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中国书法之美:第二卷:隶书唐翼明广东教育出版社9787554834992

在中国书法艺术中，隶书是一种承先启后的书体——它让汉字从象形符号演变为抽象线条，让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书法之美”系列第二卷——隶书卷，从汉代、唐代及清代的隶书碑帖法书中精选13件名品，如有“隶中之草”之称的《石门颂》，“汉隶之可师法者”《乙瑛碑》，“守古法而庄重严正”的《荐福寺碑》，具有“庙堂之气”的《虞仲翔祠碑》，等等。并邀请13位书法专家从技法、心法与精神三个层面，一对一讲述《石门颂》的高浑奇逸，《乙瑛碑》的气象雍容，《礼器碑》的清超遒劲……尽现隶书的波磔之美、意韵之美，帮助读者读懂藏在其间的古朴庄重与雄放洒脱并存的中国美学精神，在喧嚣浮躁的现实世界中，于一笔一画间，通法、知美、悟道，进而定静生慧、滋养性灵。

主编 唐翼明

唐翼明，1942年生于湖南衡阳，著名作家唐浩明胞兄，享誉海内外的魏晋文化史专家、书法家。1981年获得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硕士学位，是新中国SHOU位硕士学位获得者。同年赴美，先后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硕士、博士学位，是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嫡传弟子。曾任台湾文化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台湾政治大学教授。现任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长江书法研究院院长。

唐翼明出身文化名门，家学甚严，学术专长为魏晋文学与魏晋思潮，著作甚丰，著有《魏晋清谈》《论语诠解》等。书法擅行草，曾在纽约、东京、台北多次举办书法个展，出版书法作品《湖湘四典》（与沈鹏、李铎、卢中南合书，唐书《桃花源记》，行书），《故宫百联》（与卢中南、谷有荃、刘文华合书，唐书其中25联，行书）。

副主编 张天弓

    张天弓，书法家，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华中师范大学长江书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著有《中国书法大事年表》。

壹 《石门颂》：隶中之草，高浑奇逸 / 1

《石门颂》的书写性极强，但又不是实用书写常见的那种随意、放肆，而是一种艺术化的书写性，这或许是其被称为 “隶中之草”的真正原因。

贰 《乙瑛碑》：骨肉匀适，情文流畅 / 41

由于《乙瑛碑》书体端庄，气象雍容，用笔技巧成熟并有规律，历代都视其为初学汉隶的津梁，被认为是“汉隶之可师法者”。

叁 《礼器碑》：清超遒劲，浑厚从容 / 71

《礼器碑》落笔蓄势敛锋，凝重而内劲，收放有度，有的笔势取篆意而变化，点画中有着很强的弹性，瘦硬而含蓄，细赏不失浑厚，远观又不失飘逸，这正是其高妙之处。

肆 《衡方碑》：方正深朴，古健倔强 / 99

《衡方碑》残泐颇重，很多字斑驳陆离、漫漶不清，于是具有浓重的“金石味”。应该注意的是，我们在尽情享受这天然与人工合奏的金石交响乐时，不要忘了“透过刀锋看笔锋”，甚至“透过残泐看笔锋”。

伍 《西狭颂》：雄迈静穆，汉隶正则 / 137

从大的艺术风格、艺术境界、艺术美等方面来看，《西狭颂》可谓刚柔相济、巧拙并用、方圆兼备、虚实相生、动静皆宜、雅俗共赏，不愧为汉隶中的代表之作！

陆 《史晨碑》：平淡之相，瑰丽之质 / 169

《史晨碑》的一笔一画都在轻松中，并无刻意求其动感，通篇亦无惊人处，显得波平浪静，天宇平阔。如何认识中正之美，如何持守创作心态，如何表现，都可以在《史晨碑》的欣赏中找到答案。

柒 《曹全碑》：秀美飞动，逸致翩翩 / 193

存世的汉碑中，《曹全碑》较为清晰，字画完好，书家临写汉碑不再是雾里看花，千年来恍若“天机”的汉隶古法展露无遗。

捌 《张迁碑》：端直朴茂，方正尔雅 / 233

相较于《礼器碑》《曹全碑》《史晨碑》等典型东汉碑刻的谨严风致，《张迁碑》实在是草率了些，但也因此体现出了“古拙”的意趣，能够“调剂”人们学习其他各种汉碑过程中风格上所存在的偏失。

玖 《荐福寺碑》：瑰伟壮丽，风流闲媚 / 259

韩择木隶书从格局气象上无法与汉魏相颉颃，但能守古法而庄重严正，在唐代隶书普遍追求装饰整饬的风气中，是独树一帜的。

拾 《临西岳华山庙碑隶书册》：沉雄雅秀，古拙新媚 / 289

《临西岳华山庙碑隶书册》结体取扁，姿势取动，用意取爽，用笔取利，整体风格稳定一致，表现手法成熟，将原本属于“详而静”的正体八分书，写出了“简而动”的“草率”意味，与前贤时人大相异趣。

拾壹 《敖陶孙诗评十条屏》：貌丰骨劲，大气磅礡 / 329

《敖陶孙诗评十条屏》中的大部分字形都比较规整平正，这正是汉隶的精髓。邓石如在以篆入隶的同时，又进行了以隶入篆的努力，二体相互为用，互补短长，这也是他超出同时代人的地方。

拾贰 《虞仲翔祠碑》：抱朴含真，陶然自乐 / 355

伊秉绶的隶书在笔画上与传统汉隶有很大的不同，他省去了汉隶横画的一波三折，代之以粗细变化甚少的平直笔画。总之，其书法融合秦汉碑碣，古朴浑厚，“有庙堂之气”。

拾叁 《临张迁碑册》：篆籀意趣，雄浑古厚 / 381

《临张迁碑册》在结构上基本遵循原作，只不过在用笔上，何绍基使用的方法，是自己探索出来的带有篆籀意趣的中锋笔法，他以这种笔法写所有的汉碑，也可以说是“以己法临古”。

图版说明 / 405

在中国书法艺术中，隶书是一种承先启后的书体——它让汉字从象形符号演变为抽象线条，让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书法之美”系列第二卷——隶书卷，从汉代、唐代及清代的隶书碑帖法书中精选13件名品，如有“隶中之草”之称的《石门颂》，“汉隶之可师法者”《乙瑛碑》，“守古法而庄重严正”的《荐福寺碑》，具有“庙堂之气”的《虞仲翔祠碑》，等等。并邀请13位书法专家从技法、心法与精神三个层面，一对一讲述《石门颂》的高浑奇逸，《乙瑛碑》的气象雍容，《礼器碑》的清超遒劲……尽现隶书的波磔之美、意韵之美，帮助读者读懂藏在其间的古朴庄重与雄放洒脱并存的中国美学精神，在喧嚣浮躁的现实世界中，于一笔一画间，通法、知美、悟道，进而定静生慧、滋养性灵。

主编 唐翼明

唐翼明，1942年生于湖南衡阳，著名作家唐浩明胞兄，享誉海内外的魏晋文化史专家、书法家。1981年获得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硕士学位，是新中国SHOU位硕士学位获得者。同年赴美，先后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硕士、博士学位，是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嫡传弟子。曾任台湾文化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台湾政治大学教授。现任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长江书法研究院院长。

唐翼明出身文化名门，家学甚严，学术专长为魏晋文学与魏晋思潮，著作甚丰，著有《魏晋清谈》《论语诠解》等。书法擅行草，曾在纽约、东京、台北多次举办书法个展，出版书法作品《湖湘四典》（与沈鹏、李铎、卢中南合书，唐书《桃花源记》，行书），《故宫百联》（与卢中南、谷有荃、刘文华合书，唐书其中25联，行书）。

副主编 张天弓

    张天弓，书法家，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华中师范大学长江书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著有《中国书法大事年表》。

序 言

早在秦王朝建立以前，秦国日常应用中已经出现一种笔画方折、结体简约、书写便捷的书体——隶书。这可以在1980年四川青川郝家坪秦墓出土的木牍上得到印证。秦隶依然保持了篆书修长的结构和笔画的纵势，而逆入平出的笔法和波磔挑法已渐渐明显。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兼并六国，统一天下，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秦代常用的有八种书体：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其时因“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隶书书写便易，应时而出。《汉书·艺文志》云：“是时（秦）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隶书”之名，其来源就是“施之于徒隶”。其实，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秦国已有隶书的雏形了，书法史上有许多名称往往是以后追加的。

汉承秦制，关于西汉前期的隶书，我们现在看到多的还是出土的竹木简牍。如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西汉高后二年，前186）、高台木牍（汉文帝前元七年，前173）、凤凰山汉简（汉文帝前元十六年，前164），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和竹简遣册（西汉早期）、沅陵虎溪山汉简（汉文帝后元二年，前162），湖北随州孔家坡汉简（汉景帝后元二年，前142）等都承袭了秦简的隶书书风，篆书的结构在不断减弱，隶书所特有的波挑在逐渐形成，这是刻意而作的，是一种审美情趣使然，是对艺术的自觉创造。不过仍保持纵势，字形较为修长。

汉武帝即位不久，就出兵反击匈奴袭扰，并一直坚持到暮年。二十世纪以来，在敦煌、居延、罗布泊一带亭燧关塞发现、出土的数以万计的简牍，就是从西汉武帝直至东汉初年这一时段边陲将佐吏卒遗留下来的文书簿籍、传符检署，甚至还有用作临习小学篇章的觚。

敦煌汉简编号1922的为汉武帝太始三年（前94）简，其书改西汉早期波磔作纵势的写法，而完全取横势，每个字都呈扁阔形，左波右磔都较其他笔画丰肥，隶书已趋于成熟。至西汉宣、元、成帝三朝，凡隶书简，虽各人风格不一，但其转折处笔锋转换方折，波磔充分向左右伸展，并恣意地显示毛笔提按粗细变化的柔畅美。如居延汉简1328号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简，1511号、1512号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简，1523号汉成帝建始元年（前32）简，1524A号、1524B号汉成帝河平四年（前25）简等，说明书写者已熟练掌握了隶书的书写规律，挥运自如，隶书已完全成熟了。这一特征的书体到东汉末期一直为日常应用。汉代以后，仍作为铭石书而沿袭使用。

证明西汉中晚期隶书已完全成熟的有力证据，莫过于1973年河北定县（今河北定州）八角廊四十号汉墓出土的大批竹简古籍。墓主经考订为中山怀王刘修，其卒年为五凤三年（前55）。这批古籍都是用工整匀称的隶书缮写的，用笔逆入平出，主笔皆蚕头燕尾，中段稍提笔收束，波磔较丰肥，结构宽扁，重心安稳，形态舒和。东汉中晚期的著名碑刻，如《乙瑛碑》《张景残碑》《元孙残碑》等，用笔结体与之极为相似，已完全脱尽了篆书笔意。

隶书的笔法较以前的书体要丰富，其体势和波磔跌宕起伏，显示出独特的美感。产生隶书形式美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实用。隶书自汉武帝时开始向扁阔的结构定型，很大的原因可能是要尽可能在狭长的竹木简上将字写得大，而一简中容字又要多，容字多就可以节省篇幅，但是字与字之间不能太挤，要留有一定间距，以便能清楚舒适地阅览，于是将受篆书影响而保持纵势的古隶尽量压扁，下垂的波磔使其向左右伸展。二是美观。篆书是引书，其用笔婉转而少粗细变化，古隶则逐渐产生了带有华饰功能的波磔，但是波磔表现在纵势的字体上，往往使文字结构不平衡，且下垂的波磔占用了简上太多的空间，当波磔横向伸展时，并不影响结构的平衡，反而使重心更加安稳，在形态上更具美感。

汉简成熟的隶书笔画向纵向延伸的情况，一般出现在一篇的结尾一字的末一笔竖画。这一笔往往又长又粗，显得十分有力、醒目。一方面由于简上还有空余部分，可以让笔画舒展，另一方面也表示文章至此结束。这一有规律的写法，往往可以使学者用以定散乱的简册之次序。如甘肃武威磨咀子十八号汉墓中著名的“王杖十简”，出土时已散乱，其排列顺序，各家意见有所不同，郭沫若曾根据这一写法的规律，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排列法。但是也有在简文中间将有些字的竖画写得很长的情况，如“年”字的一竖常常写得很长。这在汉代的碑刻中也时有所见，如西汉《五凤二年刻石》中的“年”字，东汉《石门颂》中的“命”“升”二字，《张景残碑》中的“府”字等。前人认为汉人将“年”“命”等字写长，是为了祈求长年、长命，笔者认为恐怕并非如此，而是书者兴致所到，追求笔姿之放逸。

1959年7月，甘肃武威磨咀子六号汉墓出土的《仪礼》木简，约书写于西汉成帝时期，整篇抄录儒家经典。书手有着高超的书法修养。其结体左敛右舒，重心偏向于字的左侧，顾盼生姿，笔画轻纤而不软弱，粗细变化，飘洒流动，有百炼钢化作绕指柔的感觉。由于运笔较快，一些笔画往往出锋收笔，致使一些撇、钩、捺等笔画类似后世的楷书。这在汉隶碑刻中是不多见的，尤其是一些端庄严正的丰碑巨刻中的隶书，“撇”的收笔都是留驻稍顿藏锋，或是逐渐丰肥，后顿笔趯起，而类似楷书的“钩”几乎没有，“捺”的收笔大多是微微上翘。这使我们看到了楷书是由隶书简捷书写而逐渐形成的一个例证。楷书的一些特征，在西汉后期隶书成熟时就已经孕育了。

西北地区出土的简牍，有较大一部分是新莽时期和东汉初期的，其隶书承袭了西汉后期的书风。出土的东汉中后期简牍数量甚少。甘肃甘谷东汉墓中出土的桓帝延熹元年至二年（158—159）的二十三枚“两行”木简，是宗正府卿刘矩上给皇帝的奏书，以诏书形式颁布州郡奉行，是一种官方文书。凡汉代朝廷下达的诏书及郡国承转的诏书，大多在末尾署上属、掾或令史、书佐之名。这些木简的书写者，自然就是当时的令史、书佐一类文吏。这些字的主笔画伸展很长，中心结构紧密，字虽小，而逆折钩趯非常分明，刚健奔放而不草率，笔力可搏犀象，其结体和用笔，与早于此简的《阳嘉残碑》（133）和晚于此简的《孔彪碑》（171）、《曹全碑》（185）有十分相似之处，应是东汉中后期官方文书的典型书体。

汉代有种大扁书，写在木板上，榜于乡市通衢里门，也有的直接书写于墙壁，告示吏民，字因而要写得大，以便看得清楚。汉简中有“居延都尉德库丞登兼行丞事下库城仓 ……明白大扁书乡市里门亭显见”文。1987年在甘肃敦煌和瓜州交界处发现了汉代的悬泉置，遗址中有一处墙皮较完整的墙面，长222厘米，宽48厘米，上书西汉平帝时太皇太后颁布的一道诏令，题为《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为安汉公王莽奏请然后逐级下达各地方的文书，内容为规定四季的不同禁忌和要注意的事项，用毛笔大字书写，应是大扁书的实物遗存。重要公文用大扁书书写，且应该是用有波磔的隶书书写的。

汉简中除了有波磔的典型隶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波磔不明显，笔画长短、结体疏密不讲究的书体，这种书体相应地比有波磔的隶书要简捷、“草率”。其中有些被文字学家称为汉隶中的“粗书”或“新隶体”。西汉中期有些隶书即已没有明显的波磔，起笔稍加顿驻，横画收笔也有回锋，而“撇”则出锋，收笔较尖，这些和后世楷书、行书有相似之处。如敦煌汉简2165号简〔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简〕，这是因笔势连贯、书写速度加快而自然形成的。敦煌汉简796号简为宣帝元康元年（前65）所书，其中有些字有丰肥的波磔，因书写快捷，有些字则完全取消了波磔。捺笔丰肥，是魏晋楷书较为显著的特征，这一特征到北朝后期的写经中仍然保持着。敦煌汉简1161号简〔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所书〕之横画折笔都明显向里钩，与行书、楷书写法几乎一样。到东汉中期以后，简牍中经常能见到和行书、楷书接近的书体，如敦煌汉简中顺帝永和二年（137）所书的1974号简和没有纪年的1985号简、2390号简等。其他载体上类似的书体还有传世的汉灵帝熹平元年（172）解殃陶瓶上的朱书和东汉晚期安徽亳县曹氏宗族墓砖刻字等。传说东汉晚期刘德昇创行书，而钟繇、胡昭俱学之于刘德昇。钟繇兼擅各体，尤精隶、楷。行书、楷书兼长的书法名家产生于东汉晚期，是有可能的。

汉代隶书，真正璨若群星、彪炳后世的应是汉代碑刻。西汉尚无如东汉在形制和功用上能称为“碑”的石刻流传，故凡所见刻有文字之石，概称之为“刻石”。西汉刻石数量甚少，而以隶书刻字者又仅占其半。现在能见到的有汉武帝时霍去病墓石题“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孟”十字，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四川巴县（今重庆巴南）《杨量买山地记》、五凤二年（前56）山东曲阜《五凤二年刻石》、五凤年间（前57—前54）江苏江都甘泉山《广陵王中殿刻石》，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山东平邑《麃孝禹刻石》，新莽天凤三年（16）山东邹城《莱子侯刻石》等十余种。西汉刻石类别很杂，形制不固定，字数较少，石质粗粝，不甚磨治。书风雄浑朴茂，凝重简率，书写不重款式，一任自然。由于西汉刻石风气并未形成，故尚未有技艺高超的一批石工产生。刻工较粗率，锥凿而成，能表现笔意者较少。到新莽时期，墓葬渐趋豪华，墓室内开始用画像石装饰，石工技艺逐渐向工致精细方面发展。一些篆隶书刻石,如《居摄两坟坛刻石》《莱子侯刻石》《郁平大尹冯孺久墓室题记》等都十分注意行式的整齐，有些还加界栏。那些世代相传、技艺逐渐精湛的石工，是东汉产生辉煌的碑刻书法艺术不可或缺的人才条件。

东汉时期，由于统治者提倡名节孝道，社会上树碑立传、崇丧厚葬蔚为风气，各种碑刻门类几乎齐全，诸如碑、墓志、摩崖、石阙、石经以及其他类型杂刻皆大备，碑刻数量多得难以估计，以致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既靡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又增长了虚伪掩饰的风气。汉献帝建安十年（205），曹操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立碑的风气于是稍稍煞住。魏文帝曹丕在洛阳天渊池建九华殿，殿基全用洛中故碑累叠起来。以后历代兵燹灾厄、造桥筑路、牧竖毁损、亡佚兔灭，又不知凡几，而今考古从地下不断有所发现，存世两汉刻石或碑刻已毁佚而拓本幸存者，共有四百余种，其中绝大多数是东汉碑刻，尤其集中在东汉中后期，可以想见当时碑刻之盛。现存汉代碑刻多的地区是山东、四川、河北、河南、陕西等，另外北京、山西、江苏、安徽、浙江、湖北、云南、甘肃、青海、新疆等地区也有保存和出土。

碑帖，是古人学习书法普及的范本，在我国书法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至巨。古人对汉代书法的了解和隶书的研习，其主要依据是东汉的碑刻。

汉代碑刻根据其不同类别，其书法会有不同的特点。简述如下：

碑

东汉的碑，有圆首、尖首和平首三种。圆首、尖首碑的正中或偏上方往往有一圆孔，名曰“穿”。典型的碑，有碑额，上面刻碑铭题署。碑之正面称“碑阳”，背面称“碑阴”，两侧称“碑侧”。碑下有座，起稳固作用，称为“趺”。趺多作长方形。前人以为碑要到六朝时才作螭首龟趺，而东汉灵帝光和六年（183）四月立的《王舍人碑》和献帝建安十年（205）三月立的《樊敏碑》，均作螭首龟趺。典型的碑式在东汉早期，即光武帝建武元年至章帝章和二年（25—88）尚未有发现。汉碑碑阳一般刻正文，记事颂德，如《乙瑛碑》《礼器碑》等。墓碑列墓主名讳、籍贯、履历。碑文末尾常系四字一句的铭辞。正文如果碑阳刻不下，则连续刻于碑阴，如《鲜于璜碑》。人之生前死后皆可立碑，立碑者除子女外，还有门生、故吏。碑阴一般列门生、故吏姓名及出钱数目，如《孔宙碑》《张迁碑》等。有碑阴写不下写于碑侧者，如《礼器碑》。非门生、故吏而出钱者，谓之义士。

汉代各类碑刻，所书刻的文字较为庄重、讲究，行列整齐，有些碑还有棋枰方格书写。碑阴和碑侧的字相对于碑阳的字，要活泼、随意些。

汉碑石材选取甚为讲究，有专门的人去选石、采石，为的是勒铭贞石，以垂久远。由于立碑之目的是使碑主的事迹、功德传世，故撰书者为何人并不很重要，一般碑铭都是由令史、书佐等地位不高的文吏撰书。当时碑铭体例大多不列撰书者名，只有少数例外，如《西岳华山庙碑》《樊敏碑》等有书者之名。而刊刻造作的石工名字却常常隶于碑末，这是受当时物勒工名制度的影响。

汉碑以山东一带多，而今传世的汉碑主要集中保存于曲阜孔庙和济宁汉碑廊等处。

墓志

墓志是将墓主姓名，有的还附有爵里、卒葬年月、生平事迹及其他有关内容，写刻于砖、石（后世也有以木、瓷等为载体者）而设于圹中者。汉代的墓志形式不固定，后人所加的名称也多不同，有葬砖、墓志、柩（椁）铭、墓室题记等。

单设的石质墓志早实物，是东汉殇帝延平元年（106）《贾武仲妻马姜墓记》，高46.8厘米、宽59厘米，扁方形，洛阳出土，志文有一百八十多字，散文，所记内容、形式类似同时期的墓碑碑文。还有山东邹县（今山东邹城）出土的汉桓帝延熹六年（163）《□临为父通作封记》，作正方形；山东高密出土的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孙仲隐墓志》，作圭形。这类墓志数量极少，且无固定形制。

东汉的刑徒墓葬中大多有葬砖。如1964年发掘的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五百二十二座，共出土葬砖八百二十余块，每一墓中一般放两块葬砖，少数有不放葬砖及放一块或多至四五块的。凡一墓中有两块葬砖以上，除死者本人的葬