筷子一摔，咆哮道：“这是人吃的吗？盐巴不要钱了啊？你闭眼睛放的？”

我呛他一句：“想好吃自己煮，我又不是我妈。”他瞪了我一眼，显然很无可奈何，于是他朝我拍着饭桌问：“你说你妈到底要干什么？嗯？”

对此，我只能朝他翻白眼。我们几兄妹中，我是不怕他的。有时候我觉得父亲只是披着一副强硬的皮囊而已，里头软弱不堪，我甚至认为他其实是挺怕我妈的。

其间，母亲从毛竹岛回来过几次。有一次是拿半袋大米，一些油盐，两只碗和一双筷子，还有几只家里废弃不用的菜锅和煮饭的锑锅。一个下午，她又从屋后的鸡棚里拽出来几块旧木板扛走了，大概是铺床用的。自从父亲领着几个哥哥出去包地种药材后，家里经济条件渐渐好起来，隔三岔五父亲就张罗置换家里的东西。我们只顾享受添置的新家用，从来不关心那些旧的东西到哪里去了。现在，这些东西被母亲重新翻出来，有些在她的床底下，有些在杂物房里，有些在阁楼上。这些旧东西被母亲蚂蚁搬家一样搬到毛竹岛上了。母亲从我们面前很淡定地搬走那些破烂，我们谁都不敢吭声。母亲拿走的是破烂，我们谁会吭声呢，这些东西假如不是母亲收拾起来，按照父亲的性子早就送人了。父亲端坐在他惯常坐的太师椅上，一声不吭地看母亲走进走出，脸上是一副嘲讽的表情。

母亲后一次回家时，抱走那只晚上习惯缩在她被窝脚睡觉的黑猫，和一卷鼓囊囊的竹席，那里头卷着她的衣物。母亲就这样离开家独自到毛竹岛上过日子了。邻居家玉姑不久给我们带来母亲的一些消息。上次看见母亲坐船出去赶集了，买了几斤板油。前几天母亲和她借三百块钱，买了上百只鸭崽，到江边时她把鸭崽全部赶

玉姑是说母亲还没学会一口地道的本地话。母亲十九岁时被我奶奶买来给父亲当老婆，据说是河北人。我们村里这样的女人不少，本地女人娶不起，买外地女人来当老婆。有些女人是自愿被买来的，因为家里穷得实在待不住，有些则是被拐卖来的。我不知道母亲属于哪一种。由于我们村特殊的地理位置，不管是自愿来还是被拐卖来的，几乎都老老实实在这个四面环水的村庄生儿育女，到死都没再回过一次娘家。据说以前有一个陕西女人是被拐骗来的，看夫家家境贫寒，男人也长得丑，半夜像贼一样逃出夫家，结果她忘了村庄和外界隔一条差不多五百米宽的江水，跑到江边时傻了眼，坐在渡口边一直哭到天亮，后自己回了婆家还被狠打一顿。摆渡的光叔不允许那些买来的外地媳妇上他的船，怕惹麻烦，万一女人趁机逃走了，他的船肯定要被女人婆家一把火烧掉的，除非女人婆家特意交代过才能上他的渡船。允许出去的女人往往是来婆家已十多年，儿女一群，死心了，想走也走不了。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话很少，对我们兄妹四个说不上很疼爱，大半辈子在家里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在这点上母亲倒是比村里那些买来的媳妇好一些，不用下田地。我没见过面的奶奶据说是个厉害女人，对父亲的教诲就是，不能让女人上台面。这个台面泛指一切，包括嘴里说上话，心里做得主，口袋里有钱，尤其是对买来的女人，更是不能对她掏心掏肺。也许奶奶在教诲她儿子时，忘记自己是个女人了。母亲看起来并不怎么让父亲操心，也没逃跑的念头，她几乎很少出家门，尽管父亲早就允许她出渡赶集了。邻居的玉姑，也是个买来的外地媳妇，和母亲关系还算不错，二十多年的老邻居了。玉姑常常从她屋后的菜园子来到我们家厨房，站在门口和母亲说话。她们的本地话其实都说得不地道，话的尾音多多少少带有点她们出生地的调子。这像一个烙印，时间久了也许你会忘记了，但它其实一直不动声色地存在着。这对以姐妹相称的外地媳妇通常都聊些家长里短的话，和村里其他女人没什么区别。只是有些时候我会看见她们俩突然莫名其妙沉默下来，各自脸上带着沉浸在某种冥想里的落寞表情，然后突然被一声鸡鸣或狗叫惊醒，彼此如梦初醒般慌乱相望，又立刻错开对方的目光，像是心照不宣地回避什么。她们这种情形常常令我感到莫名其妙。

母亲到毛竹岛上去住后，我常常看到玉姑拐出她的后园子，朝我们厨房后门走过来，走到半道，她才发现我们家的厨房后门里已经没有母亲了，这令她怅然若失。

“我妈到底怎么了？”有一次我问玉姑。玉姑摇摇头，神色凝重的脸上有种令人担忧的表情，然后叹了口气，朝我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五十知天命，人老了，怕死在外头。”我懒得琢磨。假如连玉姑都不知道，也许只有母亲自己才知道了。

父亲打发我到岛上看看母亲，那是母亲到毛竹岛上居住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的三个哥哥好像不觉得母亲到岛上独自居住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们把家里没人做饭当作借口，趁机不回来了。父亲说他们全都是畜生，那模样仿佛他平时很把母亲当回事。我倒觉得哥哥们对母亲的漠然态度多半是跟他学来的。

其实我知道父亲常常在晚上到江边朝毛竹岛上张望，有时候还会在江边坐好久。江边的沙地上长有不少矮荆棘，一丛一丛的，茂密得能藏住孩子，父亲坐在某一株矮荆棘后面，不打算让任何人看到他。晚上，毛竹岛上的木房里会透出幽暗的煤油灯亮光。那里没有电。幽弱的煤油灯光洒在粼粼江面上，朝父亲伸过来一条半明不亮的水路。有时候还会看见母亲走出木房，拽着一条被煤油灯拖得长长的影子，来到发白的江边提一桶江水进木屋里去了。父亲坐在矮荆棘后面，盯住对面孤岛上那座同样孤独的木屋，有时候到下半夜才回家。我不知道父亲坐在黑暗的江边到底想了些什么。第二天早上我常常看见他搭在椅子上的一件被江边的水汽染得潮湿的长袖外衣。

“去看看是死是活。”父亲对我这样说。

那个下午天有些炎热。我来到江边，端着一个白色铝饭盒，里面是用新鲜荷叶包裹的四个糯米团子。这是玉姑给的，她听说我要到岛上去看母亲，早早泡了糯米蒸上，捏成团子，浇上拌有香油和老抽的剁碎炒熟的肉末。她把糯米团子包在新鲜荷叶上，闻起来非常清香。这不是我们本地的风俗小吃，而是玉姑老家那边的。我们村里有很多这样奇特的风俗小吃，天南地北的，当然，都是那些和母亲一样来到这个村庄的外地女人的家乡风味。母亲从来没给我们家做过她那边的小吃，一副彻底忘掉前生，死心塌地过后半辈日子的模样。

“妈！”我快要上到毛竹岛岸边时，朝母亲喊了一声。我感觉自己像个溺水中的孩子带着深深的恐惧在朝自己的母亲叫喊。那只猫飞快地从毛竹下朝我飞奔过来，停在岸边冲我不断叫唤，不知道是表示欢迎还是对入侵者的抗议。母亲朝我转过身来，我看见她背着阳光而变得暗下来的脸上带着疑惑的表情。她看见站在江里的我，显然吃了一惊，放下锄头，两只手在袖套上不断擦拭，朝我走过来。母亲困惑的表情使我感到伤心，我分明感到一种客气不动声色夹杂其中。其实这是她惯常的表情，只是以前我并不在意。

“有事？”母亲问我。她站在岸边的沙地上，看我从江里走上来。她瞥了一眼我手里的白色铝饭盒，有些不安地说：“我这里不缺什么的。”

显然，假如不是给她带来所需要的东西，母亲是不愿意看到我，或者是家里任何人的。

我有些伤心，把铝饭盒塞给她，然后弯下腰把裤管捋下来。我的裤管全湿了，粘在两条腿上，湿漉漉的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玉姑给你的。我爸叫我来看看。”我有些生硬地说，觉得母亲至少应该对我穿湿裤子而表现出该有的关心，但她什么都没说。母亲打开铝饭盒，我见她清瘦的脸上漾过一丝明朗的表情时，顿时后悔了，也许我也该给母亲带点家里的东西来的，不管她需要不需要，哪怕一壶菜油也好啊。

母亲在毛竹岛上开了两块不小的菜地，估计有一亩。湿漉漉的菜地里已经有嫩黄的菜芽冒出地面了，估计是白菜。在小木屋后背，母亲砍了一些毛竹枝条围成一个鸭舍，一群毛茸茸的鸭崽害冷似的挤成一堆。母亲说足足有一百只。我看着菜地和那群鸭崽，感觉母亲在短时间内是不会回家了。我跟着她进入小木屋，屋里和家里一样收拾得很整齐，摆放着熟悉的旧东西。烧饭的柴火是从江滩上捡拾来的浮柴，整齐地码在由几块大石头垒起来的火灶边。家里的厨房连灶台都是铺瓷砖的，烧饭用煤气，很方便。母亲好像并不介意目前简陋的居住条件，一屋子整齐的旧物件透出母亲的日子并不像我想象中的狼狈。她把玉姑带给她的糯米团子取出来，放到一个边边已经磕了不少口子的瓷盘里，然后把铝盒子放在我旁边的矮凳子上，却不递给我，也没叫我吃糯米团子。我感觉到母亲和我之间缺乏一对母女该有的自然和亲昵的感情，之前在家我从没注意到这些。就是现在，就像现在这样，安静地待在母亲身边，在我长大后似乎没有过，更别提我那三个哥哥了。

“你要在这住到什么时候？”我说。我感觉到和母亲之间的生疏之后，不知怎么的，平时张口就来的“妈”变得别扭起来，像只满怀怒火的小刺猬刺拉拉地朝母亲发问。

母亲又在袖套上擦她的两只手，看了我一眼，说：“这儿挺好的。”

“你不打算回家了？”我顿时有一丝气恼。

母亲沉默着。这一刻我感到母亲对我来说那样陌生，我从来不了解她心里有什么想法。

“哥哥们都不回家，嫂子们也回娘家了，我爸很生气。我每天都给他做饭，照管家里的鸡鸭。”我气冲冲地说，话里有明显责怪母亲的意思。

母亲安静地坐在我对面的矮椅上，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仿佛我说的和她没有任何关系。确实，这和母亲有什么关系呢，她从来左右不了家里任何事情。

我又说：“村里人都觉得我们把你赶出来呢。”

母亲脸上隐隐掠过一丝不安，说：“我自己出来的。”

“村里人不这么认为。”我说，“好好的家你不待着，非得跑到这破岛来住。”

母亲微微张一下嘴，“嗯，”她说了这么一句，然后低下头，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她这副优柔的样子使我感觉我们没办法再说下去了，我担心自己会忍不住朝母亲叫喊起来。我从小木屋走出来，被江里反射的阳光晃得打了个趔趄，差点踩到蹲在门口一直认真倾听我们谈话的老猫身上。我朝母亲的菜地走过去，她刚才在挖一块新开沙地。

“这里要种什么？”我问母亲，顺手拿起躺在地上的锄头。我觉得那两块已经长出嫩苗的菜地已经够大了，足够母亲吃一年了，假如她继续把岛上的沙地都挖来种菜，我真担心她会决定把下半辈子都耗在毛竹岛上，这对于我们家来说是一件可怕而荒唐透顶的事情。

母亲却把手里的空饭盒递给我，我愣了一下就火了，朝她喊：“死老太婆你赶我走啊？”我夺过那饭盒，把锄头摔到地上。

“我走，你就在岛上安家了，死也别回去。”我气坏了，朝母亲叫嚷。我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我们村很多孩子也会这样责骂自己的母亲，和母亲顶嘴。我气鼓鼓朝江边走去，到了江边连裤腿都不卷就直接蹚下去了。

“小妖，小妖，划竹筏过去。”母亲在我身后喊。我听见她解开缆绳和划竹筏的声音，但我没回头，继续朝村庄那边的江边蹚过去。母亲的竹筏很快就划到我身边了，但我依然赌气在水中行走。

“小妖，快上来。”母亲有点儿着急，她划竹筏跟着我，我不理她，把江水蹚得哗啦哗啦响。我们都不再说话，母亲划竹筏，我蹚水，平稳的江面被我们搅出一道道水波，一直荡漾到岸边。我想这场景肯定很滑稽。我看见江岸边淋菜的村人都直直站在菜地里看我们，这让我感到很丢脸。很快，我就走到岸上了，捡起江边的鞋子，头也不回就走。爬上岸堤时我才回头看了一眼江面，母亲依旧撑着竹篙停在稍微靠岸边的江水中，静静站在竹筏上看我，并没往回划。毛竹岛如此孤单地被一片水域包围，小木屋孤独地站立在岛上，而水中一片破竹筏上清瘦的母亲手足无措的样子简直令我对这一切感到发狂。

回家时我几乎要哭着对父亲说，我妈疯了。他躺在太师椅上罕见地一言不发，微闭的双眼露出呆滞的目光，我觉得我们家里的每个人都变得不正常了。

站在村庄岸边上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毛竹岛上母亲那两块菜地一片碧绿，游在江里的黄绒球鸭崽也长到差不多一斤时，母亲已经在毛竹岛上居住快一个月了。她把认为所必需的生活用品拿到毛竹岛上后，再也没回过家，仿佛完全把这个家给忘记了，一门心思在岛上种菜养鸭。期间我又去了两次毛竹岛，给母亲拿米过去。去的时候我是从江里蹚过去的。进入夏季后，下了几场雨，浅滩的江水渐渐涨起来，已经没到我的大腿根，不过天气也渐渐变得更炎热起来，因此我并不在意湿漉漉的裤管。我往往在岛上和母亲待到裤管完全干透了。有时候和母亲清除菜地里的杂草，她种了油菜，长得很不错。有时候我会坐在毛竹下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