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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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汎森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59567
出版时间2017-07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定价72元
货号25110093
上书时间2024-12-15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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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精装）》书正文共有六部分
*章，《傅斯年的早年生活》，介绍傅斯年的成长历程，包括在北京大学的学习，及其与新潮社、五四运动的关系，这些为他日后学术思想的发展、人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新历史学派的形成》，介绍傅斯年在伦敦和柏林的学习，实证主义、自然科学、心理分析及比较语言学都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回国后，傅斯年建立了史语所，集中了一批中国学术的精英，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展开学术研究工作，史语所成为傅斯年们的舞台？
第三章，《走向中国文明多元起源论：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作者向人们展示了上个世纪史学家们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探讨，傅斯年打破了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单一体系，形成新的多元文明起源论，代表著作是《夷夏东西说》（1935年），并重新描绘出古代历史的画卷。王先生检讨了傅斯年的理论的价值、影响及值得商榷之处。
第四章，《反内省的道德哲学》，作者结合了当时的时代思潮，精辟地分析了知识分子群体的矛盾心态，指出傅斯年在反对传统的道德内省哲学时与清代考据派学者在精神上一脉相承，另一方面，他又以西方思想、方法为参照系和武器，对中国的内省的道德传统进行驳斥。傅斯年集中地对“性”、“命”、“令”、“心”这几个关键概念作了详细的辨证，写成《性命古训辨证》（1940年）。
第五章《五四精神的重负》，在这一章中，作者认为中日战争爆发后民族主义兴起、专制政治下民主与独裁辩论的高涨、以及本位文化的鼓吹，都使五四的个人主义、反传统、倡导纯学术等成为一种负担，并阐述这种转变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傅及其同时代人所受的影响。
第六章，《中央集权的统治与一个五四青年的晚年》，傅斯年曾将蒋介石看作*有能力的中国领导人，但是蒋介石的独裁使他感到失望、不满，因此他对蒋的态度是复杂的。作者指出傅斯年晚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已经渐渐缓解了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之间的张力。此外，另有《引言：傅斯年与1895年后的知识思潮》、《结语：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书前附有傅斯年年表，书后附有两篇短文，一篇是傅斯年讽刺顾颉刚推翻中国古代史真实性的方法论的小说片段，另一篇是傅与当时的国民党参谋长陈布雷关于蒋介石的为人的谈话——这两篇短文再次为书的标题作下注释：历史与政治同傅斯年的一生化不开的干戈。
作者简介王汎森，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主要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及学术史; 曾获国立台湾大学学士、硕士;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师从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
目录中译本序
鸣 谢
缩略语
导 论 1895年后的思潮与傅斯年.
傅斯年在中国现代知识界的地位
章 傅斯年的早年
家乡:濒于崩溃边缘的旧社会
傅斯年的成长历程
北大岁月
傅斯年和《新潮》
作为五四游行示威主将的傅斯年
年轻的叛逆者
作为文化批判者的傅斯年
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
传统学术的再评估
创造一个"社会"
"一团矛盾"
第二章 新历史学派的形塑
在伦敦和柏林的学习
傅斯年与史语所
史语所的眼界和目标
史语所的工作
第三章 走向中国文明多元起源论:中国古史的学说
中国古史起源多元论
重建中国古代史
傅斯年学说的影响
第四章 反内省的道德哲学
反内省传统的出现
古代道德哲学的去伦理化
终结内省的道德传统
第五章 五四精神的负担
历史与政治
《东北史纲》
文化认同的需求
爱国主义与反传统
政治选择
第六章 一个五四青年的晚年
政府不端行为的批判者
对民族往昔的两难心理
平抑昆明学生运动
惩治汉奸
"清流"
动荡年代的知识分子:在台湾和台大一寻找道德之源
"归骨于田横之岛"
结语 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
附录一 攻击顾颉刚的小说片段
附录二 傅斯年与陈布雷笔谈记录
参考书目
附论六篇
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
胡适与傅斯年
伯希和与傅斯年
傅斯年与陈寅恪
介绍史语所收藏的一批书信
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
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
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
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到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
《傅斯年全集》总目录
内容摘要《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精装）》书正文共有六部分
*章，《傅斯年的早年生活》，介绍傅斯年的成长历程，包括在北京大学的学习，及其与新潮社、五四运动的关系，这些为他日后学术思想的发展、人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新历史学派的形成》，介绍傅斯年在伦敦和柏林的学习，实证主义、自然科学、心理分析及比较语言学都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回国后，傅斯年建立了史语所，集中了一批中国学术的精英，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展开学术研究工作，史语所成为傅斯年们的舞台？
第三章，《走向中国文明多元起源论：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作者向人们展示了上个世纪史学家们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探讨，傅斯年打破了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单一体系，形成新的多元文明起源论，代表著作是《夷夏东西说》（1935年），并重新描绘出古代历史的画卷。王先生检讨了傅斯年的理论的价值、影响及值得商榷之处。
第四章，《反内省的道德哲学》，作者结合了当时的时代思潮，精辟地分析了知识分子群体的矛盾心态，指出傅斯年在反对传统的道德内省哲学时与清代考据派学者在精神上一脉相承，另一方面，他又以西方思想、方法为参照系和武器，对中国的内省的道德传统进行驳斥。傅斯年集中地对“性”、“命”、“令”、“心”这几个关键概念作了详细的辨证，写成《性命古训辨证》（1940年）。
第五章《五四精神的重负》，在这一章中，作者认为中日战争爆发后民族主义兴起、专制政治下民主与独裁辩论的高涨、以及本位文化的鼓吹，都使五四的个人主义、反传统、倡导纯学术等成为一种负担，并阐述这种转变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傅及其同时代人所受的影响。
第六章，《中央集权的统治与一个五四青年的晚年》，傅斯年曾将蒋介石看作*有能力的中国领导人，但是蒋介石的独裁使他感到失望、不满，因此他对蒋的态度是复杂的。作者指出傅斯年晚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已经渐渐缓解了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之间的张力。此外，另有《引言：傅斯年与1895年后的知识思潮》、《结语：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书前附有傅斯年年表，书后附有两篇短文，一篇是傅斯年讽刺顾颉刚推翻中国古代史真实性的方法论的小说片段，另一篇是傅与当时的国民党参谋长陈布雷关于蒋介石的为人的谈话——这两篇短文再次为书的标题作下注释：历史与政治同傅斯年的一生化不开的干戈。
主编推荐王汎森，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主要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及学术史; 曾获国立台湾大学学士、硕士;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师从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
精彩内容
1896年3月26日，傅斯年出生于山东聊城。他的祖先从15世纪起就在那里生活，1467到1487年，其先祖江西人傅回祖在山东西部冠县地区做县令。据墓志铭记载，当傅回祖任期结束时，当地人民请求他留下来，“乃留三子以抚慰之”。傅回祖的两个儿子后来从冠县迁到聊城附近。从那时起，聊城成为傅家这一
分支的“故乡”，到了傅斯年出生时，傅氏家族在此生活了十四代。
晚清时代，聊城的地理环境及其社会衰败给傅斯年的成长以相当大的影响。家乡的命运一直与大运河和八股文的命运相伴随。大运河是这一地区的经济支柱。“它的河网刺激着贸易发展，联结着相邻的各个地区，运河上的商业运输是私人和公共财富的来源，它的节奏影响着沿岸地区几百万人的生活。”聊城是大运河沿岸的一个重要港口，她的命运同运河的兴衰息息相关。对于聊城的居民来说，这是幸运，也是不幸。几百年来运河给城市带来了易得的财富，使聊城成为长江北岸四个主要的内陆港口之一。然而，当大运河干涸的时候，这个城市又仿佛失去了存在的活力。傅斯年的童年时代，聊城周围地区已经丧失了富源，在幼小的傅斯年的眼中极端落后。这一地区与山东东部形成了鲜明对比，那里虽然贫瘠多山，因交通不发达而经济萧条，但竭力发展工厂、商业和水利灌溉，并最终成为中国重要的商业区之一。傅斯年将他的家乡同山东东部和中国沿海相比较，将鲁西描绘成一
个疲敝的地方，有“一无是处”和“微温”的人民。
旧的社会无力改变自己，只有坐待枯槁，缓慢走向不可避免的死亡。
结果，这一地区成为叛乱的温床。从清朝中期开
始，山东西部成为中国最动荡不安的地区之一，在清朝后期更加剧烈。清早期的一个叛乱——1774年的王伦叛乱发生于此，1861年的宋景诗(1824—？)叛乱，当然还有义和团起事均发生在这个地区。对官吏们而言，“鲁西”，即山东西部，尤其是傅斯年家乡的附近地区，是充斥着各种不满的社会组织的地方。但另一方面，聊城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因精通科举考试成功的钥匙——八股文而闻名遐迩，并因此而制造出许多教职和官场生涯的机遇。在八股文化灭亡和1905年科举考试废除之前，聊城的生活比鲁西其他地区要好一些，这使它免于卷入鲁西整个地区的地方性叛乱。
但与八股文紧密相连的保守文化，也限制了聊城的精英们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阻碍了扭转地方经济所必需的新式工商业的发展。
傅斯年的童年时代，鲁西的民众大多从事农业劳动，在街上可以看到捡拾牲畜粪便的农人。女人们在家织布，孩子们帮助父母做一些杂事。虽然他们年复—年地日夜劳作，但即使当地的有钱人也只能过上低水平的富裕生活，一年中唯有二三特殊场合才能吃肉。盗匪、士兵和土豪恣意扰乱了人们的生活。当地人大都忠诚、温和、品行端正，但太软弱，不足以抵挡官方和入侵者的压力；又太安于现状，不愿改变熟悉的生活方式来适应变化的外界环境。简言之，傅斯年对这个衰败的疲弱社会的萧瑟描绘，决不仅仅是—个年轻叛逆者的胡言乱语。
但旧社会的凋敝和科举制度的废除并没有减少人们对传统文化观念的依赖。1919年，傅斯年悲哀地说，他在家乡看到的是，失去生命力的古老文化虽然已无力阻止当地社会的转型，却仍旧有能力抵制新文化，并阻止它的居民向外国学习。山东难以完成清政府分配的出国学生名额，地方政府甚至到外省找人来补足。山东全省，尤其是聊城，在建立新式学校方面落后于其他地区，因为这里既缺乏学生，又缺乏师资。
傅斯年回忆故乡时，曾经叹息说，他的家乡是土
匪和士兵的栖息所。尽管如此，不能否认，这个地区曾孕育了许多英雄人物。傅斯年儿时的聊城民风中有各种各样的特点：好战、爱国、保守、神秘和反基督教。武士与智者的混合体时常体现在傅斯年的祖父傅淦(1844-1922)的性格之中，而祖父对傅斯年的性格
养成最具影响。
根据傅斯年的家谱记载，傅淦字笠泉，是一个杰出的武术师和文士。就中国传统而言，沉浸于武术的文士并不多见，但聊城的地方传统是文武兼备。义和团运动就是由当地几个有声望的文士发起并支持的，至少在其初期是如此。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傅斯年家族与叛乱有关，但是他的家族成员显然分享着这一
地区的舆论氛围。譬如，傅笠泉在他的家乡以反对基督教而闻名。拳乱之后，美国福音派传教士取代了德国传教士，已经五十多岁的傅笠泉在阻挠、干扰美国传教士劝人皈依基督教的努力中极端活跃。19世纪初，一个美国教士正在对聊城的公众宣讲圣女玛丽亚的故事时，傅笠泉迅速跳上讲台宣称：耶稣无父而生完全不真实，其实是耶稣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 感到愤怒、震惊的听众将传教士轰下台。另一次，当牧师解释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拯救世界”时，傅笠泉又跳上讲台说：“（牧师说耶稣为救人类而死，自然是位义士。）中国的忠臣义士，向来视死如
归，含笑入地。但各位请看，这图上的耶稣，垂头闭目，一脸莫可奈何的样子，未免有些那个！”随即人群向牧师大吼，布道又一次被打断了。
傅斯年任性的祖父对傅家的衰败负有主要责任。
他在晚清获得了拔贡的头衔，然而这个头衔在官场却是前途渺茫。虽然他有很好的家族关系，但傅笠泉从未当过官。他有时在私塾教书，但大部分时间都闲散街头。他的家人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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